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圆:一个心理学家的红学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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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军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6-9

四、《红楼梦》成书年代

说到《红楼梦》的最后成书年代,我相信,成稿的成书的确应该是在清代。

我们确定成书的年代,一个手法就是看书中所提到的人和事情,最晚出现的是哪个。成书年代不会早于这个人和事情出现的年代,因为我们估计写书的人并不是一个神奇预言家,像刘伯温一样能够预知未来。

那么,书中提到的人,都有哪些呢?在书的楔子部分,我们看到这样一段话:

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扰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余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如前代之许由,陶潜,阮籍,嵇康,刘伶,王谢二族,顾虎头,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刘庭芝,温飞卿,米南宫,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再如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此皆易地则同之人也。”石头:《脂砚斋全评石头记》,戚序本。

这里提到的人物,最晚的是“唐伯虎、祝枝山”,唐伯虎和祝枝山是同时期人,唐伯虎的生卒年为1470~1523。也就是说,这一段话的定稿时间,应不早于唐伯虎、祝枝山成名之后,也就是15世纪末或者16世纪初。

至于红楼梦中提到的物品,却也许还要更晚一些。

比如妙玉的瓜皮青描金官窑新瓷盖碗,是清朝才有的。

比如鼻烟盒。第五十二回:宝玉便命麝月:“取鼻烟来,给他嗅些,痛打几个嚏喷,就通了关窍。”麝月果真去取了一个金镶双扣金星玻璃的一个扁盒来,递与宝玉。宝玉便揭翻盒扇,里面有西洋珐琅的黄发赤身女子,两肋又有肉翅,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晴雯只顾看画儿,宝玉道:“嗅些,走了气就不好了。”

据考证鼻烟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明万历年间,赵之谦在《勇庐闲诘》赵之谦:《勇庐闲诘》,同治八年(1869)成书,光绪六年(1880)刊行。中提出,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带鼻烟、自鸣钟、万国图等贡礼,进贡给皇帝。但是现存明代宫廷档案“利玛窦所献方物”的名单中未见鼻烟的记载。有研究者指出,最早记述鼻烟的文献是《熙朝定案》: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传教士毕嘉(Joannes Gabiani)和汪儒望(Joannes Valaat)献给康熙的方物中有鼻烟。而《红楼梦》中特地讲“里面盛着些真正汪恰洋烟”,看来当时也许已经有了国产鼻烟,那也许还要晚一些,应该是乾隆初年了,也就是1735年之后了。

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最后定稿的时间应该是18世纪了。

当然,有些内容也许是初稿中没有,而在后面改编时加入的,所以红楼梦的初稿——也就是所谓《石头记》——也许会是更早期的作品。

我注意到一个现象。前面贾雨村的那段话,从笔法上看有些特别,前面讲大仁的人物,举例中的人早到历史上最早的尧,中间所有大儒无不提到,最后一个是朱熹;讲大恶,举例中的人早到历史上最早的蚩尤,最后一个则是秦桧;这些人物都是到宋代为止。“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这些人,举例也是最早是和尧同时代的许由,中间也是各代主要代表人物,而第一句的最后一个人是秦少游,也是到宋代为止。后面一个短句子,加上了三个人物:倪云林、唐伯虎和祝枝山。随后的一个句子,则是野史或者小说中的人物,最后一个是朝云,还是截止到宋代。

如果说红楼梦写于清初,那么,难道明代就没有大仁、大恶,为什么一个不提?难道王阳明这样的人物,不应该和程朱相提并论?当然,可以有一个假设,就是在清朝初年,作者不方便歌颂明代的大仁人物,但是,明代的大恶,在清代初年去提一提,不仅没有什么危害,反而是清代皇帝们喜欢听的啊,为什么也没有提一下严嵩什么的?除了短句子中的三个人物,秦少游和朝云之后的类似明代人物,比如李贽之流也都只字未提,说起来也颇为费解。

近日在网上,看到有网友也提出这个质疑:“(《红楼梦》)凡是提到的明朝以前的人物,明确说是‘前代’,而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等明代的人物,则说‘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而不把明朝的人也说是前代之人?而且明朝确实是清的前代。在清代将明代人物说是近日,岂不是认为自己和明代人同处一个朝代?”

从这里我提出一个假设,那就是,此书内容不都是来自同一个作者之手,这段文字的初稿是明代初年原作者的手笔。这个明代初年的人当然不知道王阳明和严嵩是谁,也不知道谁是李贽。而另一个修改者或者说后面的作者,也许是加上了三个名字——因此,文体上不十分和谐,其他句子中都是罗列很多人物,而这个短句中只有三个人——或者甚至他并非是有意要加上这三个名字,只是在阅读中,随手在旁边批注中写上了“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后来在底稿被抄写的过程中,这旁注被撺入了正文。或许倪云林是原来有的,后人在批注中写了“近日之唐伯虎、祝枝山”,而被撺入正文。而另一个人看到了被撺入这些字的稿子,感觉文气不是很贯通,就在“许由”前面加上了“如前代之”,使文气贯通,结果就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明万历九年(1581),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带鼻烟、自鸣钟、万国图等贡礼,进贡给皇帝”,因此,如果我们假设有一个中国文人在这个时间之后不久做了编辑修改《石头记》或《情僧录》的工作,那为了表示贾宝玉的大富贵,最方便的一个方法也就是写上贾宝玉家有这些外国进贡的洋货。这个时间是唐伯虎、祝枝山之后,而相隔于这两个人的去世却也不是很久——按照古代人的时间观念,50多年也不是很久,和我们与沈从文、周作人、张爱玲等人相隔的时间差不多,感觉上正是“近当代作家”,所以说“近日之唐伯虎、祝枝山”,口气也还算差不多。而到了红楼梦最后一稿,也许就是曹雪芹编辑的那一稿的时候,也许国产鼻烟也已经生产出来了,鼻烟并非明万历时那样珍贵了,所以曹雪芹觉得写鼻烟也不足以让读者感到贾宝玉家的富贵,于是便需要强调贾宝玉用的是“真正汪恰洋烟”。

我看到有人指出一个时间标记:

《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写贾宝玉过生日,史湘云说酒令:“酒面要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骨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时宪书》上的话,总共凑成一句话。”按:《时宪书》是乾隆年间才有的“日历”名称。王先谦《东华录》第一册载:顺治元年秋七月“丁亥(初二),礼部启言:‘定鼎燕京,应颁宝历。据钦天监咨称,新法推注已成,请易新名。伏候钦定,以便颁行’。摄政睿亲王谕:‘治历明时,帝王首重。今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诚为大典,宜名《时宪历》,用称朝廷宪天乂民至意’”。而第三册载: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登基,“壬寅(初六),总理事务王大臣奏:‘孟东颁朔,请易《时宪》下一字为“书”字’”(13)P566。按:乾隆名“弘历”,一旦他登基作了皇帝,则他的名字就成了“国讳”,是必须避讳的。于是《时宪历》从此就成了《时宪书》。

由此,我们可断定《红楼梦》的定稿是在乾隆时期。不过,并不能证明初稿是在乾隆时期,有一种可能是《石头记》初稿中写的是《时宪历》或别的名字,乾隆时期修改时,改为了《时宪书》。

还有一个时间标记,那就是第二十三回,提到了两部文学作品。一是贾宝玉看的《西厢记》,林黛玉也刚好凑过来看了,并且这个故事还起到了一些双方“性启蒙”的作用:贾宝玉趁机调情诱惑,林黛玉假作要告状威吓宝玉,堪称高级别的打情骂俏。随后《红楼梦》中就写到林黛玉听到了昆曲《牡丹亭》的唱词:“却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西厢记》是元代作品,如果原作者是明代初年的人,他生活的时候正是《西厢记》最流行的时候,所以说他阅读这个,也是说得通的。(虽然我觉得他读《会真记》更说得通些,因为读小说比较合适,读剧本未免太奇怪)而《牡丹亭》则是明万历年间的汤显祖的作品,据考写作于1598年,明代初年的人显然是不可能读到的——我们刚刚假设,修改某一稿的某个人,应该是在1581年后不久的某个年份做的这个修改,因此这个人会提到鼻烟;而这个时间也刚刚好正和《牡丹亭》写成的时间1598年差不多。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也许这个人是汤显祖的朋友、甚至是汤显祖本人,为了炫耀自己的《牡丹亭》写得好,故意添加一段(或者修改一段)文字,从而让书中有了一个林黛玉听牡丹亭的故事,并且暗暗说“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颇像让林黛玉为《牡丹亭》做广告一样。

有人说,“红楼梦”这三个字的出处,是南明诗人陈子龙写给柳如是的诗:“独起凭栏对晓风,满溪春水小桥东。始知昨夜红楼梦,身在桃花万树中。”

且柳如是一生有很多雅号,例如“杨柳”、“蘼芜君”、“潇湘妃子”、“柳儒士”、“女史”、“河东君”、“美人”、“桃花”等。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版。这些多被《红楼梦》作者原封不动用到了宝钗、黛玉身上。宝钗的号是“蘅芜君”,“蘅芜”就是“蘼芜”;河东既是柳姓的郡望,也是薛姓的郡望。“桃花”、“潇湘”同是黛玉与柳如是的象征。陈寅恪也认为,柳如是很像林黛玉。因此,我们大概可以推测这些内容也许是明末某个作者所写。

《红楼梦》中的林四娘故事,是明末清初的故事。我想,这个故事也应当是由明末清初的作者或修改者所添加上去的。

假设原作者是明初的人,有一个不合理的地方:如果真的是明初就有了《石头记》初稿,那么,为什么200多年都没有流传,却要等到乾隆年间才流传开来?难道明代就没有识货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个疑问,那么,这个假设就难以成立。

曹雪芹的生卒年不详,有可能是1715~1763 ,或者1724~1764。这和《红楼梦》中写的“真正汪恰洋烟”的时间差不多,所以,说他是最后改编者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要说他就是唯一的原作者,这里也有一个不太通的小地方:书中说“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 唐伯虎的生卒年为1470~1523。曹雪芹写书的时候,唐伯虎已经去世超过了200年——这还能说是“近日”吗?你能不能想象我现在写文章,说“近日的曾国藩等人”?实际上,曾国藩出生在1811年,和我们的时间距离还比唐伯虎与曹雪芹之间的时间间隔短一点呢。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这句话,是曹雪芹之前的“疑作者”或者疑似改编者所写。

有些研究者提出,《红楼梦》原作者可能是明末清初的文人,比如吴梅村,或者洪昇。如果我们仅仅从时间上看,吴梅村生卒年是1609~1672,洪昇生卒年是1645~1704。比曹雪芹要早几十年或一百年左右,他们说“近日之倪云林、唐伯虎、祝枝山”或者也还马马虎虎能通,毕竟古代的时间不像现代,百年之内的人说成“近日”也不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也是牵强,如果说这个人是更早的,大约活动在1500年前的一个人,似乎更合适一点。不过,插上这一句话的这个人,是不是原作者,或者只是一个改编者,甚至只是一个偶尔插了一句评语的阅读者?我们不得而知。

总的来说,此书最后一个作者或改编者,显然是清代乾隆年代的人。而初稿作者则完全可能是明代初年的某个人。

十五、如果是建文帝

如果是建文帝被赶下皇位后,出家为僧,写了一本自传性质的书《石头记》,后来此书一直在秘密流传,先由某人改名《情僧录》,也许经过明代一些文豪修改编辑,曾经取名为《风月宝鉴》,最后流传到曹雪芹手中,曹雪芹用十年时间精心修改编辑,改名为《金陵十二钗》,后又改名为《红楼梦》,从此开始广泛流传。以此观点看红楼梦,则其中大量过去说不清楚、或者说得很牵强之处,都可以豁然贯通、了了分明。

如果是建文帝,故事正是发生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

我们知道,朱元璋建立明朝,建都在金陵。朱允炆作为皇孙,自小就是在金陵长大,所以他所见所处,无非是金陵的环境。他所见的所有女子,都是在金陵见到的,所以,他称那些优秀的女孩子是金陵十二钗,是实至名归。他的书中所描写的红梅、芭蕉、竹子等等,也都是南京所有的。南京的地上,也可以有苍苔。南京的另一个名字是石头城,因此,建文帝的遗稿的名字也叫作《石头记》,这个石头记一语双关,既是记石头城中的事情,又是记贾宝玉这块补天石的事情。《红楼梦》中写的那些北方的情景,比如炕,则是后人比如曹雪芹等人所添加上去的。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带有北方特色的场景,都是比较不重要的、可有可无的细节。谁谁到凤姐那里,上了炕,改为坐在椅子上,是不关大局的。

如果是建文帝,那么,他当然不能实话实说,直接写自己的故事,而要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写出他早年生活中的这些故事。我们知道建文帝朱允炆是被赶下帝位的,有一些线索表明他隐姓埋名逃出了皇宫,很可能是出家为僧了。朱棣心中不安,不仅在全国而且在海外到处寻找他的踪迹,郑和下西洋的一个秘密使命就是查朱允炆的下落。因此,朱允炆是绝对不敢暴露自己身份的。如果他有一些感慨需要用写作的方式表达,他必须采用隐晦的语言,必须掩盖住所在的朝代,才有可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大家都知道甄士隐、贾雨村这两个人物的名字是暗示:真事隐去了,只能假话村言来保存这些。整个《红楼梦》从宏观来看手法就是隐喻和影射,这和朱允炆的身份是有高度一致性的。 实际上《红楼梦》是一部密码史书,所以我们后代考证的人要破译密码。而后面的流传过程以及曹雪芹所做工作,则都完全是实话实说,古人包括曹雪芹应该都是有信义的人,不会不必要地说假话欺骗读者。

说到“假语村言”,在我们看来,《红楼梦》的文学水平在中国文学中是非常之高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这是“村言”,而作者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文字还说成是“村言”呢?村言,意思大致是“通俗的文字”,或者稍带贬义是说“低档次的文字”。这是因为,在建文帝这个受到过全国最好的文学教育的人看来,这些文字是太通俗了,不够高雅。

如果是建文帝,那么,他和贾宝玉的命运非常一致。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过着最为锦衣玉食的生活。他的家庭,是国家的第一家庭。我们所引用的那些对联,中间那些对于别人来说是非常僭越的文字,对于他的家庭是刚好合适。他身边的女子,也是受到过最好的教育,或者是精挑细选来的出色女子。下层社会的人物固然有可能才华横溢,却不可能对上层社会的生活如此了解,更何况此书明确表明是带传记性质的,而且,贾宝玉作为皇孙,当然对上层社会生活的细节一一了如指掌。

而后来,他由于自己的失误和能力不足,失去了皇帝的位置,后半生过着很穷困的生活。但是,从他所说的:“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可以看出这个人的胸怀气魄,绝对超出常人,这或许也是他特殊的身份、教育和经历所带来的吧——用一句比较俗气的话说,这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也是一个高贵的人,所以有不同于常人的境界。

如果是建文帝,他会在书中“告罪于天下人”,会说自己是“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红楼梦》中第三回,石头兄有这样描写自己的句子:“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朱允炆的,其中提到“于国”,还是指明其帝王身份,虽然自谦“无能”,但是是“天下第一”的无能,隐含“天下第一”身份。而建文帝失败后,逃出皇宫不知所踪,也符合《红楼梦》中贾宝玉离家,而家人都不知他的所在这样一个情节。建文帝的错误和“天下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他成功则整个国家大治,他失败当然应该“告罪于天下人”,这也是“罪己诏”的传统要求。其他明代皇帝中,有些固然也许有类似心情,但是没有可能去写书——比如崇祯皇帝,一失败随即投缳,不可能写这样一本书。比如明英宗,犯过错误有过“不肖”,需要告罪于天下人,也有时间去写作(比如他被软禁于城南的期间)。他也有过被“放逐”(实际上是被俘虏)的经历。但是,《红楼梦》中的故事,明确写是在“金陵”,而明英宗则生活在北京。这一点不合。明亡国后,各个王的嗣子,也可能有过《红楼梦》中贾宝玉的经历,离开家而家人不知道生死,但是这些人并无责任,因此也不需要“告罪”于天下人。

在《红楼梦》楔子中,空空道人还有这样的话:“石兄,你这一段故事,据你自己说有些趣味,故编写在此,意欲问世传奇。据我看来,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

如果从作者是曹雪芹来说,这个说法也有些不通,为什么空空道人认为一本小说需要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要知道大多数小说传奇戏剧都不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为什么空空道人却要求石兄写这些?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人希望曹雪芹这样一个连最小的官都没有当过的人去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吧?即使是其他文学家比如洪昇,也没有可能去写什么“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

但是如果作者是建文帝,这个说法就非常通:如果非小说家都开始写小说,我们当然希望李嘉诚写商场风云、希望姚明写篮球队的故事、希望李宇春写歌坛、希望建文帝朱允炆呢?——当然是写“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虽然建文帝最终失败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做皇帝的四年,朝政是很清明的。

更不用说我们提到的那个最主要的“宝玉”了。

关于这块石头——后变为宝玉——的来历,书上的说明是:“原来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练成高经十二丈,方经二十四丈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 娲皇氏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只单单剩了一块未用,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谁知此石自经煅炼之后,灵性已通,因见众石俱得补天,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遂自怨自叹,日夜悲号惭愧。”

气势如此之大,亦不是曹雪芹能够担当。“补”或可以理解为“候补”,“天”则是帝制时期最高的象征,因此“补天用的石头”可以解释为“候选未来皇帝”的身份。这正是朱允炆一出生就有的身份,因为他是皇家的长孙,按照常例应该是未来皇帝。但是,他却有了意外,女娲练成了他却“单单剩了一块未用”,这也可以看作是他未来命运的象征。正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无材”以至于未能补天,也正是建文帝所痛悔的事情。

且宝玉可以象征传国玉玺。秦王玉玺的和氏璧版本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而蓝田玉版本刻于丢失和氏璧版本的秦王政二十八年,刻文为“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而宝玉的玉上字为“通灵宝玉”,但是加了“注云: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它们之间文字内容十分相似。

如果是建文帝,杨妃和潇湘妃子的故事也更说得通了。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宝钗似乎应该是为聘选嫔妃而来。而她也当选为储妃了,因此,才可以住到大观园。宝钗抽出牡丹的签,并被称为群芳之冠,说明她应该是未来的皇后。

林黛玉则是“潇湘妃子”,也就是被比作舜帝的妃子。

杨妃和潇湘妃子,共同的特点是,她们所嫁的皇帝都曾经被叛乱者夺权。杨妃因安史之乱而死,潇湘妃子则因舜帝被放逐而死。而且,舜帝放逐的故事中,死去的是舜帝的两个妻子娥皇和女英。宝钗和黛玉两个人对应娥皇和女英也是很合适的。

我前面说过,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如果说成是英宗,是符合的。因为英宗有过被俘离开皇宫的经历,他的皇后和妃子肯定不知道他的状况和死活。现在我们如果看男主人公是建文帝,那么是符合的。而且更为符合。因为建文帝很可能自比舜帝,现实中建文帝后来被他的叔叔朱棣推翻后出逃,这更类似于舜帝的被放逐。英宗的故事,会稍微不符合一点,因为英宗是被外族所俘虏,而不是被本民族人,自己原来的属下所篡位。

所以黛玉很可能是像潇湘妃子一样投水殉情。

但是也有一种暗示是,林黛玉并非投水而死,而是在林中吊死,书中金陵十二钗的册页中,关于林黛玉的暗示是所谓“玉带林中挂”,也就是吊死在林中。这虽和湘妃故事不尽一致,但是也并非说不通,相反却可能更为通,因为在书中林黛玉葬花时,恰恰是认为落花随水这样一个情景不够“清洁”,所以把水中的落花捞起来并重新土葬,所以也许林黛玉是先想投水但是随即放弃,改为吊死,并被不知是谁埋葬了。正是“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而林黛玉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她以处女之身而死。要知道,林黛玉和贾宝玉真心相爱,如果她和他有了性爱,在黛玉心中,绝对不是任何不洁。实际上,她所面临的巨大不洁危险是,当时皇宫被朱棣的叛军攻陷,作为失败的皇帝的妃子,其命运很可能会是被抓去转送给哪个将领,或者更惨的是被乱军士兵所污辱。黛玉毅然赴死,就避免了这样的危险,保全了自己清白之身,这才是“质本洁来还洁去”的真实含义。

600多年来,没有人知道这个奇女子的故事,本来是这样一个刚烈的结局,也真是可惜。

还记得那一段吗?六十三回,贾宝玉给芳官改名字的时候,芳官说:“咱家现有几家土蕃,你就说我是个小土蕃儿”。贾宝玉回答说:“这却很好。我亦常见官员人等多有跟从外国献俘之种,图其不畏风霜,鞍马便捷。既这等,再起个番名,叫作‘耶律雄奴’。‘雄奴’二音。又与匈奴相通,都是犬戎名姓。况且这两种人自尧舜时便为中华之患,晋唐诸朝,深受其害。幸得咱们有福,生在当今之世,大舜之正裔,圣虞之功德仁孝,赫赫格天,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所以凡历朝中跳梁猖獗之小丑,到了如今竟不用一干一戈,皆天使其拱手俛头缘远来降。我们正该作践他们,为君父生色。”

我前面说过,这一段,足以证明红楼梦作者不是曹雪芹或者其他清朝人,因为这段话非常明显的是站在汉人的立场,贬低外族。“疑作者”一定是汉族人。现在我们从建文帝的视角去看,这段话更是再合适不过。要知道,朱允炆的祖父朱元璋的最伟大功绩,正是赶走蒙古人、恢复中华的正朔。因此,贾宝玉这段话,一改其平时温和本色,气势昂扬,正是为歌颂自己祖父的功德。前文论及这一段的时候,有一点还没有细细讨论,《红楼梦》中说到“大舜之正裔……同天地日月亿兆不朽”,说的显然是当时的王室,但是在《红楼梦》的行文中,却没有明确把“咱们”和“大舜之正裔”区分开,而是混着说——这似乎很奇怪,但是如果是建文帝就不奇怪了,因为他自己也是“大舜之正裔”,“君”就是他自己的“祖父”,所以,他所作的事情当然是“为君父生色”。

如果是建文帝,更能解释第二十九回,看戏:“神前拈了戏,头一本《白蛇记》。”贾母问“《白蛇记》是什么故事?”贾珍道:“是汉高祖斩蛇方起首的故事。第二本是《满床笏》。”贾母笑道:“这倒是第二本上?也罢了。神佛要这样,也只得罢了。”又问第三本,贾珍道:“第三本是《南柯梦》。”

这显然也是对建文帝家族历史的影射,用汉高祖比明“高祖”,最恰当不过,中国历史上,从下层社会地位最低微处起家,最后能成为皇帝的人,寥寥可数。除去割据时期那些小皇帝外,真正能一统天下的,从最寒微处起家的皇帝,古今只有两个,一个是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另一个就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如果把戏剧看作是比拟,那第一本代表朱元璋,第二本应该代表第二代朱标,而第三本也就是第三代皇孙建文自己了。南柯一梦,正对应《红楼梦》一词,对应着建文帝的生活。他当上了皇帝,又被篡位而逃亡,不正是南柯一梦?“食尽鸟投林,落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不也很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建文帝失去皇位后的情景吗?

如果是建文帝,那么,可以解释《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出场不多却显然很重要,就是北静王水溶。我怀疑北静王影射“北平王”朱棣。因当时的北京叫作北平,而“平”和“静”意义相近。《红楼梦》中有个描写:“水溶又将腕上一串念珠卸了下来, 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仓促竟无敬贺之物, 此是前日圣上亲赐麝香念珠一串, 权为贺敬之礼。’”在古代皇帝所赐之物,可以随意转赠江南织造曹家人吗?显然不大可能。但是,如果说是王爷把这个物品转赠给皇孙却是不妨。北静王夸宝玉,说“令郎真乃龙驹凤雏”,这话很出格,书里的贾宝玉不过是一个员外郎的儿子,怎么能赞为“龙驹”,“龙”字好这么用么?

说到北静王,我想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红楼梦》中善于借物讲人的关系,什么通灵宝玉、金锁、金麒麟不用说了,石榴裙、玫瑰露等也无不带来一段主要的人际关系故事。戏曲演员蒋玉菡把大红汗巾子送给贾宝玉,贾宝玉转送给了袭人——据考证,最后袭人是嫁给了蒋玉菡。这个大红汗巾子的作用如同红线,把不相识的两个人连在了一起(虽然这个红线比较粗,和我们以为月老用的那细细红线不大一样)。元妃赐红麝串给了宝钗,于是宝钗嫁给了宝玉,红麝串也是月老红线的变式,也是红色的,也是线状的。

蒋玉菡送大红汗巾子时,贾宝玉也送了一条松花汗巾子给他,而这个松花汗巾子是袭人的。这个意思我们很明白,难怪袭人嫁给了蒋玉菡,其实很早之前,贾宝玉在无知中就已经为他们互换了信物了。

非常有趣的是,蒋玉菡的大红汗巾子本来不是自己的,而是外国女国王进贡的,北静王赏赐给了蒋玉菡,而蒋玉菡转送给了宝玉,宝玉又给了袭人。这里,为什么又有了个北静王?似乎这暗示着,蒋玉菡和袭人最后结婚,牵线的人不仅仅是宝玉,还和北静王有关。

也许,建文帝逃亡后,袭人正是被继位的北静王嫁给了他自己挺喜欢的伶人蒋玉菡?

有意思的是,贾宝玉曾经把北静王的礼物转送黛玉,而黛玉不要“臭男人的东西”,似乎暗示着北静王与黛玉未来的纠葛方式。

《红楼梦》中有两次贾宝玉转送礼物,一次是被北静王的礼物鹡鸰香串送给黛玉,而黛玉不要;另一次是把蒋玉菡也就是琪官送的大红汗巾子转送给了袭人,袭人要了,而后来袭人嫁给了蒋玉菡。

所以早有人提出疑问:林黛玉骂的“这“臭男人”固然不是说宝玉,而是此前拥有此珠串的人,是谁呢?是将珠串赠给宝玉的北静王,还是将珠串赐给北王的当今圣上。换言之,黛玉骂的人,是皇上。宝玉送出手的“茜香罗”成就了袭人、琪官的婚姻,那么没送出手的“鹡鸰珠”呢?莫非会带来一段悲剧?皇上或者北静王,会与黛玉有着什么千曲百折的关系呢?难道,那就是置黛玉于死地的真正原因?

而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说风雨之夜,黛玉闷闷填词,宝玉突然披蓑来访:

(宝玉)脱了蓑衣,里面只穿半旧红绫短袄,系着绿汗巾子,膝下露出油绿绸撒花裤子,底下是掐金满绣的棉纱袜子,靸着蝴蝶落花鞋。黛玉问道:“上头怕雨,底下这鞋袜子是不怕雨的?也倒干净。”宝玉笑道:“我这一套是全的。有一双棠木屐,才穿了来,脱在廊檐上了。”黛玉又看那蓑衣斗笠不是寻常市卖的,十分细致轻巧,因说道:“是什么草编的?怪道穿上不象那刺猬似的。”宝玉道:“这三样都是北静王送的。他闲了下雨时在家里也是这样。你喜欢这个,我也弄一套来送你。别的都罢了,唯有这斗笠有趣,竟是活的。上头的这顶儿是活的,冬天下雪,带上帽子,就把竹信子抽了,去下顶子来,只剩了这圈子。下雪时男女都戴得,我送你一顶,冬天下雪戴。”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及说了出来,方想起话未忖夺,与方才说宝玉的话相连,后悔不及,羞的脸飞红,便伏在桌上嗽个不住。

这又是一次黛玉拒绝通过宝玉之手转赠的北静王的礼物了。

所以,也许“北静王”打到金陵后,对黛玉有某些“优抚”的举措,而黛玉拒不接受。至于这个举措是什么我们不得而已。因为黛玉按照身份是建文帝的表妹,是朱棣的外甥女,朱棣还是有可能会优待她的,而黛玉显然是拒绝了他的优待。

另外,贾家各代命名方式,是每代有一个共同的偏旁,如贾宝玉父亲辈都是带“文”字边,宝玉这一辈都是有“玉”边。这个命名方式,恰恰是明代王室的方式。而且似乎只有明朝是用这种方式来为王子王孙们命名的。而清代诸王子命名的方式,是双子的名字中,中间一个字相同。

如果说是建文帝,还有一些很有说服力的辅证,等我下面去展开说。

十六、好的教育带来好文采

按说,要想知道《红楼梦》是谁写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判断方法:看看几个候选人中,谁的文学水平高?

《红楼梦》的作者,一定是要文采相当出众才可以。

当然,如果初稿作者文采稍差,后面的改编者文采很好,也可以把这书改得更好。但是初稿作者的文采总不能太差。如果太差,那么后面的文学大师何必要去改编基础这样差的文字呢?

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洪昇,这在文学上还是说得通的,洪昇有足够证据证明他的文学水平。但是他不是皇家子孙,而按照我前面的考证,作者应该是皇家子孙的概率很大,所以把他定位为修改者。

有人说《红楼梦》作者是纳兰性德,在文字这方面也是通的,纳兰性德的文学水平,在当时也是首屈一指的。

如果是曹雪芹呢?

那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曹雪芹也并无其他著述存世。我唯一看到过的,是他的两句诗: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诗是好是不好,到了什么水平,大家品位爱好不同,也不好说什么。我自己觉得这诗水平一般。曹雪芹的朋友说曹雪芹诗有些李贺的味道。在我看来,招魂弄鬼,这一点或者说有点像李贺,但是从文采来说,和李贺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论之。记得李贺写苏小小的诗,全篇写鬼,但是并无一个“鬼”字出现。“风为裳、水为佩”的鬼境界,让我叹为观止。 “鬼排场” 怎么可以与之相比。

就算曹雪芹的诗别人觉得好也不妨,我们可以看看和“贾宝玉”的风格是否类似?

咏白海棠宝玉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显然很不同。

当然,这依旧不足为铁证,因为,贾宝玉写诗的心境,和曹雪芹的不同,时移境迁,诗风有所变化也不足为奇。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说,没有证据证明曹雪芹文学水平高。

很有趣的是,有人反驳我说,曹雪芹的文学水平当然非常好,证据就是《红楼梦》是千古名著。这种质疑,我就不回答了。

作为汉八旗子弟,一般来说,文学水准很高的很少。而且说真的,整个清代八旗子弟文学名作都几乎没有能拿得出手的。纳兰性德是个例外,那也是因为他是权臣明珠的后代,有机会获得最好的教育。清代的小说中,《聊斋志异》当然很棒,但是作者是汉人。

建文帝朱允炆的文学水平如何呢?

有一个传说:

朱元璋在位之时,长子朱标盛年病逝,虽然勉强遵从群臣所请,立皇太孙朱允炆为储,却常因建文帝性情柔弱,恐他日后难以担负国家重器,时以为忧。有一次太祖与皇子皇孙们宫内欢饮,以月为题咏诗,建文帝收束两句为:“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诗中境界大异帝王之家堂皇气象,太祖心中自然不喜。后来又令作对,出句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对道:“雨打羊毛一片膻。”太祖闻言,面色顿变。燕王却上前奏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太祖龙颜大悦不禁叫绝道:“好对语!”恰是冠冕堂皇。从此太祖愈加喜爱燕王,也是由此,启了燕王觊觑皇位之心。

按照这个说法,朱允炆的文学水平,真是很差很差啊。“虽然隐落江湖里,也有清光照九州。”虽然寓意不够吉祥,文字上马马虎虎还可以。而“雨打羊毛一片膻”,却差到会让贾环都会笑掉全口的牙。如果朱允炆写的对子是这样的,那么,所有其他证据都不需要了,我彻底放弃他写《红楼梦》或者《石头记》初稿的想法,也彻底放弃他写任何文学作品的想法。

但是,可能吗?

要知道,朱允炆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教育,作为皇孙,他的老师都是全国出名的大文人。方孝孺、齐泰、黄子澄这些人,那都是当时文坛登峰造极的人物。名师出高徒,如果这些名师的徒弟写出的是“雨打羊毛一片膻”这样的文字,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徒弟天性愚蠢之极,或者天性极端不好学习——如同薛蟠,更何况薛蟠都能写出“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如果朱允炆在“皇爷爷”面前还只能写出“雨打羊毛一片膻”,那只能说明他连薛蟠都不如。

但是,据史料记载,朱允炆却是热爱文学、才华出众的。正是因为他自己喜爱读书,才格外喜欢文臣。他当了皇帝之后,身边的重臣都是这些文学之士。如此喜欢文学,喜欢读书,我们当然可以猜测他的文学水平是在上乘。当然,在他和叔叔打起仗来之后,他也正是吃了这个亏——文人政府和久经战阵的朱棣战斗,怎么是朱棣的对手呢? 李后主、宋徽宗,也都是这种文学水平极高的皇帝,但也都是亡国之君。有趣的是,宋徽宗等人在书中是贾雨村被列在“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的正邪二气纠结的人哪一类,刚好和贾宝玉是属于同类。

刚刚那个说法中,说朱棣的文字比朱允炆还好,朱元璋说“风吹马尾千条线”,建文帝对“雨打羊毛一片膻”,燕王却对“日照龙鳞万点金”。这我很不相信,要知道朱棣一向以武功见长而不通文学,怎么可能他对的比朱允炆好?朱棣出生时,正是朱元璋四处征战时,不可能给孩子文学教育。朱棣一天到晚不过是跟着异姓的叔叔们看打仗,怎么可能文学上胜过方孝孺精心教育的、天赋很好又爱文学的朱允炆?而且,在以后也没有见到朱棣写过什么诗文。再有,如果朱棣在做四王子——也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