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

> 做你自己:股神巴菲特送给儿子的人生礼物!

巴菲特
新世界出版社 2011-3

Chapter 4 喜忧参半的选择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长期受到卓越的工作态度的熏陶,这种熏陶来自我的父亲。我从母亲那儿也学到很多待人处世的态度,母亲对各类人都充满着无尽的好奇,她无畏而坚定地与他们交往,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生活。

  尽管如此,当面对自己的未来并做出影响前途的决定时,我也像许许多多的同龄人一样,茫然、困惑、无所适从。

  我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打算完成高中学业--或至少不会以常规方式完成。由于迫切地渴望开创自己的新生活,我曾想过要提前毕业和跳级。

  我对摄影有着浓厚的兴趣,这个兴趣是我八年级时参加男孩俱乐部时产生的。我不太喜欢体育,音乐是业余爱好,但还没有达到为之痴狂的程度。我需要在人生中找到一项特长来确认自我价值。摄影很符合这个需求。我上高中时,经常给校刊和毕业纪念册投稿,并在一家本地周报社做过暑期工。在我不断地学习和进步当中,相机已经成为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标识。

  凭借这点小小的成就,我制定了一个相当浪漫但是欠缺考虑的计划。我想提前完成高中学业,然后去怀俄明州的杰克逊谷当一名摄影记者,一边自食其力,一边享受世界上最壮丽的大自然美景。

  这个方案虽然出于我的年少气盛,但并非完全没有可操作性。我确实发表过一些有水平的照片,也可能会在报社获得一份工作并在杰克逊谷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对此我永远不得而知了,因为当时父母对我的计划持有不同观点。他们清醒而又理性的期望,制约了我的青春幻想。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非常复杂的境地当中,并引出一些棘手问题。

  例如:父母的引导和过度干涉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帮助会变成控制?有多少父母的关爱衍变成为专制,又该随着孩子的成长怎样调整?年轻人在决定人生道路时,到底有多大的选择权?他的自由度应该有多大?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

  巴菲特家族在这些问题上,有着特立独行的作风。我的父母从来不会告诉孩子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相反,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得到的不断教导是,我们可以成为心中想要成为的人,我们应该追寻心中想要追寻的梦想。

  但生活绝非那么简单,不是吗?

  因为这里有两条平行线,一条是显性信息,即我们可以自主做出选择,我们基本上享有无限的自由;另一条是隐性信息,这种信息往往会引导我们的选择并限制我们的自由。这些隐性信息中,自然寄予了父母的期望,每个家庭都是如此,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我们家对孩子有一个不明言的期待,即孩子们应当在学校中竭尽全力。父母并没有施加压力要我取得全优成绩,但他们希望我认真、专注地对待学业。这种期许绝非坏事,它能够调动我的积极性:他们期待我在学校表现出色,这肯定意味着我有能力这样做。有了这种自信,我确实在学校表现出色,而且为此感到自豪。

  不过,这又将我带回那个跳级和闯荡世界的年少计划。在这个交汇点处,显性信息"找出你的天赋"和隐含信息"不要过早找寻你的天赋……沿途也不要跳步前进"狭路相逢。 

  作为一个典型的不安分的年轻人,我不由自主地就把第二个信息,看作是对我激情的阻挠和对我自由的束缚。但是我后来意识到这种告诫很有道理,只是我当时未能领悟。我的父母并没有试图阻止我,而是劝告我不要在成长过程中操之过急,担心我可能会在匆忙中与美好的东西擦肩而过。我的成年生活就在前方,等待着我出现并安顿于此。通往那里的路可能会布满荆棘,但走捷径也许会令我得不偿失。

  无论如何,我的辍学计划着实让父母惊愕。终于,母亲在我初三即将结束时进行了干预。幸运的是,我后来才了解到此事的来龙去脉。如果当时知情的话,我可能会一时反叛与父母对峙,而这种反叛情绪,会使家庭关系变得紧张并可能断送我的未来。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我上高中三年级时的一个春天,有一天,我的新闻学老师找我私下谈话。他说想让我在高中四年级(美国高中为四年制)时担任毕业纪念册的编辑。当然,这样的话我就得重新考虑自己的提前毕业计划。能够受到邀请是一种荣幸,而且编辑工作可以系统提高我的摄影能力,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这也说明我对杰克逊谷的计划不够投入,不过这就是青春嘛!) 

  我在高中四年级末的时候获知,母亲曾在前一年春天去找过我的新闻学老师,并且两人共同谋划了这个计策。

  我当时是什么感觉呢?事实上,在35年后的今天我还在想这个问题。

  我现在知道,并且当时也隐约知道,我母亲费尽心机让我留在学校的做法是正确的。而且我也相信我的新闻学老师是真心实意地想邀请我做编辑。

  但还是有点气恼,两个大人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共谋转移我的人生轨迹。这让我心里不太舒服。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感激还是怨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两者都有。我从不怀疑父母心里都是为我的前途着想;但即便如此,他们的介入仍然令我不太能接受,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疑惑。编辑工作是一个不大的成就,但我能肯定它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吗?我是被温柔地导向了正确的人生航线,还是被善意的意图倾覆了自己要走的路,背离了原有的轨道?

  如果有人期待我对这件事做一个明确的总结,我必须抱歉地承认自己没有结论。这件事引出的问题无法简单作答,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做家长难,做孩子也难,他们都无法扮演一个完美的角色。(事实上,当人们尝试完美时,可能就会出现虚伪造作和精神崩溃的情况。)关爱孩子的父母总是希望插手孩子的成长,有时难免会干涉过多。孩子们经常会对大人们的干预感到恼怒,即使他们自己的决定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生啊!

  不过,我发现亲子之间这些矛盾,关键不在于意见相左,而是这些问题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互相理解和体谅。我永远无法知道如果当初前往杰克逊谷的话,我的生活会是怎样。但是我确实知道留在家里完成学业是个正确的选择。我曾试图相信自己已经准备充分,并且有能力独自面对这个世界;现在我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还在学习如何做出正确的抉择并享受充分的自由,但还未学有所成。这个过程真要说起来有点玄:我并非通过贯彻意志,而是放弃意志,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路。

  顺带一提,我对自己高四那年创作的那本毕业纪念册感到非常骄傲。

  这个纪念册的故事,使我想到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话题,它包含了许多灰色区域、矛盾情绪和潜在的不适感。这就是父母运用关系帮孩子获得特殊优势的做法,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我前面提到过,小时候我家并不富有。但在我青少年时期,父亲已经相当知名并且深受尊敬;他的朋友几乎遍布世界,其中不乏地位显赫之人。有一个事实是不容回避的,那就是巴菲特这个姓氏和一封来自《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的推荐信,帮助我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这并非什么不光彩的特例。所有私立大学都会向杰出校友和潜在捐赠者的子女,提供一定名额的"荣誉"入学许可权。通常这些孩子跟那些以第一名成绩入学的学生,都能很好地融合在一起。这种制度公平吗?不公平。但是,我所关注的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制度对个人产生的影响。

  老实说,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让我同意去了斯坦福大学。难道是我在那个人生阶段对高等教育怀有热情?我说不准。难道是斯坦福大学对我独具吸引力?我也说不准。我能够确定的一点就是,我之所以去了斯坦福大学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不应该错过,而不是因为我把它看作一段证明自我的冒险旅程。

  总之,我目标模糊,积极性不高,而且心中的责任感大于喜悦感,这也无疑是我三个学期后退学的一个原因。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对这个决定进行详述,但现在我只想讲导致我选择退学的原因:我从未真正确信自己有资格进入斯坦福大学。  如果不是巴菲特这个姓氏,斯坦福大学会接收我吗?如果没有重要人物的推荐信,我的申请表会引人注目吗?我有资格和那些平均学分拿4分并拥有完美SAT考试成绩的学生在课堂上平起平坐吗?

  我不能说自己彻夜难眠地被这些问题所烦扰,但它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打击了我的自信心,并影响了我内心深处的公正观。

  父亲帮我进入斯坦福的决定是错误的吗?当然不是。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能够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提携一把?我也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明确解决方案的两难问题;同时也说明了家长不可能做得完美,青少年也不可能不出状况。

  虽然通常家长会比孩子懂得多,但没有人能够懂得足够多。我们心怀善意并希望自己动机纯洁,但有时这些动机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们大概都清楚,家长送子女去哈佛或耶鲁,多多少少有炫耀的意味。"哦,你的孩子在欧洲闲逛了一年啊?我的孩子是普林斯顿大学法律专业的预科生。"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哪个年轻人的经验更宝贵吗?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费,到底是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还是家长的虚荣心?

  有多少个家庭就有多少种回答。我不是在无事生非!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

  在斯坦福大学期间,我曾试图最大限度地利用那里的教学资源。在某种程度上,缺乏明确目标也成了一件好事,虽然没有什么特定兴趣,但我充满激情,对一切都感到新奇。所以,凡是带有"初级"和"理论"字眼的课程,我都尽可能地报名。

  尽管说我是个"浅薄的涉猎者"好了,不过请记住这个词的起源。它衍生于意大利语中的一个动词,这个动词的意思是"享受快乐"。而我也正是这么做的,在自由教育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中享受快乐。这就是斯坦福这类大学的真正优势所在,但当时我可能并未完全体会到这点。由于没有立即选择专业的压力,我可以阅读伟大哲学家的著作、研究基础科学、涉足文学巨著。如果当时立即确定专业的话,就会局限我的视野,并将我引向某个僵化且竞争激烈的行业,从而进一步制约我的选择。

  文学院的课程设置,滋养了我漫无边际的好奇心,但现在我知道是我的家庭在更早的时候,培养了我的这种自由观和选择观。在父母送我的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无疑是一个信念:要相信自己无需被生活挤压,可以通过更开阔的视野来支配人生,而不是自我蜷缩到一个预先设定的缝隙里。

  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事,它让我真正懂得了自由的难能可贵。

  有一天,我经过宿舍走廊的时候,听到一个女孩正通过电话动情地说着什么,这个女孩我认识,我不希望偷听或介入别人的事情,就小心翼翼地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她沿着走廊哭着走了过来。

  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是喜极而泣。她刚才是在给自己的父亲打电话,并跟他做了一次倾心交谈,她告诉父亲自己现在有多么不开心,多么不知所措,告诉他如果自己继续沿着现在这条道路走下去,未来只会一片黑暗,甚至注定会失败。她父亲在听她讲完之后沉默了一会儿,最后终于同意她不必非得做医生,她可以遵循自己的愿望,去当一名律师。

  我同学擦掉眼泪,她从压力中释放出来,现在几乎要破涕为笑了,她说:"是不是太棒了?"

  我站在那里,极力想找些安慰和鼓励的话,但满脑子想的只是"可以选择真好……但这就是选择吗?!医生或律师?在所有能够实现的梦想中,你只有两个选择吗?"

  我不记得当时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我只是点了点头。但它引发了我对许多事情的思考。当然,其中一个是关于选择以及不同的人如何做出选择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选择与优势之间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

  什么是真正的"优势"?大多数人只是通过金钱和金钱所能买到的东西对优势进行定义,认为拥有优势就等同于拥有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能够享受华服美食,有一张洁净且冬暖夏凉的大床。这一切虽然美好,但这就是优势的本质吗?我想不是。

  如果人生由我们打造,如果我们直面挑战去开创自己想要的人生,那么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优势的本质,是拥有最广泛的选择权。

  想想那些非洲村民,由于政府的腐败或缺乏教育机会,他们只能通过耕种或放养几头瘦弱的牲口来勉强糊口,终此一生。想想那些旧城区的年轻人或保留区里贫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视野中满是破碎的家庭和痛苦的绝望。对于处在这些环境中的人们而言,生存往往意味着整日工作。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是如何能让自己和家人吃饱并找到一个住所。但是,经济安全和物质享受并不是这些人被唯一剥夺的东西,他们往往还被剥夺了选择权,这和其他任何东西的缺失一样残酷。饥饿和干渴可以逐渐得到解决,但渴望改变却无计可施,这种挫败会产生一辈子的阴影,甚至会代代相传。

  这又使我想到了斯坦福大学的那个同学。显然,她很"占优势"。她的家庭很富有,她享有世界一流的教育机会。从理论上讲,她几乎拥有无限的选择权。

  但事实上,她的选择空间受到了家庭偏见的挤压,这种偏见狭隘地定义了什么是"好的""适当的""有社会地位的"职业选择。当然,我并不是说成为医生或律师有什么不对,只要这是一个人真正的理想。但以我的同学来说,她的个人理想,似乎并未在人生方程式中占据多大比例。别人在她身上强加了一个未来,至少在当时,她逆来顺受了。

  换句话说,她虽然很"占优势",但她在审视自己的选项时,好像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优势。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一方面,她的父母给了她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剥夺了其中大多数可能性。如果她想成为一名老师或舞蹈演员将会怎样?如果她在无数的可能性当中,挑选了一个不太稳定但很有满足感的职业将会怎样?如果她真正喜欢的职业,不被当时的特定文化所接受又将会怎样?

  毫无疑问,这个女孩子的家人是为了她的最佳利益着想。他们希望她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并享有社会地位。他们希望她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是正确的选择,没有必要都得是稳定、舒适或理所当然的选择。其他人帮我们做出的选择通常不能算作选择。如果只能僵化地被动地接受,那就是对我们所谓的优势的一种浪费。

  我再讲个轻松点的故事,来跟我的斯坦福同学这件事作个比照。

  我在保险杠贴纸和T恤衫上看到过一句话"游荡的人,未必都是迷路的人",如果你告诉我它起源于佛或者老子说过的话,我也丝毫不会吃惊。我相信这里面蕴含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尽管它可以被轻易曲解。我的意思是,有些游荡的人,就是迷路的人!但是很多情况下,徘徊在选择的迷宫中并不意味着迷失,而是通往正途的一条必经之路。

  最近,一位朋友跟我讲起了他的一个老同学,这个同学几乎每个学期都要换一次专业。他刚上大学时想成为一名机械工程师,但他很快就厌倦了工程学中那些具体、实际操作的内容,开始热衷于更加虚幻、抽象的东西。

  于是,他转到了物理学专业,并为之着迷了一段时间,但他发现自己对这门学科真正感兴趣的是其中描绘的那些美丽、有序的模式。

  接着,他又转学数学专业,数学中有很多美妙的模式并且跟实物完全脱钩。他对数学的兴趣仅保持了一两个学期,就开始感到自己的世界变得过于抽象了,现在他所向往的是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具象的东西。

  他再次换了专业,同时还转了学。那时候他的父母无疑已经抓狂了,连他的朋友都怀疑是否可以简单地将他归类为那些聪明但不可救药的怪人。他后来就读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的美术专业,并专攻绘画。

  这个转变似乎没有起初看上去那么不可思议。这家伙对美丽的模式有一种痴迷。但数学的美妙模式是抽象且无形的,而他的愿望是将这些模式带到现实中来。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尝试用美丽精致的线条或颜色搭配将其具象化呢?

  出人意料的是,绘画也不能满足这位仁兄的要求。首先,他对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华产生质疑,他不知道能否将自己关于绘画的见解转化成现实的艺术作品。此外,他发现画家的生活太过孤独,远离了普通人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于是,他再次调换了专业,这次他转到了建筑学。建筑学是一门合作性和社交性很强的学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行当。建筑设计会用到物理知识和数学模式,他还可以利用掌握的绘画技巧,将自己对模式的热爱付诸实践。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对不对?

  嗯,差不多。但建筑学也有一些困扰他的地方。比如大多数的建筑设计都无法得以建造,最后只能以设计图纸告终。实际兴建所需的钢筋、玻璃和石材是怎样的呢?这位仁兄发现自己越来越对材料及其不同特性感兴趣。换句话说,他回到了圆圈的起点,他正在以一个机械工程师的思维进行思考!

  而这些假想建筑物,如何使它们融入一个城市的网络和格局中?它们的美学元素、规模、性质及其建筑成本会对生活和工作在里面的人们,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这些建筑物蕴藏了什么更大的模式呢?

  对了!他终于找到了,这门学科可以覆盖他的所有兴趣,并能够应用他的全部技能。他打算当一名城市规划师。他最后一次换了专业,并一直修完硕士课程,然后开始了自己精彩的职业生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说这位仁兄在徘徊于学业的这几年中"迷失"了吗?或者说他走的是一条尚不明朗的小路,但这条路却最终将他带到了目的地?

  是否存在"过度自由"和"过多选择"的问题呢?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但显然有些人会持不同观点。很多年轻人会滥用手中的自由,或面对生活中的选择变得茫然失措。当孩子们染上毒瘾时,这绝对是滥用了自己的自由,但并不是自由本身造成了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吸毒者都是因为受其他问题所困扰,在尚未找到更好、更健康的解决方式时,他们选择求助于毒品。当缺乏抱负和目标的年轻人,跌跌撞撞地步入成年世界后,他们很有可能无力选择自己的道路,并断然放弃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让我们弄清楚并且不要找借口。当人们滥用自由时,自由没错,而是他们有错!

  我们必须对自由进行管理,并从自己的内心开始进行调节。我的母亲常说的一句话(实际上已经成了她的个人口号),可以概括这个问题。她曾经告诉我,我可以任意而择,但不可以任意而为。换句话说,我的思维可以天马行空,但我的行为必须遵守适当的规范。这些界限的决定因素包括个人道德和操守,以及人们对于处世与伦理的共识。这些东西不会制约我的自由,反而会对自由起到引导作用。毕竟,自由不等同于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同样,如果人们被自己的选择所困扰,那不是因为选择太多,而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清醒的判断和足够的意志力。

  然而,一个人如何才能具备这种清醒和意志呢?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志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