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我父亲的声音
在街上或在公园里，有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些人在对他们自已说话，他们讲得似乎很起劲；但他们并不一定都喝醉了或是疯子。我有一个朋友也有这种习惯，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他玩笑式的回答说，有时候他想听一听聪明的人是怎么说话，而当他说话时，他觉得自己是在说给一个聪明的人听。对自己的这种高估，有时是对的，有时是错的。更重要的一点是，跟自己谈话的时候，比跟别人谈话会真诚一些。说话者比较不会受到限制，可以说他想说的话，而听者也比较能够容忍他，比较喜欢听，不但对他有理的话如此，对他无理的话也是如此。当然，许多在别人面前从来不提或极少提到的话题，跟自己讲话时也可以自由讨论。
自我分析跟自我谈话有相似的地方，不同之处，是它不仅是谈话，而且是发觉前此未曾发觉的东西。为自我分析而自我分析，就像为艺术而艺术一样，是贫瘠不育的。自我分析之所以会产生，是由于我们被自己的思想所震惊，是由于我们觉得自己心里有奇怪的感觉,是由于我们惊奇于自己竟然有不曾料到的行为和禁诫。这些清况可能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多。
一百多年以前，维也纳的一个讽刺家曾经说：“我相信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有最坏的一面；这种看法很少出错。”这句话当然可以获得证实。但却是一面之词。自我分析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内在不仅掩藏着未曾预料的邪恶与可怕的冲动，同时也掩藏着友善，甚至慷慨的情感，而这是我们没有梦想到的，或者只是梦想里才有的。这种潜入自己内在的海洋中的行为，不但是把怪物带到海面上来，同时也把未曾以到的宝藏带到海面上来。一个人，如果在适当的时机潜入内在的海底，他会发现许多超乎善恶的惊奇在等待他。
下面我将要提出一段自我分析，这不仅是对我一种心情的片断分析，而是对我的心态结构的分析，而对我的这种心态的了解，是在事情发生以后几个月才产生的。
像我许多同业一样，在第一次大战后，我离开了腐化的维也纳，前往柏林，在那里，新的心理分析机构有相当好的远景。我在柏林开业，成绩相当满意。有一天我接到维也纳来的一封信，要我约见他。这个人我不认识，可是他说有弗洛伊德的特别推荐。在约定的时间，那个人来请我诊疗。他是一个富有的中年美国人，相当有名气。他叙述了他的神经症状，把他的心理情况做了一番很恰当的描述。许多年来，他都害着一种严重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幻觉到有许多神秘的危险在围绕着他，使他不得不想出许多复杂的安全措施来保护自己。由于他神经上的困扰，还有家庭的关系，他无法到柏林来求医。弗洛依德建议他来找我，因为过去我曾治疗过许多类似的病况。这位病人向我提出如下的建议：如果我回到维也纳去治疗他，每天只要一个小时，他就负责我的生活费用，而且比我在柏林从事心理分析工作所赚的总额要高出许多。经过短暂的考虑之后我接受他的邀请。我把某些患者的诊疗工作告一段落，把另外一些转给我的同业，便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返回维也纳。那时日耳曼帝国的首都柏林固然在社会与文化上有许多方便，我却不太喜欢。当我到达维也纳车站的时候，觉得就像儿子回家找他的母亲一般。我在路上所期望的生活，就真真实实的出现在面前了。我可以完全免于经济的顾虑，把大部份时间都用来从事科学研究，我可以如愿的常常去看望我的家人和朋友。这个奇妙的机会使我可以见到弗洛依德，可以参加维也纳心理分析协会一周一次的聚会；几年以前我曾经是这个协会的秘书。对我来说，这简直是童话成真。
过后的几个月，这种白日梦是真的实现了。我不必再一天花十个钟头来做分析治疗，因此我着手原先计划的两本书，常常跟家人和朋友相聚，看望弗洛依德，并定期参加维也纳心理分析协会。最初的这一段时期我觉得极为享受。早晨当我要去大学图书馆的时候，走在本城的街道上，感到十分快乐。
那位美国人给我订的公寓，和他自己的一样，是在布里斯托旅社，这像是纽约的华尔道夫—亚斯托利亚一样荣华尊贵的地方。我还记得，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看到那华丽的屋子就是我的新居时，对自己的幸运简直不敢相信。我按照平常的时间走下来吃早饭，快乐的哼着史特劳斯的圆舞曲。当然，餐厅里没有一个人招待我。那时还不到七点。我从夜班职员的柜台前面走过，他抬起头来看我，表情十分吃惊，就好像看到半夜的游魂一样。我才突然想到，在这种地方，十一点以前几乎是没有人来吃早饭的，我早餐和中餐都吃得尽量简单。那天晚上，在布里斯托餐厅的门口，首席服务生来迎接我，他的每一个地方看起来都像公爵，他有礼貌的陪着我到我的餐桌上。其他的服务生立刻出现，准备听候我的吩咐。我四周看了一下，有点尴尬的发现到，在这明亮的大厅里，我是唯一没有穿晚礼服的人。此后几天，我继续在布里斯托吃饭。现在我已经穿得很得当了，可是我不喜欢每天傍晚再刮一次脸，换上餐装。此外，那神气的首席服务生和他三个听话的助手，以及吃饭时的种种讲究，让我觉得不舒服。那个地方的豪华对我的精神有压抑的作用。每天早晨我走出这个旅馆，到附近的一个小咖啡屋去吃早餐。我从夜间服务生的柜台旁边偷偷的溜过，而当被他注意到的时候觉得尴尬，并为此懊恼。这真是荒唐。为什么我竟然因为早晨七点钟吃早餐而觉得好像犯了罪似的？我不得不承认，当首席服务生和他的三个助手向我的餐桌走来时，那种好像要举行大典似的庄严，让我觉得不快。我不再去布里斯托餐厅，而在比较不那么骄奢的饭店享受晚餐，恼怒的对自己说，那种庄严华丽不对我的胃口。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做我的家。慢慢我明白，我实际上喜欢不那么豪贵正式的生活起居之处。当我走过布里斯托闪亮的走廊时，我觉得一种不相属之感。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使我觉得不自在。我那位病人，跟我约好每天一个钟头见面，我也为他固定保留一个钟头，可是他并没有履约。确实，在柏林商谈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有时他可能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前来，这一点我也有准备。可是事实上，三个月中我只见了他几次。以后他又来过一个钟头，然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他，也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当我们在柏林商谈的时候，他曾要求我，不要给他写信，也不要打电话，免得引起他恐惧的意念。他希望我等待，到他需要我的时候，他自己会来。由于我答应过他，因此我现在必须受这个约束。几个星期过去以后，我发现我被这件事骚乱，因为我无功受禄，而且他花了还么一大笔钱。
我安慰自己，要自己有耐心，告诉自己说，我其实一点也不懒。我不是每天都在努力的工作吗？我不是已经写完一本书，又在为另一本做准备工作吗？我不是把心理学和精神病学所有的新文献都拿来研读吗？显然，我认为这些事情是比其他的工作都更有趣的。常常我会发现自已在耻于自己，因为正当盛年的我，却没有自己赚取自己的生活费用。这是很吊诡的，因为我现在“嫌”得比一向都多，这种既无责任又无任务的安逸生活使我觉得不舒服。我甚至开始愤怒于我这个病人，而从各方面来说，我都应当把他当做施主来看。以前，每天做十个小时的分析工作，我是多么梦想有一个安逸的生活，免于经济的负担，使我可以献身于研究计划！而现在仁慈的命运已经给了我这个环境，然而我却不能享受它。
我努力想摆脱这种奇怪的不快之感，却徒劳无益，而且与日俱增。我一再问自己，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在我正应当满足的时候却让我不能满足。从我谦卑的标准来看，我现在几乎是富有了。我什么也没做，却得到了一大笔钱①。我的生活应有尽有，而维也纳又是我的本城，那么，我究竟是在搞什么鬼呢？我曾找到了一找解释，可是，那显然是托词，因此，我无法相信。最美的假期却被乌云掩盖。我常常莫名其妙的感到不安与沮丧。当然，这种沉闷的情绪也会好几个钟头不来，可是在我没有预料的时候，它们又会出现。我记得有一天当我跟弗洛依德愉快的谈话之后走回家时，它掩盖了我；又有一次，我从歌剧院听完“玫瑰骑士”，走回布里斯托，要跨过街道时，它掩盖了我。还有一次，是我听完马勒的第四交响曲回家的时候。那时我的心里还在回响着最后一个乐章，这个乐章充满着欢悦和孩子式的快乐。在冬夜里我一再一再低哼着这个乐曲，而突然觉得抑郁；我以前也曾有过这种情况，但没有一次像这样纠缠不去。虽然我跟它们努力奋斗，不安与不快却与日俱增。【①当然，几年以后，希特勒把我的储蓄都拿走了。】
最后，终于不能忍耐。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的谢意和歉意，因为，我对他已经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我要求他原谅，可是并没有说明理由——因为我没有理由——然后收拾行李走路。第二天早晨，当我搭上计程车穿过维也纳的街道，前往车站的时候，我感觉到奇妙的轻松偷快，就好像抛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似的。在放射着春光的早晨，空气是清甜的，我带着友爱的心境看着街上毎个人的脸。我跟维也纳的告别不是悲伤的，却充满着柔情。这就像告别一个恋人，而你知道永远不会忘记她。
好几个星期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在维也纳的这段期间，我的心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开始了解到，我的不满正是由于我的好运。又隔了很久以后，我才想起，在维也纳的时候，沮丧的情绪第一次来临是在什么时节。有一天下午，我偶然——是偶然吗？——经过我出生和在那里渡过了童年的房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公务员，由于微薄的薪俸常常为家计忧虑。但我从童年的房前走过，儿时的回忆重又从阴暗的角落爬到我的心上，我又看到父母亲忧虑的脸庞。但我到达布里斯托的时候，就被抑郁的情绪所掩遮。从那时以后，这种情绪就常常来临，只有偶而间断。它的心理学的意义，只有到很久以后我才充分了解。
似乎我不能允许自己享受这样富裕的环境，这样过分舒服的生活，或没有做多少工作而赚来的大笔钱。童年的回忆使我又想到我们的贫穷，我的父母终生就是在这种贫穷之中渡过的，为了让我们孩子受敎育，他们作了很多牺牲。这里，在这同一个城市，跟我童年的家只有半个钟头步行的路程，我却生活在奢侈中。在这件事情以前，我已经觉得布里斯托旅馆有些让我不自在，那时，我的解释是，我不习惯于这样的优雅华贵。没有顾虑的生活持续得越久，我的情绪就变得越坏。
最后，我终于无法再避免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结论：我的抑郁是由于潜意识中的罪恶感，因为我父母亲生活得那么贫苦，而我却生活得那么浮华。我父母亲被剥夺了他们的一切乐趣，哀愁的在可怜的环境中支撑，以便让他们的孩子好好成长。我似乎可以让自己享受普通的舒适生活。可是我的内在有一种神秘的东西——那叫做良心的东西——禁止我享受异常的奢侈或过多的金钱，除非我是靠艰辛的工作来赚取的，否则，我就无法享受富裕的生活。似乎我没有权力去过骄奢的生活，因为我父母亲曾经受了那么多的艰辛。我曾经调整自己，使自己去适合舒服的奢侈的生活，可是没有成功。
后来，我承认自己是个该死的傻瓜，可是我知道我别无他途。几个月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弗洛依德，他亲切的对我大笑(我喜欢他这个笑，尽管是对我有一点逗弄)；如果我记得不错，在那次他曾说，希望我的“良心厚一点”。从那次以后，我却希望我的“良心硬一点。”可叹的是，此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机会让我再试一试，我的良心究竟有没有厚一点或硬一点。我怕命运再也不会给我第二次机会了——如果要有，可必须趁早，不然就来不及了——但我相信，现在我是比较更能接受舒适或略为奢侈的生活了②。【②当我们年岁日长，或当我们已经为思想中的罪恶受过痛苦，潜意识中的良心似乎就比较不那么严苛。我这稀奇怪的情绪，必须从另一个方向来加以探讨，否则前述的说明就是不完整的。说它只是潜意识的良心之反应，固然更能阿谀自己，但，那既不正确又不诚实。我想这种情绪必然有一种潜在的罪恶感在先。我的这种情绪可以很容易的加以推测。一开始的时候，我一定因为自己的好运而自负,我一定有一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感觉，以为自己住在维也纳最高级的的旅社，是由于我杰出的成就使然，这个想法固然会使我痛苦，不过，我仍旧必须承认，在开始的时候，我一定有一种胜利感，或自得感，觉得比我可怜的父亲和兄弟能干得太多，因此，才享受到这种待遇，此后产生的抑郁，当然是一种道德反应，是由于这种自得感在心理上演变成罪恶感。我此后的沮丧就是由于潜意识中跟我的自得反其道而行的结果的。】
我以前治疗的一个患者——一个戏剧家——最近写信告诉我，他住在好来坞，享受着极其奢侈的生活。他跟一个大影片公司签定合约写剧本，可是，好几个月以来连一行都没有写却支领巨额的薪俸。这个年青人在好来坞享受奢华而悠闲的生活，却没有不必要的道德顾虑。他已经有了我所缺乏的“厚良心”。
后来我到维也纳去了几天，又看到布里斯托旅馆。有某种力量促使我走进旅馆的前厅，这是我的胜利感与失败感产生的地方。我只在那里看了一下，看到那里的客人沉坐在椅子里，然后就离开了。当我走到莱恩街的时候，我听到自己脑子里在说，“这些人只是钱太多了。”这是废话；显然，只有非常富有的人才能够住在布里斯托。我何必说这个话呢？而在这个话里有着一种口气和一种维也纳方言的味道；这些我虽然是熟习的，可是我自己很少运用。似乎这个话并不是我说的，而是另一个人说的，是很久以前说的。那似乎是很久以前某种东西的回声。我并不记得我父亲说过这句话，但那发音和口气却是他的而不是我的。话里边那种谴责的意味，一定是我住在那豪华的旅社中感到不自在的原因。就似乎我自己是我父亲所责备的那轻人之中的一个。
很奇怪的，离开布里斯托旅馆之后不一会儿，另一件事来到我心中，那是一首儿童的诗，我可以确定自从童年以后就没有再想到它。这首诗突然来到我意识中，就似乎它们是从舞台上的地板里突然跳出来一样。这是维也纳公立学校的孩子们常常背诵的一首民谣，题目叫做“想要换叶子的小树”。那是说一棵小枞树，它生在森林里，周围有各式各样的树木，它觉得自己只有针状叶是一件羞耻的事。它希望它有别的叶子。它真的换成别时叶子了，可是被山羊吃掉。那小树又希望自己长草的叶子，可是一阵暴风把那些叶子都吹断了。那小树现在希望自己长出金叶子，可是一个小贩走过，把它的叶子摘下来，放在袋子里拿走了。这恍然大悟的小树，现在只希望它原来的针状叶了。这一首小诗被我遗忘了那么久，而现在突然出现，意思是很显然的：我在讽嘲自己贪得无餍的欲望。两个原本独立时记忆——也就是我父亲的声音和这一首小诗，显然是在几分钟之内连续出现的。这两件事的记忆必然是发生在我七、八岁的时候，可以说它们是属于我往日相同的地层。它们不仅间接的肯定了我在此处所说的心理分析观点，也使我相信，我幼年时所受的道德敎育深深的根植在我内心，一直到我中年以后仍旧根深带固。
我所做的这种自我分析，基本上是出自一种需要，就是希望能够洞察到日常生活中我自己的情绪，思想和冲动。关于我的性格与情绪发展，我见到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我明白了为什么我的情绪里需要有某个敌人或一伙敌人，为什么我不能想象自己可以做政党的党员，为什么我的志愿走向某个方向而不走向另一个方向。同时我也明了了，为什么当我看到一本我赞佩的书或一篇文章，我老是希望那是我写的，这里边证明了我的赞佩之中总是有着嫉妒的成份。(奇怪得很，我可以念一大堆“心理分析季刊”，却一点嫉妒的感觉都没有。)自我分析使我有了许许多多的洞察，其中有许多是痛苦的，是拉低了自己的，少数几个是偷快的，大部份在别人看来是无趣的，但就以我做为一个人和心理学者来讲，都是相当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