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思维: 拥有智慧思考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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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斯贝特
中信出版集团 2017-8

序言

科学的逻辑即商业和生活的逻辑。——约翰•穆勒

早些年,如果要涉足调查研究领域,几乎每个进了顶尖大学的学 生都需要掌握一些三角学;而如今,最基础的理论则是概率,其中统 计和决策分析尤为重要。——劳伦斯•萨默斯,曾任哈佛大学校长

“余弦”这个词绝不会出现。——罗兹•查斯特,《成年秘密》

你花12 美元买了一张电影票,但是在观影一个半小时之后,你失望地发现影片极其无聊乏味。此刻,你应该坚持留在影院,还是立即离开呢?

你投资了两只股票,其中一只在过去几年一直表现极佳,不断上涨,另一只则让你遭受了微小的损失。眼下你需要一些钱,不得不抛售其中一只股票。你是会卖掉那只成功的股票,以避免被套牢在那只失败股票带来的确定损失里;还是会卖掉失败的股票,并寄望于那只成功的股票会继续表现良好,让你赚到更多的钱呢?

你必须在求职的两个候选人之间做出抉择。候选人a比候选人B的工作经验丰富,也有更强的推荐人。然而在面试中,候选人B表现得更出彩,也更具活力。你会雇用哪一位呢?

你是一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有好几位女性应聘者写邮件给你,抱怨公司录用了实力不如她们的男性应聘者,而拒绝了她们的申请。你如何调查在招聘过程中是否真的存在性别歧视问题?

《时代》杂志最近的一篇报道指出,父母不应该试图控制孩子摄入的食物,因为如果父母这样做,他们的孩子可能会超重。你发现这个论断中的疑点了吗?

那些每天小酌一两杯的人比其他人面临的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少。如果你先前只习惯略抿一两口酒,现在你会喝上一两杯吗?如果之前不喝够三五杯酒便不过瘾,现在你会少喝一些吗?

上述种种问题不会出现在你的智力测试题目中,但是针对这些两难问题,的确存在较拙劣和较明智的不同解决办法。当你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你便会拥有一个认知工具箱帮你有效思考这些问题,当然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你的思维方式焕然一新,决然不同于从前。这些工具包括科学家在多个领域中发展总结出的100多个概念、原则、推理的规则,它们多见于心理学和经济学领域,当然统计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也贡献不小。有时候,基于常识去解决问题会导致错误的判断和不当的行为。这本书所介绍的概念会向你展示如何有效地思考和行动。这些想法为我们的常识提供了注脚——你能够学到新的原则和规则,将它们毫不费力地自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那些突然出现的诸多问题中。

本书还解释了一些如何实现推理和做出有效推断的最重要的问题。如何解释一件事?(可以是任何事,比如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做出如此恼人的事?为什么一件产品上市后不受欢迎?)我们如何辨别那些偶然联系的事件与只是在特定时间或地点彼此联系的事件之间的区别?什么样的知识是确定无疑的,什么样的知识只是某种推测?在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一个好的理论应具备怎样的特征?我们如何分辨出哪些理论是可以被检验的,哪些理论不能?如果我们已知一个理论,它讲述了某种有效的商务或专业实践方式,那么应当如何以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证明它?

媒体总是用海量的所谓科学发现轰炸我们的认知,然而它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我们怎样才能正确评价媒体呈现给我们的那些相互矛盾的科学论断呢?什么时候我们应当相信专家——假设我们在海量信息中能找到那些专业术语,而什么时候应当存疑?

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出各种选择,让决策帮助我们以最佳方式实现目标,并且真正改善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

“推理”真的是可以传授的技能吗?

   世上真的存在某种方法,可以让人们在学习之后更有效地思考吗?不仅仅是知晓更多的事情,比如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或开平方根的步骤,更包括学到确切的推理思考方法,人们借此可以更加准确地处理个人和专业方面的问题,让结果更令人满意。

尽管2 600 多年来,哲学家和教育家总是信心满满地宣称“推理”是可以教授的,然而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远谈不上清晰明朗。柏拉图曾说:“即使是愚笨之人,如果他们接受了算术训练……其反应速度也会比之前快……我们必须努力劝说那些将领导我们国家的人,去学习算术。”后来,罗马的哲学家们又摸索出学习语法和锻炼记忆力的方法,以此来提高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中世纪的学者则强调逻辑的重要性,尤其是三段论(例如,所有人的生命最终都会衰亡。苏格拉底是一个人,因而他终将面临死亡)。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们又加上拉丁文和希腊语,可能是因为他们认为使用这两种语言有益于传承古典文明。

人们钻研算术、逻辑和语言学规则的信念是如此强烈,以至到了19 世纪,一些人还笃信基于复杂规则体系的纯粹脑力训练足以让人们更加聪明——任何复杂规则体系皆可。一位19 世纪的教育家坚持认为:“作为一个英国人和一位教师,我认为在教育英国的孩子时,拉丁文不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教学工具,这一点很明显。就教育本身而言,掌握一门语言并不那么重要,要紧的是习得它的过程。如果说将拉丁文作为教学工具有一点好处的话,那便是它无与伦比的高难度。

然而,并没有一丁点儿证据可以证明这些教育家的观点——无论是柏拉图的说法,还是那些年迈守旧的拉丁文教师的看法。因而,在20 世纪初期,心理学家开始尝试挖掘一些科学证据,以支持存在思维推理过程,以及如何提升思考能力。

这些早期的研究对后来出现的“形式训练”(formal discipline),即训练人们如何思考而不是如何获知信息,没有什么帮助。19 世纪与20 世纪之交,爱德华 •桑代克坚持认为,再多的脑力训练或者钻研那些抽象的思考之术也无法让人更聪明,教育学中的“学习拉丁文”理论也并不奏效。他表示,自己通过实验证明了,那种把从一个认知任务上学到的技能代入另一个任务中的“迁移训练”(transfer of training)只会发生在两个问题的具体情境极其相似的情况下。但是,桑代克所研究的任务有时候并不能真正算是包括了逻辑推理过程的任务。比如,练习删除句子中的单词并不能让人提高删除整个文段中某些部分的速度。你很难认可这种状况包括了逻辑推理的过程。

20 世纪中期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赫伯特•西蒙和艾伦•纽厄尔也表示,人们无法习得关于逻辑思维的抽象规则,并且提供了一些更有力的证据。然而,他们的论断仍是基于十分有限的观察。学会了解决汉诺塔问题(当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可能玩过,将一根柱子上套着的一叠圆盘移动到另一根柱子上,其间不能将大圆盘放在小圆盘之上)并不能帮你解决传教士和野人问题——你需要设计出一个过河方案,需要保证在任何时候,船上野人的人数都不超过传教士的人数。这两个问题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并不会因为会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就能自然地成功解决另一个问题。这个结果很有趣,但是仍不足以说服我们,人们不能通过训练而从特定的问题解决方法中总结出可用于解决同类问题的通用方法。

瑞士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致力于研究儿童的学习过程。20 世纪中期的主流思潮认为,不存在可用于逻辑思维的抽象法则,而皮亚杰是反主流的一个例外。他认为人们的确拥有这样的法则,包括逻辑法则和用以理解抽象概念(例如“概率”)的定式(schema)。然而,他相信这些法则无法被教授,孩子们只能在不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总结出规律,他们需要自己发现解决每种具体问题的特定法则。并且,人的全部世界观将在青少年时期成形,每个具备正常认知状态的人都会终身保有他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世界观。

在皮亚杰的观点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即人们会将自己习得的对世界的认识应用于日常生活,而他的其余观点则是错误的。人们形成的世界观可能源自对自身经验的总结,也可以由他人教授(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之后,我们仍在不断学习),人们在推理时运用的特定抽象规则体系往往大相径庭。

20 世纪初的心理学家们认为“形式训练”是无稽之谈,他们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单纯通过训练大脑并不能让人变得聪明。思维训练的原理有时类似肌肉训练,但两者并不完全相同。大量进行举重训练可以增强你的力量,但是用旧思维思考任何事都无法让你更聪明。学习拉丁文几乎不会让你在逻辑思维上获得任何提升。在构筑思维的“肌肉”时,你要学习的概念和规则背后的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你学习的某些东西是无用的,而有些则是无价的。

跨界认知

我一直坚信,将某个科学领域中的观点放到另一个领域中可能会极有价值,而这一点也是我完成此书的契机。学术界有个颇受欢迎的流行说法——“跨学科”,但我敢肯定一些人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并不能解释“跨学科研究”究竟好在哪里。然而,它的确是无与伦比的,让我来告诉你原因。

科学常被比作“无缝隙的网”。意思是,一个研究领域中的事实、方法、理论和推理的原则可能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大有裨益。哲学和逻辑确实能影响几乎所有科学领域的思维方式。

物理学中对场论的研究让心理学界开始关注场论的概念;粒子物理学家则会使用心理学家设计出的统计方法;研究农业应用的科学家发明的统计工具对于行为科学家意义深远;心理学家由老鼠如何学会走迷宫而推演出的理论启发了计算机科学家,后者借此研究如何让机器学会学习。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18 世纪苏格兰的哲学家关于社会系统的构想,尤其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即社会财富来源于理性行动者对于自身私利的追求。

今天的经济学家对我们理解人类的智识行为和自我控制做出了巨大贡献。心理学家会从经济学中有关人如何做出选择的观点中汲取灵感,而经济学家的科学研究工具又因为吸纳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实验技术而得到长足发展。

现代的社会学家要特别感激18 世纪、19 世纪的哲学家,那时的哲学思想深刻启发了人们对社会本质的认知,其影响延续至今。认知和社会心理学家扩展了哲学家所提问题的范畴,并且找到一些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谜题的答案。关于伦理的哲学讨论和涉及世界观的理论引导着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神经科学的研究和相关概念正让心理学、经济学,甚至是哲学领域悄然改变。

下面的几个例子来自我的研究经历,它们展现了从一个科学领域借来的东西是如何深远影响另一个领域的发展的。

我接受过社会心理学的学术训练,但是在我研究生涯的早期,我主要关注饮食和肥胖问题。在我开始研究工作的时候,无论在科学上还是在医学上,传统观点都是,超重的人是因为自身摄入食物过多。但实际上,大多数超重的人很明显都处在饥饿状态。心理学家借用了生物学中的“设定值”这一均衡概念来研究肥胖问题,例如人体会试图维持一个温度的“设定值”。肥胖的人体内脂肪与其他物质比值的“设定值”与体重正常的人不同。但是社会规范会催促他们变瘦,此时他们便会进入习惯性饥饿的状态。

我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如何理解导致他人和自身行为的动因。物理学中的场论概念推进了这方面的研究,新近研究表明,人类行为更多是受到环境和情境因素的影响,而不是个体内在因素,例如性格、能力和偏好。这一认知让我们容易看清我们在解释行为动因时的随意性。在分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为,甚至是某些客观事物的状态时,我们常会忽略一些环境的因素,反而过度强调了个体本身的特征。

在学习因果归因法时,我越发明显地意识到,大部分情况下,我们在探求自身行为的原因时视野是极其有限的;我们没有直接途径理解我们的思考过程。这一有关自我意识研究的进步主要归功于迈克尔•波兰尼,这位化学家扭转了科学哲学领域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我们拥有的大部分知识,甚至是对专业领域的认知(或者说尤其是这样的专业认知)都是“沉默的”,它们很难或者根本不可能用语言阐释。我和一些学者针对这种思考特性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对以前那些基于自我报告的思维过程和分析个人行为动因的科学研究提出了质疑。这项研究引起了心理学,乃至整个行为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测量方法的变革。该研究也让一些学生确信,对行为动机和目标的自我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靠的——其原因并非自我提升或自我保护,而是思维过程本身是极难被感受和描述的。

在自我报告中发现的错误,让我开始怀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推理的准确性。受到认知心理学家阿莫斯•特沃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启发,我将人们的逻辑思维过程与科学的、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符合逻辑的标准进行比较,发现人们大部分的判断发生了系统性错误。人们的推论常常破坏了统计学、经济学、逻辑的原则和基本的科学方法论。而心理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影响了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最后,我的一项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的人和西方人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有时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哲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思考为这一学术议题提供了指引。随后,我更加确信,东方人的思维习惯,即辩证法,为思考提供了强大的工具,而这种方式可以造福西方人,就像这些年来西方人曾经为东方人带来理念帮助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