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距今大约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一场人类文化的革命正在悄然上演。这场革命通常被归功于人类某种崭新而独特的认知能力的出现或大幅进化。有人将其理解为人类在时间组织跨度上的扩展。比如，人们开始更多地提前计划生活工具的制作；在建造住处时考虑到长期居住的种种需要。然而，伴随着生存方式的转变，一些人类开始从事的活动似乎与生存的实际需要并无多少关系，例如石洞的壁画、各式各样的工艺品、手工制作的精美首饰及别出心裁的下葬仪式等。1 这些新颖的活动一般只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晚期智人存在关联，这也使得它们显示出格外令人瞩目的非凡意义。作为进化族系的另一个分支，尼安德特人曾与人类在欧洲共同生存了数千年之久，但在大约三万年前却最终灭绝。尼安德特物质文化以长期稳定性与跨区域一致性为其主要特征。尽管考古记录显示尼安德特人具备适应环境的能力，但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在尼安德特人中并没有出现相似的文化革命。尼安德特人制作的手工品中偶然出现的创新也许只是出于对人类的模仿，或者是得益于两个族群之间的交易往来。这种相仿通常并不被看作是尼安德特人也拥有类似文化革命的迹象，恰恰相反，这表明他们的革命没有成功。2 人类文化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与人类具有相似基因（尽管解剖学结构不同）的尼安德特人却没有出现类似变化，x说明文化革命产生的基础更有可能是某种脑智能上的改变。然而，即便是对脑智能最为直观并可测量的评估指标——脑量，也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线索。虽然远在十五多万年前出现过极速增长，但在旧石器时代后期人类的脑量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并且尼安德特人与同时期人类也不存在脑量上的差异。事实上，他们与现代人脑量相同。3但是，如果我们不去在意祖先们的机体结构，而是认真地观察他们亲手制作的物品，那么我们将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这种认知变化的特征，即使我们还远远无法知晓是什么样的条件促成了这种进化。
简而言之，考古记录证明人类的想象力开始展露出一种全新的力量。部分新出现的手工品与儿童在假扮游戏中使用的玩具拥有同等功能。4它们能够促使人们脱离现实，进入某种想象的情境。这些手工品主要具有三种特征：（1）它们被社会认可并由多人共同制作；（2）它们所营造的想象世界与其所处的现实环境不相一致；（3）这些手工品的制造者应能在两种情境中往返穿梭——在试图赋予它们想象意义的同时，也需要考虑现实中的客观因素。接下来，让我们以石洞壁画为例来解释这些特征。
古生物学者伊恩·塔特索尔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在法国西南部坎巴勒雷斯一号洞穴的经历。伊恩沿着一条弯曲狭窄的通道向洞穴的深处前进，直至距离入口150码处，宏伟壮观的石洞壁画终于展现在他的面前：“墙上画有马、猛犸象、驯鹿、野牛、山羊、狮子等许多种类的哺乳动物，整幅岩画看起来几乎要有100码那么长。”5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证据表明这种绘画并非个性化的艺术创作，而是一种社会活动。首先，它们是由一群艺术家共同或轮流创作完成。此外，前来观赏画作的人很可能只是普通大众而非艺术家。例如，在其中一个洞穴内，考古学家在两名成人的脚印边发现了三名儿童的足迹。6另外，壁画所呈现的景象完全脱离于所在洞穴的真实环境。这里距离入口较远，空间狭隘且光照不足。然而，xi不论是对于绘制壁画的艺术家还是其他观赏者来说，画作中栩栩如生的想象世界掩盖了洞穴的幽暗阴冷。但是为了能够将洞穴内壁转变为“画纸”，艺术家们也需要了解创作场所的客观环境特点。事实上，他们的确巧妙地利用了岩石的表面特征，使绘制的各种形象与洞穴内壁浑然一体。7 我们也可以采用相似的方法分析新出现的下葬仪式。考古记录同样显示这些象征行为是有组织性的社会活动。在一些精心布置的坟墓中，考古学家发现了数以千记的装饰珠子，这意味着曾有许多人投入到制作珠子的工作中。此外，遗体姿势的摆放及象牙等陪葬品的出现说明下葬不再仅仅是掩埋遗体。人们是在基于想象布置墓穴，更确切地说，放入其中的装饰品与武器传递着人们对来世的期望。第三，想象中的来世显然不同于下葬时的现实。实际上，新的下葬仪式同时采用两种方式对待逝者——他们既是遗体，也是迈向来世的候选人。8 总之，石洞壁画与下葬仪式都清晰地体现出前面所提的三种特征：文物由多人制作，并被社会广泛接受；它们试图创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并且这个世界同人们制作、展示它们的现实情境迥然有异；然而，在两个例子中，人们都需要承认客观环境的存在，并根据物品功能对其进行适当改造。
无论人们最终将如何解释引发了四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革命的认知变化，我们能够确信的是这种变化历经了长久演变的过程。六百万年前，人类祖先便已从灵长类动物中分离出来，成为物种进化树上的新分支。在浩瀚的时间长河中，直至人类物种进化的最后时刻，想象力才终于开始崭露头角。但它无疑对人类的历史与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巨大影响。
在本书中，我将从个体发育角度描绘人类的想象力。我认为儿童在发展早期便能够想象其他事物并理解它们的意义。这种能力持续终身。它在儿童假扮游戏中显而易见，但它也逐渐影响着儿童对现实本身的认知。xii在具体讨论我的观点之前，我们最好先检验一下关于想象力的其他理论——它在上个世纪几乎一直主导着儿童发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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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梅拉斯与斯特林格（1989）以及米森（1996）针对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转型的各个维度进行了综述。宾福德（1989）则探讨了可以证明人类时间组织与计划能力发生变化的依据。
2. 斯特林格与甘布尔（1993）以及梅拉斯（1996）陈述了尼安德特文化的局限性。库恩与斯蒂娜（1998）则认为虽然尼安德特人在工具制造方面整体上缺乏创新，但仍体现出一定的环境适应性与灵活性。德埃里克、齐浩、朱利安、巴菲尔与佩莱格林（1998）提出了更富争议性的观点，认为尼安德特人具有真正的创造力，即他们的创新并不应被解释为一种对智人的模仿。梅拉斯（1999）对该观点进行了反驳。
3. 斯特林格与甘布尔（1993）总结了人类与尼安德特人脑进化过程的实证依据。需要强调的是，脑量的相似（尼安德特人与人类相比）可能会使人们忽视脑组织之间的重要差异。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两种类型的大脑并不是在它们成熟时具有不同的尺寸或组织结构，而是两者在儿童早期拥有不同的发育模式——相对人脑来说，尼安德特人的脑更快发育至成年阶段。斯特林格（斯特林格，1990；斯特林格、甘布尔，1993）报告了支持这种主张的实证依据，但佐利科夫、庞塞德莱昂、马丁及斯塔基（1995）则没有获得相一致的结果。在研究人类脑进化本身的同时，也应考虑到我们很难基于脑量去推测脑的组织结构及其发育过程。在进化历程中脑量几乎保持不变，而这个事实很有可能掩盖了脑组织或从胚胎期到成熟期的脑发育过程发生的重要变化。
4. 沃尔顿（1990）对艺术与想象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理论分析。
5. 塔特索尔（1998，1页）。
6. 克洛特（1996，185—186页）。
7. 道森（1998）。
8. 关于下葬仪式的有关描述，请参考怀特（1993）。关于对饰品象征意义的分析，请参考怀特（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