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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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倫齊(S· Ferenczi)
遠流出版公司 2003

英譯者前言

  本書翻譯者有幸在這本小冊第一次以德文出版時,即1923年12月,在維也納研究精神分析。巒克和費倫齊是世人公認的佛洛伊德教授最卓越的、最初的追隨者,但是這本《精神分析的發展》吸引了相當特別的注意。兩人除了本身對精神分析的巨大貢獻外,也是技巧相當嫻熟的治療師,本書提供執業中的精神分析師得以瞭解精神分析術的發展,和瞭解兩位最成功的治療師之特殊角度。

  本書創作於1922年夏天,其中某部分因當年9月在柏林舉行的國際精神分析會議時發生的事件而做修改,而於1923年完成。作者對於因歷史因素而導致結構上的不良深致歉意。

  本書的重要部分由費倫齊博士撰寫,具教導作用的章節〈精神分析的情境〉則由巒克撰寫,然後一起修訂。如上述,本書主要是為執業的精神分析師所寫的,也將會吸引相當認真的精神分析的學生。雖然讀者的數目可能因此而受限,對於那些不熟悉德文但依然希望瞭解精神分析術最新發展的支持者,提供一個英文的版本似乎是很重要的。

卡諾蘭.牛頓(Caroline Newton)

於戴雷斯福特(Daylesford),賓州

1924年8月

導讀、推薦

導讀

精神分析的發展?還是分裂?/楊明敏(巴黎第七大學精神病理與精神分析研究所博士)

  ……他(費倫齊)已出版了許多的作品,使所有的分析師成為他的學生。(Sigmund Freud, S.E. XXII, p. 228, 1933)1

  巒克,精神分析因他的貢獻而受益良多,他極具功勞地強調了誕生過程與母親分離的重要性。(Sigmund Freud, S.E. XXII, pp. 87-88, 1933)

前言

  精神分析,對於台灣大多數的讀者而言,並不是個陌生的詞彙。但深究其實,只見歷來西學引介的風潮中,有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佛洛姆(Eric Fromm)、容格(C. G. Jung)等人的零星著作,但缺乏系統性闡發的結果,時有所聞精神分析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精神分析應用於文學,以及東方哲學灌注於精神分析等云云,流於馬賽克、淺碟式的議論,以致無法洞悉各家理論之間可能的聚合,或者扞格不入。晚近,在跨學科的文化研究或是女性主義研究的推波助瀾之下,精神分析屢獲青睞,但光耀似乎總是環繞著法國的拉崗(J. Lacan),頓時間,精神分析有成為智力遊戲的傾向,幾個重要的課題:例如身體的潛意識、潛意識中的情感(affect),甚至是精神分析的核心概念——性特質(sexuality)——等等,則備受忽略。拉崗的精神分析固然與人文科學多所交會,但獨尊拉崗,對於發展百年、眾家林立的精神分析而言,難免有斷章取義之嫌,而且予人一種拉崗引領精神分析走出黑暗中世紀的錯覺,但是,中世紀如此黑暗嗎?精神分析在此間之為人所知,就在斷簡殘章、選擇性的被注意下,構成了一種東奔西竄、漏隙百出的發展。

  即便將精神分析窄化為一門治療技術,它的存在與施行也是有疑義的。在精神醫學界中,受生物精神醫學的衝擊,年輕的精神科醫師往往將精力投注於立竿見影的治療方式(藥物、電氣治療等),精神分析的被採用僅是聊備一格,在治癒的壓力下,甚至可說將心理治療就是等同於精神分析;至於心理學界則在行為主義、唯科學主義的驗證精神下,心理測驗以及各式的量表工具比精神分析更受歡迎,誠然有諮商、輔導、心理治療等項目,甚至間或援引精神分析的理論,但大抵著重於人本中心的強調,或發展階段的重視(如E. Erickson),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潛意識、夢、性特質等基本概念,往往被視為不科學、泛性主義。至於社會工作者,則汲汲經營於法令、福利等社會現實的問題,在遭逢心理問題時,支持性的療法成為最高指導原則,尋求精神分析的方法無異於緣木求魚。在這樣的背景中,2精神分析成為在人文學界、心理學、精神醫學界三者都管,卻又缺乏深入灌溉的地帶,各學科有其主要畛域,僅在有需要時(表示尊重「人」?或表示引領風騷的時髦理論?)精神分析便被拿來截頭斷肢地使用,成為俯拾可得的「拿來主義」的犧牲品。

  除了精神分析廁身於各學界而妾身未明的身分之外,我們也可在多如過江之鯽的書市,輕易地觀察到坊間不乏勵志、實用的文集,獨缺嚴謹「深澀」的精神分析著作,讀者對心理現象的理解似乎偏好一種速成的手冊,對曠日廢時的精神分析可能是避之唯恐不及的。精神分析在這些熙攘喧擾的現象中,處於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曖昧地位。在這種環境下,這本1924年出版,由費倫齊(S. Ferenczi)與巒克(O. Rank)合著,名之為《精神分析的發展》(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的小書,其中譯本的驟然問世,無疑是令人有些突兀和難解的,為什麼不是拉崗的理論?誰是費倫齊、巒克?二○年代的理論和現在有何關係?這一連串的狐疑,加上作者本著發展精神分析的初衷,以面對同僚的口吻深入又精簡地探討分析情境、分析的實務以及理論可能的發展,著實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為了舒緩這種唐突與困難,在進入正文之前,有兩點在導讀中是有必要詳加介紹的(對熟悉精神分析史的人可能略嫌累贅)。首先是精神分析歷史迄這本書出現之前的發展,以便瞭解本書出版時的脈絡;其次是佛洛伊德對此書主張的反應,以昭顯本書對精神分析所造成的影響。依循著這順序,希望讀者能在閱讀這本內容精簡濃密的小冊子後,將它置於精神分析理論的歷史變遷中,以明白它以及作者對精神分析現狀所造成的影響,最後再回到我們的處境,省思我們取捨精神分析的態度。

國際化的蓬勃發展

  在《自傳》(An Autobiographical Study)中,佛洛伊德回憶道:「自從我與布洛伊爾(J. Breuer)分開後,十多年的期間,我沒有任何追隨者。我全然地被孤立。在維也納,人們躲著我;在國外,沒有人注意我。1900年我所出版的《夢的解析》,很少獲得專業期刊的青睞……」(S.E. XX, p. 48, 1925)但從1902年的秋天起,每星期三晚上,在他的候診室裡,聚集了一群為他的理論所吸引的年輕人,固定舉辦研討會,形成了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前身——「週三心理會社」(The Wednesday Psychological Society)。這會社相當程度彌補了佛洛伊德與佛利斯(W. Fliess)斷交後缺乏意見交換的狀態:「除了早期渲洩療法(catharsis)的時期之外,依我對精神分析歷史之見,可分為兩個時期。首先我是完全孤獨的,必須一個人做所有的工作:這是從1895或1896年到1906或1907年。第二階段,從彼時到現在,我的學生與合作者的貢獻逐漸變得重要……」(ibid., p. 55)佛洛伊德是否如此孤立地營建精神分析,頗成疑問。3但「週三心理會社」新成員的加入,對精神分析傳播的貢獻是殆無疑義的。阿德勒(A. Adler)作為巒克的家庭醫生,於1905年介紹巒克進入這團體,巒克泰半的學識是自修而成,對於這點佛洛伊德相當地訝異,鼓勵並協助他繼續念完中學(Gymnasium)與維也納大學,4翌年巒克即成為週三會社的常任秘書,聚會的討論內容由他負責記錄。5這會社的名聲日益遠播,除了固定的維也納成員之外,也有慕名前來的異鄉人士,日後對精神分析的發展影響至鉅的包括了來自柏林的亞伯拉罕(K. Abraham)、蘇黎世的容格、布達佩斯的費倫齊。費倫齊在1908年寫信求見佛洛伊德之前,6已是布達佩斯的精神醫師,他富啟發性的想像力與勇於嘗試新技巧的個性,相當吸引佛洛伊德,兩人的交往迅速地發展,但日後卻演變成一種不對稱的關係,費倫齊在移情關係中希望佛洛伊德是父親,而後者則希望是對等的朋友,但仍央不過費倫齊的要求,7有關費倫齊的點滴在下文中再作補充。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圈子不單是吸引了外邦人士前來,佛洛伊德、容格、費倫齊也於1909年前往美國傳播精神分析的種子,精神分析宛如「瘟疫」般地在美洲散佈開來。

  值精神分析國際化之際,一方面週三會社內部的維也納成員,彼此的嫌隙摩擦讓佛洛伊德頗為憂心,8另一方面又有和蘇黎世學派結盟的機會,這點則令他備感興奮。他和蘇黎世學派的領導人布洛伊勒(E. Bleuler)聯合掛名,並由容格負責編纂《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年鑑》(Jahrbuch f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r),佛洛伊德此舉明顯地逐漸將重心偏向於蘇黎世學派,因而引發了維也納成員的不滿,而由阿德勒與史德凱爾(W. Stekel)率先發難。

既分裂又發展

  在第二次精神分析大會(1910年,紐倫堡)上,費倫齊主張設置國際性精神分析組織的必要:「精神分析的訓練,最好是能成立一學會,結合個人最大程度的自由與家庭組織的好處。它將是一個大家庭,父親並不享有教條式的權威,他能當父親,純粹是由於他的能力與努力使然。」9他認為這角色應由較嚴謹的蘇黎世學派擔綱,這主張引起了阿德勒、史德凱爾的不滿, 認為費倫齊有反維也納的情緒。折衷的方案是佛洛伊德自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的主席退位讓予阿德勒,以平衡容格作為《精神分析與精神病理年鑑》的編輯,並另創一份刊物:《精神分析的中樞期刊》(Zentralblatt f Psychoanalyse),讓阿德勒當編輯,而容格則順利當上世界精神分析學會主席,但這些折衷妥協並無法阻遏風雨之將至。

  1911至1913年間,除了精神分析運動中權力爭奪的政治因素之外,造成阿德勒、容格與佛洛伊德相繼分裂的原因,與他們各自理論上不同的取向,也是息息相關的。阿德勒所主張的「器官的低下性」(organ inferiority)、「男性的競爭」(male protest)等拗口難嚼的術語,以及容格的「情結」(complex)、「非具體存在的象徵」(symbol without real existence)等模糊神祕的概念,不見容於佛洛伊德理論中占決定性地位的性特質、本能等精神分析理論的基本概念。阿德勒在聚會中對佛洛伊德說:「難道你認為一輩子在你的陰影下會帶給我莫大的快樂嗎?」(S.E. XIV, p. 51, 1914)容格則在信件中表示:「無論如何,我必須指出你教導學生如同病人的技巧,是個莫大的錯誤。以這種方式你不是製造了唯唯諾諾的兒子,就是蠻橫無理的小孩(阿德勒和史德凱爾,蠻橫的這幫人在維也納橫行霸道)。我很客觀地看穿了你的詭計,你嗅出周遭所有症狀性的舉動,而將每個人貶到兒子或女兒的地位,這些人面紅耳赤地承認自己的缺點,同時,你卻安穩地坐著,高高在上地如同父親。」10

  若要論及佛洛伊德與門生之間父子般的衝突,恐怕以巒克、費倫齊更為典型,這點留待下文中闡明。關於阿德勒、容格對他的指責,加上兩人各自組成「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分析心理學」(analytic psychology)學派,使得他們和佛洛伊德所代表的精神分析的關係治絲益棼。尾隨著這些接踵而來的衝突,佛洛伊德在《精神分析運動史》(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中展開清理門戶的舉動,他嚴厲地反擊:「阿德勒跨出了我們衷心感謝的一步,他切斷所有與精神分析的關連,而稱自己的理論為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上帝所創造的大地,有足夠的空間讓每個人不受阻擾地去打發消磨,但是當人們停止去瞭解對方,而互不見容時,卻仍然停留在同一屋簷下,這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S.E. XIV, p. 52, 1914)至於容格,他則說:「我準備著隨時被告知,我誤解了新蘇黎世學派的內容與目標;但我事先抗議任何與我看法相左的意見刊登在我的學派的刊物,而不刊登在他們的刊物中。」(ibid., p. 62)佛洛伊德擔心阿德勒、容格的主張,魚目混珠地夾雜在精神分析的理論中:「精神分析是我的發明……直到今日,沒有人比我更瞭解精神分析是什麼、它與其他研究生命與心理的方法之間的差異,以及什麼可被稱為精神分析,什麼最好以他種名義稱之……」(S.E. XIV, p. 7)這篇於1914年發表的《精神分析運動史》,無疑是將精神分析內部的分歧公諸於世,目的在於昭告世人什麼「不是」精神分析。文章發表的數星期後,一次大戰爆發了,在硝煙蔓延的情勢下,精神分析透過戰前在歐陸各地的學會,以及在美國的發展,不但未受戰火的鯨吞蠶食,反倒是在戰後繼續穩定發展,當然,這也受惠於佛洛伊德的忠心弟子於1912年籌組的祕密評議會(the secrete committee),11圍繞著佛洛伊德如同保護查理曼大帝的貼身武士(paradin),佛洛伊德並於1913年贈予這祕密組織每人一只刻有希臘凹雕的金戒指,在給瓊斯(E. Jones)的信中興奮地表示:「關於你的構想,企圖將最值得信賴的人籌組為祕密評議會,保衛精神分析的發展,當我不在人世之後,為了維護這目標,抵抗某些人、事的攻訐……我知道這想法中有一些孩子氣與浪漫的想法,但也許它可以用來調適現實的需要。我讓幻想自由馳騁,而託付你做審核的工作。」12

隱匿著分裂的發展

  1918年,第一次大戰即將結束,精神分析的聲勢因戰爭而蟄伏數年後,又再度聚集於布達佩斯,13召開第五次的世界會議。但這次精神分析不再是處身於虎視眈眈的敵意環境下,而是在熱烈期盼的氛圍下粉墨登場。布達佩斯的市長與市議會招待與會者下榻於豪華的旅店Hotel Gellert-Furdo,原因是在大戰中有許多罹患「彈炮休克症」(shell shock)的傷兵,亟待復原,匈牙利政府擬籌設一個心理分析中心,讓這些患者早日復原。

  上文提及為了區隔叛離者所立的學派,也為了凸顯精神分析的正統性,佛洛伊德特別於1914發表《精神分析運動史》,嚴厲地批評了阿德勒與容格。佛洛伊德對脫隊弟子的批評言猶在耳,但捍衛他的祕密組織的成員、武士們之間,已悄然地鬧分裂了。這分裂的種子,同樣是萌生於精神分析春風得意的1918年,酒商佛洛映德(De Anton von Freund)因睪丸癌手術後的憂鬱症而求治於佛洛伊德,並應允捐獻以成立精神分析的出版社Verlag,讓精神分析的推廣更加獨立,而原來負責編輯精神分析非醫學面向的雜誌《成像》(Imago)的編輯巒克,則從維也納前來布達佩斯協助此事,但因出版流程而和瓊斯交惡,並由於地緣關係而和費倫齊更為熟稔。但此時巒克,仍是佛洛伊德長期贊助,完成其學業,安插為週三聚會的常任秘書,是刻意栽培的、被佛洛伊德暱稱為「小巒克」的非醫學的精神分析(lay analysis)之子。14問題不在於巒克,而是在費倫齊身上。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中,佛洛伊德如是盛讚費倫齊:「匈牙利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奧地利,但在科學上卻是如此的遙遠,只產生了一位合作者——費倫齊,但他個人卻勝過一整個學會。」(S.E. XIV, p. 33, 1914)但從1911年起,佛洛伊德即大力斡旋於費倫齊與女病人吉賽拉(Gizella)的糾葛關係中,費倫齊並於1914年、1916年兩度接受佛洛伊德的分析,並在佛洛伊德謄寫《精神分析引論》之際,與他共商演化論與精神分析的關連:「我們的企圖是將拉馬克(Lamark)的立場置於我們的基礎上,顯示他所謂器官的創造或轉化的需要,不過是潛意識的觀念施諸身體的力量,我們可在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看見這種『意念全能』(omnipotence of thoughts)的殘跡……(演化)的目的與有效性,將被精神分析地加以解釋。有兩則變化或演進的原則出現:一是經由自己身體的調適(自體形塑〔autoplastic〕),另一則是經由改造世界(異質形塑〔heteroplastic〕)。」15一方面,我們得以窺見費倫齊結合後設心理學往生物學發展的大膽臆想,是如何地影響了佛洛伊德;另一方面,他和佛洛伊德的齟齬尚未浮上檯面,在佛洛伊德毫不知情的情況下,他向好友葛羅戴克(G. Groddek)透露了失望與不滿:「在我們一起旅行度暑假的幾年,我接受他的分析(一次三星期,另一次四到五星期):我無法對他開放胸襟,他對這(我的)靦腆、尊敬是過多了些,對我而言,他委實過於巨大,作為父親,他的確是超過了些。」16

  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精神分析表面上雖然風光,但分裂的種子在暗中悄悄萌芽,佛洛伊德對費倫齊的感受渾然未覺,在同年的精神分析大會上發表了〈精神分析治療的前進路線〉(Lines of Advance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而費倫齊首度提出日後為佛洛伊德所詬病的主動技巧(active technique)的技術,集中注意於催眠的暗示(suggestion)模式。往後的幾年,雖然精神分析內部並沒有嚴重的分歧,但佛洛伊德與費倫齊的個人遭遇並不見得好過。費倫齊因政局改變失去了大學中的席位、被剔除匈牙利醫學會,和已成為妻子的昔日的病人吉賽拉雙雙住進葛羅戴克在巴登巴登(Baden-Baden)所開設的療養院;而佛洛伊德則痛失愛女蘇菲(Sophie),在《超越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提及「強迫性的重複」(compulsion to repeat)的概念,死亡本能在他晚年思考占重要的位置,並於1923年發現了位於他右上顎的癌症。

  粗略地鋪陳在《精神分析的發展》之前的精神分析的發展,我們得見影響精神分析發展的,不僅是精神分析理論的不同主張,外部的社會條件、參與者的個人因素等等,都有各自的影響力。我們必須暫且打住有關外部情況的描繪,才得以深入討論這本書的內容。為了烘托它的關鍵位置,凸顯它在精神分析發展的「分裂」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對佛洛伊德筆下與本書內容相關的精神分析技術的文獻,做一簡單的回顧與介紹,畢竟造成分裂的費倫齊的主動技巧、巒克的意志治療(will therapy)、短期治療(short term therapy),是從這些主張中「出走」的。

分析技術指南的發展

  佛洛伊德實際如何操作精神分析呢?17他對分析情境的自陳與描述在1910至1920年代,成為弟子們奉為圭臬的指南。從早期1895年發表《論歇斯底里》(Studies on Hysteria)之後,佛洛伊德有一段時期採用壓迫技巧(pressure technique),以雙手覆蓋於病人的額頭上,催化病人的傾吐,接著轉向考古學式地(archaeological)挖掘回憶,歷經夢、語誤的解釋(interpretation),直到晚年〈分析中的建構〉(Constructions in Analysis, 1937)一文中由他主導與病人共同(兩者的位置不是對稱的)修復「記憶中的缺損」、穿透「記憶屏障」(screen memory)的作法,縱覽凡此種種有關技術的主張,可發現其間的變化頗大。

  在1911年至1915年間,他陸續完成了六篇有關技術的文章。(S.E. XII, pp. 85-175)前兩篇處理的是有關「夢的解釋」與「移情現象的動態性」,隨後有感於精神分析陣營內部中的紛擾,大部分肇因於沒有遵循正確的技術所致,因此發表以〈給施行精神分析的醫生們的建議〉(Recommendations for Physicians Practising Psycho-Analysis)為大標題的四篇文章。從這四篇文章中,得見他採用較被動、接受性的「懸浮注意力」(suspended attention),18即對病人所言不滲入主觀的看法,不特別強調引起治療者興趣的事務,以避免主觀的偏見,在病人的潛意識之前:「他必須調適自己與病人,成為電話接收器之於傳訊的麥克風。」(S.E. XII, pp. 115-116, 1912)他也勸分析師不要為了說服病人,或其他理由,而將個人的內心世界嫁接於分析的過程中,這將會導致相互分析(mutual analysis)的危險;他接受病人的習慣,是先試行幾星期,以觀察病人的可分析性;熟人或朋友的朋友若尋求分析,常會以先前建立的移情關係阻礙著分析的進行,無論分析後的結果為何,友誼往往會為這種分析付出代價;他也論及了金錢、性、治療的時間等議題,勸導分析師面對移情關係時採剝奪(privation)的原則,以近乎吝嗇、堅硬的態度不讓被分析者的欲望得到完全的滿足、對被分析者解釋移情關係,將移情關係與真愛的的真、假特徵並陳,以及陳述治療時為何必須平躺的個人原因等等不一而足。

  簡言之,關於精神分析的實際操作,佛洛伊德認為就像棋譜一樣,往往只有開局與結局的呈現,其過程依個人的不同而變化萬千,許多方式是依他個人的習慣而定,分析師也應依病人的特質與個人的理由做適當的調整。

  這系列文章中與本書直接相關的,首推〈回憶、重複與疏通〉(Re-membering, Repeating and Working Through)。文章的中心主旨觸及分析師努力地協助被分析者將記憶的觸角伸入空白、缺損處,但病人往往還是不能憶起,無法將阻抗(resistences)化解,也沒有記憶的浮現以供分析。更糟的是,病人甚至以具體的行動來取代這未能出現的記憶,重複作出對自己不利之舉,為了克服這些重複的舉止,分析師就要經常在移情關係中找尋解釋,透過分析過程中的解釋,傳遞給病人之後,便構成了對阻抗的知識,但是這種知識又必須仰賴病人疏通,才可能進入、穩固地安裝為他的心靈機器的一部分,經過這冗長反覆的過程,治療才得以奏效。職是之故,精神分析的過程往往曠日持久。重複的舉動與治療時間的漫長,這兩個主旨,正是《精神分析的發展》一書引起爭端的相關議題。

  回到上文曾特別強調的1918年,佛洛伊德在布達佩斯所發表的〈精神分析治療的前進路線〉。這篇聲明主要是針對費倫齊對精神分析治療技術改進的倡議:即主動技巧。19佛洛伊德坦承自從他將精神分析的主張取代催眠的暗示法之後,精神分析的技術確實應再往前邁進,他問道:除了讓病人潛意識的內容浮現、讓他明白他的阻抗之外,分析師什麼都不能做嗎?難道不能幫助他克服阻抗現象嗎?他認為是可以的,但這端視外在的情況是否允許,結合外在的幫助是可行的。但問題在於外在的幫助要到何種程度?關於分析情境中分析師的態度,佛洛伊德則主張採用一種「禁制」(abstinence)的態度,不要讓病人完全滿足。因為精神官能症的症狀,是挫折後一種替代性的滿足,而治療則提供了他另一種替代滿足的可能性,因此他警告布洛伊勒、容格所屬的蘇黎世學派,讓病人完全依賴醫生、甚至代他做決定、住在安適的療養院裡,這些決定將使得病人永無復原的機會。最常見到的替代性滿足、使得精神官能症瞬間即癒的例子,是分析過程中遭遇不幸的婚姻與罹患重大疾病,病人的罪惡感(sense of guilt)往往在這兩種形式中,獲得比症狀更大的滿足,而讓精神官能症頓時化為烏有。在這聲明的結尾,佛洛伊德自我調侃地承認他有一種幻想:有朝一日,精神分析的病人可獲得國家、外來的援助,像是約瑟夫二世所佈施的慈善行為。這番聲明表明了他認為精神分析的技術可進步,但要謹守「禁制」的原則,讓治療保有「適量」的挫折與不滿足,留心病人的轉移現象,莫讓潛意識中不願康復的可能性兌現,外在的幫助的確會影響病患的症狀,但這影響可能使症狀消失,也可能讓病患永遠耽溺於症狀。

  在這幾篇文章中,佛洛伊德的治療模式可化約如下:在分析的情境中,分析師必然遭遇到阻抗,也必然會身陷於移情關係中,但分析師謹守禁制的原則,也必然不會讓被分析者得到完全的滿足,潛意識的內容要透過再回憶的方式浮現於意識中,但強迫性的重複,使得再回憶困難重重,即使是某些回憶出現了,但也需要時間疏通,才能使這些回憶無害或有效地占據於心靈機器中適切的位置。關於分析師的禁制對被分析者的影響、強迫性重複與疏通所需要的時間的不同主張,則構成了本書《精神分析的發展》引起爭議的核心。簡要地勾勒了佛洛伊德分析技巧的主張之後,我們該討論費倫齊、巒克這兩位影響精神分析深遠的第一代精神分析師在這方面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