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帮助自闭症儿童

> 如何帮助自闭症儿童

玛丽-多米尼克·艾米
上海社科 2016-11
9787552015782
35.00

前言/序言

2009年,本书第二版的前言部分着重指出了社会医疗、公共卫生以及学校联网策略的显著进展,强调了与家长合作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与个人方案相关的机构间合作得到了发展。然而遗憾的是,理论划分仍然太过含蓄。最终,该版本指出了与诊断评定相关的CRA(Centres de Ressources Autisme,自闭症资源中心)的重要性,以及当时无法解决的缺乏接待中心的问题。

尽管历数了仍然存在的缺陷,在这篇前言中我们仍然乐观地认为,到2012年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决。

认为认知学或心理动力学无所不能的思想还远未消失,长期以来,这种想法导致许多家长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接受结合各种研究角度的治疗方法。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我——正如许多CIPPA心理治疗师精神分析师及其他自闭症相关工作者国际协会(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e de Psychothérapeutes Psychanalystes et membres associés s?occupant de personnes avec Autisme)。的同事——接受过认知理论与测评方面的教育,但在多数时候却并未从中获益。有太多的机构优先考虑或反对某种研究角度,Ⅺ从而忽视了对于自闭问题的多种解读以及可能由此得出的跨学科研究角度,即一种与教育、学校、言语矫治、精神运动以及精神治疗相关的研究角度。

的确,由于机构内或机构间的冲突,导致在其人员之间,精神分析理论与教育理论彼此对立而非彼此结合,怎样接受这些冲突?又怎样忍受“我们这里只治疗不教育”或者“我们这里只提供教育,其他都毫无意义”的这种论调?

我承认,在某一时期,某些家长因倾向于精神分析而承受了极大的罪恶感,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愿承认情况并非如此的母亲,他们不愿承认儿童精神病学与精神分析学同样支持真正与家长合作的政策见CIPPA官网:www.cippautisme.org.。

精神分析法——确实是以一种全凭经验的方法,对此我完全承认——通过观察和实验确认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的很多心理认知障碍的根源及表现方式。而科学家们则通过其他方法来确认这些障碍。

某些研究者甚至承认,精神分析学家所进行的观察和取得的相关进展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研究。

我们不应将科学家与唯科学主义相混淆。

后者错误地反对活体内的任何感性、直觉、观察以及帮助认知的人际关系。唯科学主义是一种简化论,科学只会因此受到损害,而哲学家们深知这一点。

首先,关于直觉,我们可以引用萨特(J.?P.Sartre)的名言:

“没有任何知识不属于直觉。被不确切地称为知识的演绎和推理都只不过是通往直觉的工具。”

然后,巴什拉(G.Bachelard)曾有言:

“我们应从更加复杂的角度看待直觉与智慧之间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对立。我们看到二者不断地交融合作。”

时至今日,神经科学应该结束这些争论,因为我们已经观察到,神经回路基于伴随的经历与情绪,以一种完全个性化的方式得到建立,Ⅻ表现遗传学方面的研究也指出基因永远不会独立于环境。弗洛伊德提出记忆痕迹作为记忆的起源,而我们可以衡量心理现象与客观现实不可分割的程度,情感性则是人类所固有的机能。我们也再一次提出疑问:没有情感性,直觉与情感同化如何存在?

在此,媒体往往扮演着一个应当受到谴责的角色。未进行深入研究,媒体就强调或强化、甚至创造一些冲突,这些冲突会危害所有人:家长、专业人士和孩子。

现在,这是我致力于自闭儿童与青少年方面工作的第37个年头。也是我在社会医疗、公共卫生以及教育领域著书、实践、培训团队的第37年。我一直有观察到一些不考虑常识的思想和只会强化理论划分的态度,而自闭人士永远要经历这些。

此外,毋庸置疑,基础培训仍然缺乏,并且很多时候机构工作人员对与自闭相关的研究进展知之甚少。这使得他们在工作无法取得进步,盲从于一些缺乏依据的虚假理论。

在2012年结束之时,我们会说这一年与精神分析学背道而驰,充满过分的行为、误解、无知、暴力以及难以置信的攻击。

从而造成以下这些不和谐:

应某些在采访过程中受到导演粗暴对待的精神分析学家的要求,由苏菲·罗贝尔(Sophie Robert)导演的电影《墙》(Le Mur)被禁。

试图立法禁止在TED研究方面进行精神分析。

宣布TED——弥漫性发育障碍(troubles envahissant du développement)将会消失于未来DSMV与CIM11的诊断标准之中,取而代之的将是TSA——自闭谱系障碍(Troubles du Spectre Autistique)。可怕的是这种专有名称十分不利于治疗团队进行差别诊断,并且会导致一种绝对需求。事实上,自闭障碍会在第一时间使患病儿童无法理解身边的人际关系与物质环境,而向其提供的治疗方案与儿童所表现出的共生精神病症状没有任何关系。ⅩⅢ

最后,我们要指出,去年3月对HASHaute Autorité de Santé,法国健康署。——译注的建议的过度宣传,这些建议本身也造成很大骚动。

曾被邀请作为这些建议的读者与评论者,我能够衡量出对现有书籍所做的大量工作,但同时,在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工作却远远不足。只有少量的随机测评或还不够充分的实践。对于这些建议的阅读使我认识到一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即我们并不了解自闭症的根源,因此,对某些人有所帮助又对其他人有害的多种方法被过于轻易地推荐、拒绝,或是所谓的“非一致同意”。

与被认为可以“治愈”自闭症的治疗方案相关的谨慎建议是很重要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对游戏技巧做出的选择、决定(尽管不推荐,但我们发现在实践中与其他方法相结合却大有裨益),或是被认为非一致同意却包含于某种综合方法的精神分析法,这些无需证明,已足够令人震惊。

实际上,这种“非一致同意”只不过意味着在专家、某些机构、某些组织之间无法达成完全同意,被用来作为不再资助公共活动,或不再雇用接受过精神分析培训的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的理由。我对此感到强烈的恐惧。从长远看来,这种方式对自闭症患者的情感心理和认知发展方面会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些患者就像是被排除在一切之外的其他主体,不顾及他们所患有的与认知困难长期相关的心理障碍,对我来说这完全缺乏对他们的尊重。

此外,在我看来,这些建议属于一种量化的“乌托邦”,只会使那些在艰难条件下工作的团队失去勇气。

当我们认识到关于诊断方面永无止境的期待,得知建议坚持初次问诊后最长延迟三个月的理论方法时,会想到什么?事实上,测评中心的期待时间是9至18个月!

要补充的是,这些建议强调早期诊断的重要性。而这些漫长的等待代表着难以置信的时间浪费。

当我们发现人们所期待的接待配额是一对一(一个大人负责一个孩子)时,又惊呆了!实际上,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家机构能够遵守这种配额(除非是一些让家长支付天价费用的私营机构)。

当我们了解到语言矫治对于失语儿童的重要性,而正音科医生极度匮乏或是由于财政问题矫治时间极短时,怎样接受这种如点缀一般的时间安排(约每周半小时),甚至是彻底没有言语矫治……

对于精神运动与精神疗法方面的观察也是一样。

最终,当我们认识到对于社会医疗与公共卫生一体化的一系列期待,怎么还会设想能够使所有孩子及时接受治疗,即便HAS认为这些治疗方案对于使这些孩子向积极方向转变而言必不可少。

这种对于推荐方案的理想描述仍将继续。我必须要说,正如一直以来所进行的那样,家长联合会要进行斗争。造成家长反对某些专业人员的冲突、划分,只会遗憾地遏止那些共同推动才会更加合理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