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精神分析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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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索姆斯
本站原创
9787122330055
88.00

我很欣慰自己的精选文集能被精神分析学院的《精神分析思潮》系列书所收录出版,尤其是因为这在我看来意味着更多人开始对神经精神分析充满兴趣——一开始,这个学科并没有在主流的精神分析世界当中受到欢迎,然而现在还是大步启航了。

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刚开始和神经病学以及神经外科领域的病人工作时,几乎不可能对他们与那些怪异和深刻的心理异常现象做斗争的过程无动于衷。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最终,大脑是意识的器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神经科学和神经心理学领域的同行们对于这些病人障碍中的主观部分是如此不屑一顾。他们似乎只是对医学部分有兴趣(这些精神层面的症状为理解和诊断潜在的大脑病变提供了哪些线索?),或者只是对认知层面有兴趣,比如这些病人在记忆、语言、问题解决等诸如此类的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他们仿佛只是把大脑看成一个身体器官,或者一件信息处理设备——就像一台电脑似的。大脑是人性知觉的来源,他们似乎对这点并不感兴趣。对我而言,这显然是大脑最独特的部分:它几乎具有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调节身体功能和像电脑似地解决问题,也能反映出其本身的存在状态,去感受各种感觉,去拥有欲望,去陷入爱河——简而言之,去构成一个“人”。

因此,对我而言,这些病人令人充满兴趣的地方不仅是他们的神经病理学方面的异常状态和认知障碍,还包括那些脑部疾病对他们的自我意识、自尊、世界观、现实感知、关系和梦所产生的影响。

我想要尽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设置最好是自然的,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作为“人”去进行观察与了解。因此,在1986年我提出请求,这个请求在当时我的许多同事看来无异于职业生涯的自杀行为:我要求在神经外科的大脑与脊椎康复部门花尽可能多的临床时间。没有人想要在那里工作,这在当时被视作职业生涯的垃圾场与死路。但这样的经历让我能够经年累月地和病人一起工作,而不只是在急诊病房或门诊进行日常工作,甚至只是花几个小时在某个病人身上——这是行为神经学家和神经心理学家们的通常做法。这也让我有机会看到这些病人是如何与彼此产生互动行为的,他们如何与朝夕共处的工作人员建立关系,他们在探视时间如何与家庭及心中所爱的人们进行沟通,以及这些关系如何随着对于其丧失的哀悼而发展,并且一起经历他们会面对的各种情绪挑战。这也让我能够见证他们如何面对回归家庭之路,开始努力融入一个对他们而言全新的、怪异的和恐怖的外部世界。

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像是走进了玩具店的孩子——这样的描述并非为了要轻描淡写这些病人们所遭遇的人间悲剧。现实很快让我发现,这些病人应对挑战的方式不仅与在健康人群或精神科通常所能见到的方式非常不同,并且他们应对世界及其内在世界的五花八门的方式与其大脑受损部位具有系统性的关联。那就是说,大脑不同部位的损伤会对心智过程(心智的全部)造成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规律且可预测的。就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当然就意味着不仅是大脑的认知及信息处理能力以一种系统化且符合法则的方式呈现在大脑中,还包括所有的精神功能,如情绪的组织、动机和人格等也会符合这些法则。于是我开始对此感到着迷,感到自己有可能能够标识出其中一些法则关系,而方法则是通过研究这些病人的人格结构变化,并且结合不同大脑部位受损所致的不同精神异常后如何重新组织其正常功能来进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需要一个开展调查的合适方法,以及合适的概念化语境,这样才能开始我的调查之旅。

这就是我进入精神分析世界的开端。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在发展一套系统化方法,用以观察调查心智的内在过程并形成描述性语言的方面,没有别的学科能够做出比精神分析学科更加认真的尝试。

我当时手头只有企鹅出版社的弗洛伊德文选,当然也还未经历过精神分析训练或督导,但还是尝试以业余调查者的姿态进入神经病学及神经外科病人的内在世界中(整整3年后,我开始接受正式的精神分析训练)。对这些工作我也得到了妻子的大力支持,并且她答应将这些内容变成自己的博士研究论文,与此同时,我做了一个特别的研究,并且把这些病人的梦境变化作为自己的博士研究论文主题(这两篇论文的研究成果在本书第一章和第三章都有呈现)。

我们开展研究的方式是把这些病人们送去接受心理治疗,某种程度上我们当时凭直觉认为这是进入他们个人思考和思虑的最佳途径,也许也是能够使他们如实分享切身幻想与恐惧的唯一方式。

我几乎不需要再次强调这些病人是多么需要并欢迎心理治疗的帮助,他们的家属也是如此。心智-大脑二元论所导致的令人震惊的后果是,那些经历了中风和脑瘤(或类似状况)的病人通常并不会被提供和精神科病人同等的心理照料。这些病人被认为是“大脑”病了,而不是“精神”病了。但就如我说的那样,因为承载其心智的器官受损,大脑疾患的病人都承受了相应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去接受精神世界中那些最令人困惑的、难以理解的变化,这几乎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例如,他们中的有些人会失去留下新鲜记忆的能力,或者无法区分记忆与幻想,或者无法区分梦境与现实(参见第四章)。他们可能同样也会失去在时间维度上把事情进行排序的能力,或者无法感知自己身体部位在空间中的位置,或者不知道自己身体哪边是左边以及其所对应的世界,或者无法从床走去厕所再从厕所回到床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无法理解周围人所说的语言,并且无法理解为什么(或者说无法意识到)周围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自己所说的话,他们也可能无法辨认出镜子中的脸是自己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焦虑、渴望或兴趣的能力,或者相反地,他们失去了抑制幻想与恐惧的能力,相应地把许多野性的初级愿望动不动就付诸行动,并且也无法理解到周围人会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他们也可能会否认自己最明显的一些缺陷,例如会试图用瘫痪的那侧肢体行走,或者他们会坚持认为瘫痪的那侧腿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或者他们会宣称瘫痪的那侧腿是自己正在临时照看的一个小婴儿等(参见第五章)。当你坐着倾听这些来访者,试图理解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识别出背后的心智结构与动力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你一定会逐渐拼凑出心智是如何在大脑组织中呈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通过精神分析所能理解到的。

还有什么比这种探索更令人激动的呢?如果我们能把握这个机会,把过去120年所有纯临床观察与我们今天所能理解到的大脑的解剖及生理学关联到一起,那会给精神分析的未来导入科学属性。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受益于脑神经科学领域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而弗洛伊德早就热切宣称“总有一天”这样的关联会变得可能。

对我个人而言,最初非常震惊于很多精神分析界的同行对这些契机所展现出的阻抗与不情愿。所幸的是,这些阻抗也在逐渐消解。如今,在全球不同城市,我们有几个分析师团体长期与神经科病人开展临床工作,不断验证、延展和修正我和我妻子在最初提出的那些观察,这些内容最早都被呈现在《神经精神分析临床研究》(Kaplan-Solms & Solms, 2000)一书中。我们也在全球各地不同城市举办年度神经精神分析大会,通常会有几百位精神分析师前来参加。

如我之前所述,除了对大脑损伤病灶所致的人格改变进行临床解剖学研究(我一直将之视为神经精神分析的地基)之外,我也对形成梦境的大脑机制进行临床解剖学研究。我之所以选择研究梦境的功能是有显而易见的原因的:由于梦的理论在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整体理论发展的历史上具有基础意义,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理解大脑是如何形成梦境的,我们就可以在神经科学的层面上定位所有心智模型的基石。我认为这也可以用来有效检验我们从临床观察大脑损伤病灶所致的人格改变过程中所得出的推论。

发现我们真的可以通过这些方式进行研究令人振奋不已——我们不仅能理解大脑如何形成梦境(与此同时这也确认了我们通过其他一些临床解剖学研究所得到的观点),同时还可以确认那些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元素与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是高度一致的,这也会反过来帮助现有神经科学中有关梦的理论进行修正,这也同时会导致精神分析理论重新被提上科学性的议程[在随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些基本错误也被指出(参见第九章),但这就是科学存在的方式]。

相比我的精神分析同行们已经做好准备吸收全世界各地神经科学实验室中日新月异的、关于“心智如何运转”的高新实证,很遗憾大部分神经科学的同行却并没有准备好在科学领域重新纳入精神分析的理论与视角,或者相应去调整他们的思维模式。

我希望本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扭转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

在这些结语中我只提到了两位神经精神分析的创始研究者:我和我的妻子。还有许多其他人后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多研究,这个进程中他们大规模拓展了精神分析的视野,不仅仅是为了触及其他议题,更是为了拓展科学影响力的疆界。他们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本册的文献参考中,一些文章也是和他们一起合著的。我的一些早期优秀合作者包括:奥利弗·特恩布尔、凯特琳娜·福特波罗和雅克·潘克塞普。近几年也涌现了更多优秀的研究者。我特别想要感谢神经精神分析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大家亲切称之为“行动小组”)及其一系列国际分支机构的义务劳动,例如伦敦神经精神分析基金、纽约神经精神分析基金会以及开普敦的神经精神分析信托基金。我也想要感谢阿斯特和查普曼家族对这些基金会持续的慷慨解囊。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神经精神分析研究方面的收获在神经心理学的领域塑造了一个巨大转变,以至于“认知神经科学”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对其实质的误读。有些研究者认为如今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概念去替代这个落后的概念,进而应用“情感神经科学”这一相近的学科概念来加以表达,这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是把大脑像电脑一样去对待(或者某种程度上认为大脑只是一系列化学组合)。现实是,心智的两大方面最终被糅合成了一种,而心智到底如何工作的全面视角也正进入更多人的视线。我希望第二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可以让读者对此有所理解。

我们正在经历神经科学的黄金年代,这个阶段有大量的突破,我们最终意识并理解到大脑首先是主观的,而非客观的;大脑最重要的方面是其对于感觉、情感、意志、自由意志、自我和信息处理方面的独特功能。这些属性是大脑所独有的,并没有其他身体器官具有这些部分,在宇宙中也没有已知的其他物质能够如此。毫无疑问,为了理解这部分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我们需要聚焦于这些特质上。这些特质在过去120年里一直是精神分析的主观部分。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可以基于其发展史来给神经科学提供很多素材,这也是为什么25年前我决定接受成为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我很高兴有那么多精神分析同行现在开始意识到这是个历史性机遇。

这就是弗洛伊德一直在等待的时刻。他曾在晚年写信给艾伯特·爱因斯坦:“选择心理学从来没令人后悔过,相比心智的发展,没有另一个领域比之更加宏伟、丰富、神秘,人类值得在此投入所有的智慧。”

马克·索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