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抑郁

> 转化抑郁

戴维H罗森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7

治疗抑郁症:一个适当的个案

总之,我认为全面看待所有可能的治疗抑郁和自杀状态的方法,并从中获取尽可能多的且能恰当治疗任何抑郁或自杀倾向的患者的不同治疗模式,是非常重要的。换而言之,应当由作为个体的患者,而不是某一特定的治疗方法来引导治疗。

对一个重度抑郁、有严重自杀倾向的人来说,无意义的念头就会导致绝望。他或她与许多价值观隔离,很少或没有精神或活力过一种充实的生活。相反,绝望的心灵只是一个存在而已。我跟大家讲述一个患者的故事,能够很好地说明各种不同的生理、心理、社会和存在因素如何结合起来,使得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变得抑郁、丧失斗志,同时还说明了如何能有效地治疗这种抑郁和斗志丧失。38

1982年1月,迈克尔从旧金山回到了他的家乡纽约州罗切斯特,参加母亲的葬礼。他的母亲死于乳腺癌。他曾与母亲非常亲近,失去她就意味着失去三十七年来他所一直拥有的长期支持。他同他父亲关系不和,但是在葬礼上两人却相处融洽。然而,看到他父亲却让他回想起了一段痛苦异常的记忆:十五年前,父亲在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之后把他赶出了家门。

葬礼结束之后,迈克尔很高兴地回到了旧金山。他并不知道母亲的死亡预兆着他人生中最不幸的一年。1982年春天,他辞职,跳槽到了一家咨询公司,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反常的是,夏末的时候,他感到很抑郁,越来越疲倦,关节也日益疼痛。秋季的时候,他与一个伙伴组建了一个新家,希望能够就此安顿下来,但是这段感情没能维持下去。整个十一月份,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抑郁当中,并出现了发烧、盗汗、腹泻症状。圣诞节他去看望父亲的时候,他的情况并没有好转。父亲建议他搬回罗切斯特以便康复;迈克尔同意了,这表明他的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了。整个情形看起来就好像是因为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才会给予帮助,而在母亲死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直系亲属。

迈克尔返回旧金山,筹备其搬回罗切斯特的事宜,此时他的情况急剧恶化。除了更加严重的腹泻和盗汗外,他还持续不断地咳嗽。到1983年3月末他飞回罗切斯特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38磅。抵达罗切斯特几天之后,他的病情如此严重,父亲把他送到了斯特朗纪念医院的急诊部,在此,他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呼吸困难,高烧达华氏104度。他在住院的时候,无意中听到医生们在谈论他患艾滋病的可能性。就像当时所有其他人一样,他认为艾滋病就等同于死亡。

在重症监护室,他的病情稳定之后,肺活检显示他患有卡氏肺囊虫肺炎,艾滋病的一个关键指标。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开始谈论自己要死的事情。他感到无助又绝望。他想过自杀,以及一旦自己被转到普通病房之后要如何自杀的问题。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被派过来看护他,这个学生是一个共情且很有耐心的聆听者,她成功地打探出他的自杀念头。迈克尔后来告诉我,他觉得这个学生是真的关心他。受到这一想法的鼓励,他问她,“我能够战胜艾滋病活下来这个想法是不是很疯狂?”她表示说不是,但是也表示,接受精神病学的会诊或许仍会对他有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同迈克尔有了第一次会面。他的病房外面有一个标志,列出了那些同预防传染性肝炎病人的措施类似的预防方法。在穿好罩衣、戴好手套和面具之后,我走进了他的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同他握了握手。我立刻感觉到这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对他来说是极大的安慰。我告诉他,我对他的情况知道得不多,但是我听说他很抑郁。我坐下来,听他讲述了一遍我刚刚总结的他的病史。他问我,就像他问那个医学院的学生一样,“我能够战胜这一致命的疾病的想法是不是很疯狂?”我想了一会,说道,“不,这个想法并不疯狂。”从那一刻起,他放弃了将自杀作为唯一出路的偏执念头。

到底发生了什么?迈克尔被给予了希望——先是由那个医学院的学生,然后是由我。这一希望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药物。换句话说,他牢牢抓住了这一希望,即他有可能成为战胜艾滋的第一人或第一批人之一。他推理说,大多数恶性肿瘤最开始都被认为是治不了的不治之症,但是许多恶性肿瘤最终都找到了治疗方法。他还阅读一些理应治不好却自发痊愈的癌症的无法解释的案例,从中获取希望。我承认有这种案例但是也提醒他这些案例可谓少之又少。我的目的并非是激起其内心的各种可能性,而是让由那个医学院学生所点燃的小小希望之火继续燃烧下去。在他住院期间我一直都在给他做心理治疗,在他出院转为门诊病人之后的八个月,每周或每两周进行一次治疗。

随着时间的流逝,迈克尔又出现了艾滋病并发症症状。卡氏肺囊虫肺炎再一次出现,然后又再一次消失。他感染了播散性疱疹和巨细胞病毒,开始抱怨左腿下半部麻木和足下垂。此外,他还患上了卡波西肉瘤,这种肿瘤会大幅增加其壮年早逝的风险。从纽约市的艾滋病热线和传染性疾病中心那里,我得知他这种病症齐发的患者其寿命通常只剩四至六个月。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我并没有告诉他这一消息。

迈克尔活下去的希望和渴望暂时帮助他克服身体上的病症。他的健康实际上开始有了改善。他安排他的父亲和一个朋友帮他完成搬回罗切斯特的任务。在医院住了将近两个月之后,他搬回了自己的公寓。不可思议的是,他在自己的公寓里开展了四个月的咨询业务,尽管他的主治医生和我都建议他再等一等再开始工作。在他出院之前,我还想过他可能再也没有身体、精神和情绪的力量再开始工作了,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他。当我再次给他做门诊治疗的时候,迈克尔谈到了他要活下去的意志,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以及他想要写一本关于“知识理论”的书的愿望。我们还探讨了死亡和濒临死亡,但是他从不深入或详尽地讨论这些问题。

在对迈克尔进行门诊治疗大约四个半月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进门的时候主动跟我握了握手——通常他是不会这么做的。当我问他握手的事情的时候,他说他父亲拒绝跟他握手,让他感到很受伤。得知他患有艾滋病的时候,他父亲对同性恋的恐惧又再一次浮现,这一次更甚。他父亲害怕自己会被传染艾滋病,尽管一切证据都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就很少去医院探望迈克尔,也很乐意迈克尔从他家中搬出去。

迈克尔同他父亲疏远了,又从他旧金山的朋友那里搬走了,所以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支持缺失。幸运的是,我们能通过艾滋病/罗切斯特中心安排一些居家拜访,并与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志愿者接触,他觉得这些安排非常有效。他还有一个热忱的朋友,给予他支持和极大的安慰,每天都给他提供帮助。

尽管如此,父亲持续的拒绝给迈克尔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他的身体状况开始变差,但是他还是继续工作。门诊治疗六个半月的时候,他开始不在治疗的时间出现。我后来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会说他忘了或太累了不想去。他也为自己不得不依靠国民医疗补助而感到羞愧,因为他的保险金已经用光了,他现在已经没有保险了。社会保障伤残救助也会拖很久。有一次,他气得直接给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打电话抱怨。令人吃惊的是,迈克尔打通了,他的声音成为那众多声音的一部分,最终改变了联邦政策,加快了美国对艾滋病人伤残补助金的发放。

1983年12月初,我再一次看到了迈克尔。他看起来很憔悴,异常虚弱,左腿也跛得更厉害了。同样,他很抑郁,士气也很低落;然而他却拒绝服用抗抑郁药物,在他的整个治疗过程中,他都坚持这一原则。迈克尔的方法是一切靠自己,表明他仍旧拥有一些内在的精神资源,来与绝望作斗争。

1984年1月,迈克尔不再来进行门诊治疗了。我用电话跟他确认了几次,但是最终他也没回我的电话——或我的短信。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984年6月他住院的时候,迈克尔很乐意见我,但是他看起来病得非常厉害,也很沮丧。放射疗法对他的卡波西病变没有效果,他比以前更加虚弱了。他觉得医生已经放弃他了,并谈到了死亡。9月份,他又一次被送往医院。就在这最后一次住院的第一个晚上,他突然之间就去世了。

我分享这段关于迈克尔的记录是为了证明,尽管他患有这一毁灭性的疾病,但他仍然拥有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有几次,他直面死亡,说道,“时候未到!”他比预期死亡时间多活了一年,这一事实在围绕着艾滋病这一灾难性疾病的黑暗面前,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我的直觉认为,他活下去的顽强意志——先是得到了一个堪称典范的医学生的支持,后来又得到了众多医学专家、护士和社会福利工作者、艾滋病/罗切斯特中心志愿者以及他朋友的支持——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并使它更有意义。迈克尔的故事突出表明,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希望这一力量:它是一种内在生成的药物,能够深入接触到内在的治愈者原型。

关于潘多拉的希腊神话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说明在处理人类存在问题时,希望是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手段。潘多拉打开她的盒子,将各种恐怖之物都释放到了人间,包括绝望这一极度恐怖之生灵,暴力的怪物,以及化身为鸟儿的希望。鸟是关于精神的远古原型象征;人类精神所拥有的希望力量,正是治疗抑郁和自杀倾向的个体的整体疗法中需要产生的。

“希望是长着羽毛之物  

栖息在灵魂里,  

唱着没有歌词的曲调, 

永不停息。”

——埃米莉·迪金森(EmilyDickin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