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尋找明師
麥可，六十五歲，物理學家，是我最新收的一個病人。二十年前，我治療過他，為時大約兩年，之後便音訊全無，直到幾天前，他寄了一封電子郵件來，說：「我需要見你，附上的文章撩起了不少往事，有好的，也有壞的。」並連結到《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說他最近榮獲了一項國際科學大獎。
等他在我的診療室裡坐定，我搶先開口。
「麥可，你求助的訊息我收到了。你心裡有壓力，我很抱歉，但還是要說，見到你真好，而且很高興知道你獲獎。我常在想，不知你都在做些什麼。」
「謝謝你，你真是周到。」麥可環視診療室──整個人精瘦、機警，頭近乎全禿，約一百八十公分高，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散發能幹及自信的光芒。「診療室，你重新整理過？這些椅子以前是在那一邊？沒錯吧？」
「對，每隔四分之一世紀，我重新裝潢一次。」
輕笑兩聲。他說：「啊，文章你看過了？」
我點頭。
「至於我，接下來呢？你猜都猜得到；一陣得意，但轉眼就過，然後，擋不住的自我質疑，一波接著一波。都是些老問題──我無法自拔，太遜了。」
「說出來，面對它。」
剩下來的看診時間，我們檢視陳年舊事，包括他沒念過書的愛爾蘭移民父母、他在紐約住政府出租公寓的日子、他窮苦的小學教育，碰不到一個賞識他的好老師。又說，他是如何如何羨慕那些有大人牽著手，噓寒問暖的孩子，但他卻要不斷地力爭上游，拚命爭取最高的名次，只為了贏得注意。他必須靠自己出頭。
「沒錯。」我說：「靠自己出頭可以建立自尊心，但也會造成一種無根的感覺。我認識不少移民的孩子，個個絕頂聰明，但都覺得自己像是長在沼澤裡的百合──花開得極美，但扎根不深。」
他說，他記得多年前我也曾這樣講過，並說，他很開心今天又再度提起。我們約好再見面，做兩個療程。他說，他覺得好多了。
我和麥可一向合作愉快。第一次會面後就保持聯繫，他甚至當面說，他覺得我是唯一真正了解他的人。治療的第一年，他談了不少自我認同上的困惑。他真的是人人望塵莫及的模範生？或者，根本就是遊手好閒，空閒時間全都耗在彈子房或吹牛打屁上？
有一次，他為自己的認同困惑備感苦惱，我便把自己從華盛頓特區羅斯福高中（Roosevelt High School）畢業的事情搬了出來。當時，我獲悉畢業時我將獲得羅斯福高中優秀公民獎，但在高年級那一年，我參加棒球簽賭，只不過賭得不大，賠率十賠一，賭某一天任選的三個球員打不到六支安打。賠率對我有利，而且我的手氣一向很順，錢多到可以買梔子花胸花送我穩定交往中的女友瑪莉蓮‧柯尼克（Marilyn Koenick）。但不管怎麼說，離畢業剩不到幾天，我居然把我的簽賭筆記本弄丟了。到底丟到哪裡去了？我發了瘋似地到處找，直到畢業的那一刻，甚至聽到唱我的名，大步跨上頒獎台時，心裡頭還在天人交戰：我是應該光榮接受羅斯福高中一九四九年班的優秀公民獎呢，還是應該因賭博被學校開除？
跟麥可講這段故事時，他大笑不止，喃喃自語道：「好個縮頭，正合我心。」
* * *
做完我們的療程筆記，換上便服及網球鞋，從車庫牽出腳踏車。八十四歲了，網球及慢跑早就丟到腦後，但每日都會在家附近的腳踏車道騎上一陣子，先是穿越一個公園，裡面滿是人，有散步的，有玩飛盤的，有在超現代結構體上爬上爬下的孩子，然後越過默特德洛溪（Matadero Creek）上的原木橋樑，爬上一座逐年陡峭的小山。到了山頭，稍事歇息，再滑下長長的坡道。我特愛滑行時那種熱流拂面的滋味。也只有在那時候，才領略得到學佛朋友所講的那種意空心空，以及陶陶然活在單純存有之中的感覺。可是，這樣的平靜並不長久，今天，我心有如鼓動的雙翼，簌簌然有一白日夢翱翔。講起這個白日夢，在我這漫長的一生中，心心念念，怕有數十乃至數百回了。這會兒，已經潛伏不動好幾個星期，但麥可找不到一個好老師賞識他的煩惱卻驚動了它，喚醒了它。
一男子，攜一手提箱，一身棉布套裝、草帽、白襯衫、領帶，進入父親賣些尋常商品的雜貨店。我人不在現場，但一切都落在我眼裡，彷彿飄浮在靠近天花板的上方，來客是誰我不認識，卻知道他極有影響力。或許是我讀的那所小學的校長。大熱天，暑氣騰騰，華盛頓特區，六月，只見他拿出手帕擦拭額頭，然後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商量，是有關令郎歐文的。」父親有些吃驚，有些不安；他從來沒碰過這類情形，從來不曾融入美國文化，和母親一樣，只有和親戚及其他從俄羅斯移民過來猶太人在一起時，才感到自在。
儘管店裡有顧客要招呼，但父親明白，這人怠慢不得，於是打電話給母親──我們家就住店面樓上，小小的一間──為了避這生客的耳朵，用意第緒語（註2）叫她趕緊下樓。沒隔多久，她出現了，熱心地招呼著店裡的顧客，父親則領著生客進到店後面的儲藏室。兩人就著空啤酒瓶的箱子坐下，談了起來。老天保佑，沒有老鼠或蟑螂出來攪局。父親顯得很不安，他其實巴不得由母親出面來談，但當著外人的面承認是她而不是自己在主持家務，一切大事都由她決定，面子上顯然掛不住。
衣冠楚楚的男子開口了，跟父親談的可是大事。「我學校的老師說，令郎歐文，不比一般孩子，很有發展的潛力，將來對社會定有傑出貢獻，但前提是，而且是唯一的前提，他必須接受良好的教育。」父親整個人似乎呆掉了，一雙溫和澄澈的眼睛定在來客身上，客人則繼續說道：「現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體系運作得相當好，也能充分滿足一般的學生，但對令郎，一個資質相當優秀的學生，卻是有所不足。」說著打開提箱，將一份特區私立學校的名單交到父親手上，一本正經地說：「在這裡，我熱切的敦促你能將令郎送進這份名單上的任何一所學校，完成他剩下的教育。」接著又從皮夾裡取一張名片遞給父親。「跟我聯絡，我會盡一切所能為他爭取一份獎學金。」
眼看父親一臉困惑，他又進一步說明：「至於他的學費，我也將盡一份綿薄──這些學校不比公立學校，不是免費的。請你定要為令郎著想，將這事列為第一優先。」
卡！這個白日夢總是到了這裡就打住。我的想像力再也無法完成整個劇本。父親如何回應，以及接下去如何和母親討論這件事，我完全沒有概念，無以為繼。這個白日夢象徵的是一種渴望，渴望獲得解救。童年時候，我一點都不喜歡自己的生活、鄰居、學校、玩伴──我希望有人將我救出去，在這個幻想裡面，在我成長的封閉世界之外，一個神祕的重要人物介入了，前所未有地指認了我的不同凡響。
如今回顧起來，我這才明白，在我的作品中，這種白日夢的解救與拉拔所在多有。在我的小說《斯賓諾莎問題》（The Spinoza Problem）第三章，斯賓諾莎漫步前往老師法蘭西斯卡斯‧凡‧丹‧安登（Franciscus van den Enden）的家，途中就因為沉湎於一個月前他們初次見面的白日夢中而忘記了自己的目的。凡‧丹‧安登，前耶穌會教授古希臘羅馬經典的教師，開設了一家私塾，一日逛進斯賓諾莎的店裡，要買些酒和葡萄乾，卻被斯賓諾莎心智的深厚廣博所撼動，力勸他加入他的私塾，想要把猶太人以外的哲學及文學世界介紹給他。小說純屬虛構，我卻盡可能使之符合歷史，不過斯賓諾莎在他家店裡工作這一段還真是無中生有的；他家經營進出口生意，並不開店零售。反倒是我自己，才真是在自家的雜貨店裡打工。
這種有人賞識並加以解救的空想，以多種形式深植在我的內心。最近看了一場表演，大衛‧艾維斯（David Ives）執導的《穿皮裘的維納斯》（Venus in fur）。舞台布幕升起，場景是一個後台，出場的是一個導演，剛做完女主角的試鏡，累了一整天。他精疲力竭，沒有一個試鏡的女演員讓他滿意。正準備要離開，一個精神萎靡的女人慌慌張張闖了進來，說是要來應徵，卻已經遲到一個小時。導演告訴她，今天已經收工，但她苦苦哀求，撒嬌耍賴，要求試鏡。看她明顯是個大外行，毫無氣質可言，導演一口拒絕。無奈她卻嗲工十足，加上人又機靈，死纏爛打，最後，導演終於讓步，同意讓她做個簡單的試鏡。兩人便開始唸台詞。不料才一開口，卻見她換了一個人似的，口齒清晰，字正腔圓，說起話來有如天使。導演大為驚艷，整個人為之傾倒。這不正是自己所要找的人，甚至超過了自己的預期，怎麼可能會是半個小時前那個俗不可耐、有如一團爛棉絮似的女人？於是，繼續讀下去，一發不可收拾，直到漂漂亮亮演完全劇。
整部戲，我無一處不愛，但最前面幾分鐘，導演看出了那女人的真正本質，才是最得我心的地方：我希望自己受人賞識的白日夢，在舞台上獲得了實現；看到那一幕，眼淚奪眶而出，我站起身來，成為劇院裡第一個為演員喝采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