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及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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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隆 Yalo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01

第二章 与葆拉共舞

身为医学系的学生,老师教我们望、闻、问、切的艺术。我检视深红色的喉咙、鼓胀的耳膜和网膜上错综复杂的动脉血管;我聆听心脏的僧帽瓣嘶嘶作响、小肠如低音喇叭的流动声、肺部的杂音;我触摸脾和肝脏平滑的边缘、紧绷的卵巢囊肿,以及冷硬的前列腺肿瘤。

对于病人的了解——这正是医学院所教的内容,但向病人学习——这种更高深的教育却更晚才获启蒙。或许最先是由我的教授怀特何恩(John Whitehorn)所传授,他总说:“聆听病人;让他们教导你。要保住你的智慧,必须永远做学生。”他的意思不仅是懂得聆听能让你对病人了解更多,他是希望我们以病人为师。

怀特何恩闪闪发亮的头上悉心剪妥的新月形灰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这位规规矩矩、一丝不苟、彬彬有礼的名师30年来一直担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主任。他戴着金丝边眼镜,毫无多余的装饰——脸上没有一条皱纹,一年到头穿着的棕色西装(我们猜想他衣橱里一定有两三套一模一样的西装以便更换)没有一丝褶皱。他也没有多余的表情:讲课时他只动嘴唇,其他一切——不论是手、脸颊或眉毛,都保持不动。

在我担任第三年精神科住院医师时,每周四下午,就有五名同学和我一起跟随怀特何恩医师看诊。我们先在他用橡木装潢的办公室用午餐,菜色简单,而且总是一成不变——鲔鱼三明治、冷盘和冷的蟹饼,接着是水果色拉和乏味的胡桃派。不过用餐的方式却很讲究:麻织桌布、闪闪发亮的银托盘和骨瓷餐具。午餐时的对话轻松而冗长,虽然我们每一个都有电话要回,有病人等着照顾,怀特何恩医师却总是慢条斯理,最后甚至连我,全组最匆忙的一个,也学会让时间等待。在这两小时中,我们可以向教授提任何问题:我还记得问过他妄想症的源起、医师对自杀病人的责任以及治疗和宿命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虽然他仔细地回答,但显然却偏爱其他的话题:波斯弓箭手的准度、希腊和西班牙大理石的特性比较、盖茨堡之役的重大失策,以及他发明改进的化学元素周期表(他原先是化学系的学生)。

午餐后,怀特何恩在办公室里为四五名病人看诊,我们则安静地在一旁观看。他看诊的时间很难预估,有些15分钟就结束,有些则持续两三个小时。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夏日在又凉又幽暗的办公室里,橙绿条纹的窗帘隔绝了巴尔的摩炙热的太阳,窗外攀藤植物绽放了蓬松的花朵。由角窗上望出去,正巧可看到医院员工专用的网球场。喔,那时我多渴望上场打球!一心一意都在梦想发出ACE球,或是回拍上网,然而网球场上日影越来越长,一直到薄暮吞噬了网球场上的余光,我才死心,把注意力移回怀特何恩医师的问诊上。

他的步调轻松,有的是时间。再没有比病人的职业和兴趣更能吸引他的了。上一周他还在鼓励南美果农大谈特谈咖啡树,下一周则是和历史教授讨论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企图侵略英国反遭击灭)的挫败。他问得巨细靡遗,让你以为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明白种植高度和咖啡豆质量的关联,或是发现无敌舰队幕后的政治动机。他如此巧妙地切入私人的领域,即使一心提防的偏执病人也不由地畅谈自己的心路历程,总令我吃惊叹服。

怀特何恩医师借着让病人为师,和病人的“人”而非“病情”建立起关系,他的做法不但提升了病人的自信,也让病人更愿意倾诉心声。

也许你会说他的问诊手腕高明,但这么说可不公平。怀特何恩医师真地希望病人能把他看成是一位收集者,多年来累积了惊人的宝物。他说:“如果你能让病人多谈他们的人生和兴趣,那么就能和病人双赢。多了解病人的生活,不但能让你得到教诲,也能获得关于他们病情的一切资料。”

15年后,即20世纪70年代初期,怀特何恩医师已经去世,我也跻身精神病学教授之林,却有一位罹患末期乳癌名叫葆拉的妇女进入我的生命,继续教育我。虽然我当时还不明白,她也从未提过,但我却相信从一开始,她就肩负了教化我的使命。

葆拉在肿瘤科听社工人员说我有意组成绝症病人治疗团体之后,就打电话来。她第一次踏进我的办公室,我就立刻被她的外表吸引:她尊严的仪态、灿烂的笑容、一头如男孩般剪得短短的闪闪发亮的白发,以及她湛蓝智慧的双眼中熠熠生辉的光采。

她一开口就不由得让人注意:“我是葆拉·韦斯特,罹患末期癌症,但我并非癌症病人。”的确,在我和她共度的这么多年人生历程中,我从没有把她当成病人。她言简意赅地说明她的病史:五年前发现乳房肿瘤,开刀切除,接着另一只乳房也生了肿瘤,也切除了。紧跟着是化学治疗和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恶心、呕吐、头发掉光,接着是放射治疗,人体可以承受的最大剂量。然而这一切都未能阻止癌细胞扩散的速度——头骨、脊椎、眼眶。肿瘤细胞侵蚀她的五脏六腑,虽然她已经手术切除乳房、淋巴结、卵巢、肾上腺,癌细胞依然恶性蔓延。

想象葆拉的身体,必然是满布伤疤的胸膛,没有乳房、肌肉,就像发生船难的大帆船一样,空留骨架。在她的胸膛之下,腹部处处是手术疤痕,全靠着因注射类固醇而肥厚的笨重臀部支撑。简言之,这是个年届55岁而没有乳房、肾上腺、子宫、卵巢,而且我相信也丧失了生命力的女人。

我欣赏的是身材坚实优美、丰胸性感的女人,但第一次看见葆拉,却发生了奇事:我觉得她很美,而且爱上了她。

我们议定每周不定期会面一次,或许有人以为这算是“心理治疗”,因为我把她的名字列入门诊名单,而在会面的50分钟里,她也的确坐在病人的椅子上。但其实我们的角色很混淆,例如我们从没有谈过费用的问题。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并非一般的问诊,也不想在她面前谈钱——那太庸俗了。不只金钱,还有其他如性行为、婚姻或社交关系等这类事,都在杜绝之列。

生命、死亡、性灵、和平、超然的存在,这些才是我们讨论的课题,也是葆拉唯一在意的事。我们多半是谈死亡。每周我们四个(而非两人)在我的办公室会面——葆拉和我,她的死亡和我的死亡。她成为我的死亡姬妾:把死亡介绍给我,教我该如何看待它,甚至和它做朋友。我渐渐明白死亡虽然声名狼藉,虽然不能带来欢乐,但它并不是把我们拖进无以名状恐怖境地的恶魔。我学会揭开死亡的神秘面纱,看待它的真面目——这是个事件,是人生的一部分,也是所有可能的终结。葆拉说:“这是个中性事件,但我们却一直用恐惧来渲染它。”

每一周葆拉都翩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带着我所喜爱的明灿微笑,把手伸进大草袋中,拿出日记放在膝上,和我分享她过去一周的反省和梦想。我仔细聆听,努力做出适当的回答。每当我说出不知自己对她是否有助益的疑问,她都露出迷惑的表情,接着在凝思片刻之后,再度绽放微笑,好像给我保证一样,再回头谈她的日记。

我们一起回顾了她和癌症全程的接触:最先的惊吓和不敢置信、肢体的摧残、逐渐的接受,到最后习惯告诉旁人:“我患了癌症。”她述说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朋友的支持。这点倒不难理解:大概没有人会不爱葆拉。(当然我从没有向葆拉告白,直到许久以后,她不复相信我之时。)

接着她叙述癌症复发的那段可怕时光。那是她的骷髅地(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处),她经历了所有癌症复发病人所扛的十字架:放射治疗室,室内上方悬着世界末日的金属眼球、冷漠无情的技术人员、不安的朋友、漠不关心的医师,而最叫她受不了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刻意的隐瞒。她打电话给外科医师,也是她20年来的至交,结果只有护士告诉她不必再来挂号了,因为医师已经无能为力。谈到此她不禁潸然泪下。“医师是怎么了?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只要他们现身,就是对病人莫大的安慰?”她问道:“为什么他们不了解,就是在他们束手无策的那一刻,才是病人最需要他们的时候?”

葆拉告诉我,得知自己走向死亡的恐怖,随着其他人的退缩而与日俱增。濒死病人的疏离感随着其他人强颜欢笑想隐瞒死的逼近而更加强烈。然而死亡是掩饰不了的,迹象无所不在:护士压低声音说话,医师老是看错病灶位置,实习生蹑手蹑脚地走进病房,家人视死如归的勇敢笑容,以及访客的强作欢颜。一名癌症病人曾告诉我,她知道自己死期已近,因为平时检查完总是轻拍她臀部的医师,这一次却和她握手道别。

除了死亡之外,我们也害怕伴随死亡而来的孤绝无援。我们毕生都想找伴共度人生,却必须孑然一身面临死亡。生者规避濒死的人预示了最后必然的遗弃。葆拉告诉我,濒死者的疏离来自两方面,病人自绝于生者,不想吐露她的恐惧和可怕的念头,以免拖累家人朋友;而朋友则却步不前,觉得自己帮不上忙,手足无措,也不情愿太接近,以免预见自己不免也会经历的过程。

不过葆拉如今已不再孤立,至少一直有我支持她。纵使其他人遗弃葆拉,我也不会这么做。然而我却不知道未来她会视我为不认主的彼得,不认她不止一次,而是许多次。

她无法以适当的言词来描述这段疏离期间的痛苦,只能称之为“客西马尼花园”(基督被犹大出卖而被捕之地)。她曾带来女儿所画的石版画,图上有几个人正用石头抛击圣徒,圣徒是个蹲伏在地下的瘦小女人,她脆弱的双手无力保护自己。这张画如今悬在我的办公室里,每当我看到它,就想到葆拉说:“我就是那个女人,面对他人的攻击脆弱无援。”

后来是一位牧师助她脱离了这段时期,他指点她:“知道‘为什么’的人,就能忍受‘怎么会这样’,癌症就是你的十字架,磨难就是你的圣职。”

这个启示改变了一切。在她描述她接纳自己的圣职,致力于缓解其他癌症病患的折磨时,我开始了解自己的角色: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帮助我,我才是她圣职的对象。我可以帮得上忙,但并不是透过支持、解释或是关怀、忠实,我要扮演的角色就是让她教育我。

来日不多的癌症病人可能经历“黄金时期”吗?葆拉做到了。是她教导我:坦然面对死亡可以让人以更丰富、更满足的方式体验人生。当时我很怀疑,觉得所谓的“黄金时期”是她一贯的夸张说法。“黄金时期?真的吗?葆拉,死亡哪有什么黄金可言?”

葆拉斥责我:“这是哪门子问题!所谓黄金时期并不是死亡,而是在面对死亡时把生命发挥得淋漓尽致。想想最后的时光多么深刻和宝贵:最后的春天,最后一次蒲公英茸毛的飞舞,最后一次紫藤花的飘零。”

葆拉接着说:“黄金时期也是伟大的解放时期——是你可以向所有琐事小节说不的时刻,让你自己全神贯注在你最关怀的一切——好友齐集一堂,四时的变换,海水的起伏。”她对医界死亡学大师库布洛-罗丝(Elizabeth Kulber-Ross)颇为不屑。罗丝未能体认黄金时期的可贵,反而把死亡归为几个消极的临床阶段:愤怒、否定、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这种想法总让她生气。她认为这样僵化的情感反应区分只会剥夺病人和医师的人性,我相信她是对的。

葆拉的黄金时期是热烈的个人探索时期:她曾梦到在广大的厅堂漫游,梦中家里出现从未使用过的新房间。这段时间也是她准备的时期:她梦到自己由地下室到阁楼大扫除,也梦到重新整理柜子和衣橱。她也为先生做准备,例如有时她很想外出购物,为家人准备餐点,但却刻意压抑这样的念头,以便训练丈夫自立。有一次她告诉我,她先生第一次提到等“我”而非“我们”退休,令她很骄傲。这种时候我总睁大眼睛不敢置信。这样的美德真的存在于小说世界之外吗?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上很少讨论“善良”的性格,只说这是对抗恶意冲动的一种防御。一开始我询问她的动机,并且旁敲侧击想找出漏洞,但最后我相信她的诚意,也让自己沐浴在她的光辉里。

葆拉觉得,准备死亡不但必要,而且需要非常专注。她知道自己的癌细胞扩散到脊髓之后,写了一封告别信给13岁的儿子,连我都不禁感动泪下。在最后一段,她告诉儿子说,胎儿的肺并不会呼吸,眼睛也不能视物,因此胎儿准备降生到它无法想象的世界,葆拉说:“我们不也是在准备降生到超越我们世界,甚至凌驾于我们想象之上的世界吗?”

我对宗教信仰总是很困惑。自有记忆以来,我总觉得宗教其实就是为了安抚人心、纾解焦虑而发展出来的。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和一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人谈到我对上帝存在与否的怀疑,这名士兵刚由欧洲前线返国,他听了我的话,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圣母和耶稣画像,他曾带着这张画经历诺曼底登陆。“翻过来,读读背后,大声读。”

“战壕没有无神论者。”我读道。

“对,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他缓缓复诵,“不论是基督徒的上帝,犹太人的上帝,中国人的神,还是其他的神……一定都得有神,我们不能没有神。”

这个陌生人把那张圣母画像给我,皱巴巴的画像令我着迷不已。它已经经历诺曼底和天晓得还有多少战役。或许这是个预兆,象征神终于找到了我。我把它放在皮夹里两年,不时抽出来思索。有一天我问道:“就算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又怎么样呢?就算如此,也只是更说明了信仰随恐惧而生。我们需要也想要有神,但光是期待并不能就让它成真。信仰——不论多么热切,多么虔诚,多么强烈,都对上帝是否存在的事实未置一词。”第二天我到一家书店,从皮夹里取出如今对我毫无作用的画像,小心翼翼地夹进一本名为《心灵平静》(Peace of Mind)的书里,或许能让其他准备战斗的灵魂获得些许帮助。

虽然死的念头一直让我觉得恐惧,但我宁可有这样原始的恐惧,也不想接受某些因不可解而更富吸引力的信仰。我痛恨“正因为它不可解,所以我信。”这样的说法。但是身为治疗师,我只把这样的想法放在心里:我知道宗教信仰是安心力量的来源,若没有更好的取代方法,我也绝不会干预。

我这种不可知的论调很少动摇,或许有几次在学校早祷之时,看到老师同学全都低着头向天上的父喃喃低语,曾令我觉得不安。是不是除了我之外所有的人都疯了?我疑惑。接着报上又刊出我们敬爱的罗斯福每周日上教堂的照片——让我不禁思索:罗斯福的信仰可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葆拉的想法呢?她给儿子的信,她对我们的存在都有个我们无从了解的目的这样的想法,又该怎么解答?弗洛伊德必然会对葆拉的比喻感兴趣,而我又完全认同弗洛伊德的宗教观。他一定会说:“这正是满足期待的典型例子。我们期待存在,担心自己不存在,于是我们创造了有趣的神仙故事,让美梦全都成真。未知的目的地等着我们:忍受折磨的灵魂、天国、不朽、上帝、复活,这些全都是幻想,全都是消减难免一死痛苦的糖果。”

葆拉对我的怀疑论调总是温和地回应,轻轻提醒我,虽然我觉得她的信仰不真实,但它们亦不容否认。我虽然怀疑,却爱葆拉的比喻,也以从未有过的耐心聆听她讲道。或许这是一种交换:我以怀疑想法的一隅交换接近她的恩典。我嫉妒她的儿子,他可明白自己有多么幸福?我多么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母亲。

在这段时期,我参加了朋友母亲的葬礼,牧师讲了一段慰藉的话语。他描述一群人在海滨哀伤地向扬帆出海的船只告别,船影越来越小,只剩桅杆顶端还看得见,最后连桅杆也消失了,人们低语道:“她走了。”然而就在此刻,在遥远的某一方,另一群人正在张望海平面,他们看到了桅顶出现,不禁欢呼:“她来了。”

若是不认识葆拉之前,我听到这样的话只会嗤之以鼻:“愚蠢的寓言。”现在反应却不再这样强烈了。我环顾其他吊唁者,有一刻甚至觉得和他们合为一体,因幻像而结合,因船接近新生命的岸边这样的意象而欣喜。

在我认识葆拉之前,总是对加州最普遍的“新时代”现象大加挞伐:塔罗牌、易经、练功、复活、星象学、命理学、针灸、科学论派(知识为根据之教派,宣称使信徒发挥人的最大潜能)、前世今生的治疗。以前我总想:人就是需要这些东西,以满足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而且有些人就是无法独立,让他们仰赖这些神话吧,可怜的家伙。如今我的态度缓和多了,我会用比较不那么激烈的句子:“谁知道呢?”“或许吧!”“人生本来就是复杂难解的。”

葆拉和我熟识之后,我们打算组成一个临终病人的团体。如今这类的团体很普遍,但1973年时,是才开风气之先,临终就像色情一样是禁忌的课题,我们无所遵循,必须全靠自己张罗。然而我们一开始就碰到难题:怎么成立这样的团体?到哪里去找成员?难道要我们登广告:“征临终病人”?

不过葆拉在教会、医院和居家护理组织的人脉,帮我们介绍了一些可能的人选。斯坦福洗肾中心转介来第一位成员:年方19岁的吉姆,患有严重的肾脏病。吉姆虽知道自己人生短暂,但却无意更进一步了解死亡。他避开葆拉和我的视线,甚至根本避开和我们的任何接触。“我是个没有希望的人,”他说道,“谁会要我当丈夫或朋友?何必一直去面对被排斥的痛苦呢?我太常说这些,也太常被人拒绝了。不需旁人,我也可以活得好好的。”葆拉和我只见过他两次,他没有再参加我们的活动。

我们的结论是,吉姆太健康了。他对洗肾抱持了太大的希望,而且洗肾延缓死亡的时间也太长,让他否定的情绪生了根。我们要找的是已经来日无多、对人生不抱希望的病人。

接着罗伯和萨尔相继加入。他们俩都不完全符合我们的标准:罗伯醉期淋巴癌,坐着轮椅被推进我们的聚会,当时她还正在输血。她对自己的病情很坦然,心知自己即将死亡。“我可以接受这点,”她说,“这已经不重要了。但重要的是我的女儿,她让我连这最后一程都不得安宁!”艾芙琳把担任临床心理医师的女儿骂得一文不值:“睚眦必报,缺乏爱心的女人。”几个月前因为女儿照顾艾芙琳的猫时错喂了食物,两人大吵一架,迄今依然冷战。

听了她的倾诉之后,萨尔简单扼要但却热忱地向她说:“请听我说,艾芙琳,我也不久于人世了。你的猫吃什么有什么要紧?谁先屈服又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来日不多了,我们别再假装了吧。你女儿的爱是这世上对你最重要的事,请你在走前一定要把这点告诉她!否则你会毁了她的人生,她永远不能复原,而且还会把这种伤害传给她的女儿!一定要打断这样的循环!”

这样的恳求生了效。虽然几天后艾芙琳就去世了,但护士告诉我们,她被萨尔的话打动,和女儿流泪和解。我为萨尔骄傲,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第一个成功的事例!

又有两位病人加入我们的团体。几个月后我们觉得有了足够的经验和了解,可以嘉惠更多的病患。因此葆拉更认真地寻找人选,她和美国癌症学会接触,得到一些信息,经面谈筛选之后,我们接受了七名新病人,全都是乳癌患者。我们终于正式开始营运。

在全体会员头一次聚会中,葆拉一开始朗读了一段犹太教的故事,令我吃了一惊:一名牧师和主谈论天堂与地狱。主说:“我让你看地狱的景象。”他带着牧师走进一个房间,房内一张大圆桌,围桌而坐的人们似乎都饥肠辘辘。桌上有一大锅热腾腾、香喷喷的汤,叫人不由得流口水。围桌而坐的每一个人都拿着手把很长的汤匙,虽然正好够得到锅,却比人的手臂还长,因此人们不能把食物喂进自己的嘴里,大家都吃不到,难怪饿坏了。

“现在我再带你去看天堂。”主说道。他们走进另一个房间,里头的陈设和第一间一模一样,同样的大圆桌,同样的热汤。围桌而坐的人也都拿着长柄汤匙,但每一个人都吃得很饱,都开心满足。牧师不明白,主说:“很简单,不过要一点技巧。在这个房间里,他们都会互相喂食。”虽然葆拉擅自决定以这段故事作为开场白,令我措手不及,但我并未多想。我们还没有厘清相互之间的角色和合作的关系,她用这样的方式也无可厚非。此外,她的判断总是很精准——这是迄今我所见过最具启发性的开场白。

我们的团体要取什么名字呢?葆拉说:“桥梁团体”。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团体在癌症病患之间架起了桥梁,第二,我们在这个团体中,就像打桥牌一样,把牌摊在桌面上。

“桥梁”成长得很快。每隔一两周,就有恐惧的新面孔加入,葆拉会拉着新成员的手,邀他们外出午餐,教导、鼓励、启发他们。不久我们的人数就太多了,不得不分为两个八人小组,我也请了一些精神科住院医师做组长。所有的成员都反对分组,认为这会影响整个大家庭的完整,我提出妥协的办法:我们可以分组讨论1小时15分钟,最后15分钟再合并,交换心得。

这些聚会探讨的是其他团体不敢面对的课题,一次次的聚会中,成员带来病情转移的新噩耗、新的悲剧,而每一次我们都找到安抚慰藉的方法。偶尔要是有人病得太重、太虚弱,无法参与会议,我们也会把聚会移到他家举行。

我们讨论的内容百无禁忌,葆拉也在每一次重要的讨论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比如一位名叫伊娃的成员谈到朋友突然在睡梦中因心脏病去世,令她嫉妒不已:“这真是离开人世最好的方式。”但葆拉却不以为然,认为猝死是悲哀的死法。

当时我很替葆拉难为情。我不由得疑惑: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出糗?谁能否认伊娃的话,在睡梦中逝去怎么不是最幸福的死法?然而葆拉一如往常,不慌不忙地说明她的观点:“你需要时间,许许多多的时间,让别人准备好面对你的死亡——你的丈夫、朋友、最重要的是你的孩子。你必须对未完成的一切有所交代,不能任意抛弃人生的计划。你的工作必须完成,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你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而且死是生的一部分,在睡梦中错过它,就等于错过人生最伟大的冒险。”

不过伊娃并不为所动:“葆拉,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羡慕朋友的猝死,我一直都喜欢惊奇之举。”

我们的团体不久就在斯坦福社区闻名遐迩。学生(精神科住院医师、护士、大学部学生)都透过镜子观察聚会的情形,有时候成员的痛苦实在太难承受,学生们也热泪盈眶地奔出观察室。一般精神治疗虽然允许医科学生从旁观察,但通常都不情不愿,然而我们这个团体却欢迎学生观察。全体成员就像葆拉一样,非常希望有学生受教,他们有许多体验想教导学生,因为死的迫近使他们自觉更加有智慧。他们尤其明白:生命是不能延迟的,非得活在当下,不能拖到周末、度假、孩子们长大,或是退休的暮年。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怨叹:“我竟然等到现在,等到癌症缠身,才学会如何生活,多么可悲啊!”

那段时期我一心一意想在学界出人头地,研究、研究基金的申请、演讲、教学和写作的忙碌工作限制了我和葆拉的接触。我是否害怕太亲近她?或许她的宇宙观,她超脱世俗目标的态度,威胁了我在学术市场追求成功的努力。当然,每周聚会我都会看到她。在聚会中,我只是名义上的领导者,她才是协调一切的灵魂人物。她带领新的成员,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把她的私人经验和他们分享,并且在每次聚会之间和他们联系,共进午餐,在任何人有急需时提供帮助。

或许可用“精神导师”来形容葆拉的角色。她提升我们的团体,使它更有内涵。她每次开口,我都专心聆听:她总有令人意想不到的观点。她教导成员沉思冥想,深入探索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的中心,忍受痛苦。一天在聚会行将结束之际,她出其不意地从袋中拿出一支蜡烛,点燃之后放在地板上。接着她说:“我们靠近一点。”并向坐在她两旁的成员伸出双手:“凝视这支蜡烛,静静地沉思几分钟。”

在认识葆拉以前,医学的训练使我绝不能容忍治疗师竟以让所有成员牵手凝视蜡烛的方式结束聚会,然而人人都赞同葆拉的建议,连我也觉得这样做很恰当,此后我们每一次都以这种方式结束聚会。我很珍惜这样的时刻,有时我恰巧坐在葆拉身边,在松手前会轻轻捏她的手。她尊严地带领我们沉思,她的教诲:“抛开愤怒、抛开痛苦、抛开自怜。探索你的中心,探索你平静的深处,敞开心胸给爱、给宽恕,给上帝。”

有时我不禁疑惑,除了帮助他人之外,葆拉还有什么需要?虽然我一再地问她我们这个团体能帮她什么忙,但她从没有给我答案。有时候我也对她忙碌的步调感到惊讶——她每天都会拜访数位病人。是什么驱使她这样做?为什么她谈到自己的问题时,总是以问题都已经过去了的语气说话?她只给我们答案,却从没让我们知道她尚未解决的问题。葆拉的生命已经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她依然精力充沛,爱人也被爱,是被迫和癌细胞共存者的救星,我们还能要求什么呢?

这是我和葆拉共处的黄金时期,或许当初维持这样就好了,但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我们的团体规模变得多么庞大——这样的规模需要资金,因此我开始考虑申请研究基金。我从未向这个团体的病人收费,甚至也不曾接洽过保险公司,询问他们是否会为这样的支援团体支付费用,但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对斯坦福大学也必须有所交代,同时我觉得自己作为癌症病患团体学生的时期已经结束,该为它做点事,做研究、评估效益、发表我们的结果,把消息传播出去,鼓励各地也成立类似的团体。简而言之,该是推广这样的团体同时获得一些收获的时候了。

机会来了,美国癌症学会提供乳癌患者社会行为的研究基金,我提出申请获准,让我能评估自己的治疗方法对乳癌末期病患是否真有帮助。我很有自信,认为我的治疗提升了这些病患的生活质量,如今只要在成员加入前和加入后定期请她们填写评估问卷,大功即可告成。

请注意我现在常用的代名词变成第一人称的“我”:“我考虑……我申请……我的治疗方法……”如今回顾起来,这样的词汇或许已经预示了葆拉和我关系的恶化,但那时我却浑然不觉,只知葆拉点燃我生命的光,而我是她的磐石,是她所寻觅的避风港。

如今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在研究基金发下来之后,一切开始不对劲了,先是一些小摩擦,接着我们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或许第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葆拉有一天告诉我她觉得受到研究计划的剥削,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尽力让她在这个计划中扮演她所想要扮演的角色:新成员的人选全由她面谈决定,全都是乳癌转移的病患,她也协助我们设计问卷,此外,她也获得很理想的报酬——远高于一般研究助理所得,也超过她所要求的酬劳。

几周后,她告诉我她觉得自己工作过度,希望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很同情,也试着提供建议,让她放慢忙碌的脚步。

在我向癌症学会交出第一阶段的研究报告后不久,就听到流言说葆拉对自己在报告中所占的分量太少感到不满,虽然我把她列为研究助理的第一人。当时我没有理会这样的谣言,因为这太不像葆拉了,如今想来大错特错。

不久我请金丝莉医师担任这个团体的共同治疗者,她是一名年轻的心理学者,虽然没有和癌症病患共处的经验,却非常聪明和善,而且工作认真。葆拉不久就找我谈,她责备我:“那个女人是我所见过最冷漠无情的人,她绝不可能帮助病人。”

我很震惊,一方面是因为她对这位医师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因为她尖酸刻薄的语气。为什么这么刻薄呢?我不禁想道,为什么葆拉这么不友善、不慈悲呢?

由于研究基金规定在核发之后6个月内,我得举办两天的讨论会,和6名癌症治疗、研究计划和统计分析的专家共同讨论,因此我邀请葆拉和其他四名成员担任病人顾问参加讨论。这样的讨论会只是做个样子,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金钱,然而政府赞助的研究既然有这样的要求,就必须遵守。葆拉却不能忍受,她估算两天会议的花费(约5000美元)之后,气冲冲地来斥责我:“想想看这5000美元可以为癌症病人提供多少东西!”

我想:葆拉,我爱你,但你怎么那么傻呢?“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必须妥协吗?”我说,“这5000美元根本不可能直接用来治疗病人,而且若我们不遵守规定举办研讨会,就会丧失研究基金。只要我们撑下去,完成研究,证明我们的做法对临终癌症病人的价值,就能嘉惠更多病人,远比这5000美元还要多得多。不要只见树不见林,葆拉,求求你妥协吧!就这一次就好。”

我可以感受到她对我的失望。她缓缓地摇头说:“妥协一次?你不可能只妥协一次,有一就有二。”

在研讨会上,所有的专家都恪尽职守(也获得优厚的报酬)。其中一位谈到衡量沮丧、焦虑的心理测验,另一位讨论医保制度,还有一位大谈社区资源。

葆拉非常认真地参与研讨,我想她可能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不能等待,因而在讨论时主动出击,惹得与会专家都心浮气躁。举例来说,在他们谈到病人拒斥病情的客观评量标准如不肯起床穿衣、退缩哭泣时,她却以自身经验主张这些行为都有一段准备期,最后会进入另一个阶段,有时这就是成长的经验。虽然专家想说服她,如果以大规模的病例和对照组相比,就可以用客观的数据分析来处理这类统计的问题,她却不予理会。

接着研讨会请每一位成员提出预估个人能否适应癌症的因素,癌症专家李医师在黑板上写下成员所提的各种因素,包括:婚姻状况是否稳定、环境资源、个性、家庭史。葆拉此时举手提出:“勇气和性灵的深度。”

李医师一语不发,刻意地忽视她,把粉笔抛下又接起,如是数次,最后他转身把葆拉的建议写在黑板上。虽然我不觉得这样的建议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我知道,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李医师在抛接粉笔的当时,心里一定在想:求求你们,赶快把这个老太婆弄出去!后来在午餐时,他轻蔑地称葆拉为“布道家”。虽然李医师是声誉卓著的肿瘤学者,我们非得得到他的支持和推荐不可,但我依然冒险反驳他,为葆拉辩护,强调她在我们团体中的重要性。即使这样的辩解未能扭转他对她的印象,我依然因自己支持她而感到自豪。

当晚葆拉打电话给我,她气坏了:“研讨会上那些医学专家全是机器人,没有人性的机器人!我们病人一天24小时和癌细胞搏斗——在他们眼中我们算什么?告诉你吧:不过是‘适应不良’罢了。”我和她长谈,尽可能抚慰她,要她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要有耐心。我重申当初创立这个团体的原则,并且下结论说:“葆拉,请记得,这一切都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因为我有我自己的研究计划,绝不会被他们唯物的观点所左右,相信我!”

但葆拉不接受抚慰,也不相信我。这次的研讨会在她心头留下了阴影,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她心头翻搅,最后她指责我向官僚屈服,她自己也送了一份义愤填膺的报告给美国癌症学会。

最后,葆拉终于走进我的办公室,宣布她要退出我们的团体。

“为什么?”

“我只是觉得太累了。”

“葆拉,这不是理由,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我说过了,我太累了。”不论我怎么问,她都坚持这个回答,虽然我们俩都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让她失望。我使出浑身解数(而且经过多年执业,这方面我很有办法),但没有用。不论我怎么尝试,甚至开玩笑或是诉诸我们长久以来的友谊,她都反应冷淡。我再也无法取得她的信赖,只能忍受虚伪的讨论。

“我只是工作得太累了,我受不了。”她说。

“我不是告诉你好多次了吗?葆拉,减少你探望病人和打电话的次数,只要来参加我们的聚会。这个团体需要你,我也需要你。一周来90分钟应该不会太久吧。”

“不行,我不想拖拖拉拉。我得彻底地休息。而且现在这个团体也和以往完全不同了,它太肤浅,我得再探索更深的领域——追求象征、梦境和原型。”

“我同意,葆拉。”我非常严肃,“我也想这样做,现在这个团体正开始探究这样的领域。”

“不行,我太累,太精疲力竭了。每一位新病人都让我再经历一次我自己的危机,我自己的骷髅地。不行,我已经决定了,下周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

于是一切成了定局。葆拉再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团体。我请她随时打电话给我,她答说,我也可以打电话给她。虽然她并非恶意,但她的话依然深深刺伤我。她再也没有打电话给我。我拨了几次电话给她,还两次请她吃午餐。第一次午餐(太叫人难过了,害我过了许多个月,才敢再打电话请她吃午餐)一开始就噩兆连连。我们原先选的餐厅人满为患,因此我们临时改到对街的特鲁多餐厅,这是庞大如洞窟般的建筑,先前曾做过汽车经销商、天然食品店和舞厅等用途,如今改做餐厅,菜单上有许多以舞为名的三明治:“华尔兹”、“扭扭”和“却尔斯登舞”。

一开始就不对劲。我听到自己点了“呼拉”三明治就觉得大事不妙。葆拉打开皮包,拿出一小颗葡萄柚般大小的石头,放在我们之间的餐桌上。

“这是我的愤怒石。”后面的事我已经记不清了,幸好我记了笔记——和葆拉的对话非常重要,不能尽信记忆。

“愤怒石?”我一头雾水地看着桌上那长满苔藓的圆石。

“我被折磨够了,我被愤怒所吞噬。现在我已经学会放开愤怒,让愤怒进入石头里。我今天得把它带来,和你在一起时,我希望它也在场。”

“你为什么生我的气,葆拉?”

“我现在已经不气了,没剩多少时间让我生气。但我曾受伤,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却遭到遗弃。”

“我从没有遗弃你,葆拉。”我说。但她不理睬我的话,继续向下说。

“研讨会后我心力交瘁:看到李医师站在台上对空抛粉笔,刻意忽视我,忽视所有病人的人性关怀,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崩溃了。病人也是人,我们苦苦挣扎。有时我们鼓起勇气和癌症奋斗,我们总说赢或输了这场战斗——这的确是战斗。有时我们陷入绝望深渊,有时则只是体力上的疲惫,有时我们则可超脱癌症。我们绝非‘适应不良’,而是远远超越。”

“但那是李医师,不是我。我并没有这样想,后来我还帮你说话呢。我早告诉你了。总而言之,我们一起努力,你会相信我只把你当成‘适应不良’吗?我像你一样痛恨这样的说法和想法!”

“你知道,我不会再回到这个团体。”

“这不是重点,葆拉。”的确,她回不回我们的团体已经不是最急切的事了。虽然她在这个团体里举足轻重,但我也了解到她的离开反而造成其他几名病人自我的成长和学习。“最重要的是你信任我,关怀我。”

“研讨会后我哭了24小时,我打电话给你,但你当天却并未回电。后来等你回电时,也没有安慰我。我上教堂祈祷,和艾尔森神父谈了3小时,他聆听我,他总是聆听我。我想他救了我。”

去他的神父!我努力回想三个月前的那一天,只依稀记得在电话里和她谈过,但她并没有向我求助。我确定她只是在抱怨研讨会,而这我已经和她谈过好几次,太多次了。为什么她不能明白?究竟我要告诉她多少次,这一切根本没意义,我又不是李医师,我也没有丢粉笔,甚至后来还帮她说话,我还是会以原来的方式维持团体的进行,一切都不会改变,只除了团体成员每隔三个月得填几份问卷罢了。是的,葆拉当天打电话给我,但那时她并没有向我求助,而且从来也没有。

“葆拉,在你告诉我你需要帮助时,我曾拒绝过吗?”

“我哭了24小时。”

“但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你当时只说想谈谈这次的研究和你的报告而已。”

“我哭了24小时。”我们俩各说各话。虽然我尽力想打开她的心扉,告诉她我需要她——为我自己,而非为团体。的确,我需要她。当时我生活中的确有些烦恼,我渴望她的启发,她的出现让我安心。几个月前我曾在晚上打电话给她,名义上是讨论我们为团体所做的计划,实际上却是因为我太太出城去了,我觉得寂寞焦躁。在长达一小时多的通话之后,我觉得好多了——虽然因为倾倒了心灵垃圾而有点罪恶感。

现在回想葆拉抚慰我心的那段长谈,为什么我不诚实一点?为什么我不干干脆脆地说:“葆拉,我今晚可以和你谈谈吗?你能帮助我吗?我觉得焦虑不安,寂寞孤单。我睡不着。”不,不,绝不可能!我宁可偷偷地汲取我的养分。

那么我要葆拉公开地向我求助,又是多么虚伪啊!她或许是以研讨会为借口向我求援,这又有什么关系?我早该不等她向我曲膝就先安慰她。

我边思索葆拉的愤怒石,边明白我们的关系已经很难挽回了。于是我以从没有过的态度向她坦承:“我需要你。”我提醒她,治疗师也有需要,“我对你的烦恼可能不够敏感,但我不能看透人心。而且这些年来你不也都拒绝我对你的帮助?”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永远离开我。”当天我已经接近恳求,但葆拉依旧不为所动,我们俩就此分道扬镳。

有几个月,我完全没想到葆拉,直到金丝莉医师提到她们俩有过一次不快的接触。葆拉回到目前由金丝莉医师领导的这个团体(当时我们已经分成几个团体),据金丝莉医师描述,她一副“癌症夫人”的模样,从头到尾都是她一个人在说话。我立刻打电话给葆拉,再度邀她共进午餐。

葆拉欣然接受这次的邀请,倒使我吃了一惊,但一等我们在斯坦福教职员俱乐部会面,她的意图就非常明显,一直在谈金丝莉医师。据葆拉说,和金丝莉医师同组的治疗师请她对她们的团体演说,但一等她开始说话,金丝莉医师就嫌她占用太多时间。“你得责备她,”葆拉急切地说,“老师该对学生不够专业的行为负责。”但金丝莉医师是我的同事而非学生,而且我已经和她有数年的交情,她的先生是我的好友,她和我也共同领导许多治疗团体。我知道她是很杰出的治疗师,因此葆拉对她的指控应该是扭曲不实的。

慢慢地,我终于明白葆拉是嫉妒:嫉妒我对金丝莉医师的关怀注意,嫉妒我和她及其他研究成员的合作关系。难怪葆拉拒绝研讨会,难怪她不愿与其他研究人员合作。她不愿有任何的改变,一心只想回到当初她和我单独领导我们那小小团体的时刻。

我该怎么办?她坚持我得在她和金丝莉医师中做个选择,让我进退两难。“我关心你也关心金丝莉医师,葆拉,该怎么才能让我保持和金丝莉医师的同事之谊和友谊,而不让你再度觉得遭我遗弃?”虽然我以各种方法和她沟通,但我们之间的距离却越来越远。我找不到合适的言语,我们之间似乎没有共同的话题。我再也没有权利问她私人的问题,她对我的生活再也不感兴趣。

整个午餐,她都一直在谈医师的误诊:“他们不理睬我的问题,他们开的药对我弊多于利。”她还警告我有个心理学者和曾参加我们团体的病人谈过:“他想剽窃我们研究的结果,用在他的书里,你最好注意保护你自己。”

葆拉显然深感困扰,我对她的妄想感到惊讶和悲哀,或许这样的反应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因此当我准备离开时,她要我再坐几分钟。“我要讲个故事,欧文,坐下,听我说山狗和蝗虫的故事。”她知道我爱听故事,尤其是她说的故事。我满怀期待地聆听:从前有一只山狗,生活的压力叫它吃不消,它的周遭到处是嗷嗷待哺的小山狗,然而猎人太多,陷阱也太多。有一天它离家出走,只想静一静。这时它听到美好的歌声——幸福平和的旋律,于是它循着歌声到达林间一处空地,看到一只大蝗虫正在一截空树干中晒着太阳唱歌。

山狗对蝗虫说:“教我唱你的歌。”蝗虫没有反应。山狗再度提出要求,蝗虫依然不作声,最后山狗威胁要把蝗虫一口吞下,蝗虫才屈服,反复地唱这首甜美的歌,直到山狗记住。山狗边哼着这首新歌,边准备回家,但一群野雁飞过,让它分心,等它回过神来,张开大嘴准备唱歌,才发现已经把旋律忘个精光。

因此山狗再度回到林间的空地,但这时蝗虫已经蜕了壳,飞上高枝,只剩空皮留在树干上。山狗这次可不浪费时间,它要确定这首歌永远留在它心里,因此一口吞下蝗虫的皮,不知道蝗虫已经蜕皮。它动身回家,却发现自己依然不会唱新歌,这时它才明白吃掉蝗虫也无济于事,它得让蝗虫出来教它,于是它拿了把刀,切开肚子,好把蝗虫放出来,没想到切得太深,流血而死。“因此,欧文,”葆拉带着可爱快乐的微笑,拉住我的手,朝我耳内呢喃:“你得找到你自己的歌。”

我非常感动:她的微笑,她的神秘,她的智慧——这正是我所爱的葆拉。我喜欢这则寓言,这就是葆拉原本的模样,仿佛回到昔日时光。我爱这个故事表面的意义:我也该找到自己的歌——而不理会这故事关于她和我之间关系更黑暗的涵义。迄今我还不愿太深入地探讨它。

于是我们各唱各的调。我的事业生涯慢慢进展:我主持了研究,写了许多书,获得我所企盼的学术奖和升迁。10年过去了,葆拉协助我设立的乳癌计划已经完成,研究结果也已经发表。我们为50名乳癌转移妇女做团体治疗,再和36名控制组病人互相比较,发现团体治疗大幅提升病人余生的质量。(多年后,我的同事斯皮格尔医师在《柳叶刀》(Lancet)医学期刊上发表专文指出,我们的团体延长了成员的寿命。)不过这个团体如今已经成了历史,“桥梁”团体创始的36名成员和乳癌转移研究计划的86名成员全都去世了。

只有一位例外。一天在医院走廊上,一名红发红脸的年轻女子和我打招呼,说:“葆拉·韦斯特问候你。”

葆拉!可能吗?葆拉还活着。我竟连这也不知道,叫我不禁颤抖起来。

“葆拉?她好吗?”我结结巴巴地说,“你怎么认识她?”

“两年前我患了狼疮,葆拉来看我,介绍我参加她的狼疮自助团体。她一直照顾我,整个狼疮自助团体都很照顾我。”

“葆拉得了狼疮?我怎么没听说。”真虚伪,我不由得想。我怎么可能听说?我根本没给她打过电话。

“她说她的病是因为癌症药物造成的。”

“她的病情严重吗?”

“葆拉的事很难说。当然不会重到不能成立支援团体,她还请所有的新病人共进午餐,在我们病得没法出门时来看我们,请一些医学专家演讲,让我们了解关于狼疮的新研究发展,甚至还针对治疗她癌症的医师成立医德委员会,展开调查。”

组织、教育、关怀、煽动、创办狼疮自助会、斥责医师——这的确是葆拉的作风没错。

我谢过这名年轻女性,当天就拨了葆拉的电话。虽然已经10年了,但葆拉的电话号码我依旧谨记在心。就在等她来接电话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最近才公布的研究报告,个性和长寿之间有所关联:积极、警觉而妄想的好斗病人,通常比较长寿。我心想,活蹦乱跳的葆拉总比死气沉沉的她来得好!

她似乎很高兴我打电话过去,并邀我上她家共进午餐。她说狼疮使她很怕日晒,不敢在大白天外出。我欣然接受她的邀请。午餐当日我在她家的前院看到了她,全身从头到脚密密包着亚麻披肩,还戴上特大的宽边海滩帽,她正在为一片芳香的熏衣草除草。“这种病虽然可能会害死我,但我可不会因此就不上花园。”她边说边紧握着我的手臂,领我进屋。她引我到深紫色的天鹅绒沙发,在我身边坐下,立刻用严肃的语气向我说:“好久没见了,欧文。但我经常想到你,经常为你祈祷。”

“谢谢你想到我,不过谈到祈祷,你知道我不相信这些。”

“没错没错,我知道在这方面你还没开窍。这倒提醒我,”她微笑着说,“我对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谈到上帝?已经是多年前了,但我记得你告诉我说,我所谓的神圣和夜里的肚子痛感觉没什么两样!”

“这样的说法听来实在不敢恭维,但我并无意不敬,只是说这种感觉不过就是一种感觉而已。主观的状态永远不可能取代客观的事实。期望、恐惧、敬畏感,并不表示——”

“对,对,”葆拉微笑着打断我,“我知道你死硬派的物质主义立场,我已经听过很多次,也对你说话时的热忱、信心印象深刻。我记得上次谈话时,你告诉我你从没有任何好朋友是虔诚的信徒。”

我点点头。

“其实那时我该告诉你:你忘了有个朋友是信徒——我!我多么希望能引你进入神圣的殿堂!真巧你打电话给我,因为这两周我一直在想你。我刚由喜耶拉山区教会灵修两周回来,真希望你和我一起去。让我告诉你这两周的情况。”

“有一天早上,我们要冥想已逝的故人,我们挚爱而从没有忘怀的人。我想到我哥哥,我非常爱他,但他17岁就去世,当时我还小。我们要写一封道别信给这人,告诉他从没说过的话。接着我们到林间寻找象征这个人的物体,并把这个物体和信埋在一起。我选了一小块石头,把它埋在杜松树荫下。我哥哥就像这块石头——坚实、稳定。要是他还活在世上,一定会支持我,绝不会不管我。”

葆拉边说边凝视我的眼睛,我正打算提出抗议,但她把手指头放在我唇上继续说。

“当晚午夜,修院的钟为所有我们失去的人而响。我们共有24人,钟也敲了24下。我坐在房里,听到第一声钟声,体验——真正地体验到哥哥的死,当我想到他和共享的一切经验,以及我们无缘共有的一切经验时,不禁感到一股无可名状的悲哀。接着奇怪的事却发生了:每一声钟响,都让我想到一位桥梁群体中已逝的成员。等钟声停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想到了21个人。在钟响时分,我一直不停地哭泣,甚至连修女都听到了,来我房间抱着我安慰我。”

“欧文,你还记得他们吗?你还记得琳达和邦妮——”

“还有伊娃和莉莉。”我和她一起回忆我们第一个团体成员的面孔、故事和痛苦,自己也不禁潸然泪下。

“还有玛德琳和盖比。”

“还有茱蒂和乔安妮。”

“还有艾芙琳和罗宾。”

“还有萨尔和罗伯。”

我们互相扶持着轻轻摇晃,继续唱着我们的二重唱,我们的挽歌,直到念完这个小家族的21名成员名字,把它们深埋心底。

“这是个神圣的时刻,欧文,”她凝视着我的眼睛说道,“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他们的灵魂吗?”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他们,而且感觉到你的存在,葆拉,对我而言,这就是神圣。”

“欧文,我了解你。记住我的话——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自己信仰得多么虔诚。但现在你肚子饿了,要劝你信教是不可能的。我去拿午餐。”

“等一下,葆拉。刚才你说你哥哥绝不会不管你,是在说我吗?”

葆拉用亮晶晶的眼睛望着我:“在我非常需要你的时刻,你的确弃我而去,不过那已经过去了,你又回来了。”

我很确定她说的是什么时刻——李医师朝空抛掷粉笔的时刻。抛掷粉笔的时间有多久?一秒?两秒?但这短暂的时刻却冻结在她记忆里,我得用冰斧才能把它们凿开,当然我不会笨到去试,于是我回头谈起她哥哥。

“你谈到你哥哥像块石头,使我想到另一块石头:上次你放在餐桌上的愤怒石。你可知道在今天之前,你从没有向我提过你哥哥?不过他的死却让我了解了一件事,或许我们一直是三人行——你,我和你哥哥?或许他的死使得你让自己成为自己的磐石,而不愿让我成为你的磐石?或许他的死让你明白,其他人也是脆弱而不可信赖的?”

我住口等待。她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在我认识她的这些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向她阐释她自己。但她什么也没说。我继续说:“我想我说得对,你去参加这次的灵修,和他道别,这非常好,或许你我之间可以有所改变。”

更多的沉默。接着她露出谜样的微笑起身说:“现在该是喂饱你肚皮的时候了。”然后走进厨房。

“现在该是喂饱你肚皮的时候了。”这话难道是意味着我刚才在喂她吗?真是的,要喂她什么都很困难!

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吃午餐,她直视着我说:“欧文,我有麻烦,你现在可以当我的磐石吗?”

“当然,”我很高兴听到她的恳请,认为这是对我问题的回答。“你可以相信我。是什么样的麻烦?”但听到她的问题之后,我的欢喜却化为烦恼。

“我太直言无讳,结果被医生列入黑名单,现在再也得不到良好的医疗照顾。赖基伍医院所有的医师都抵制我,但我又受保险条件所限,不能换医院。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想换保险公司也不可能。这些医师没有医德,故意造成我的狼疮,这是医疗过失!他们怕我!他们用红笔写我的病例,万一接到法院传票,就可以赶快挑出这部分销毁。他们把我当做天竺鼠,故意不用类固醇,延误治疗时机,最后又滥开剂量。”

“我真的觉得他们想除掉我,”葆拉继续说,“我整周都在写信,要向医疗委员会告发他们,但我并没有寄,因为我担心要是这些医师被吊销执照,他们和家人该怎么活下去。但另一方面,我怎能再容忍他们继续伤害病人?我不能妥协。我记得我曾告诉过你,只要妥协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不久你就会丧失自己最真诚的信念。在此时此地沉默,就是一种妥协!我一直在祈祷上帝的指引。”

我感到狼狈。或许葆拉的控诉有些事实,或许某些医师,就像当年的李医师那般,因为她的态度而故意不理睬她。但用红笔写病例,把她当天竺鼠,故意延误医疗时机?这些指控太荒谬,是妄想症的迹象。我认识她所说的某些医师,也相信他们的医德。她再次让我陷入困境,非得在她的信念或我的信念中择一不可。我绝不想再让她觉得我遗弃了她,但我又怎么能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上呢?

我进退两难。毕竟这是多年来,葆拉首次直接向我求助。我觉得只有一种回应的方法:把她当成极不安的人治疗安抚她——这是我最不愿对葆拉做的,因为这是把她当成病人“处理”,而非和她共处。

因此我聆听她的境遇,婉语探询,没有把我真正的想法告诉她。最后我建议她写一封措辞温和一点的信给医疗委员会:“诚实,但口气温和一点,”我说,“这样医师只会受到申斥,而不会被吊销执照。”然而这一切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医疗委员会会认真看待她的信,没有人会相信医师全都共谋要除掉她,根本不可能有申斥或吊销执照这些行动。

她思索我的建议。我想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关怀,也希望她不会发现我在假装。最后她颔首说:“你的建议很好,欧文,我正需要这个。”我觉得非常讽刺,竟然在我装假时,她才觉得我值得信任,对她有所帮助。

虽然葆拉对太阳非常敏感,但她坚持要送我上车。她戴上帽子,包上面纱和亚麻披肩,等我发动车子,她靠在车窗上再度拥抱我。我驶离时由后视镜看着她映照在阳光下的身影,她的帽子和亚麻披肩闪着金光,她就像一团光。凉风吹来,她的衣角翩然飘舞,她就像叶子一般在枝头颤抖翻转,准备落下。

在这次见面之前的10年间,我辛勤笔耕,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一切都以写作为依归,不受任何干扰。我护卫着我的时间,一如母熊捍卫小熊。我的生活排除了一切,只剩下必要的活动,甚至连葆拉也被排除在外,我再也没有花时间拨电话给她。

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去世了,在我搭机去为她办丧事时,葆拉溜进我的心房。我想到她写给已逝长兄的信——信中包含一切她来不及向他说的话。我也想到自己未曾向母亲说的话,几乎包括一切!母亲和我,虽然互相爱对方,却从没有像两个双手和心灵都清澄如镜的那般心灵交流或直接地沟通。我们故意忽略对方,我们都害怕、控制、欺骗对方。我相信这就是我之所以想要坦诚面对葆拉的原因,也是我厌恶得用虚假方式面对她的原因。葬礼当晚,我做了一个又一个可怕的梦。母亲和许多已逝的亲友全都静静地坐在阶梯上。我听到母亲尖锐地叫唤我的名字,也特别知觉到米妮婶坐在最高阶,恍如雕像,接着她开始抖动起来,起先非常缓慢,后来越来越快,最后抖动得比蜜蜂还快,此时阶梯上所有的人——我幼时眼中所有的巨人,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全都颤抖起来。艾比舅舅一边伸手捏我的脸蛋,一边如以往一般咯咯直笑:“可爱的小家伙”,其他人也伸手捏我的脸颊,先是亲亲热热的,接着越捏越痛,我心惊而醒,两颊还兀自跳动着。正是凌晨三点。

这个梦描绘的是和死亡的对决。首先已逝的母亲召唤我,让我看到所有已逝的亲人令人毛骨悚然地静坐在阶梯上。接着我试图否定如死一般的沉默,因此死者开始拥有生命的动作。尤其我注意到米妮婶,她因中风全身麻痹,只剩眼睛的肌肉能动,如是数月,刚在前一年去世。在梦中,米妮婶虽然开始动弹,但却失控而动作狂乱。接下来我企图减轻我对死者的恐惧,因此想象他们亲爱地捏我的脸颊,恐惧再一次攫获我,捏揉的动作变得激烈而充满恶意,我被对死亡的焦虑淹没。

婶婶像蜜蜂一样舞动的形象萦绕着我好几天,我一直无法忘怀,我想或许这是一种讯息,告诉我忙碌的生活步调不过是止住死亡焦虑的笨拙举动,这个梦是不是告诉我要放慢生活步调,关怀我真正重视的一切呢?

“重视”的念头使我想到葆拉。为什么我没有打电话给她?她面对死亡却敢逼视它。我还记得有一次她在我们会议结束时引领大家沉思:她的双眼盯着烛焰,洪亮的声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带进更深沉、更静谧的领域。我曾告诉她这些时刻对我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吗?有这么多事物我都未曾告诉她,现在我要说了。在由母亲葬礼回家的路上,我决心要重建她和我的友谊。

但我却从没有办到。太多事情:妻子、儿女、病人、学生、写作。我每天写一页,不理睬其他杂事——朋友、信件、电话、演讲邀请。我生命中的一切都得等我写完书再说,葆拉当然也得等。

葆拉当然不能等。几个月后我收到她儿子寄来的卡片——当年我多么嫉妒他有葆拉做母亲,当年葆拉曾写了一封如此感人的信给他,谈及她所面对的死亡。他简简单单地写道:“我母亲去世了,我想她会要我通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