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的起源：成为一门研究心智的科学
19世纪60年代，年轻的威廉·詹姆斯中断医学学业前往欧洲旅行，他想知道人的本质是什么。但是，当时他所面对的情境比今天同样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学生所面对的情境要困难得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心理学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如詹姆斯不客气地所写的“我听到的第一节心理学课正是我讲的第一课”（Perry，1996，第228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之前没有人思考过人类本质的问题。两千多年来，胡子拉碴、牙齿歪斜的思想家们一直在琢磨这个问题，且事实上当代心理学承认自身源自哲学。我们将从分析这些源头开始，描述早期通过把心智与大脑相连接，从而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历程。随后，我们将了解心理学家是如何形成不同的阵营（或流派）：结构主义试图通过把心智细分为最基本的元素来分析它，而机能主义关注心理能力是如何让人们适应环境。
心理学的先驱：伟大的哲学家们自古人类就期望了解自身。
古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公元前428—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是最初尝试回答心智如何工作的人（Robinson，1995）。古希腊哲学家们辩论的很多问题，时至今日心理学家们仍在辩论。例如，认知能力和知识是生而有之，还是只能通过经验获得？柏拉图赞成先天论（nativism），该理论认为人固有或天生具有某些知识。各种文化下的儿童都能发现有些声音有意义，可以组合成词，进而组合成句子。儿童在学会应该在何处排便之前，没有经过任何正式训练就已经掌握了基本的语言。是否学习语言的习性是“天生”的（儿童与生俱来的）？或者，学习语言的能力依赖于儿童的经验？亚里士多德认为儿童的心智就像一块白板，在白板上留下痕迹的是经验。他支持经验主义哲学（philosophical empiricism），该理论认为所有知识都是通过经验获得的。
尽管当代心理学家很少有人认为先天论或经验论是绝对正确的，但是仍然在争论一个问题：特定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先天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后天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讲，古代哲学家们在没有科学证据的基础上能够提出这么多心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非常有见地的解释，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情。他们的想法来自于个人观察、直觉和猜测。尽管他们很擅长辩论，但是他们通常会发现要解决争议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们提供的证据并不能够支持他们的理论。在“心理学研究方法”那一章，你会看到，去验证一个理论的能力是科学的基石和当代心理学研究能够形成确定结论的基础。
从大脑到心智：法国的联结主义
我们都知道大脑和身体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而我们心智中的主观内容，如知觉、思维、感受等，不是客观存在。内在感受非常真实，但它们到底在哪儿？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1650）认为身体和心智根本不是一回事——身体是由客观物质构成的，而心智（或灵魂）是由非物质的，或者说是精神物质构成的。但是，如果身体和心智由不同物质构成，那它们是怎么相互作用的？心智是怎么命令身体向前走的？身体碰到钉子时，心智是怎么说出“哎呀”的？这就是二元论的问题，即心理活动是如何与身体行为协调合作的。
笛卡尔认为心智是通过大脑底部一个非常小的结构——松果体来影响身体的。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在当时是很孤立的，那个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不是反对他的解释，就是提出其他解释。比如，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认为心智和身体并非不同的东西，事实上，心智就是大脑在工作。从霍布斯的观点来看，在大脑中寻找一个心智与身体的联结点，就好似在电视上寻找一个图像和显示器的联结点。
法国物理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认为大脑和心智是通过体积大小而非腺体被联系在一起的。他研究了动物的大脑以及因病去世者、健康成年人和儿童的大脑，发现随着大脑体积增大，心理能力往往增加；随着大脑受损害，心理能力降低。加尔的发现被广泛接受（关于大脑损伤的内容时至今日仍被接受）。但是，加尔发展出了一个他的证据远远不足以证实的心理学理论，即后来为我们所知且已消亡的学说——颅相学（phrenology）（见图1.1）。该学说认为典型的心理能力以及心理特征，从记忆到快乐的能力，都能够定位到大脑的特定区域中。大脑的特定区域与特定的心理能力有关，这一点是正确的。本书后文会讲到，大脑的海马与记忆有关，杏仁核与恐惧有关。但是颅相学的解释过于极端。加尔断言，头盖骨上的凸起或压痕的大小能够反映大脑中相应区域的大小，通过感受这些凸起，能够判断一个人是否友好、谨慎、坚定，以及理想主义等。加尔没有意识到，头盖骨上的凸起不一定能够揭示大脑内部的形态。
颅相学的框架搭得很漂亮，还给了年轻人一个互相爱抚的好借口，但归根到底这个理论仅仅基于很薄弱的证据就形成了一系列过于肯定的言论。毫不奇怪，加尔收到的批评和嘲弄非常多。尽管颅相学在其诞生之初曾很受追捧，但它很快就消亡了（Fancher, 1979）。
加尔忙于研究颅相学的同时，其他法国科学家们在试图用更可信的方式来研究大脑和心智的关系。生物学家弗洛朗（Marie Jean Pierre Flourens，1794—1867）认为加尔的结论太泛化，方法太草率，于是他做了一些手术实验，如取走狗、鸟和其他一些动物大脑的特定部位，他发现这些动物的动作和行为异于大脑未受损的动物。
法国外科医生保罗·布洛卡（Paul Broca，1824—1880）研究了一位大脑左半球受损的病人（该受损区域即布洛卡区）。病人的名字叫莱沃尔涅（Monsieur Leborgne），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只能发出一个单音节“tan”，但他能够听懂别人对他说的话，并且能够通过手势来交流。布洛卡据此形成一个关键认识：大脑特定区域受损会导致特定心理功能的丧失，由此可以肯定大脑和心智是紧密相连的。这个发现对于19世纪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接受了笛卡尔的理论，认为心智与大脑和身体彼此分离，仅仅是相互作用而已。布洛卡和弗洛朗是最早解释心智来源于大脑这一客观物质的人。他们的研究启动了对心理过程的科学探索。
结构主义：将生理学方法应用于心理学
19世纪中叶，心理学从德国科学家的工作中获益颇丰。这些科学家所从事的领域是生理学（physiology），这是一门研究生理过程的学科，特别是人体的生理过程。生理学家发展出很多方法，可以测量神经放电速度等诸如此类的事情，其中有些生理学家开始用这些方法来测量心理能力。威廉·詹姆斯被两位生理学家的研究所吸引，这两位生理学家分别是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1821—1894）和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威廉·詹姆斯在1867年访问柏林期间写的一封信中称：“看起来，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时机到了……亥姆霍兹和海德堡的一位叫冯特的人正在为此而努力。”这两位科学家所做的什么工作吸引了詹姆斯？
亥姆霍兹测量反应时
作为一位兼具生理学和物理学背景的优秀的实验科学家，亥姆霍兹发明了一种方法，可以测量青蛙腿的神经冲动速度，随后他把这种方法用于研究人。亥姆霍兹训练参加者对腿的不同部位接收到的刺激（stimulus）——来自外界环境的感觉输入——做出反应。他会记录参加者的反应时（reaction time），即记录对不同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长短。亥姆霍兹发现，通常人们在脚趾受到刺激后做出反应的时间要长于大腿部位受到刺激时做出反应的时间，而这两个反应时之间的时间差可以用于估计腿部不同位置接受刺激后形成的神经冲动到达大脑的时间。这些发现震惊了19世纪的科学家们，因为当时每个人都认为心理活动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当你在眼前挥舞双手时，在你看到双手之前并不会感受到手在动。真实的世界并不像那些午夜电影一样，图像和声音之间总是有一点点时差。科学家们以为心理活动的神经过程是同步的，而亥姆霍兹的实验证明这是不对的。而且，他的研究也说明，反应时很可能是研究心智和大脑关系的一个有效方法。
冯特和结构主义的发展
尽管亥姆霍兹的贡献非常重要，历史学家还是把心理学的诞生归功于亥姆霍兹的研究助理——威廉·冯特（1832—1920; Rieber, 1980）。1867年，冯特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生理心理学课，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门生理心理学课程，这门课的讲义于1874年正式出版，书名是《生理心理学原理》。冯特称此书是“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一次尝试”（Fancher, 1979,第126页）。1879年，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的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实验室创建伊始，有很多研究生在实施冯特设计的一系列研究，很快这个实验室就吸引了全世界想要了解冯特创建的这门新学科的年轻学者。
冯特认为科学的心理学应该聚焦于研究意识（consciousness），即个体对世界和心智的主观体验。意识覆盖了很广的主观体验。我们可能对景色、声音、味道、气味、身体感觉、思维、感受有意识。冯特想要寻找一条研究意识的科学道路，他发现化学家在尝试把自然物质分解为最基本的元素并进行研究。于是他和他的学生提出了“结构主义”学说，即对构成心智的基本元素进行分析。这个学说认为可以把意识分解为基本的感觉和感受，你可以坐在椅子上原地不动地进行一系列结构主义的分析。
想想我们自己的意识内容。就在此时，你可能在想这些词是什么意思，书上这些字母的视觉呈现特点，钥匙环压着大腿的不舒服感，兴奋或无聊的感觉（大概是兴奋），咖喱鸡沙拉的味道，或者1812年第二次独立战争是否真的达到了预期目的这类问题。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所有这些事情都进入意识流，冯特尝试用一种系统的方法去研究意识，该方法称为内省（introspection），即对个体自身体验的主观观察。在一个典型的内省法实验中，给观察者（通常是学生）呈现一个刺激（通常是颜色或声音），然后让其报告自己内省的结果。观察者描述的是颜色的亮度或声音的响度。他们根据没有经过加工的最初感觉经验来进行报告，而不是根据他们对这种感觉经验所做的解释。比如，给观察者呈现这张纸，观察者不会报告“看到纸上有字”（这被称为是对感受的解释），而可能是报告“看到一些黑色的标记，有些是直的，有些是弯的，背景是白的”。冯特也在尝试谨慎地描述与最基本的知觉相关的感受。比如，当他听到节拍器发出的敲击声时，感到有些节奏听起来比另外一些节奏更悦耳。通过分析感受和感知觉之间的关系，冯特和他的学生希望揭示意识体验的基本结构。
冯特尝试把亥姆霍兹发明的反应时技术应用于研究意识过程的主观测量中。冯特使用反应时去测量知觉刺激与对刺激做出解释之间时长的差异。他让实验参加者在听到声音后就按下按钮。要求其中一部分参加者集中注意力听声音然后再按钮，要求另一部分参加者把注意力集中于按压按钮。那些集中注意力听声音的被试，反应时比集中注意力按压按钮的被试慢十分之一秒。冯特认为，这两组被试都需要意识到声音，但是反应时慢的那一组还需要对声音和按压按钮之间的关系作出解释。反应快的那一组只需要关注他们将要做出的反应，因为不需要完成“进行额外解释”这一步骤，所以他们可以对声音做出自动反应（Fancher, 1979）。这类实验开辟了新领域，说明心理学家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微妙的意识过程。事实上，在后面的章节中你会看到，在当前心理学研究中，反应时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方法。
铁钦纳把结构主义引入美国
冯特实验室的开创性工作使得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且对19世纪的后来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心理学家去莱比锡向冯特求教。其中的杰出人物之一是生于英国的爱德华·铁钦纳（Edward Titchener，1867—1927），他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跟随冯特学习了两年多。随后返回美国，在康奈尔大学建立了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康纳尔大学心理学系看到保存下来的他的大脑）。铁钦纳把冯特的一些学说引入美国，同时他也进行了一些调整（Brock, 1993; Rieber, 1980）。例如，冯特强调意识的基本元素之间的关系，而铁钦纳关注的是确立基本元素本身。在他1896年出版的著作《心理学大纲》中，铁钦纳列出了大约44?000种意识体验的基本元素，其中大部分是视觉（32?820种）和听觉元素（11?600种；Schultz和Schultz, 1987）。
后来结构主义的影响日渐式微，主要原因来自于内省法本身。科学需要重复观察，如果每位科学家通过显微镜看到的都不一样，那我们就没法确定尘螨的DNA结构或生存期。让人叹息的是，即便很有经验的研究者，对他们的意识体验所做出的内省表达也总是不一样（“我看到了一朵像鸭子的云”——“不，我看到的像马”），因此，不同的心理学家对意识体验的基本元素的看法不一样。事实上，有一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质疑是否仅通过内省方法就可以确认意识的基本元素。最著名的质疑者之一，就是我们之前已经认识的脾气不好、拥有一个没用的医学学历的年轻人威廉·詹姆斯。
詹姆斯和机能主义
詹姆斯带着从欧洲游学中得到的可对心理学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灵感回到美国。他接受了哈佛大学的教职（主要因为大学校长是他家邻居和好友），而且这个职位允许他购买教学实验所需的设备。于是，詹姆斯凭借冯特和德国同行们开创的实验心理学，在美国大学开设了第一门心理学课程（Schulzt和Schulzt, 1987）。
詹姆斯同意冯特的某些观点，包括强调内部经验的重要性以及内省法作为一种技术的有效性（Bjork, 1983），但他不同意冯特认为意识可以分解为独立元素的观点。詹姆斯认为，尝试去孤立地分析一个特定时刻的意识（即结构主义者所做的事情）曲解了意识的基本特质。他认为，意识不是一堆分离的元素，而更像是一条溪流。因此，詹姆斯决定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去研究心理学，并开创了后来为我们所知的“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即研究人类适应环境过程中的有意识的心理过程。与研究心理过程结构的“结构主义”不同，机能主义着重研究心理过程所发挥的功能。（见“现实世界”栏中有关提升心理能力之一的策略：学习。）詹姆斯的想法受到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的启发。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论”（natural selection）：有助于生物体生存和繁衍的特征更有可能遗传给后代。根据这个观点，詹姆斯推论因为心理能力具有适应性，也就是说因为心理能力可以帮助人们解决问题、增加生存机会，所以它肯定是逐步进化的。像其他动物一样，人类也需要逃避猎食者、寻找食物、建造栖身之所和吸引异性。应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原理，詹姆斯（James, 1890）提出，意识提供非常重要的生物功能，心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理解这些功能。冯特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实验室开展研究，而詹姆斯认为这些研究结果不足以解释我们的意识在自然环境中如何发挥作用。反过来，冯特认为詹姆斯并没有足够关注他和其他结构主义者在实验室里得出的最新研究结果。冯特评价《心理学原理》一书，认为詹姆斯是个一流的作家但不赞成詹姆斯的学说：“这是文学，虽然很美，但不是心理学。”（Bjork, 1983,第12页）由于冯特的理论不乏反对者，詹姆斯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很快有了拥戴者，尤其是在北美，达尔文的学说在那里影响了很多思想家。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1844—1924）先后师从冯特和詹姆斯，并于1881年在北美的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霍尔的工作主要关注发展和教育，并且受到进化论的巨大影响（Schultz和Schultz, 1987）。
霍尔认为儿童发展的过程是在重复人类进化的过程。因此，儿童的心理能力与我们祖先的心理能力相似，儿童的毕生发展过程与人类千百万年来的进化历程相似。霍尔于1887年创办了《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其后在创建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第一个心理学家的国家组织）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担任学会第一届主席。
詹姆斯和霍尔的努力为机能主义发展成为北美地区心理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创造了条件。信奉机能主义的心理学系在很多有影响力的美国大学建立起来，并且为生存下去而奋斗（达尔文一定会为此而自豪），慢慢地机能主义的影响超过了结构主义。到20世纪20年代末，机能主义成为北美心理学最主要的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