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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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罗克曼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8-9
9787213088889
99.90

关于道德的新科学:一场Edge峰会

约翰·布罗克曼的介绍词:

随着革新的浪潮汹涌袭来,对物理系统的新认识、对思维的新思考让过去的假说显得拙陋不堪。生物学为科学研究心智现象提供的现实主义视角,以及进化生物学、物理学、信息科学、遗传学、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工程学和材料化学领域里的新突破和发现无不让“何为人类”这个问题历久弥新。我们现在既有方法,也有意愿对人性展开科学研究,这在人类史上尚属头遭。

这一切的开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念研究生的进化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 ( Robert Trivers )发表了5篇论文, 以科学的范式研究人性,奠定了这个新兴领域的基础。特里弗斯的论文在过去的30多年里“-石激起干层浪"” ,科学家们完成了上千个实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珍贵数据,试图阐明人生而为谁,来去几何。理查德,道金斯、丹尼尔,丹尼特、史蒂芬.平克、爱德华.威尔逊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都把这些对于人性的新知写进了自己的书里。

1975年,作为特里弗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威尔逊预言,总有一天伦理学会摆脱哲学家们的桎梏,飞向进化学和生物学交叉的“ 新思潮”。威尔逊是对的。

埋头以自然科学的范式研究人性的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受到另一拨科学家的冲击。后者往往专注于人类的社会行为和文化背景,而时常罔顾我们作为生物的自然属性。

这个特点在道德心理学领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道德心理学的实验对象包括幼儿、精神病患者、黑猩猩,使用的研究手段涉及磁共振成像扫描、网络问卷调查、基于主体建模、最后通牒博弈,等等,这让道德心理学成了行为科学研究范式高度集中的地带。

那么我们有什么能够拿来说道的吗?我们是不是正在某些议题,上达成共识?未来5年内我们最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是什么?对于现在世界上各种道德沦丧和观念冲突引起或加剧的国际和国内危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如今似乎所有人都在研究道德伦理,他们达成的互补和共识比冲突矛盾要多。

按照罗伊.鲍迈斯特的观点,文化是人类的一种生物学博弈,所以用进化论的眼光看,那些能够与不断翻新的社交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与时俱进的人更容易在选择中受到青睐,而人性正是在这个缓慢的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塑造。因此,对于鲍迈斯特而言,大脑研究的进程不仅不会被取代,反而能推动人类行为学研究。他所担心的是脑科学研究对于人际关系的广泛忽视会扭曲我们对人性的正确理解。道德本质上是一套成体系的规则,它是使结群生活的人保持相对和睦的纽带。就某种程度而言,各类文化通常推崇道德,抵制个体间的侵害;而当社会生活中出现避连无可避的矛盾时,法律则成为解决冲突的基本手段。鲍迈斯特还对与道德紧密相关的罪恶、自制力、抉择和自由意志做过研究。根据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卢姆的观点,道德是人类天生就有的特质,对于好坏的价值判断深深根植在我们的骨髓里。布卢姆的研究显示,极褓中的婴儿和学步的幼童已然能够读懂他人行为中的善意与恶意了;他们展现出鼓励善意、惩戒恶意的倾向;他们会用实际行动帮助处于悲痛中的人;他们会有内疚、羞愧、骄傲和义愤填膺等情绪

哈佛大学认知神经科学及哲学家乔舒亚.格林则认为,我们当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战争、恐怖主义、环境破坏等,究其背后的原因,是人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旧石器时代的道德观来处理现代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大脑欺骗了我们,让我们以为自己是站在道德真理的制高点上处理问题,而事实上往往事与愿违。道德优越感蒙蔽了我们的大脑,让它无法顾及一些我们天生不具有的道德价值观念。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的研究提示我们, 道德是基于5种或者更多先天性基本“心理”成分的社会产物,包括伤害、恐惧、结群、权威和纯洁。受过高等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考量前两项,而更保守、有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更低的人往会考量全部的5个方面。

正如神经学家萨姆.哈里斯所说,在解释释义、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科学的无能正是宗教信仰大行其道的原因。正是因为理性辩论和科学质询在释义和道德问题领城内的疲软无力,许多人才会寻求宗教教条主义和超自然学说的解释,进而催生教派争端。对于科学的质疑越强科学和宗教之间的横断以及两者的背道而驰就越明显。信仰大行其道的原因。

耶鲁大学实验哲学家乔舒亚.诺布的大量了工作是研究人们在生活中过度进行道德评判的现象——对于许多不涉及道德的问题也进行直觉性的道德评判,例如对意图的端测和因果的推断。经常有人说研究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的最佳手段是把它们当成客观的研究对象来对待,就像科学研究范式里的实验对象一样,而诺布的观点则有所不同,他认为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总是会受到道德评判的影响,道德偏倚无处不在。诺布最具争议,也最广为人知的是他提出的“诺布效应”,也叫“副作用效应”。

厌恶感被认为是一种在许多道德评价中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情绪。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皮萨罗的研究表明,政治倾向与增加的厌恶感体验(用“ 厌恶敏感性量表”进行衡量,量表的作者为乔纳森。海特和他的同事)越来越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