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精神分析独立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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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22-3
9787518434152
48.00

前言

本书是我于2016年10月应王倩博士的邀请所做的一系列讲座的记录,作为她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薇薇安·格林(Viviane Green)博士组织的颇具规模的中英项目的延伸。我受邀讲授三天的课程,向中国的心理治疗师介绍英国独立学派。讲座现场的参与者有100多位,在网上则有更多的观众。王倩博士的想法是,尽管当下在中国有各种各样关于西方精神分析的尝试,但是英国的一个主要精神分析学派在任何外教教学项目中都没有被涉及。我被邀请来填补这个空缺,这些讲座介绍的是,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British Psychoanalytic Society,简称BPAS)为了解决1942—1944年间的大论战而分裂成三个不同学派之后其中一个学派的历史与基本情况,它zui初被称为中间团体。若干理论议题乃是20世纪40年代的大论战的讨论基础,但也对英国和其他地区精神分析发展有着持续的影响,不过,它之前的历史渊源也很重要。

 

梅兰妮·克莱因在欧洲的早期经历,以及她的分析师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去世之后她在柏林遭受的知识排斥,导致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邀请她前往伦敦。她于1927年加入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并在1929年成为培训委员会成员。她在英国得到的反响以及对她想法的兴趣混杂着接纳与质疑。后来,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琼斯决定让弗洛伊德父女(以及其他的欧洲分析师)到英国伦敦躲避纳粹迫害。他这样做,就将前文所述的历史事件带到了伦敦,给精神分析的未来及其后继者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前往英国之前,维也纳一派和伦敦一派之间的分歧已日渐明显,涉及精神分析基本面的理论差异。20世纪30年代末期,在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内部对弗洛伊德精神遗产的分歧日益加剧的情况下,精神分析理论的原理成为1942—1944年间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召开的十次学术会议的基础,这些会议被称为大论战(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

 

由于战争带来的具体经济问题,个人以及理论上对弗洛伊德遗产所有权的主张变得更加复杂。在伦敦,不仅可供分析的病人变少了,能见他们的分析师的数量也不够。考虑到这些因素,各方都强烈希望通过加入委员会来控制协会的行政程序。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存在争议,不仅包括学术论证和辩论,人们还普遍认为需要重组组织程序(King & Steiner,1991)。在1942年的几次初步会议之后,五次特别的业务会议还有关于学术分歧的会议延伸到了1944年。这是一个长期的制度化的问题。

 

1939年爆发的战争笼罩在这些分歧之上,但从历史上看,大论战及其妥协的解决方案源自更早期的理论差异。例如,温尼科特在给凯特·弗里德兰德(Kate Friedlander)的一封信中陈述道:“安娜·弗洛伊德和她的追随者们没有采纳内在世界的概念。这种表述事物的方法涉及内在世界的概念,它是位于个体潜意识幻想中的幻想,它与摄取、保留和排泄的经验有关。在我看来,在维也纳人的团体看待事情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出这一部分的精神分析理论,我相信这一理论的特别部分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讨论中,直到我们都能确切理解对方的立场为止”(1940年1月,唐纳德·温尼科特全集,第二卷)。

 

安娜·弗洛伊德的发展模型与克莱因的内在世界的模型不同,在安娜·弗洛伊德的模型中,潜意识的“位置”和幻想的结构不如发展或体质的遗传力量那么重要,这给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带来了分裂,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学派,这至今仍然是精神分析的辩论领域,尽管1946年推出的三个学派的官方结构已在2006年解散了。

 

珀尔·金(Pearl King)和里卡尔多·斯坦纳(Riccardo Steiner,1991)编辑的《大论战,1941—1945》(the Controversial Discussions,1941-1945)的“前言”里,他们将这些重要的记录和论文置于克莱因思想及其与弗洛伊德的不同/相似之处的辩论中。他们还将这些关于理论和临床实践技术的讨论与英国精神分析协会及其后续发展的组织和权力因素联系起来,这清楚地呈现出行政权力和委员会职位对机构的组织动力带来的影响。例如,卡琳·斯蒂芬(Karin Stephen)关于培训的一封信里就涉及学术分歧对培训和选择分析师的影响。1943年9月—1944年3月,培训委员会确定了两个领域:总是重复地选出同一批人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以及需要研究培训分析的体系。这些讨论(1942年2月25日业务会议,1991年,第50页)与学术会议并行开展。

 

《大论战,1941—1945》有关学术争议、候选人培训、机构决策以及精神分析机构之间权力关系的文件为人们提供了非凡的资源,对于我们所有关心精神分析的未来及其历史渊源的人而言都是一份珍贵的学术贡献。

 

在大论战中zui初的那个不依附于任何一方的中间团体,在20世纪60年代成为精神分析的独立学派。它包括那些既不依附梅兰妮·克莱因或安娜·弗洛伊德,也不依附两个培训路径,即A组或B组的分析师们。这两个培训路径是由三位女性——安娜·弗洛伊德、梅兰妮·克莱因和之后成为协会主席的西尔维亚·佩恩通过签署所谓的君子协议而达成一致的。中间团体包括战后第一代英国精神分析师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唐纳德·温尼科特、迈克尔(Michael )和伊妮德·巴林特(Enid Balint)、罗纳德·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艾拉·夏普(Ella Sharpe)、西尔维亚·佩恩(Silvia Payne)、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查尔斯·瑞克罗夫(Charles Rycroft)、玛丽安·米尔纳(Marion Milner)以及珀尔·金,不过,虽然他们一贯坚持独立精神分析的理念,但这一理念并不局限于这一群体,其根源可能主要来自桑铎·费伦齐(Sandor Ferenczi)的传统。

 

虽然英国精神分析的侧重和方法被整个精神分析界所周知,但除了温尼科特、克莱因和比昂以外,英国精神分析研究的丰富领域尚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而且,精神分析所落脚的每一个国家,都必然会发展出它自己特定的兴趣领域,并以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学科中的核心议题。在这些动因中,每个国家及其分析师都必须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工具,以借鉴众多欧洲先行者的历史传承,同时发展自己独特的重心和优先议题。

 

在这些介绍性讲座中,我试图简要介绍英国精神分析的早期历史,着重介绍那些发展出我们至今仍在应用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还会介绍与临床实践有关的重要主题,并提供主要阅读材料的列表。但是,本书仅提供了独立取向的基础知识,无法全面公正地体现出这么多年来这个领域积累的临床和理论工作的庞大整体。不过,我希望这个介绍可以鼓励中国的同行和学员为自己寻找到通往更多杰出的独立学派作家和临床工作者的路径。

 

我要特别感谢美国洛杉矶的彼得·洛温伯格博士慷慨地为本书写了推荐序,这本书只能说为英国独立学派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容开了个头。我还要感谢中英项目的教员和组织者,尤其是巴塞尔的迪特尔·布尔津(Dieter Burgen)教授,我和他密切合作,一起开展了一系列临床研讨会、面向许多中国学员和同行们的公开讲座以及王倩博士和她的同行组织的小型密集研讨会。教师们、心理治疗师们和学员们对这些活动投注的热情令北京的教学给我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全然参与其中的体验,尽管我们需要克服语言、翻译、技术和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障碍。

 

除了上述已经提到的人员,我还要感谢翻译王旭,以及使我在北京的经历如此富有成效的行政保障人员。

 

我希望这一系列介绍性的讲座可以为随后越来越深入的工作提供动力,使其得到借鉴和拓展,并在适当的情况下使英国的独立传统适应我的中国同行和学员们的需求。

 

莱斯莉·考德威尔

2017年10月于伦敦

推荐序

 

莱斯莉·考德威尔(Lesley Caldwell)是一位杰出的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和教师,她关于唐纳德·W.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的工作和思想所做的讲座能够用中文出版,我们感到非常高兴。现在,中国——这一当今全球范围内精神分析学者zui活跃、zui热情的地区,可以从考德威尔对温尼科特的思想与实践的论述中受益。

 

温尼科特(1896—1971)出生在英国德文郡的普利茅斯,来自一个兴旺的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在卫理公会主日学校任教,是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并获得了爵位。温尼科特就读的学校是卫理公会寄宿学校以及剑桥大学。他曾在伦敦的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接受儿科医生的培训,并担任主治医生。他先在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那里,随后在琼·里维埃(Joan Riviere)那里接受分析。1935年,他成为儿童分析师。后来,他曾两度当选为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主席(1956—1959,1965—1968)。

 

温尼科特是 “中间团体”——也被称为“独立学派”的发展的核心,这些英国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在1942—1945年间发生在伦敦的论战中并没有倾向于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或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中的任何一方。中间团体的理论和临床实践广泛基于客体关系理念,意即婴儿是寻求客体的,并且婴儿和他所处环境的关系以及和环境挫折——尤其是在母亲和婴儿二元配对中的挫折感的关系,影响了人类内部世界的成长。成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由幻想的内部客体或心理表征来控制的,这些客体或心理表征是对世界上的外在人物与关系的投射和内摄。

 

温尼科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精神生活概念的激进的新范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灵模型是能量论的,力比多和攻击性的力量及冲突在生活和行动中被表达或被压抑,而温尼科特的模型运用了空间的范式。从婴儿期起,我们的生活就被融合与分离、亲密及距离的空间维度所塑造。温尼科特是儿童和成年人的敏锐观察者,提供了过渡空间的范式,它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的临床意义,空间的意义从母亲与儿童开始,并延伸到生活中。他看到婴儿使用过渡性客体,并将其视为第一次使用象征,以及第一次体验到想象游戏。儿童玩耍、幻想、在父母创造和守护的安全空间中施展创造性。这是玩耍的坐落之处,也是文化创造性的坐落之处。在这里,在“我”和“非我”之间的玩耍的过渡的地方,把“我”的延伸与“非我”区分开来,这是文化的起源。

 

温尼科特以一种真诚善良和宽容的态度安抚着父母。虽然所有的家长zui初都希望把育儿工作做到完美,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达不到自己关于优秀家长的理想。温尼科特介绍的标准并不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理想家长,而是一个足够好的家长。这一“足够好”的类别适用于许多生活中无法达到完美而导致失败、内疚或抑郁感的场合。做到“足够好”,对于自体的大多数过分苛刻的要求而言已经足够了。这样的父母并不完美,但能通过提供可靠的环境来培育信任。

 

我们都要感谢莱斯莉·考德威尔,感谢她在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对唐纳德·温尼科特——现代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工作的伟大原创人物之一 ——的思想和实践的无比清晰、有效的阐述。

 

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