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

> 进化心理学:从猿到人的心灵演化之路

Robin Dunba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2

遗传决定论:进化的红鲱鱼

在遗传决定所有行为或者我们的命运由基因决定的观点之下,进化分析没有了用武之地。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困扰着很多人,主要是社会学家,而且一些生物学家也开始受其影响。许多针对人类行为的进化分析的批评似乎是基于一个理念:关于行为的进化解释必然暗含着遗传决定行为的内容。表面看来,这是一个合理的结论,毕竟大多数关于行为进化的讨论总离不开“决定行为的基因”这句话。此外,某一特定行为的成功与否也总是用它的适宜度(用于群体遗传学的术语,指的是将特定的基因传递到后代的相对能力)来衡量。

因此,任何与进化有关的讨论似乎都直指遗传,这种逻辑上的争论看似不可避免。可是,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这种争论对行为进化的研究有帮助吗?答案是:没有。对行为提出进化解释和根据行为遗传决定论提供解释是两个有天壤之别的概念。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没有一个已知的生命(也许诸如病毒或细菌的单细胞生物例外)显示出,它们的行为完全由遗传决定。行为本身非常复杂,不可能由单一的基因来决定。更重要的是,如果行为真的完全由遗传决定,那就代表着行为应该总是按照相同的方式发展,并且各种环境因素都不会对其造成影响。这将会导致行为完全不可改变,完全不可塑造,也就是有机体不论在何种环境下总是按照同样的方式做出行为反应。遗传决定论或许能对物种快速灭绝的历史难题做出最好的解答,但是它在复杂多变的真实世界里则可能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脊椎动物发展出较大的脑容量,能让它们时刻调整自己的行为去适应环境。而控制脑容量大小的基因是通过进化被选择出来的,这使有机体本身脱离了由基因所驱策的生活。可令人讽刺的是,正是由于对基因决定论的恐惧,或是说对丧失自由意志的恐惧,我们的基因把我们从决定论的框架里解放了出来。

用来理解行为的进化分析绝不只是要去确定基因和行为之间的单一因果联系。造成这样的误解往往是由于在进化分析的系统中确实需要一些关于基因的解释,因此我们通常会凭空想象出一些基因作为我们思考的重点。这些基因仅仅是一种工具,能让我们以更简单的方式去思考与进化解释有关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特殊的基因,只是基因是否存在的问题需要发育生物学家通过充分的实证去回答,而不是由进化心理学家来解答。

其次,行为的进化研究实际上不只与决定行为的基因有关,尽管我们有时也会认为发出行为的能力必然受到基因的控制。重要的是,进化分析关注对行为的策略性分析:为什么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做出了行为表现?又或者行为的发生能给个体带来什么作用?从策略性的视角来看,无须去推敲行为究竟由何决定的相关假设,只需要探讨个体如何根据进化上的考虑选择出最适宜的行为(也就是使行为对后代基因库的贡献最大化)。达尔文、基因和行为

关于行为研究的进化分析需要澄清四个要点:

第一,进化分析的解释看起来似乎表示动物能够有意识地决定未来的遗传方向。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有机体可以做到,即使是人类也不能。确切地说,这样的解释不对行为的形成做任何的假定:行为可以是完全受遗传驱策和不经思考的,也可以完全是习得的和深思熟虑的,或者是位于两者之间的任意位置。哪一个假定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主义问题。但是思索动物是否会有意识地表现出策略性行为,又或者是否会运用进化的思维来做出行为表现,并没有任何意义。

第二,当有机体的行为表现能够提高后代数量时则会被认为是具有高适宜度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行为的实际目的就是为了使适宜度最大化。生活在巴塔哥尼亚地区的阿车族(Ache)猎人活着可能只是为了捕猎一只貘,也可能只是为了将自己的孩子嫁出去,然后在婚礼上跳舞。这些行为的适宜度要在很久之后才会表现出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要求人类,甚至动物,去表现能够提升适宜度(留下更多后代)的行为,尽管这些行为最终能提升适宜度。对当前目的的实现可以产生提升适宜度的效果,但不代表两者之间一定有着直接的联系。以当前目的作为媒介,行为和其最终的适宜度结果之间的联系让我们可以通过关注短期的直接结果(比如猎人最大程度地摄取能量,繁殖个体最大程度地提高后代数量)去探究有机体行为的形成,从而假定对当前问题有效的解决方式是能最终带来更高适宜度的。这样的方法在行为生态学中被称为表型策略(phenotypic gambit)。

第三,假设有机体所有的行为表现都是为了提升基因适宜度而形成的,这样的观点是具有启发性的,而不是根据事实得来的推测。它能给我们提供精准的预测结果,而且这个结果能经受实证的考验。相反地,对遗传决定论的批评指出,该理论重点关注于允许行为产生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指能制造出生理硬件的基础。因此遗传决定论是一个关于行为如何发生的问题,而不是关于行为为何发生的问题,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视角。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