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哈姆雷特，黑色哈姆雷特（Hamlet blanc, Hamlet noir）
莎士比亚、马克思和南非的种族隔离
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历史上，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占据了与俄狄浦斯同样的中心地位。莎士比亚的主角们促发了精神分析的灵感，诞生了数以百计的阐述。
弗洛伊德将忧郁的王子哈姆雷特转变为维也纳的癔病病人，甚至是现代神经症患者。他无力完成自己的使命。父亲的幽灵命令他杀死克劳狄斯为自己复仇，正是他毒死国王并娶了国王的遗孀乔特鲁德。弗洛伊德认为哈姆雷特难以采取行动，因为这个幽灵唤醒了他压抑的欲望——弑父娶母。弗洛伊德将哈姆雷特俄狄浦斯化，也将俄狄浦斯哈姆雷特化。
一方面是有意识的悲剧（哈姆雷特），另一方面是无意识的悲剧（俄狄浦斯）。我想说弗洛伊德是一位哈姆雷特，他本可以成功地统治心理王国，教授在他身上注入了两个新的神话：杀害父亲及有罪儿子的意识。
拉康的阐述则截然不同，比起俄狄浦斯，他选择了安提戈涅，比起《俄狄浦斯王》他更重视《克罗诺的俄狄浦斯》。他将哈姆雷特塑造为安提戈涅的兄弟，不再是弗洛伊德式有罪的儿子，他是一部不可能悲剧的主角，是死去父亲的幽灵，是母亲的囚徒，他被传递了一种女性特征的恐惧。
因此，1988年的阿维尼翁戏剧节之际，帕特里斯•谢罗 将长达五个小时的哈姆雷特悲剧搬上舞台（杰拉德•德卡尔特［Gerard Desarthe］饰演哈姆雷特）。这出剧既是莎士比亚式又是弗洛伊德式和拉康式的：主人公是一位忧郁且歇斯底里的疯子，面对幽灵，已逝者似仍活在世上，似直接来自恐怖电影。人们能够说谢罗继承了此前所有的哈姆雷特，好像这位丹麦王子能够根据时代不断变形。洛朗•贝尔热（Laurent Berger）写道：“将哈姆雷特搬上舞台，呼唤戏剧艺术家们的各种阐释，这是在演员的表现中导演了哈姆雷特和奥菲莉亚的疯狂、理性和感官的失常。”
至于雅克•德里达，他通过对共产主义、马克思和路易•阿尔都塞进行弗洛伊德式思考来分析戏剧（《马克思的幽灵》，Spectres de Marx，1993）。与拉康和弗洛伊德相反，他强调一个已经成为幽灵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一种将来的“学会生活”之间的和解，这完全是可能的：在一个必须分开的时代和另一个长久的时代之间、在过去（以幽灵的形式呈现）和现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之间能够重新建立联系，只要哀悼阻止这种联系的一切，即以共产主义的名义犯下的罪行。通过弗洛伊德，德里达否决了所有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相一致的观点。
德里达认为可能的共产主义不存在，能够体现父系制度秩序的政党亦不存在，替代复仇者上帝的“共产主义宗教”，或建立在谋杀共产主义理念上的反共主义宗教皆不存在，唯有永恒的解构，解构将一个政党同化为一种宗教的观点：最后，学会生活，这就是人类境遇的道德法则。因此，德里达相信全球化世界中存在一种新的反叛，不再是儿子反对父亲，而是法律和权力之间的对立。这就是德里达式哈姆雷特的命运：在幽灵密布的环境中学会生存、学会幸存。传递这种幸存、传递这些创伤、传递一种衰退的权力，在这个观点中，我们如何能够不发现它与幸福的观点相连？
关于哈姆雷特的思考缘起自一次报告会，德里达试图向南非共产主义活动家克里斯•哈尼 致敬。1993年4月，哈尼遭一位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暗杀身亡。
这个事件总是令我想起另一位哈姆雷特，沃夫•萨克斯 的哈姆雷特。萨克斯是犹太裔立陶宛人，十月革命爆发后离开俄国，他是唯一一位在南非执业的精神分析师。萨克斯试图摧毁殖民主义的精神病学原则。这些原则贬低黑人，声称他们的心理无法企及欧洲白人的完美程度。1937年，萨克斯借用莎士比亚的人物，出版了一部颇具争议的著作《黑色哈姆雷特》（Black Hamlet）。在作品中他叙述了黑人巫医约翰•查法范毕若（John Chavafambira）的故事。父亲身故后，根据叔娶寡嫂的习俗，母亲嫁给了叔父查理。因此，约翰和叔父成为竞争对手。他再也不能躺在母亲的床上，他被送往茅屋，与其他兄弟住在一起。于是，他离开村庄（Kraal） ，下定决心，将来回到故里，向叔父复仇，展示自己的治愈力量更胜一筹。萨克斯将查法范毕诺的故事比作哈姆雷特，强调后者患有神经症，他犹豫不决，难以爱上母亲以外的其他女性。最后，当他爱上另一位女子，他意识到他的至爱与他有着同样的图腾（mutopo），她是他的禁忌：若和她在一起便是乱伦。
《黑色哈姆雷特》展现了一位精神分析师和一位巫医之间的友好交流，后者接受治疗，叙述自己的梦和回忆。萨克斯指出约翰遭受的所有不幸，也许来自他的无意识，但它们尤其来自一种殖民的情境，来自两个世界之间的共存，两个不可调和的世界：白人的世界与他们的司法、法律和理性习俗，以及黑人世界——一个呼唤由幽灵、图腾、祖先仪式、鬼魂、灵魂和预卜统治的魔法世界。无论他前往何地，约翰都带着他的世界，甚至在他接受白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时。在那个时代，种族隔离的法律正在着手准备，1949年，南非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这里，我们不可避免地会想到乔治•德弗罗 在托皮卡 的经历。
萨克斯为黑人和白人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建立共存的可能性辩护而未果。在这段经历后，他投身左翼阵营，成为记者，积极参与犹太复国组织。
1946年，他着手修订自己的作品，删去一些过于殖民灵感的词汇。尤其，他放弃将至交好友约翰的拒绝行为阐述为“哈姆雷特”般的病症。他将这本书更名为《黑色愤怒》（Black Anger）。萨克斯过世后，他的弟子和同事再次流亡，就如同他们的先辈，那些遭到纳粹驱逐的弗洛伊德主义者。《黑色哈姆雷特》成为英语世界的经典，大部分反殖民研究或性别研究专家都评论过这本著作。
比起俄狄浦斯，哈姆雷特更多体现为一种反叛的人物，由此可以证明任何关于精神分析的思考都不应局限于俄狄浦斯主义。事实上，精神分析的基础是一种关于自由的悖论理论，也许弗洛伊德也未意识到：尽管主体由无意识决定，但他总是能够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