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家庭治疗的先驱者，包括Nathan Ackerman、Murray Bowen、Ivan Boszormenyi-Nagy、Carl Whitaker、Don Jackson、Salvador Minuchin都受过精神分析的训练。由于怀着创新的巨大热情，他们逐渐背离了旧的心理动力（psychodynamics），转向新的系统动力（systemsdynamics）。一些人，诸如Jackson和Minuchin，离精神分析的根源非常之远；而另一些人，例如Bowen和Nagy，他们的工作还保留着明显的精神分析的痕迹。
1960年代到1970年代，跟随Jackson和Minuchin的家庭治疗不仅忽略精神分析学说，而且对之进行毁誉。Jackson走得很远，宣称个人的死亡。Minuchin（1989）宣称：“我们认为去情境化的（decontexted）个人是个神话中的妖怪，是由心理动力眼罩造成的幻觉。”
1980年代，一个令人惊奇的转变发生了：家庭治疗师重新重视个人的心理学。这一兴趣的复苏反映在精神分析学派的转变———从弗洛伊德个人主义的理论转向为更重关系取向的客体关系理论和自我心理学———就好像家庭治疗本身的变化，特别是对于控制论模式机械因素的不满。在所有的书中，提倡与精神分析学派友好的有：《客体关系：个人与家庭治疗之间的动力桥梁》（Objective Relations：A Dynamic Bridge Between Individual and Family Treatment）（Slipp，1984）、《客体关系家庭治疗》（Objective Relations Family Therapy）（Scharff夫妇，1987）以及《系统中的自我》（The Self in the System）（Nichols，1987）。
心理动力的声音能找到接纳自己的观众是因为：当家庭治疗师发现系统互动的、意义深远的真理时，许多人相信回头运用深入的心理学是错误的，然而任何不能逃脱自我觉察的人知道内心的生活充斥着冲突与迷惑，其中大多数是从未表达过的。当系统治疗师注重内在生活的外在表现———家庭互动和沟通时———精神分析治疗师探索隐藏在家庭对话下的家庭成员个体的恐惧和渴望。
领军人物简介
弗洛伊德对家庭有兴趣，但将其视为陈年旧事———人们学到神经性恐惧的地方，而不是这一恐惧维持下去的现有情境。面对患有恐惧症的小汉斯，他更有兴趣分析小男孩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是试图理解在他的家庭中发生了什么（Freud，1909）。
儿童精神病学家在理解家庭动力上取得了主要的进步，首先开始同时分析母亲和孩子（Burlingham，1951）。这些研究成果的例证是AdelaideJohn-son关于超我空隙（superegolacunae）的解释，个人道德上的空隙通过父母朝子女传递，他们做一些小事情：类似于告诉孩子为自己的年龄撒谎，以便在看电影的时候省几个美金。
随后对已婚夫妻的同时分析揭示了家庭是个连锁的、有心灵内部系统的组织（Oberndorf，1938；Mittlemann，1948）。这个内在联结心理的概念成为用精神分析视角看待家庭的一个重要因素（Sander，1989）。大多数家庭治疗师视家庭为整体，但相对于整体的工作，精神分析的治疗师更关注家庭成员的内心世界和过去如何塑造他们成为今天的个体。
从1930年代到1950年代，精神分析研究者开始对现有的家庭显示出更多的兴趣。Erik Erikson探索了自我心理学的社会学维度。ErichFromm对个性追求的观察预示了Bowen关于自我分化的工作。Harry Stack Sullivan的人际理论强调母亲在给孩子传递焦虑中的角色。
1950年代，美国的自我心理学取代精神分析学而独领风骚（它关注内在的心灵结构），但客体关系理论（适合于人际分析）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广为流行。1940年代，HenryDicks（1963）在英国的Tavistock诊所建立了家庭精神病学研究会，大批的社会工作者开始在那里调解从离婚法庭转介过来的夫妻。1960年代，Dicks（1967）开始运用客体关系理论去理解和治疗婚姻中的冲突。他的经典著作《婚姻的张力》（MaritalTensions）至今仍是对了解夫妻内心世界的最有影响、最有用途的一本书。
然而，帮助创造家庭治疗的精神分析师也远离心理动力，在他们的工作中，分析的影响明显减弱了。其中的例外者就是Nathan Ackerman，他是所有先驱者中对精神分析最忠诚的人。他的学生们，其中包括Salvado rMinuchin，都聚集到纽约观察这位大师的工作。
Edith Jacobson（1954）和Harry Stack Sullivan（1953）将美国的精神病学带入了人际视角。没有Jacobson和Sullivan的名气大，但对家庭治疗的发展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是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开展的工作。1953年，NIMH成立时，IrvingRyckoff在ChestnutLodge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转过来，并在Robert Cohen的领导下开创了关于精神分裂症家庭的研究项目。这个团体引入很多概念，例如假相容关系（pseudo mutuality）（Wynne，Ryckoff，Day和Hirsch，1958）、分裂交易（trading of dissociations）（Wynne，1965）、描绘（delineations）（Shapiro，1968）。但或许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将投射的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来自Melanie Klein）引入家庭关系中来。
在1960年代，Ryckoff和Wynne在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开创了一个家庭动力的课程，使得家庭治疗成为一个培训课程。后来，Shapiro、Zinner和Robert Winner加入了他们。1975年，他们招募了Jill Savage（现在姓Scharff）和David Scharff。1980年代中，华盛顿精神病学院在David Scharff的领导下成为精神分析家庭治疗的领导中心。Scharff夫妇于1994年离开并成立了自己的中心。
其他试图将精神分析理论和家庭治疗结合起来的人有Helm Stierlin（1977）、Robin Skynner（1976）、William Meissner（1978）、Arnon Bentovim和Warren Kinston（1991）、FredSander（1979，1989）、SamuelSlipp（1984，1988）、Michael Nichols（1978）、NathanEpstein、Henry Grunebaum和Glifford Sager。
理论建构
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是揭开和阐释潜意识的冲动和反对它们的阻力。不是分析个人或家庭动力的问题，而是要发现基本的愿望和恐惧怎样使得他们不能用成熟的办法交往。让我们来看看Carl和Peggy之间的故事。
不论什么时候Peggy和Carl讨论他们的关系，她都会很沮丧并开始指责。Carl因感到被攻击，所以被迫顺从。Peggy抱怨的越多，Carl就变得越安静。只有在忍受她的长篇大论之后，Carl才会发怒并向她大吼大叫。于是，Peggy得到了和她期望正相反的东西。不仅她所关注的事情没得到理解，Carl也觉得受到了威胁并开始退缩。如果这没有用，他就发脾气。有时候他会打她的耳光。
治疗师聚焦在打断这个循环并帮助他们看到这个模式，这样就可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不幸的是，虽然Peggy和Carl在治疗师的办公室里学会更有效地相处，在家的时候，他们又忘记了。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故事一成不变。他们在会谈中可以做到倾听对方，但是在家一个月至少发作一次。最后，当他们气馁了，不再来了。治疗师认为，他们只是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制造必需的改变。
作为行动者，或许我们将自己看得太重要；作为观察者，我们又将其他人看得没有那么重要。作为家庭治疗师，我们看来访者的行为是互动的结果。是的，人们是互相联系的，但是相互联系不应该是模糊的，因为互动的本质部分是由不可预测的深度和复杂性来决定的。
案例
为什么Carl不能停止打他的妻子呢？她挑衅他的事实并不能解释一切。不是每个被挑衅的丈夫都会打妻子。回顾以前，治疗师记得Carl怎样习惯用夸张的语气说，“必须控制住我的脾气！”她也记得他是怎样戏剧性地描述自己的爆发和妻子的畏缩。而且她还记得，当Peggy谈到Carl的野蛮行为时，一丝笑容出现在Carl的嘴角。关于Carl陋习的这些任性而有动机的暗示，用心理动力的行话来说，因为它是相异的，可能导致一些人放弃过时的思考。心理动力语言可能暗示Carl的潜意识对他虐待妻子有责任，但面对他内心的冲突，他是无助的。
心理动力理论可能对于理解系统中的自我有用，但没有必要有那么高的技巧。如果我们写一个关于Carl的戏剧性的叙事，我们可以说，他在说谎，即使是对自己，对自己的感受和意图。他愚弄他的妻子，愚弄自己，也愚弄治疗师。Carl认为自己的脾气（他的说法是非人性的力量）实际上迎合了他有权力去胁迫妻子、感觉自己是个男子汉的要求。这些解释不能替代互动的解释，只能变得复杂。Carl的攻击是由互动引发的，但又受到他自身没发现的不安全感的驱使。知道他的行为背后的动机使得我们帮助Carl理解到打妻子是为了弥补内心的脆弱，并帮他发现其他一些觉得自己更有力量的方法。如果治疗师停留在简单的行为互动上，在这些特定的个案中，将举步维艰。
认识人们比打台球要复杂得多，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们要更深入地探索他们的经验。心理分析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你掌握了一些要点的，就不容易迷失方向。下面就是一些基础知识。
■弗洛伊德内驱力心理学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人性深处，性和攻击是驱动力。当孩子学习或误学时，在这些刺激下的行为可能会导致惩罚，从而引发心理冲突。导致冲突是不快乐的影响的信号：焦虑是与想法（通常是潜意识的）联系着的不满足，当特定的推动力起了作用时，常常有人受到惩罚———例如，你受诱惑表达的愤怒可能使得伴侣不再爱你。抑郁是不满足加上（通常是潜意识的）认为可怕灾难已经发生的想法———例如，你对母亲长期积累的愤怒使得她不再爱你；实际上，没有人爱你。
冲突的平衡能够转移到两条道路中的任一条：通过强化阻抗反对个人冲动；放松阻抗以允许少量、健康的满意。
■自我心理学
自我心理学的本质（Kohut，１９７１，１９７５）是每个人都渴望被欣赏的。如果，当年轻的时候，父母示范了他们的欣赏，我们就内化这种接纳形成一种强烈、自信的人格。但某些时候，父母不能足够示范欣赏和接纳，于是我们渴望维持在过去的方式。作为成年人，我们交替地压抑获取关注的欲望并允许不论何时在可以接受的观众面前就会突破。
幸运的孩子拥有欣赏自己的父母，长大将会安全、能够独立成为原创力的中心，并能够去爱。不幸的孩子被爱的断言所欺骗，会穷其一生渴望他或她被否认所关注。
■客体关系理论
心理分析是个人的研究、探索最深入的动力（渴望依附的需要）；家庭治疗是社会关系的研究。它们之间的桥梁是客体关系理论。客体关系理论的细节可以很复杂，但本质很简单：我们在由早年经验形成期望的基础上互相联系。早年关系的残余留下了内在客体（internalobjects）———自我和他人的心理印象从经验和期望中建构起来。
弗洛伊德的原本聚焦在身体欲望，尤其是性上。如果这些欲望可能包括其他人，主要是生理方面的，关系则是第二位的。性不能和客体关系分离开来，但性关系能够在生理上多于个人化的。这没有攻击真实（弗洛伊德后期的兴趣），因为攻击不是功能的欲望。正如Guntrip（１９７１）所说，攻击是针对“坏”的客观关系的个人反应。于是，正如弗洛伊德的兴趣从性转向了攻击，他关于人际的思考就浮了上来。
Melanie Klein将弗洛伊德的精神生物学的概念和她自身对儿童的心理生活结合起来以发展出客体关系思考的杰出洞察力。Klein的理论（Segal，１９６４）来自她对婴儿与第一个重要客体、即母亲建立关系的观察。根据Klein的说法，一个婴儿不能仅凭借真实的经验形成对母亲的印象，还要通过一个丰富的幻想生活来转变经验。
Klein被批评，认为她没有根据自身的观察得出有逻辑的结论———即客体关系比直觉与人格发展更相关。RonaldFairbairn在客体关系的方向上更推进一步并远离驱动力心理学。他的激进版的客体关系理论重新定义了作为课题追寻的自我以及不重视直觉的角色———使得爱比性更重要。
因为内在客体关系是从最早、最原始的人际互动的形式中演化出来的，所以说这个领域的主要进展是由被视为年轻的孩子和捣乱的年轻人的Klein和Fairbairn来推进的，一点儿都不奇怪。在1930年代末和1940年代，在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工作的基础上，Fairbairn（1952）详细描述了分裂（Splitting）的概念。弗洛伊德最初描述了分裂作为一种自我的防御机制，并将其定义为两个矛盾对立面的长期共存状态，彼此之间并不互相影响。
Fairbairn对分裂（splitting）的观点是认为自我被分化为几种结构：（１）自我的部分；（２）客体的部分；（３）与关系相联系的影响。外在的客体经历了三种方式：（１）理想的客体，导致满意；（２）拒绝的客体，导致愤怒；（３）兴奋的客体，导致渴望。作为内化分裂的客体的结果，导致的自我结构是：（１）中心的自我（acentral ego），有意识的，能适应的，对理想客体满意的；（２）拒绝的自我（arejecting ego），潜意识的，不灵活的，因为拒绝的客体而受挫的；或（３）兴奋的客体（anexcitingego），潜意识的，不灵活的，总是受到很多诱惑而不满足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分裂不是下定决心，客体关系保留了一种“一切都好”或“一切都坏”的品质。
在对婴儿和儿童的观察中，ReneSpitz和JohnBowlby强调孩子对于一个单独而又持续的客体强烈依附的需要。如果孩子依附的需要被否认，结果就造成情感依附的抑郁症（Anaclitic depression）（Spitz和Wolf，1946），消极避世而又趋于冷漠。按照Bowlby（1969）的说法，依附不仅是附属的现象或喂养的结果，而是所有生物最基本的需要。那些没有这些经验的人是脆弱的，甚至缺少最少的支持，并可能变得长期地依赖或孤立。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这可以解释为缠结（enmeshed）和疏离（disengaged）关系的起源。
MagaretMahler观察年轻的孩子并描述这是个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 individuation）的过程。在最初的完全合并阶段之后，孩子开始与母亲之间的逐步分离，逐步地断绝了与她共生的融合。成功分离和个体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分化很好的自我（well唱differentiatedself）（Mahler，Pine和Bergman，1975）。不能实现个体化破坏了分化的自我身份的发展，导致情绪依附的过于剧烈。依赖不能分离的严重程度，危机在如下几个阶段容易出现：孩子到上学的年纪、进入青春期或者作为成人离开家。
驱动力到客体关系的转变也能在HarryStackSullivan（1953）的人际心理学中看见，他强调早年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当母亲是温和而又有爱心时，孩子觉得很好；当母亲使得孩子对温柔的渴望遭受拒绝而又挫败的时候，孩子感觉很糟；当孩子面临极端的痛苦和挫败时，会用分离来躲避焦虑，否则的话就难以忍受。这个经历造成了自我物力论（self-dynamisms）：好的我、坏的我、不是我，这将变成人们对未来人际关系作出反应的部分。
客体关系的内在世界从不完全符合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它只能是近似值，并深受早年客体印象、投射和认同的影响。内在的世界逐渐成熟和发展，变得逐渐合成并接近事实。个体处理冲突和失败的内在能力和客体关系的深度和成熟度相关。相信自己和他人本善是建立在确认外在的好客体的爱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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