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破裂的信任：爱上那个说假话的家伙
近年来发生的信任危机，最引人注目且臭名昭著的例子也许就是政治丑闻。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怀着极大的野心抵达奥尔巴尼，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纽约州州长的职位。他许诺改革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市停滞的政治。在担任纽约总检察长的8年时间里，他一直坚持不懈地与公司的腐败做斗争，在与商业巨头发生冲突时，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改革方针，并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其自封的“华尔街警长”称号又将其的道德讨伐行为带到了一个新的舞台。但是他在金融界建立起来的打击不诚实行为的职业规划，也被他自己的欺骗行为所摧毁。2008年3月，一份关于斯皮策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酒店安排与一名妓女约会的联邦窃听记录被披露出来。已经结婚并拥有三个孩子的他，在此记录被披露的几天后宣布辞职。
这一事件引发了全国媒体的极大关注。这个事件提供了太多令新闻界无法拒绝且可供选择的东西。此事正好被当成司法上的典型，象征美德的东西也毁于一旦。然而，这个故事也存在其他的一些因素，尤其是很多的评论家都会提到的一些因素。在丑闻被曝光后，斯皮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的妻子西尔达•斯皮策，这个憔悴并受到深重打击的女人出现在他的身边。对很多人来说，她是一个悲剧的角色。但是她所受到的关注也不仅仅源于同情，还有其本人身份的原因。
一首比较老的灵魂歌曲很好地总结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扮演着傻子”。迟早，我们都会以某种形式沦为情感背叛的牺牲品。彼此相爱的人可能会打破他们之间的承诺；我们可能会以一种精心计算的诡计来追求他人；配偶或恋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着欺骗。而伴随背叛所出现的感觉，往往是毁灭性的。它会使所有正面的感情—爱或者信任转化为相反的情感—伤害、羞辱、害怕或者孤独，并最终释放出来。就如同我们在西尔达•斯皮策的脸上看到的一样，这种情绪也许会勾起她感情经历中那些曾经揪心的痛楚。
对于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大多数谎言，我们都不会投入太多的感情。当我们在火车月台上遇到的陌生人说他看过《第三人》（The Thord Man）而事实并非如此时，我们可能会感到惊讶，但我们不会因此受到伤害。然而有一些谎言却会造成很深的、实质性的感情伤害。虽然相对于我们每天经常遇到的虚伪的社交礼节，这样的谎言是比较少的，但其带来的严重后果却值得我们去深入理解。
当然，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第一个无可逃避要对欺骗敞开大门的是我们提出的“为什么”，“答案”常常是难以捉摸的，有时甚至对说谎者也是这样。首先，个体的不同、被侵犯的个体间的特殊关系的不同，都会造成感情背叛的多样性。一对夫妇会因为某些理由而将事实稍稍扭曲，而另一对夫妇却可能会因为相同的理由而导致关系完全破裂。此外，一个人欺骗她的配偶或操控他最亲密的朋友，通常也因个体不同而具有其特殊性。此外，正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对于那些隐藏在行为背后的一些东西，实施背叛的人可能不会比被骗的人明白更多。我们很多行动的动机都是非常晦涩的，对于那些导致了复杂后果的对信任的背叛则更是如此。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和其他的研究人员在寻求信任破灭的原因上仍取得了一些进步。对于新闻界相当关注的艾略特•斯皮策下台事件，他们给出了很多相同的答案，他们关注的焦点一般都集中在不忠上。这类行为既常见又很具有戏剧性，我们大家都能理解这类行为，但同时却会感到（明显的）震惊。此外，即使学者也不应该忽视的是，伴随性行为的一些额外的利益（或利益损失）。重要的是，通常我们彼此造成的所有感情创伤里，不忠可能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不忠背后的驱动因素与我们都遇到过或者感受过的其他形式的背叛与欺骗相关，而且它会形成一种独特的痛苦烙印。
欺骗的数量与频率
艾略特•斯皮策不会是第一个被卷入通奸案件的政客，但他辞职后的一些事件或许会使最骄傲的、最愤世嫉俗的纽约居民驻足关注。斯皮策的职位被其副手戴维•帕特森接管。帕特森是个法盲，并且是第一个非洲裔的纽约州长。接管职位时，他已经结婚15年。正式就职后的一天，他承认自己同样有不忠行为。实际上他承认，虽然已有妻子，但他还是和很多女人有亲密关系。
基本上，通过观察公众生活中的婚姻，就很少还会有人保持对其圣洁的幻想。迄今为止，一个世界大国的连续几届州长都被披露有不忠行为（不要忘了，还有传闻说早期的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在1979年时死在与年轻女助手通奸的现场），这些事件不能帮助我们搞清夫妻间的不忠行为究竟有多普遍，但却会让我们对此非常好奇。如果这些因不忠行为而蒙受巨大损失的人们都对婚姻关系没有信念，那么只是面对失去配偶或爱人信任的人又会怎么样呢？
即使所有类似比尔•克林顿、约翰•爱德华、艾略特•斯皮策所做的不忠行为突然一起消失了（好像不太可能，但理论上是可能的），我们仍旧不必担心缺乏促使我们产生此类好奇心的事件和机会。我们几乎都认识一些有欺骗行为的人，好像没有人在过去不曾被骗过。有时，一夫一妻制看上去只是社会中的极个别现象。
同社会学家一样，心理学家也在为解答不忠行为究竟有多普遍的问题而努力。首要的问题与我们在前文讨论过的一般类型的谎言一样：如何定义。简单地说，什么行为可以算是不忠？仅是婚外性行为吗？短期的婚外性行为（那比尔•克林顿就要争辩几句了）算不忠吗？不涉及肉体关系的又怎么算？是否存在感情通奸呢？网恋婚外情呢？不忠的问题会与何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相关联？多数人会认同婚姻关系不是欺骗的前提条件，但散漫的关系变成一夫一妻的关系是基于什么理由呢？除了如何定义不忠的问题，不忠本身也有其特性。欺骗破坏他人信任的同时，某种程度上又是实施者想为自己保密的某种手段。或许对不忠的夫妻来说，没有足够的匿名机制可以保证他们对调查者承认自己的行为而不被发现。一项研究显示，当前处于婚姻生活中的人比起婚姻结束的人更有可能拒绝承认通奸行为。同样的，这种不愿意坦白的态度并不总是出于谨慎那么简单。对心理学家承认不忠就意味着承认“自己”不忠。因为对不忠的定义如此灵活多变，所以对什么是、什么不是欺骗来建立令人信服的观念比较容易。
怀着上述这些告诫，我们可以突出强调一下那些富有远见的研究人员从频繁出现在社会上的不忠行为中所获取的领悟。密歇根州国立大学的艾德里安•布洛和圣路易斯大学的凯利•哈特尼特两位心理学家，领导了一次针对近年不忠行为研究结果的深入研究。在研究频繁出现的不忠行为的相关工作时，他们确定，大多数研究人员仅仅发现了不到25%的婚姻中的欺骗行为。由于大量数据再次支持这一统计结果，所以我们需要将这一事实联系上下文(并重新思考一下)。布洛和哈特尼特的研究结果适用于异性恋的、有婚外恋性行为的已婚夫妇。这类不忠行为出现的概率未必适用于未婚同居、同性恋或并未实际发生的性行为类型(如上面提到的网恋、感情层次的不忠等)。关于不忠行为频繁程度的明确统计，则需要更大范围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性行为通常出现在心理学家凭借经验进行判断的难题中，即便在他们没有特别关注类似不忠这样的禁忌行为时也如此）。
一种心理学家认为可信的关于不忠的结论是，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不忠行为。调查显示，压倒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不忠是错误的。2001年的民意调查测验中，89%的被调查者认为，“已婚男女的私通”是错误的。有趣的是，同一调查也发现，近几十年关于不忠的态度“更加”趋于保守（与其他方面的性行为比较，如婚前性行为）。虽然近年婚外恋丑闻十分突出，（也可能正是因为其突出）但不忠是不道德的这一共识看起来呈增长趋势。
由此看来，不忠以及其对信任的严重破坏，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类型的谎言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不同的。大多数人或许会说，我们对孩子和朋友们的虚假承诺，或者出于保护他们的感情不受伤害目的的谎言，是社会交流中有益的一面。但是上文引用的诸如盖洛普的民意调查显示，我们很少有人会拒绝不诚实的性行为或感情欺骗。作为社会一员，我们可以意识到，类似不忠的行为具有侵蚀性并会带来痛苦的结果。例如，不忠是导致离婚、殴打甚至谋杀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六人行》的故事和《纽约邮报》中的头版故事或直接的亲身经历，我们知道，不忠已成为现代社会一个公认的事实。许多人谴责它，但统计结果显示，一些认为其是错误行为的人却正在做出这种行为。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也许只是许多悖论中的一个，但这些悖论却又模糊了我们对欺骗行为的理解。
廊桥遗梦式的风流事件
几年前，一个我认识的女人（我们假定她叫赫拉）遭遇了婚姻破裂。当时，与她结婚10年的丈夫宣布与她离婚，以便和他的情妇，一个比其小15岁的女人结婚。事后几个星期，我和赫拉通过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她的婚姻为何破裂的。我现在对这次会话还记忆犹新。在谈话的过程中，她问了我一些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的话题。我利用这个机会，就男人为什么会放弃婚姻、此种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女人是否面临同样的问题等等，从最新的研究结果到最陈旧的理论都进行了详细讲解。但是我的独白讲了不到5分钟（本来我还期望至少有一些小小的安抚作用），赫拉就打断了我。“不是，不是，”她澄清说，“我只是想问问，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当我们被不忠或一些其他的冒犯行为所侵犯和伤害时，最初的反应几乎总是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当然会这样，毕竟是我们被人在背后捅了一刀。当这些反应出现时，我们又会开始怀疑自己在备受伤害的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总会这样问自己：“我待在那儿干什么？是我要求别人来刺伤我的吗？”
上面叙述的这种观点似乎是愚蠢的，但受害者其实只是想分享他们在不忠事件中遭遇和受到的指责，并期望与传统的常规思想产生共鸣。在斯皮策丑闻的余波中，国家联合电台的始创者和主持人劳拉•施莱辛格曾说，当丈夫有欺骗行为时，妻子负有责任。“我保留妇女有解释义务的观点，”她举例说，“因为她们没有给那些完美的好男人所需要的爱、仁慈、尊敬、关注，因而促使他们被推了出去。”这是一个极端的观点（毕竟劳拉•施莱辛格是一个辛迪加的电台主持人）。几乎我认识的所有被背叛刺伤过的男人和女人，都曾经反思并自问是否做过一些冒犯对方的事。
这种自责的倾向，已经超出了信任和诚实的领域，并体现在各种罪行的受害者身上。抢劫和强奸案的受害者通常也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质疑：自己是否做了什么导致犯罪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对于我们这些信任破裂事件的局外人来说，深入审视后就会发现，如果将罪责归咎于受害者，事件似乎就会变得令人欣慰。例如，如果我们感觉到了某种不忠的行为可能是由某个令人信任的配偶做的一些事引起的，那我们就会相信自己对配偶的类似行为具有了一些控制力。换句话说，这种想法会为谴责受害者而赋予一些权力（因为他自己没控制好配偶？）。我们告诉自己，对自己的爱人采取的一些行动可以保护我们免受欺骗与背叛。有一个小规模的产业似乎也正在围绕这一主题发展起来，比如，类似书名为《如何避免“绿草坪”症候群①和感情不忠：如何防止你婚姻中的风流韵事以及亲密关系的10个其他秘密》的书籍。
情爱中的暧昧关系除了提供“防止出墙”的欣慰感，还有为了照顾受伤害的一方，或者至少是维护受侵犯的关系，并设法判定背叛起因的一种简单逻辑。从定义的角度看，背叛是由情爱关系带来的对婚姻纽带与责任的侵犯。通过扩展，可以将其看做这种关系的某种失败。简而言之，如果一个人不尊重这种情爱关系的约束力，那么全部的关系也就不可能正常运转。对于某些特殊的不忠行为，外界评论甚至会更尖锐：如果配偶中的一方需要从别处寻找感情或性满足，那么另一方一定是没有尽到他或她提供这些的责任。
我将这称为廊桥遗梦式的不忠（the Madison County model）。在罗伯特•詹姆斯•沃勒的小说《廊桥遗梦》（The Bridges of Madison County）以及由梅里尔•斯特里普和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主演的改编电影中，孤独的艾奥瓦州的家庭主妇弗朗西斯卡在与国家地理摄影师罗伯特•金凯德的热烈私通中，找到了她在婚姻中没能得到的满足感。好莱坞和媒体经常反复使用这个引喻：无聊、不满足的配偶一方在别人的怀抱里发现了不正当的幸福感。心理学家试图判定廊桥遗梦式的样本是否真的能解释不忠行为，以及寻找到导致（或抵制）情爱关系中充满欺骗的各种因素。
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情爱关系的不满足会激发不忠行为。研究显示，婚姻中不幸福的妇女更有可能参与私通事件。男人同样如此，但看起来更多强调的是获取性满足。这一研究结果与研究人员研究不忠问题时发现的更大倾向相当：在不正当的情爱关系中，女性通常更倾向于寻求感情满足，而男性会寻求性刺激。心理学家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情爱关系会屈从于欺骗。他们规划出的最有说服力的方法，或许涉及了“投资模式”。在这种方法中，“承诺”被看做所有情爱关系的核心。本文中的承诺，被心理学家史蒂芬•多戈塔斯和威廉•巴塔在他们的论文《欺骗的心》（The Cheating Heart）中解释为“情爱关系的心理纽带，延续情爱关系的动机”。如果一个人对情爱关系的承诺很少，那他或她就会感到自己不必为此关系去“投入”过多，而且他或她对感情或对情爱关系的成败也很少会有危机感。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对情爱关系有很多的承诺，那他或她会有成功保持此关系并为此目标而努力的明确动力。
如果承诺所构造的观念被打破，那么包含了承诺的投资模式会主要受以下3个因素影响：“满意度”，指人在情爱关系中的幸福感；“选择特性”（alternative quality），指判断与其他的人在一起会得到怎样程度的幸福感；“投入成本”，是指如果感情关系失败，一个人不能放弃的东西（例如财产保障）。
为了更具体地理解这些术语的意义，我们回到小说《廊桥遗梦》提供的例子，详细考察弗朗西斯卡会投入一场风流事件的原因。一个心理学家使用了投资模型来分析，并由此指出她作为一个妻子的孤独以及农场主的乏味生活（满意度缺乏）；与她的丈夫相比，罗伯特•金凯德具有的浪漫与性感（选择特性影响）；一旦婚姻破灭，她失去的也会很少（投入成本低）。综合3个因素，意味着她对其婚姻的承诺其实很少，而对婚外恋的承诺会相对较多。
当然，小说中的事件总是（除了更煽情或更加色情而狂放之外）简洁纯粹的（这些都取决于作者）。而应用到现实中的人时，驱动承诺的3种因素常常交织重叠，有时其中的一个因素会显得更强大，以致其重要性会取代其他因素。然而基本的要点是，投资模型不但在总结为什么会出现不忠现象时对其进行了成功的“解释”，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了哪种类型的情爱关系易于产生不忠。德瑞格塔斯和同事们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约会的研究，并评估了基于他们承诺的情爱关系，以及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他发现，那些对当前关系更忠诚、更满足且更愿意去投入的人们会很少做出改变，而且与那些投入更少的人相比，参与通奸的可能性也更小。
这是一个有力的发现。德瑞格塔斯和他的同事设法识别出情爱关系中的某些表现。这些表现可以标志出可能导致他们在将来进行通奸和欺骗的脆弱方面。因此，将这些发现作为既定的观念并牢记在心是很重要的。有一种有些夸大的说法是，如果一个人对其情爱关系是“高度忠诚的”，那么在投资模式中，这个词就意味着他或她不会不忠。德瑞格塔斯发现有高度忠诚的情爱关系会“更少”产生不忠的倾向—但仅仅是更具抵抗力，而不是完全免疫。没有理由相信一个人可以在情爱关系中能绝对“防止风流韵事的发生”。
对于德瑞格塔斯的样本—异性恋、未婚但有约会经历的大学生，对其进行深入思考同样重要。这类情爱关系的驱动力与其他类型的情爱关系—比如说有20年历史的婚姻—迥然不同。从某些方面来看，约会的大学生或许更有可能会出现不忠行为，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正如有人争论的那样，不忠行为也会更少出现。例如，一个19岁的大学生不需要面对配偶伴随着年老而逐渐减弱的性能力，也毋须面对为了约定长期情爱关系而带来的挑战。进一步说，对于分居于学生宿舍的约会中的大学生而言，和每晚睡在同一张床上的夫妇相比，实施不忠行为的逻辑约束当然完全不同。
无论如何，投资模式的预见能力即使有限也仍是有益的。它证明了廊桥遗梦式的不忠对于理解不忠行为在实验层次上的正确性，而且也确实为情爱关系（这种情爱关系会鼓励或是阻止其成员进行欺骗）提供了标尺。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心理学家仍很难在工作中明确指出什么是成功的一夫一妻的情爱关系。类似“满意度”、“ 承诺”的术语是含糊的，并且终究是主观的。进一步讲，由于避免不忠本身就是一种承诺，所以一个人要公平地评判某项承诺，本身就得避免失真的现象。我们要做的，就是跳出所谓真正的一夫一妻就是坚持一夫一妻制这些空洞的理论怪圈。
此外，看看更广大范围的背叛你就会觉得，即使你的配偶对你是“忠诚的”，也并不能确保他或她不向你撒谎。有时，背叛的出现正是“因为”承诺（前文中指出的“情爱关系的心理纽带，延续情爱关系的动机”。）。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很生动的趣闻：某个女人一直在与一个在酒吧邂逅的男人约会，并持续了2年。正当他们要缔结婚约时，这个女人有了一个令人烦恼的发现：她的男朋友比他曾经声明的年龄老了10岁。谎言从这一对情侣相逢于酒吧时就开始了。为了对她展示吸引力，这个男人从自己的年龄中减掉了10岁。当情爱关系有了发展时，他觉得必须维持谎言以维系这份关系，因此虚构了更多的东西，于是他越陷越深并欲罢不能。当真相最终暴露时，他们的关系很快结束了。这是一个较严重的事例，持续的谎言确实是由于情爱关系中的一方乐于撒谎，并对其持续地投入。另一方面，我认识几对夫妇，即使情爱关系到了极度不愉快的地步，也仍旧不会在重大事件上对配偶撒谎。这说明，他们对诚实的承诺胜过了情爱关系中的不满。
那么，情爱关系的最终本质不足以（或至少是难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不忠或者背叛行为，但从某个新的角度看，这种说法也颇有几分可信度。当我们因背叛而受伤害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会认为自己负有一定的责任。没有证据表明，受害者总是扮演了被另一方欺骗的角色。有时，我们只是不幸和形成情爱关系的人走到了一起，或是和有血缘关系的人走到了一起。
一些心理学家为这种观点增加了一个推论。他们说，我们或许不是不幸地立足于我们自己的情爱关系中，而是走进了别人的情爱关系中。在寻找背叛的源头时，他们建议我们不要一开始就去调查自己的配偶、爱人或家人，而是去调查身边的人。
因城市而产生的性行为
美国经常因为其社会的性关系比较保守—至少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而被批评（偶尔也会被表扬）。或许是对清教徒传统的继承，美国人对婚姻、性行为、离婚的价值观念，与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人相比，通常看上去更严格且约束力更强。在2007年当选法国总统后的一个月内，尼古拉斯•萨科齐就与自己的妻子离婚。一个月后，他和一个前名模卡拉•布吕尼结婚了。很难想象一个美国总统会在当政的第一年离婚又再婚的。对不忠的态度在大西洋沿岸国家中也是不同的。虽然不忠行为似乎与特定的欺骗不完全相同，但许多欧洲人看上去对于此种欺骗比美国人更具忍耐力，至少是更能顺从。
社会学家把这理解为不同“社会规范”中的文化价值观的不同。社会规范是社会一致认同的标准，而不是通过书面形成确认且被广泛推行的法律条文。考虑《大富翁》游戏中的术语—规范：一些垄断性的条文被印在箱子上，每个人都要遵守，接着，旋转前进的一群特殊的玩家加入游戏，比如当他们登陆并开始游戏时需要收集400美元。社会规范正像后一种类型。社会群体在法律行为系统之外组织并制定这些规范。比如没有法律会禁止男人戴胸罩，但强有力的社会规范却会阻止这种行为。
至于不忠行为，社会规范会发挥很强的作用。在美国，这些规范非常明确：婚姻和忠诚的情爱关系需要一夫一妻制。正如艾略特•斯皮策事件中证明的公众的羞耻感（有时会是说不清理由的一种热情与热衷），因为不忠行为而造成对社会规范的侵犯，会带来严厉的社会惩罚。政治领域之外，对类似不忠这种侵犯社会规范的行为的惩罚，还可能包括失去朋友、被爱人疏远和严厉责骂，以及遭到受害一方的批评等等。
看起来社会规范有助于防止不忠，但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在大而复杂的社会群体中通常存在多种社会规范，而这些社会规范不是必然协调的。虽然社会生活中的多种元素会推动个人远离欺骗，但一些心理学家提出，我们同样有许多其他的社会规范会鼓励不忠行为产生—并且是很有力的鼓励。
心理学家对“命令型”的规范和“描述性”的规范做出了区别。命令型的规范是一种更正式的社会规则，是普遍为人所知并共同遵守的。怀孕时不要抽烟，不要在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乱丢垃圾，不要在高档的饭店挖鼻孔—这些是命令型的规范。描述性的规范发挥的作用是更隐晦的。它们是我们从对周围人中的观察中学习到的。如果你想看描述性的规范起作用的例子，可以去观察垒球比赛前演奏国歌时人们的表现。每个人都站着（那就是命令型的规范），但是否会摘掉帽子或将手放在心脏位置通常也是被环境控制的。我观察过那些坐在附近几排的人们，一个球迷摘掉帽子可以引发大量的摘帽子的动作。你会在一种场景看到所有人将手放在心口，而另一个场景则看到所有人都将手背在背后。描述性的规范实施时是更隐晦的，但是来自身边的人的行为力量是巨大的—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并且不应被忽视。
此外，对两种类型的社会规范进行比较是可能的。比如一个怀孕的妇女发现自己正处在充满烟味的心理助产课教室时，这种比较就可能产生。命令型社会规范会鼓励某种行为，而描述型的社会规范正好相反。
研究人员发现，对于不忠行为，描述型的社会规范比命令型社会规范更加有力。这会令任何试图理解背叛行为的人感到惊奇。研究证明，如果一个人认识其他有不忠行为的人，那么他也更有可能变得不可信。这就好像篮球场上的脱帽行为，其背后的因素与欺骗配偶的背后的因素是相同的。
这就是我说的“欲望都市”型的不忠模式。在广受好评的HBO（家庭影院）系列片《欲望都市》中，四个单身女性主导了纽约市的一场情爱关系的风景—在这种情况下，其中发生了许多的性行为。实际上，片中的纽约基本上被描述成持续不断地上演牵线、联系、风流事件、幽会的城市。一夫一妻被描述成男女双方的一场斗争。不管纽约市实际的社会规范如何，《欲望都市》中描绘的社会规范也许会令法国人都感到害羞而脸红（哦，也许会）。正如HBO电视上演的那样，欲望都市型的模式假定许多骗子都在实施不忠行为，这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欺骗是十分普遍的。最直接的社会示范的例子就是不忠，这一示范也正是人们所遵循的。
欲望都市型的模式对背叛行为有明显和更广泛的启示作用。如果描述型的社会规范比命令型的社会规范在性行为的领域更加有效，那么它们当然可能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如此。如果孩子有一群反抗父母忠告的朋友，那许多父母就会亲身经历类似的事。如果一个孩子的同伴经常做一些父母不赞成的事，那这个孩子原本与父母亲密而互信的关系也会迅速变质。孩子给出的理由可能看上去会是令人沮丧的老生常谈，如“希娜就是这么做的”。—记住篮球场上的球迷：描述型的社会规范在我们的行为中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会为那些想让背叛在周围（比如其家庭或其社交圈）更少发生的人们提供重要的工具。很简单，如果你不想被他人背叛，就不要背叛任何其他的人。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不公正对待，那么你做出的这种欺骗行为是十分普遍（或者按照心理学家喜欢的说法—普遍的）的示范，这将为你带来更大的风险。再次强调，上面所举的父母的例子是很有价值的。如果你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变得不可信任，就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令人不信任的行为，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的那种描述型社会中的规范的力量是极为强大的。
比较廊桥遗梦型的模式，欲望都市型的模式看起来同样有其不足。回到不忠行为的特例，有确切的例子表明欺骗会令人惊奇且震撼地出现在人们身边的交际圈里。比如以下事例，与我母亲相识40年的一对夫妇在通奸事件被披露后婚姻破裂了。或许在城市混乱的社会环境中，社会规范会对欺骗比较宽容，但在我母亲所处的佛罗里达州的退休生活社区里，这肯定是一桩丑闻。并且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正当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别人的不正当行为引发的，那么谁会是这种不幸的不忠行为的始作俑者？看起来，欲望都市型模式的起点正像是那对鸡生蛋、蛋生鸡的矛盾。
事实是，虽然别人的行为会对我们自己的某些不良行为有促进的作用，但我们实施背叛行为时并不需要朋友或身边的人提供样板。比如，针对不忠行为，欲望都市型的模式遗漏了很重要的东西：性。毕竟，即使在性行为最开放的环境中，如果性的驱动力不是很强，那么就算最弱的情爱关系也不会屈从于不忠行为。欺骗也许并非我们看到的那些打破规则的人所做的那样，不只是对规则的一种破坏，而是人类对自然生理冲动的简单直接的遵循。
原始的冲动
天鹅是一种会触发人们内心某些美好感受的动物—特别是当人们的内心感受表现在情人节卡片上时。天鹅不但有着优雅的脖颈和可爱的洁白羽毛，而且更令人们尊敬的是它们表现出的特有的浪漫行为。与大多数的其他生物不同，天鹅的伴侣关系会持续终生。它们在2到3岁时就组成伴侣，而这种关系通常保持到死亡。当雌性天鹅产下蛋，雄性天鹅会负责保护鸟巢。蛋孵化后，天鹅的父母会同时抚养小天鹅。这会令你想起什么吗？
天鹅的这种忠诚正像我们人类，这种忠诚强调的是一生的一夫一妻制。看到我们的浪漫理念在动物世界得到响应真是令人欣慰啊，但事实上天鹅的行为比我们在纯度卡上标记的形象更加复杂。科学家们研究了小天鹅的DNA，发现有1/6的小天鹅的父亲来自其家庭之外。换句话说，雌天鹅是不可信的。同样的，雄天鹅也在其原本的“家庭”之外繁育后代。
实际上，如果人类在自然界寻找加强忠诚价值观的证据，那我们注定会失望。简单的事实是，地球上的每种动物基本上都会寻找多个性伴侣，即使结伴养育后代的动物也不例外。DNA研究表明，无论何种结伴的动物，伴侣的后代都有10%到70%来自不正当的关系。来自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P•巴拉什（David P. Barash），在《纽约时报》中描述了扁平虫中的一种奇异的双身虫。这是唯一的、真正的“可信任”的自然界的物种。“雄虫与雌虫在成熟期相遇，”巴拉什告诉记者，“它们的身体逐渐融合在一起，直到死亡它们都可以保持彼此的可信任性。这是我知道的唯一100%一夫一妻制的物种。”
自然界普遍存在的不忠行为表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存在某些“非自然”属性—它只是人类构建的，并不比类似穿衣服、为美国偶像投票等行为更接近人类的天性。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理念证明，我们的天性使我们对性行为的多元化更有倾向性。我们天生就想要多个性伴侣；对于情爱关系，我们的天性中就存在背叛。我将这种观念称为原始的呐喊（Primal Scream）模式的不忠。这里，欺骗代表了对智人①原始冲动的真实表达—面对社会所维护的一夫一妻制时的一种呐喊。
披露这种思想的进化生物学家们，论述了作为生物学中对“成功繁殖”这一更大驱动力一部分的性驱动力。这是将你的基因成功传递到下一代的重要行为—是进化论的一个要件。进化生物学家声称，多数人类行为，特别是与不忠相关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成功繁殖的无意识尝试。
男人和女人由于不同的生理构造，其追求成功繁殖的方法也不同。男人理论上可以不受限制地繁衍后代，因此他们将DNA传递到下一代的方式是和尽量多的女人完成交配。从成功繁殖的角度看，与10个女人交配比仅有机会与一个女人交配更好。换成一种比较粗俗的说法就是，对一个男人来说，将蛋放到一个篮子里是很没有进化效率的。
另一方面对女人来说，她们受限于可生育的孩子的数量，最多是在生育期的有限年份里每9个月怀孕分娩一次。她们成功完成繁衍的机会因此而相对较少，所以，她们必须使有限的机会发挥最大的效果：通过与更可能产生健壮后代的男性交配。
与原始呐喊的不忠模式一致，成功繁衍的动力不仅解释了男人与女人欺骗的事实真相，而且详细解释了他们“怎样”欺骗。例如，研究再次指出，男性的不忠动机通常是性满足。另外的研究显示，男人与女人相比更有可能参与一夜情，而更少与非法的伴侣建立感情纽带。这些资料与不忠行为是为了成功繁衍的最好尝试的概念相符：男人寻求与性行为相关的短期相遇—如果目标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尽可能多地将DNA传递下去，那么这是一种好的手段。而对于女人，欺骗是建立在她们自己成功繁衍的标准之上。研究显示，女人的性需求会在月经周期中生育力最旺盛的时候达到最大，这段时期她们更有可能欺骗她们的配偶。这种模式再次被证明—促使女人怀孕的动力会推动不忠行为发生。而且研究人员还发现，事实上，与私通事件中的伴侣相比，女人面对自己丈夫时更愿意采用避孕方法。（最近的DNA分析指出，家庭中超过10%的人的父亲并不是他们的生身父亲。）这与女人通过私通寻找到“更贵的货物”—与更有魅力的个体，而不是自己的配偶繁育后代的理念相符。
当然，原始呐喊的模式有明显的瑕疵。首先，它无法解释同性恋的不忠行为。一个男人怎么会为了成功繁殖欺骗他的男性爱人而与另一个男人通奸？或者一个女人为了繁殖，而去和另一个女人欺骗自己的丈夫？将生理冲动放到不忠行为的核心位置，就能解释其他模式所未能解决的围绕欺骗行为的困惑。我认识一些人，他们看上去有大量与不忠行为有关的情爱关系，那些人有吸引人的外貌和有较高的智商。当我们观察这类行为时，它们是不易被理解的。原始呐喊的模式对这种反应有精确的定位。不忠行为不易被理解，是因为其核心本质不是出于推理，而是出于动物本能。通过逻辑的视角，欺骗行为有时表现得很荒谬，但从成功繁衍的角度看，它会变得趋于合理。
当我们寻找背叛的普遍根源时，或者当我们自己遭到背叛并试图捕捉事件的蛛丝马迹时，我们通常想弄明白是否人类天性中存在一些基本的元素。同样的，我们也很容易怀疑这种元素可能不限于生殖冲动所展现出来的东西。或许我们本身就存在一些坏的毛病。正如弗洛伊德证明的，人类心灵中也存在一种趋向毁灭和侵略的冲动，他称之为“死亡本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展现出了足够多的事例，来表明至少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元素是倾向于邪恶的，所以或许，我们彼此的背叛纯粹也只是为了背叛而已。
我们需要记住，历史—我们个人的历史以及人类文明的历史—都展示了大量人类善良的事例。不管我们的情爱关系多么痛苦，不管生理冲动在我们耳边的呐喊声多么巨大，我们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我们背叛的企图并非不可避免，否则别人也必将背叛我们。
另一方面，不管那么多形式各样的背叛理由是什么，从某些方面看来，我们必然会遭遇其中的某种。那么，信任破裂，特别是当破裂永远不能修复时，其后果是什么？这值得我们探索。
清醒之后
“我还记得令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强烈失望感。那一刻，我感到自己被压垮、被摧毁了，我的世界顷刻之间崩溃了。我的婚姻中原本认为是真实的一切，以及我原本真实的生活，都看起来好像只是一场梦幻。在那一刻，我迷失了我的身份，失去了我的妻子……一刹那之后，我感到自己陷入了从未感受过且再也不愿感受的最深的绝望。我心里的痛苦变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精神上的剧痛是你所能想象到的那种最强烈的折磨。”
上面的叙述是引自理查德•艾伦在得知他的妻子有了婚外恋后的反应，节选自他的书《遭遇背叛者的指南》。这些描述看起来有些夸大，但结合上下文中的冰冷事实却又有它的道理。或许一个人在面对配偶的欺骗、一生的信任被亵渎、可以依赖的誓言被粉碎时，是不可能去夸大自己的痛苦程度的。
就像艾伦描述的那样，背叛引发的破坏会以不同的程度出现。心理学家和家庭治疗专家们实际上很难有时间将信任破裂的伤害事件或潜在的伤害事件完全理清并罗列出来。多数较激烈的事件中，其后果可能会引起愤怒、背叛、孤独、焦虑等等感觉；也可以导致沮丧、重大的虐待事件，甚至自杀；还可以摧毁自尊并侵蚀其他所有的社会纽带。这些只是受害者遭受的后果。而造成这些伤害的人同样会遭受来自各方面的痛苦：压倒性的负罪感、极度的懊悔、与破裂的关系相关的社会关系—比如来自孩子以及夫妻共同的朋友—的瓦解。同样，我们不能忽视从严重欺骗中“解脱出来”的代价。当一个男人不得不欺骗他深爱着的女人，并且她还一直相信他谎报的比实际小了10岁的年龄，那他一定会感受到羞耻和尴尬。同样说明问题的是，向配偶承认自己出轨的人中，95%的人会有负罪感并且希望修复他们原本的关系。看起来，保持其秘密所带来的负罪感要比调情本身可能带来的愉悦感更加强烈。
虽然这些后果令人痛苦，但信任破裂对原本的关系并非是致命的。正像每个谎言各有不同，每个个体同样也是不同的，所以在一些事件中，即使发生了类似不忠的严重欺骗，信任仍是可以被修复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注意，这种修复并非总是明智的。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值得信任的人，所以他们背叛我们信任的次数，会与我们修复信任的次数一样多。当然会有一些事例，其中发生的欺骗只是一种例外事件，或者说导致欺骗的因素可以被消除或改变：沉溺的习性可以克服；结识的人可以抛开；原本平淡的关系可以变得更令人满足。
常有过这样的事例，一些撒谎或背叛的人发誓“不再做这样的事”，而他们实际也确实“不再做了”。但需要牢记的是，这类保证只是恢复信任的前提。恢复信任意味着对某个至少被证明有过一次不诚实行为的人而言，不但要相信其保证，还得对其诚实抱有信心。人们不应该认为，不再重复犯错的保证就可以等于已经弥补了这种过错带来的伤害。
修复信任的其他前提同样重要：“想要”修复信任。克服背叛是一条双向的街道。它意味着只有道路一边的悔悟与改变是不够的，还至少需要来自道路另一边的原谅。通常会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我们会纠结于自尊受伤的感觉与正当的愤怒中。最后，如果我们确定与背叛者继续走完这一生，那我们就必须将这些感觉消除。
我想强调的关于修复信任的最后一点是，我们试图修复的目标不应仅是恢复到从前的关系。首先，为什么会有人希望仅是恢复到从前的样子？旧的关系充满着不忠行为、伪造事实和不诚实，我们应当在修复信任时努力让事情变得更好。其次，克服背叛不等于并且也不会令你感到，我们是走进了时间机器并继续过着背叛未发生以前的生活。背叛“确实”发生了，并且这种经验需要我们学习并要在新的生活中进行透彻地理解。
这种过程是有益的。家庭治疗专家指出，在这类事例中，不忠确实会对长期的关系有所加强（虽然很少有人会推荐这种方法），而克服不忠具有让人们走得更近的效果。对信任破裂的处理，可以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原有关系的价值以及对配偶的需求。更重要的是，修复信任可以并且应该创造出更加诚实和公开的新氛围。我们都会在口头上标榜诚实，但却没有人会比那些遭遇过诚实被侵害的人更懂得它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