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自序】凝视巨大光环下的阴影
书序作者：
在我进入荣格分析师专业之际，从没想过届老年时会撰写回忆录。当我在荣格专业领域还是菜鸟阶段，前一辈的荣格学人都与荣格有深入的接触；当《心事》（Matter ofHeart）这项计划初步发想时，有人向乔治及苏．瓦格纳夫妇（George Wagner and SueWagner）建议访问我与荣格的个人经验，我马上回绝这项提议，因为我觉得我跟荣格的直接经验相当有限，而且我之所以会有这些经验全然因着我是詹姆斯及希尔得．克许（Jamesand Hilde Kirsch）的儿子。我当时应允参与的只有为《心事》访谈乔．韩德森（JoeHenderson），我在乔七十四岁那年做了一次访谈，其后在乔届百龄时又做了另一次访谈。对于这两次的访谈经验我都相当满意，而我相信乔．韩德森也喜欢这两次的访谈内容。
一九七○年代，我的专业生涯遭逢非预期的转折。四十一岁那年我获选为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的第二副主席，带我进入IAAP的国际政治场域，当时的IAAP正起步拓展欧洲与美国之外的疆土，澳洲、纽西兰、南美各国、南非、俄罗斯、中国、韩国及日本都开始发展荣格小组。其后，在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五年这段期间我成为IAAP的主席，与这些新发展的荣格小组联系是我当仁不让的职责。
在我一九九五年完成IAAP主席任期时，大部分曾接受荣格及（或）东尼．沃尔芙（ToniWolff）第一手分析的第一代荣格学人都过世了。次一代的荣格分析师对于我的故事也开始感到较多的兴趣，他们想了解一九五○年代苏黎士的景况，当年我花了整整两年暑假及另外两年部分的暑假待在苏黎士。当荣格学院还只是个拥有三十个国际学生的小规模机构，我就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待在那儿，当时的国际学生要不从美国来的就是从欧洲来的。
随着我逐渐成为荣格社群的政界元老，各地的发展小组开始要求我发表关于荣格及苏黎士早年景况的演讲，可是当时我的研究兴趣仍然聚焦于荣格分析、梦的理论及实务以及分析关系等议题。当我在一九九五年主席任期届满时，安德鲁．沙缪斯（AndrewSamuels）建议我写下荣格派自创始到我完成书籍这段时间的进展历史，这本书命名为《荣格学派的历史》（TheJungians），书籍在二○○○年由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此时我满心所想的都是荣格派进展史，对其兴致也逐步深化。
后来我也渐渐明了我的人生旅程及我身为两位第一代荣格分析师之子的事实，让我很早就得以透视荣格派进展史，这段历史从一九四○年代横跨至今日。我的身分也让我得以认识多数的第一代荣格分析师，特别是那些远道前来美国及洛杉矶并留宿我家的分析师，有时候他们在我家住了整整有一个月之久。战后时期，美元相当强势，这也让我的父母及其它人能够在合理的支出下将卓越的第一代分析师带进加州。
其后在我担任IAAP副主席及主席的专业人生阶段，我得以与这一代及下一代的分析心理学家会面，也因此我的一生跨越了荣格世界自一九四○年代至今时今日。
因着我的人生经历与荣格派及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并行，我在二○○七年那年获邀撰写回忆录。当时签约要在两年内完成此书，但是其间发生了好些重要的事件让书写中断，因此我无法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回忆录。首先，二○○九年《红书》出版后畅销于美国，我获邀针对《红书》发表演说及评论，而我也几乎花了一年的时间才完成这些邀约。
第二个事件则是我父亲与荣格书信集的出版工作，此书由安．拉莫斯（AnnLammers）编辑，虽然她接下编辑及大部分的出版工作，但我也在编辑过程中看头顾尾并为此书撰写序文，在这项计划中显然也投入不少心力。
此外，接连地健康红灯也让我无法投入回忆录的书写工作，就这样进入二○一三年尾声。当时我在中国及台湾先后参加两场会议，会议期间我遇见来自苏黎士的荣格分析师暨易经学者克莉丝塔．罗宾森（ChristaRobinson），我向她提及我接续执笔回忆录的困难处。著述过程中让我难为的是表达对同僚的负向情感，我第一手目睹荣格学人在显要光环下的巨大阴影面，百般不情愿在回忆录中描述这些事件情节，克里斯塔帮助我解开我对于某些荣格派同僚的「毒舌」评论。在那之后，书写的工作就相当的顺畅，而我也得以完成这本回忆录。
书籍完成后，王浩威医师就与我商讨将书籍译成中文并由心灵工坊出版的事宜。心灵工坊专业负责出版深度心理学及超个人心理学的书籍，专业译者及荣格派学生徐碧贞旋即接手将这本回忆录译成中文，因为碧贞在旧金山湾区居住并工作，我们得以直接沟通翻译过程中的疑问。就我的观点而言，整个翻译过程相当顺畅，但译作仍得由中文的读者来评断。
是何缘由让本书在英文版出版后没多久就被译成中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再讲另一个故事。二○○六年当年陈怡蓁及张明正夫妻会同申荷永前来旧金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瑞士渡长假前两天的傍晚，我接到张氏夫妇的电话邀约我与他们在隔天共进午餐，幸运的是我当时正好有个空档而促成了一场美好的午餐会面。午餐席间，明正及怡蓁亲切地邀约我和珍一同前往台湾，为他们在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的学生们提供一系列的研讨会。二○○七年十月，珍和我首度前往台北，正逢巨大的台风来袭，但这并未打消学生们参加研讨会的热忱，而我们也对学生们在荣格派的学养深度印象深刻。珍和我当时是第一对到台湾台北授课的西方荣格分析师，在我们之前，台北已有日本的?口和彦博士（HiguchiKazuhiko）及沙游治疗创始人多拉．卡夫（Dora Kalff）之子马丁．卡夫（MartinKalff）前来讲授沙游治疗，而我们两人则是第一对西方荣格分析师前来讲授荣格心理学。从那年开始，我们几乎每年都会再回台北。
当台北聚集了一群专业人士开启对于分析心理学的兴趣，台湾荣格发展小组也应运成立以协调研讨会、读书小组及个人分析的工作，我成为所谓的「联络人」（LiaisonPerson）负责与IAAP协调。在此同时世界各地已有许多的发展小组成立，这是IAAP扶持尚未有正式荣格社群的国家发展分析心理学的模式。台湾极为幸运，因为旧金山的荣格分析师莱莎．拉维茨（LizaRavitz）有一年和我一同前往台湾授课，她很喜爱台湾同时也决定和她先生重返台湾两年提供分析、督导并在大学授课。这让台湾的发展小组大大领先其它的发展小组。对大部分的发展小组而言，当前面临的最大议题就是无法得到个人分析时数，其它发展小组的分析师候选人几乎都必须千里迢迢远道找寻个人分析的机会，而在台北的分析师候选人得以有两年的持续分析，在莱莎之后是否后继有人则尚待分晓。
台北的工作是我跟珍所从事过最有意义的一份工作。因着一个出乎意外的事件带领我们前往亚洲，特别是台弯这个我们想都没想过会去的地方，台湾及在地人对待我们两人是如此的温暖及慷慨，我们也回报以相同的温暖热情，这也是为什么这本回忆录会如此迅速地被译成中文。我要特别感谢出版社、王桂花、王浩威、徐碧贞及郑文郁等人的付出让这本书得以迅速出版。我很确定仍有许多幕后工作人员的付出值得一提，仅此具名提出这几位与我有直接接触的人员。
这本书是我身为荣格派的个人论述，书中部分内容属个人的揭露，其它部分则描绘我这一路走来所经历的专业事件。机缘巧合下我的人生与好些主要关键的政治事件交会，除了在战时跨越北大西洋，我在苏联及东欧共产国家垮台之际成为IAAP的主席；此外，我也计划在莫斯科书展时前往莫斯科签约将荣格全集译成俄文，时值戈尔巴乔夫及共产党回掌政权那三日，三日后由叶尔钦重执政权并将共产主义永远逐出。虽然书展被共产政权取消了，我仍然前往莫斯科签订翻译契约，因此我也经历了共产跨台的头几天。翻译约虽然签订了，但最后仅有一册，也就是全集的第十五册在俄罗斯发行，其它几册虽然陆续被翻译，但是这些译本与西方的荣格社群没有任何的正式连结；当种族隔离政策经公投否决当下我也正好在南非；而当嬉皮风及心理迷幻药兴起之际我正在旧金山。回首这所有我写在回忆录中的经历，我压根儿没有想到我的人生会见证如此多的世界重要事件，这一切皆源自机缘巧合。
期望中文及亚洲的读者会对这段历史感到兴趣，虽然书中大部分的内容与亚洲的分析心理学发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希望本书的内容能够以较宽广的观点一窥世界各地分析心理学的发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