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最初寻求理解和治疗家庭的人从小团体中找到现成的类似物。团体动力与家庭治疗相关，因为团体生活是复杂的，也是个性不同的人和等级关系的综合。
在1920年代，社会科学家开始研究社会中的自然团体以期望通过理解组织中的社会互动来解决政治问题。1920年，社会心理学家的先驱William Mcdougall出版的《团体精神》（The Group Mind）一书认为，一个团体的持续性是怎样，依赖于它的成员认为团体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界限和结构的需要，不同的功能将会出现；从风俗习惯的重要性的角度，关系会被固定和界定。一个更科学地了解团体动力的方法在1940年代由Kurt Lewin引入，他的《田野理论》（Field Theory）引导了一代研究者、工业心理师、团体治疗师以及社会改变的倡议者。
吸收了格式塔学派的知觉心理学，Lewin发展出这样一个概念：团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团体的这一卓越特质和家庭治疗师有明显相关，他们不仅必须既要和个人工作，也要和整个家庭系统工作，和他们著名的抵制改变力量做工作。
在分析被他称之为半稳定社会平衡的概念时（quasistationary social equilibrium），Levin指出团体行为的变化需要“解冻”（unfreezing）。只有某些东西触动了团体信念之后，成员才会准备接受改变。在个人治疗中，这个过程始于因内心的忧虑而导致个人寻求帮助。一旦个人接受生病的现状并开始约见治疗师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解冻旧的习惯。当家庭来寻求治疗的时候，情况则不相同。
许多家庭成员对症状者的困境非常不安，但是并没有准备改变他们自己的方式。此外，家庭成员带着多年形成的标准，有很多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相应地，在家庭发生真正变化之前，要解冻或动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解冻的需要预示了早年家庭治疗师都十分关注打破家庭的动态平衡（homeo stasis），这个观念曾主导了家庭治疗好几十年。
Wifred Bion是研究团体动力的另一重要人物，他强调团体是一个整体，有自己的动力和结构。根据Bion的说法（1948），大多数团体偏离了主要的任务，忙于相互争斗，从属或者结对。Bion的基本假设很容易移植到家庭治疗中：一些家庭那么害怕冲突以至于只能围绕着困难兜圈子，就像猫看到了蛇。另外一些家庭寻求治疗只是为了发泄他们的脾气，情愿无休止地冲突而不愿意考虑妥协，很难有所改变。在依赖如化装舞台般的治疗中，过度积极的治疗师以解决问题的名义暗中破坏家庭的自主权。家庭中的结对常常是父母中的一方与孩子结盟以挫败、打击另一方。
团体动力中过程（内容）的区分对家庭治疗有着主要的影响。有经验的治疗师知道既关注家庭怎样谈话，也关注他们讨论的内容。例如，母亲可能对女儿说她不应该再玩芭比娃娃，因为她不应该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傻乎乎的美女。母亲说话的内容是：尊重作为一个人的自己，而不是一件装饰品。但是如果母亲用伤害女儿感受的方式表达她的观点，她的话语的过程就是：你的感受不值一提。
不幸的是，一些讨论的内容是那么引人注目，以至于治疗师忽略了过程。假设一个治疗师邀请一位青少年和他的母亲谈他想退学之事。假设男孩只支吾说了几句学校很愚蠢之类的话，他的妈妈接着就开始长篇大论教育的重要性。如果治疗师开始支持母亲的立场就可能犯很大的错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母亲可能是正确的，一张高中的文凭确实唾手可得。但此刻更重要的可能是帮助男孩说出心里话，并帮助他的母亲学会倾听。
在精神分析和团体动力的文献中，角色理论对于研究家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角色期望更给复杂的社会现实带来一些规则性。我们常常用单一的角色形容家庭成员（例如妻子或者丈夫），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个妻子可能同时也是母亲、朋友、女儿、职业女性。即使现在没有扮演的这些角色，但将来会扮演，于是也很重要。当不幸福的家庭成员陷入少而且固定的角色时，他们患了人际关节炎，这种病足以使得家庭僵化以及新鲜生活萎缩。
虽然角色固定化会让团体（家庭）生活的可能性萎缩，但如果要求团体成员承担过多的角色，他们也会负担过重（Sherif，1948）。在家庭的潜在角色中，例如父母、管家、挣钱养家者、厨师、司机，这些角色可以分工———一个挣钱养家，一个做饭打扫，或者是共同分担———都外出工作并分担家务。但是有时候妻子一方可能会遇到角色冲突，如果她必须要在留下与同事开会到半夜与回家做饭、驾车送孩子去练习橄榄球之间作出选择———因为，即使她有丈夫，但他却不扮演那些角色。
在大多数团体中，角色都会变得程式化，于是就有了团体成员的角色行为模式。Virginia Satir（1972）在她的《家庭塑造人》（People making）一书中将家庭角色描述为“讨好者（the placator）”或是“指责者”等。你可能意识到在你成长的家庭中，你扮演了一个既定的角色。可能你是“大人的小帮手”“安静的”“搞笑的”“顾问”“反叛的”“成功的孩子”。问题在于，这样的角色一旦学会，就很难摆脱。对于“小帮手”来说，你总要负责完成别人交代的任务并耐心地期待肯定，但这一套在职场上可能不能奏效，因为那里需要更加决断的行为。
有一点使得角色理论对于理解家庭更加有用，因为角色倾向于相互的或者互补的。例如，一个女人比她的男友稍微想多一点时间在一起。或许，按照他的惯例，他会一个星期打两次电话。但如果她一个星期打三次电话，他可能会不想接电话。如果他们的关系发展下去，这种模式就会越演越烈，她可能永远是追逐者，他则会是疏离者。或者我们举一对父母的例子，这两个人都希望孩子们有良好的餐桌礼仪。父亲没什么耐心，他总是在孩子们开始吵闹后的十秒钟就要让他们安静，母亲或许会等半分钟。但是如果总是他先开口，她就没有机会出声。长此以往，这对父母就会演化成两个极端：严父慈母。使得这个互补的角色抵制改变的关键在于：角色是相互强化的，每个人都在期待对方改变。
精神分析团体治疗师认为：团体是家庭的再创造，治疗师好像是父母，团体成员好像是兄弟姐妹。于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分析团体治疗变成了家庭治疗的原型，将团体视为人造的家庭。分析团体治疗运用挫败的、无组织的设计以唤起原来家庭团体中潜在的、无意识的冲突，并复活家庭中的问题。团体成员的基本动机被认为是爱与恨、痛苦与喜悦、超我的责难以及原始冲动的要求。需要留意的是重点依然在个体上，而不是将团体视为一个整体。
在Foulkes、Bion、Ezriel、Anthony于英国发展出来的团体动力取向中，焦点从个人转向了团体本身，并将其视为卓越的本体且有它内在的法则。这些治疗师研究团体动力不仅因为它揭示了个体的特征，而且因为它发掘了所有团体成员类似的主题和动力。这个团体过程（group process）被认为是社会互动的基本特征和其改变的主要工具。与精神分析团体治疗不同的还有存在主义模式。存在主义团体治疗开创于存在主义精神科医生，包括欧洲的Ludwig Binswanger、Medard Boss和Rollo May，美国的Carl Rogers、Carl Whitaker和Thomas Malone，强调个人对病人的投入，反对将人们视为客体来解剖。现象学代替了分析；直接的经验，特别是情绪经验，被视为个人成长的康庄大道。
Moreno（1945）的心理剧，病人用其演出他们的冲突而不是讨论它们，是最早的团体治疗方法之一。心理剧用戏剧的方法活现（enactments）参加者的生活，运用技巧来促进情绪表达并澄清冲突。因为聚焦在互动行为上，心理剧是个直接而又有力的探索关系和解决家庭问题的方法。尽管心理剧和主流的团体治疗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Moreno的角色扮演技巧被团体和家庭治疗师广泛采用。
Fritz Perls的完形治疗旨在增强自我意识，增加自发性、创造性和个人的责任感。尽管被广泛运用于团体中，当一位成员和治疗师互动之时，完形治疗不鼓励成员之间的互动。虽然完形治疗多用于个人治疗而非团体和家庭治疗，但它也经常被一些团体和家庭治疗师借用以促进情绪的互动（e．g．，Kempler，1974；Schwartz，1995）。
鉴于团体治疗师发展出那么广泛多样的程序以探索人际关系，很自然，家庭治疗师也运用团体治疗的方法进行家庭工作。这只是一小步：从观察病人对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反应———只是类似兄弟姐妹或者父母的人———到去观察真正家庭中的互动。毕竟，什么是家庭？一个由不同的子团体组成的集体？
从技术的角度，团体和家庭治疗是类似的：两者都涉及多个人；两者都很复杂且没有固定形式，比个体治疗更似日常的社会现实。在团体和家庭中，每个病人必须对很多人作出反应，而不是只对着治疗师，互动的治疗使用无疑是两种环境的改变机制。相应地，许多团体和家庭治疗师努力保持相对的互动和去治疗中心，这样一来在治疗室中病人与其他成员就会相互发生联系。
在个体治疗中，治疗师是安全的而且是人造的心腹知己。病人期望治疗师是个理解、接纳、友好的听众。不像在团体和家庭治疗中，这两种情形更加自然，或许更有威胁性，也更像是日常生活。将咨询室讨论转移到生活中也更加直接。然而，通过更仔细的观察，我们也不难发现家庭和团体的区别非常明显，团体治疗模式对家庭治疗的适用性也很有限。家庭成员有着相当长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未来也联结在一起。在陌生人面前暴露自己比在你的家庭成员面前更加安全。实际上，治疗师如果天真地推动家庭成员总是“完全诚实和开放”会带来很大的伤害。因为一旦脱口而出，就覆水难收，一些话还是不说出来为妙，就像很久之前的婚外情，或一个女人承认她的确重视自己的职业超过孩子们。持续性、情感投入以及共享的扭曲真相，所有这些使得家庭治疗和团体治疗不尽相同。
在将小团体研究应用于家庭中，Strodtbeck（1954）验证了一些从陌生人团体中抽出的命题，并发现了主要的不同，他将这归因于家庭成员关系的持久性。Strodtbeck（1958）后来证实家庭互动的观点，不像那些特殊的群体，必须要在家庭团体历史的基础上去理解。
治疗团体设计用来提供温暖和支持的氛围。在感同身受的陌生人中产生的安全感在家庭治疗中是没有的；相反，与个人治疗将压力排除在外不同，家庭治疗是将有压力的环境带到治疗室。此外，在团体治疗中，成员们有着平等的权力和地位，然而民主的平等并不适合于家庭。在家庭里，总有人做主。还有，目标病人在家庭中容易觉得被孤立和打上烙印。毕竟，他或她就是“”。由陌生人组成的治疗团体会给病人带来一种被保护的感觉，那是因为从来也不需要和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日日相见，那种感觉是不会在家庭治疗中出现的，因此，在家庭治疗中坦率说话并不总是安全的。
尽管团体治疗被早期的实践者用作家庭治疗的模本，但只有过程／内容的分类和角色理论对主流家庭治疗有着持续的影响。团体方法的应用持续生效于家庭治疗的夫妻治疗中，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一治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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