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布洛伊勒与魏玛会议1
1911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代表大会在魏玛举行，其中来自瑞士的精神病学家尤金·布洛伊勒论证了两种不同思维模式之间的差异：一种是逻辑的或现实的思维，另一种则被其命名为“自闭式”思维（autistic thinking）（布洛伊勒，1951）。当时弗洛伊德与荣格也恰巧聆听了他的发言。布洛伊勒为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做出过重要贡献，但他也在无意之中影响了儿童发展研究。他的理念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在20世纪初期，布洛伊勒在苏黎世与维也纳进行了成人病理研究，并归纳出自闭式思维的概念。自19世纪20年代起儿童认知发展研究在日内瓦和莫斯科迅速兴起，皮亚杰与维果斯基将自闭式思维的概念移用到该领域当中。由此而发，布洛伊勒在魏玛提出的观点最终影响了发展心理家们理解假扮、幻想与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的方式，我将这些统称为想象力的杰作。
时至今日，当我们听到“自闭”一词时，立刻想到的往往是堪纳（1943）提出的一种发展性障碍。堪纳在观察这些儿童时发现，他们具有自我封闭的退缩症状，远离他人与外部世界，这很像是布洛伊勒所提出的自闭式思维的表现，因此堪纳从布洛伊勒处借用了“自闭”一词。但布洛伊勒所称的“自闭”并不是某一儿童群体具有的特殊障碍，而是一种儿童与成人都具有的正常思维模式。
布洛伊勒指出，2梦、儿童假扮游戏、普通成人的幻想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与幻觉都具有明显的自闭式思维特征。这种思维模式主要受到自由联想与愿望思维的引导。逻辑或现实思维则与之相反，首要考虑的是合理性及可行性，且回避情感或情绪的影响。即使是普通成年人，自闭式思维有时也会越过逻辑思维成为主导模式。如果面临的情境导致我们很难去理性思考，自闭模式中的愿望思维便会占了上风。在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两种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平衡变得更为持久。虽然精神分裂症患者也会与现实有一定的接触，但他们主要沉浸在非现实的幻想中：“患者需要竭尽所能去适应医院的环境，他不得不忍耐这种现实……但在其内心深处，他仍然是欧洲之王，整个世界都围绕着他在转动。与此相比，住院生活对其帝王尊严造成的那点羞辱，根本上说轻如鸿毛。”（布洛伊勒，1951，415页） 弗洛伊德曾提出初级加工过程由快乐原则引导，次级加工过程由现实原则引导，布洛伊勒对自闭式思维与逻辑思维之间差异的描述与此相呼应（弗洛伊德，1961a；弗洛伊德，1961b）。但我们需要注意，布洛伊勒对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持有异议。弗洛伊德认为，婴幼儿精神活动中最先出现的是初级加工或自闭式思维；而逻辑思维则在发展进程中更晚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属于次级加工。因此，根据弗洛伊德提出的理论，婴儿主要受初级加工或自闭式思维的主导，通过“幻觉”满足其内在需要。
布洛伊勒明确反对弗洛伊德主张的发展顺序，认为它并不符合生理规律：“我看不出婴儿是在通过什么所谓的幻觉来满足需要，他们也是通过吃真正的食物来填饱肚子的！鸡蛋能够孵化，是因为有真实存在的物理化学养料，而不是让小鸡想象一下它在吃东西就可以了事。”（布洛伊勒，1951，427页）3布洛伊勒提出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发展理论。他认为想象力并不如初级加工过程那般简单，而是更为复杂。婴儿的脑中几乎还不具有想象过程中需要的概念。儿童如果想要假装娃娃在洗澡，便需要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水和洗澡的常识。精神分裂症患者需要先知道帝王或救世主的概念，才能够幻想出自己的身份是多么的高贵。据此，布洛伊勒认为：“自闭功能在发展的某一阶段出现，并与原有的现实功能共同发展下去。”（布洛伊勒，1951，427页）布洛伊勒主张：现实导向的思维出现在自闭式思维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皮亚杰便前往苏黎世，并在那里旁听了荣格、普菲斯特及布洛伊勒的授课（皮亚杰，1952，244页）。在布洛伊勒的课堂中，皮亚杰了解到自闭式思维与现实导向思维是两种全然不同的思维模式。然而，皮亚杰并没有留意到布洛伊勒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批评，仍然坚持认为在婴幼儿的发展起点自闭式思维占主导地位，直到发展的后期才渐渐被现实思维所取代。在由阿尔弗雷德·比奈创建的巴黎实验室中，皮亚杰为了记录自闭式思维逐步服从于现实思维的发展阶段开展了实验研究（哈里斯，1997a）。随后他在1922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柏林代表大会上报告了他的发现（皮亚杰，1923）。他的文章将自闭式思维的概念与他对儿童逻辑发展的实证观察研究衔接起来，引起了广泛关注。皮亚杰将儿童思维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在儿童早期，自闭式思维占主导地位，现实服从于情感。然后，包括自我中心思维在内的多种过渡思维模式出现，调解自闭式思维与现实思维之间的冲突。随着逻辑能力的发展，自闭式思维最终被压抑，儿童也变得更加理性与客观。
皮亚杰认为，早期思维就好像一个调皮的小孩：它非但不去适应现实，还要扭曲它来满足自我的欲望。在下这样的论断时，皮亚杰引用了最早由弗洛伊德总结的差异：“所有人都知道弗洛伊德在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之间做出的区分；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是鲍德温等人的结论，思维最初的作用是近乎梦幻般地即时满足快乐的需要，直到后来才发挥出适应现实的功能。”（皮亚杰，1923，303页，此处文字是我的翻译——哈里斯） 这些观点对皮亚杰的儿童发展理论具有广泛影响，它们与布洛伊勒的主张大相径庭，或者说，它们是基于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提出的。例如，根据皮亚杰的语言发展理论，儿童的早期话语产生于他们自身的精神世界，而不会去根据外界的情况进行调整，尤其是不会照顾到听者的需要。当年幼儿童一个挨着一个坐在一块儿玩耍时，他们似乎正在互相交流，但实际上他们的话语大部分以自我为中心。这些话语构成某种独白，4与同伴沟通并非其主要目的。皮亚杰进一步指出这种思维与沟通模式仅是一种过渡，在早期的自闭模式与后期的逻辑能力之间起到中介作用：“从自闭式思维到逻辑思维需要经历许多发展阶段，而划分这些阶段的依据正是思维模式的沟通能力……比如，在这些中介模式中，一种主要思维方式已经体现出适应现实的倾向，但它仍不具备沟通功能。我们将这种思维方式叫作自我中心思维。”（皮亚杰，1959，45页）由于婴幼儿期自闭式思维占主导，这个阶段的儿童很难适应外部世界。皮亚杰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得出结论：虽然我们起初会认为孩子们是在互相交流，但其实在婴幼儿早期并不存在这种行为；它不是名副其实的沟通，而更像是一种自言自语。
就在皮亚杰完善关于自我中心的理论并记录自我中心言语的出现频率时，他在俄国的同行列夫·维果斯基也阅读了布洛伊勒的著作并深受其影响。1与皮亚杰不同，维果斯基特别关注到了布洛伊勒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即自闭式思维不应被看作思维发展的初级形式（维果斯基，1986，21页）。他认同布洛伊勒的观点，并指出皮亚杰关于自我中心言语发展的理论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自闭模式不是发展的起点，那么自我中心言语也不应该被解释为一种从自闭模式发展而来的过渡形式。众所周知，维果斯基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自我中心言语的独创理论，认为它反映了儿童利用言语引导思维的倾向，特别是在儿童做计划或遇到困难的时候。皮亚杰理论认为自我中心言语会在一种更加社会化的能力出现后被压抑，但是在维果斯基的理论中，自我中心言语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它在儿童能够清楚地区分沟通言语及服务于思维的言语之后——成为内部言语。
在皮亚杰进行语言研究若干年之后，他才发表了有关儿童假扮或象征游戏发展的研究发现（皮亚杰，1962）。在那时，他已经对婴儿感知—运动能力发展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在他详细地说明其他感知—运动能力时（特别是模仿），描述了假扮游戏的出现。然而，皮亚杰的语言和假扮游戏理论仍存在重要关联。5他强调两种功能发展的根源都是儿童早期的自闭式思维。于是，皮亚杰在其假扮游戏理论中保留了先前的推测，认为假扮游戏是一种对现实的退缩：“客观思维总是力求适应客观现实的要求，但想象游戏则对事物进行象征性转换，导致儿童的活动不再受到规则的束缚。”（皮亚杰，1962，87页）在皮亚杰看来，儿童在游戏中可以通过与现实相对立的幻想来获得安全感，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如出一辙。比方说，皮亚杰告诉女儿杰奎琳不可以玩准备用来洗衣服的水，她便取了一个空杯子站到那个“禁止触碰”的水桶边，边做假扮动作边说：“我在把水倒出来。”（皮亚杰，1962，观察记录84）为了显现自己理论的前后连贯性，皮亚杰还特意引用了他20多年前在柏林代表大会上提出的观点（皮亚杰，1962，166页）。总之，皮亚杰的假扮游戏与自我中心言语理论之间存在明确的一致性。就像自我中心一样，假扮游戏也是一种短暂出现于儿童早期的适应不良行为，最终将在发展过程中被消解。
皮亚杰对于假扮游戏的消极分析还产生了其他影响。那些具有假扮行为的儿童被认为是在将现实同化入他们扭曲的认知图式之中。其次，他们被断言受到想象力的误导，混淆了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区别。的确，一段想象的情节可以像真实事件那样引发人们的多种情绪。结果，就像梦被当作前往成人潜意识世界的通道一样，假扮游戏也通常被视作窥探儿童潜意识情感世界的重要窗口。另外，儿童的想象力被视为缺乏规律——它主要是一种初级加工思维，各种念头之间的连接只能依靠自由联想和松散的类推。随着年龄增长，儿童应能够逐步采取更加客观的思维取向，来代替这种初级加工思维。
皮亚杰开创了儿童的假扮游戏研究，其理论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关于假扮游戏在儿童精神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我并不赞同皮亚杰的观点。我支持布洛伊勒的学说，认为假扮并不是一种低级或初级的思维模式。我也支持维果斯基的自我中心言语理论，这种心理功能并不会在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压抑。6我之所以选择了更为积极的观点，主要出于三个原因。首先，我们并不是在刚出生不久的婴幼儿身上看到假扮游戏。假扮游戏在儿童2岁时才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在此之前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踪影。这样的话，发展的时间进程可能正是像布洛伊勒假设的那样。
第二，类人猿仅会偶尔进行简单的假扮，即便如此，也只有那些由人类饲养的类人猿才会具有这种倾向。相比较而言，假扮却是人类童年早期的一条普遍特征。从生物学角度来说，我们更应该探索这种人类能力的作用，而不是假设它是一种在个体成熟之后便会消失的适应不良倾向。
最后，儿童病理学的研究显示缺乏早期想象力是一种病症。假扮游戏缺失是儿童自闭症的主要表现之一。尽管自闭症儿童可以在提示之下参与假扮游戏，他们却极少地主动发起假扮行为（哈里斯，1993；哈里斯、利韦尔斯，2000b）。这样的缺陷（连同共同注意与指点行为的缺陷）属于自闭症早期症状。自闭症患者在社会与认知功能上具有长期的障碍，这也意味着具有假扮能力可能是正常发育的重要基础。所以，我们需要探求这种能力对普通个体的认知与情绪功能的影响作用。2 在婴儿期，儿童逐渐理解客观与心理世界中的因果联系，当假扮游戏开始出现的时候，这种对因果联系的理解力有着显著的提高。年幼儿童在假扮游戏中，既可以从当前现实中退缩，也可以超越，但这丝毫不需要扭曲对现实世界中普遍规律的认知。
其次，如果我们认为儿童对想象世界的情绪卷入是一种认知发展不成熟的标志，那么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去评价成年人。毕竟许多大人也会沉迷于小说、电影或戏剧。在某种意义上，沉浸想象并不是一种在儿童期短暂出现的现象，它是一种伴随我们终生的能力。也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人类会那么关心他人的生活——甚至包括虚拟人物，是怎样的认知与情绪结构促成这样持续不断的卷入。
在我看来，考虑现实的其他可能性反而能使人们变得更加客观。7在儿童想象时，他们仍会遵从因果联系及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最终，儿童想到的可能性会为他们评估现实提供反馈。例如，面对某种真实发生的后果，儿童想象其他可能后果的能力对于他们当下进行的因果与道德判断至关重要。因而，布洛伊勒所提出的自闭式思维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是现实导向思维的忠实伙伴，它的存在有利于扩大儿童客观性的范畴。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将会从这种更为积极的角度讨论想象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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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我们并不清楚维果斯基是在何时接触到布洛伊勒的观点。1934年，他的著作《思维与语言》首次出版，其中他在反驳皮亚杰时大量引用了布洛伊勒的理论。然而，他也有可能在更早之前就了解到这些观点，他或许阅读过布洛伊勒用德语撰写的原版文章，抑或是1927年出版的俄语翻译版本。此外，我们也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布洛伊勒的一位博士生萨宾娜·斯皮勒林在1923年从日内瓦返回了莫斯科，她也曾担任过皮亚杰的精神分析师（克尔，1994）。鉴于他们二位都与卢瑞亚相识，又享有对语言研究的共同兴趣（参见斯皮勒林，1923），并且他们各自与莫斯科精神分析学会有所来往（米勒，1998），如果说维果斯基与斯皮勒林从未有过任何交集未免有些古怪——而自闭式思维也可能就此出现在了两人交谈的话题中。
2. 布洛伊勒认为精神障碍的主要特征是现实导向思维无法调节自闭式思维。作为一种发展性障碍，自闭症（堪纳，1943）却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反例。人们可以就此推测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反而是想象力难以影响个体对现实的判断。譬如在理解物理机制或空间结构时，自闭症儿童却能够很好地思考客观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