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干预策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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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 K. James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81-8

丧失的类型

人们可能遭遇产生应激、创伤或哀伤的许多不同的丧失类型。以下是危机干预工作者可能遇到的几种类型,但本章的目的并不是为每一种特别的危机提供一种对应的干预技术。因为丧失的范围很广,因此这里介绍的是运用于丧失者的基本帮助技巧与策略。

配偶死亡

配偶的死亡一旦发生,这种丧亲之痛是难以想象和描述的,因为它会给遗属造成情感上的麻木和深刻的悲痛,这种空虚和深刻的哀伤是无与伦比的(Kübler-Ross & Kessler, 2005, p. 29;Parkes & Prigerson, 2010)。在人的一生中,配偶死亡是最大的情感应激与打击事件之一(Cramer, Keitel, & Zevon, 1990;Daggett, 2002;Leathy, 1993)。Camelley及其同事(2006)研究了守寡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数十载后,寡妇还是会不断地谈论,想念自己的已故丈夫,并对他的死亡满怀感伤。20年过去的丧失,她们仍然会每周或者每两周回忆一次与已故的配偶一起生活的日子,并且平均每个月都会与别人聊一次与已故配偶有关的故事。在失去配偶12年半以后,当她们回忆起已故的配偶时,她们仍然感到沮丧,频率一般处在“有时”到“很少”之间。

根据这个研究,今年年底,如果再次调查那个遭受丧子之痛的父亲,如果他还在为丧子之事而哀伤,你是否会感到很惊讶呢?丧失配偶就如同你自己也掉了一半的魂。当你很需要至关重要的另一半时,你会感觉很寂寞。当你认为自己在整个生活中所构建的一切都是无意义的时候,你会感觉很受打击(Van Praagh, 2000, p. 96)。正如James Van Praagh所说的那样,“在我妈妈死的那天,我爸爸不再是我一生都熟悉的那个人”(p. 97)。James Van Praagh所说的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父亲会发生什么改变以及他将如何应对丧失;第二,不仅是整个家庭要如何应对丧失母亲的哀伤,而且也包括他们要如何应对父亲的丧亲之痛。如果父亲要独自承担起照顾未成年子女的任务,第二点就尤为重要(Glazer et al., 2010)。

与男性(鳏夫)相比,有更多女性(寡妇)幸存者。丧偶者通常必须独自面对许多问题和整个居丧的过程。除了即刻的震惊和应激外,许多幸存者还要面对严重的个人、情感、经济、社会、职业、家庭以及社区问题(Buckley et al., 2010;Johnson, 1977;Khosravan et al.,2010;Osterweis, Solomon, & Green, 1984, pp. 71-75;Pizzetti & Manfredini, 2008;Rando, 1984, pp. 144-149;Vahtera et al., 2006)。对于年老的幸存者更糟糕的是,配偶的死亡会加速老年幸存者的死亡(Elwert & Christakis, 2008;Hart et al., 2007)。

似乎其他的因素也会影响遗属的死亡率,有相关研究发现(Elwert & Christakis, 2006),种族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幸存配偶的死亡率,当白种人在饱受配偶死亡带来的显著的、持续的死亡风险增加时,非裔美国人却没有受到这样的影响。宗教也可能影响幸存配偶的生存时间。Abei和Kruger(2009)发现,当妻子死后,天主教男人比犹太男人的生存时间长2.2年;当丈夫死后,天主教女人比犹太女人的生存时间长1.5年。  

因此,如果你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非裔美国人,那么你就应该保持镇静吗?如果你是一个犹太白人,那么你就应该变得焦虑吗?没必要,但是作为一个危机干预工作者,你就应该理解众多的因素都会影响死者遗属的生存时间,你也应该意识到当你在处理哀伤和居丧的时候,一些看起来很普通的人也需要你的仔细观察。再者,当一些人可能认为居丧和哀伤不应该归为精神疾病类别时,大量的研究表明这是一个装有邪恶黄蜂的潘多拉盒子,它能通过多种方式刺痛遗属的悲痛心灵,并且,当一些遗属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时,这就会加速他们的死亡。因此,危机干预工作者和医疗卫生保健工作者尤其要懂得居丧和哀伤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因为照料而导致的丧失

照料对于配偶和父母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长时间的照顾会导致无论是接收照料者还是提供照料者的彻底变化。你可能会刻板地觉得所谓照料者,就是给临终疾病患者或者慢性残疾卧床不起的病人提供常年细心照料的人。请想象一位父亲,他有一个28岁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他的儿子有强迫和妄想观念,因此而成为警方监控的头号人物之一,因为放弃了药物治疗,所以他的病情慢慢地变得严重起来,他的父母睡得很警觉,并且他还在他卧室的不锈钢门上安装了重型钢筋门闩。换句话说,有许多不同类型的照料者,数量上也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慢慢老去,由于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延长了寿命,因此那些本来可能已经死了的人,现在可能还活着,但遭受着严重的精神或躯体上的残疾。

由于这种丧失的模糊性,因此失去人际关系导致的哀伤和居丧中混杂了挫折感。照料的接受者是活着的,然而要么在生理上,要么在心理上,或者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已经不在了。因此以前那些行为上的任务(谁来报税、支付账单、照顾汽车、给孩子们做午餐)、情感上的联系(情感支持、性行为)、认知上的能力(应对工作的变动、决定孩子上哪所大学、买哪栋房子)等都没法继续了(Betz & Thorngren , 2006)。照料者经常报告身份丧失的感觉(Dickson et al., 2010),例如,随着他们更深地进入到照料者的角色,他们觉得自己从以前的配偶和爱人变成了现在的照料者和护士。

糟糕的事情可以发生在优秀的照料者身上,即使他们能照顾好脊髓损伤的患者、头部创伤的患者、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晚期癌症患者、肾病患者、阿尔茨海默氏症患者、痴呆患者、精神和身体上有缺陷的人、精神病患者以及其他因疾病而丧失行为能力且需要长期保健和细心照料的患者。那些有复杂性哀伤的照料者报告他们面对更多家庭内部冲突,因为其他家庭成员拒绝接受疾病的事实或者照料方式(Kramer et al., 2010)。

照料者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遭受着沮丧、哀伤、愤怒、内疚、担心、孤立、怨恨、经济困难、挫折、人际关系的中断、丧失就业能力,如果他们比照料对象更年迈,则担心照料对象的未来。他们也有着自己的身体健康问题,并且常常因为照料别人带来的持续躯体和心理压力而恶化。照料对象去世的时间早晚也对照料者有影响(Adams, 2006;Morgan,2009;Ott, Sanders, & Kelber, 2007;Taylor et al., 2008)。Keene和Prokos(2008)发现在照料对象去世后,与非照料者或只提供了短期照料的配偶相比较,提供了长期照料的配偶会感到更明显的解脱,而且抑郁症状也较少。看起来似乎很冷血,但从长期照料的负担中解脱,似乎可以让照料者更好地应对他们的丧失。

有足够理由认为,在美国,随着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口步入退行性疾病高发年龄阶段,照料者的数量也将增加。其他国家会在国家层面上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性服务,但这些项目运作得如何仍是一个未知数。在美国,这些人群获得的服务水平低下,主要依赖于慈善组织的帮助,如精神疾病患者联盟、阿尔茨海默氏症协会和其他特定的疾病支持团体。由于照料对象持续存在的医学上或经济上的危机,以及提供照料导致照料者本身的慢性应激,大部分照料者经常处于亚危机或危机状态。

这些照料者和他们所照料的人经常会引起一线危机干预工作者的关注。帮助这些人加入支持群体,通过休假或暂停计划来暂时获得解脱,规划未来,获得心理帮助和支持性心理疗法,负面情绪正常化,发现外部帮助,获得资金上、医疗上和法律上的援助,获得关于照料者问题的心理教育以及寻找丧失的意义,这些都是危机干预工作者可以提供的服务内容(Adams, 2006;Dillenburger & McKerr, 2009;Haley et al., 2008;Morgan,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