精神分析经典案例:费伦茨与R.N. 案例
王健
《古典精神分析学的早期理论转向:亚伯拉罕、费伦茨和兰克研究》
在费伦茨的精神分析实践中,他对R.N.的分析治疗可以被视为反映其临床思想的最具代表性的案例。这一案例不但催生了颇具争议的相互分析技术,而且更让费伦茨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关于童年早期创伤的新范式,即言语的混乱理论。
(在精神分析运动早期,弗洛伊德认为童年期性诱惑对成年病人有着创伤性影响,同时也认为这是神经症产生的病原性因素之一。但是到了1897年,弗洛伊德在写给弗里斯的一封信中说自己所相信病人的性诱惑的报道实际上是个错误,尤其是他不能相信所有关于妇女乱世报道的真实性。从那以后,弗洛伊德就认为,病人所提到的童年性创伤只是一种建立在本能驱动之上的幻想记忆,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费伦茨经过多年的临床观察和治疗之后,发现病人所报告的童年期创伤尤其性创伤是真实发生过的,并不是一种妄想或虚构,于是,费伦茨在扩展并深化弗洛伊德早年所抛弃的性诱惑假说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创伤新范式——言语的混乱理论。遭受性创伤的儿童感受到的是伤害,而这时实施伤害的一方或双方传递给孩子的信息则他们是通过性欲来表达爱,且事后儿童还被告知,如果把这种事情说出去的话,那么他或她将会受到身体的伤害,更糟糕的是,父母的一方更可能威胁儿童说将收回对他或她的爱,结果儿童内心陷入了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模糊了儿童的现实感。简单说,成人把伤害附以爱的名义混淆了儿童的爱的体验。)
有人认为这一案例的意义在于“留给我们的是关于创伤的本质和治疗的一种清晰和真实的观点,重在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变奏曲形成了对比(而非反对),并使整个精神分析进行曲得以充实”。伍斯滕(B.Wolstein, 1997)认为,在对精神分析治疗演进的贡献上,费伦茨的“R.N”个案的意义可以与弗洛伊德的少女杜拉(Dora)治疗案例相提并论。费伦茨对病人R.N.的治疗从1924年开始直到1932年结束。R.N.是一位遭受着严重创伤和障碍的妇女,表现出了慢性疲劳、自杀意念、多重人格和失忆症等众多症状。她报告了从其一岁半开始,她的父亲就在身体、情感以及性方面对她进行虐待,并且试图遗弃甚至毒杀她。费伦茨对赛文的治疗按时间顺序记录在了他的《临床日记》(1988)中。
一、 R.N.案例的基本情况
在精神分析运动史上,费伦茨以及其他人并没有确切地描述过R.N.的具体出身背景,人们只能通过当代英国精神分析研究者克里斯托夫.富尔顿(Christopher Former)后来对其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的访谈记录略知一二。R.N.是费伦茨给这一案例的病人伊丽莎白·塞文(Elizabeth Severn)的代称。塞文于1879年出生于美国的中西部地区,她虽然没有取得过正式的大学文凭,但是在伦敦和纽约的心理治疗实践上却获得了一些成功。她最初的职业可能是舞女。到了世纪之交,她结婚并有了她的女儿玛格丽特。1905年,她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之后便去了德克萨州。
抑郁——这些常常让她想自杀”的痛苦。这种状况的持续恶化使得她不得不去寻求专业心理治疗师的帮助。在咨询过纽约市的一名治疗师感觉无效之后,于是把最后的希望目光投向了她所称之为的“最后的依靠的分析师”(analyst of last resort)——布达佩斯的费伦茨。于是从1924年~1932年,费伦茨和她的长达八年的艰难治疗从此开始,期间她只是偶尔回趟纽约。
实际上,伊丽莎白·塞文也不是R.N.的真实名字,她的真实姓名叫莱奥塔·布朗(Leota Brown), 塞文这个名字只是她在其《心理治疗:原理与实践》(1913)一书中给自己所起的假名。她的这本书中包含了以意志力、梦、视觉化(visualization)以及心灵感应(telepathy)等为主题的方法。塞文在刚离婚不久的一段时间内遭遇到了心理障碍的痛苦,那是便产生了要成为一名治疗者的想法。塞文在德克萨斯州主要依靠按户访问售卖百科全书谋生,同时帮助她的客户解决一些生活问题,这最终导致她设立了一间专门的办公室。在经历过一次通神论的(theosophica)治疗之后,塞文开始用精神疗法学家——伊丽莎白·塞文称呼自己。在1914年到1924年这段时间内,塞文在纽约实践着她的心理治疗理念,尽管取得了些许成功,但是她本人却遭受着“慢性的、常常使人虚弱的心理和生理上的症状——包括混乱、幻觉、梦靥以及重度二、 “情”何以堪:费伦茨对R.N.的分析治疗
意识继续被药物麻痹,并在他父亲的要求下一味地顺从这种侵犯行为。费伦茨认为,塞文对这一记忆的恢复使得她体验到一种巨大的、不可忍受的痛苦,并再一次地被极度的无助感和失望所淹没,自杀倾向开始占主导并在意识上与攻击者完全认同。
在费伦茨对塞文的分析治疗中,塞文逐渐回忆出了童年时期所遭受的创伤。塞文所遭受的三次主要的创伤分别发生在一岁半、五岁和十一岁半大的时候。在塞文一岁半的时候,照看她的父亲没有给予“某些好的东西”,而是通过注射麻醉药物而对其进行性虐待。塞文对这一创伤经历的记忆在接受费伦茨分析之前是长期被遗忘的,在处于半清醒状态中的塞文体验到了极度的羞耻、绝望和无助感。塞文五岁时,她父亲再一次对她进行了性虐待。在这样一个极易造成严重心理创伤的俄狄浦斯阶段,她的生殖器官被人为地扩大,她的反抗自我以及易于自我去认同的两层人格成分。具有脆弱的意识的自我的行为表现像一名儿童,在塞文的整个人格系统中显得苍白无力,只能通过施加到心理或有时身体上的刺激来唤醒;第二个人格部分扮演着残忍的破坏者的角色并和无辜和压抑等情感元素相联系;第三个人格部分是一个发展能力的早熟部分,这一部分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但无任何情感,它在塞文的整个人格系统中起着守护天使的作用,它使塞文产生了愿望满足的幻觉、安慰幻觉并麻痹了塞文的反抗能力。费伦茨把这一部分称作为“Orpha”。费伦茨认为,“Orpha”是一种超越个体的存在,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能知晓和洞察个体的一切,注重个体的生命的保存。费伦茨为理解塞文的人格而提出的这个概念具有的一种神秘性。
费伦茨认为,在第二次大的创伤过后,塞文的人格中的母亲元素已经不能产生任何积极的作用,她的人格分裂成了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个人格部分具有脆弱意识的随着费伦茨对塞文分析的深入,塞文回忆出在其11岁半大之时所经历的最后一次巨大的创伤。那时,塞文之前已经分裂为三部分的人格表现极不稳定,但她却逐渐适应了实际上不能忍受的外部环境。被麻痹的意识和经常遭受的性虐待已经成为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处于不断被其父亲迷惑和性虐待环境中的塞文,其自身所具有的自发性已经完全被剥夺,并产生了无法根除的关于自身是肮脏的、无用的和可鄙的等消极情感。费伦茨认为,在巨大的创伤压力下,具有保存个体生命作用的“Orpha”会起反作用,即可能在塞文的自杀意图的实现中起作用,然而,当外在环境限制了这种自杀意图的时候,塞文的精神生活必然走向分裂。费伦茨进一步指出,这样的一种分裂只有在病人处于深度催眠或是恍惚状态中,即处于一种癔症般的危机状态中,才能观察到。
意志坚定、机智独立的塞文在治疗的一开始就在她和费伦茨之间确立了一种具有攻击性的防御系统,进而在治疗关系中表现出了强势姿态。因此,塞文自身所具有的受严重心理障碍影响下的高度机智与其丰富的人生经历相结合,使她最终成为费伦茨的极其“困难病人”(difficult patient)。费伦茨在其《临床日记》中详细描述了他在治疗塞文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困难,致使因这些困难所导致的压力全部都落在了他的身上。费伦茨经常会陷入困惑,他写道:“病人热切地乞讨帮助,常常尖叫‘拿走它,拿走它!’,这种诉求明显是指向我的,但却引起了我极大的窘迫,因为我不知道如何能帮助她从痛苦的状态中解脱。” 随着治疗的继续,塞文的要求越发的增多。费伦茨和她在一天中的会面时间经常会达到四到五个小时,甚至晚上都会有安排。费伦茨在治疗过程中不断地对塞文的要求进行妥协,当塞文的病情非常糟糕时,他允许她可以参与他和妻子的假期旅行。比如,在费伦茨的1926~1927年在美国八个月的讲演期间,塞文仍继续追随着他在纽约进行治疗,此后还在瑞士与费伦茨共度了一个暑假。塞文在这种妥协下则产生了有害的过度退行,她甚至要求费伦茨主动到她的住处进行治疗。费伦茨最终还是同意了她的要求,甚至在其资金困难的时候减少了她的咨询费用。费伦茨当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做法的非治疗性和有害性,但他分析了这种做法的深层原因:
在我的案例中,朝向我母亲的婴儿期的攻击性和一种爱的拒绝转移到了病人身上,但是作为我的母亲,我尽力让自己发展出一种强迫性的、纯粹的理智上的超级友好,这甚至能促使我流出真实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