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律师而非法官
推理能力是爱慕虚荣的大脑另一个有力的拥护者。这听来有点荒谬。推理能力不是指引我们向真理迈进的指南针吗？它怎么反倒让我们远离真理呢？表面看来确实如此，尤其是当我们的自尊遭受伤害时。事实上，如果我们试图在推理能力保护我们的自尊免受伤害时替它作辩护，也只能承认它至少不会无中生有。
然而，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推理能力像是尽职尽责的律师，它只专注于寻找对客户有利的证据，而不是像严正的法官一样致力于理清事件的真相。
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记忆就像过度热心的助理，擅于隐藏甚至销毁不可公之于众的秘密档案。而我们的推理能力也只是在这些负面档案基本销毁后，才有胆量回顾我们的记忆片断。
身为律师的推理能力，对任何有利于它最重要的顾客（我们的自我）的证据全盘接收，记忆则担任助理，被差遣去搜寻更多有利的证据。但任何对自我构成威胁的证据，反而必须经过最为严苛的质询。它们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可信度等，在我们的心理法庭上都要一一受到审查质问。推理能力就这样迅速而漂亮地赢得了官司。我们也许会认为正义和真理终将得以伸张，却刻意忽略了我们的推理能力其实是心理法庭上的律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推理能力高明的手腕。假设根据某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我们拥有的某些特质对我们的事业生涯将会带来不良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声誉受到威胁，而推理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闻的伤害。某个研究再现了类似上述的情境，并证明在推理律师看来，顾客永远是对的。
在这个研究里，一些大学生志愿者要参加一个实验，实验的主题涉及成功地从事法律、医药和商业等专业领域所须具备的条件。研究人员首先安排受试者阅读虚构的人物描述。描述中的人物在研究所的表现参差不齐，且各自拥有不同的成长背景——例如，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或老幺、信仰天主教或基督教，以及母亲是职业妇女或家庭主妇等。
假设某位立志成为医生的受试者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幺，信仰天主教，而且母亲是家庭主妇，她所阅读的人物描述恰好与一位成功的医生有关：这位医生信仰天主教，排行老大，而且母亲是职业妇女。
那么，这位受试者是否会认为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里与她相同的部分，正是促使这位医生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而这位医生的成长背景中与她不同的部分则无关紧要？实验的结果显示受试者的反应正是如此。在我们的假设问题里，这位受试者会认为信仰天主教是那位医生成功的关键，而其他两个因素则可以忽略。但是，假如受试者被告知那位医生其实并不成功，那么信仰天主教这个因素转眼间就会变得与成功毫无瓜葛（信仰与成就之间能有什么关系？），而此时在家中的排行以及母亲的工作形态，也即受试者与医生不同的成长背景，突然又会变作成功的关键。由此可见，推理律师倾向于根据唾手可得的资料，编造出一套最讨自我欢心且符合自我利益的说法。
推理的次要步骤是运用证据。好的律师总能在证据不利于我们时，找出隐藏在证据里的破绽。在某个实验中，研究人员指示高中学生进行一项智力测验。研究人员告知某些学生他们的测验成绩良好，但其他学生被告知他们的表现不佳。所有的学生随后必须阅读一些文章，文章描述的是科学家针对智力测验的有效性所提出的正反意见。虽然受试者所接收的资讯大致相同，但比起自认表现杰出的学生来，自尊心受到负面回馈威胁的学生，倾向于认为智力测验并非精确衡量智力的最佳工具。
这是不是因为这些学生的记忆，决定隐藏支持智力测验的档案所致？事实恰好相反。比起其他学生来，自尊心受到威胁的学生反而能够记住更多支持智力测验的论证。这个现象乍看之下可能令人迷惑，但只要想想那位替爱慕虚荣的大脑辩护的推理律师，必须耗费多少心血才能驳倒这些论证，我们就能明白缘由了。越是努力盘问证人，我们就越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证词，即使根本不相信从他嘴里说出来的任何一个字。
整体看来，我们似乎不在意胡乱的推理。但只要我们的动机稍受威胁，我们便会以最严苛的方法论来审视证据。大脑里聪明的律师，也擅于寻找证人来支持我们。还记得受试者被告知个性与成就相关的实验吗？我们的大脑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回忆，让我们自以为具备能带来成功的个性，甚至还会鼓励我们多花点时间，与认同我们的确拥有这种个性的人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