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赢了或输了一次以后，那个男孩这样告诉我们，我就知道，如果对手是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的诡计只会使他改变一下形势；如果他是一个更加聪明一点的人，他就会想到我是会这样考虑的，于是他就会出同样的数字。

这样，这男孩为了得胜依靠的是将他对手的大脑皱纹的多少客体化。这个观察方法是与想象的认同有关连的。这个关连是由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出来的：即他是通过对他的态度和他的模拟的内在摹仿而做到对物体的正确估计的。

但是，再进一步时他能怎么做了呢?对手在认识到我很聪明会随人变而变以后就会运用他自己的聪明而看到只有装傻才会占我的上风。到了这时，在推理中就没有别的有用的步骤了，

因为到了这时他只有在一个无定的摇摆中重复自己了。

如果是一个完全的愚人，推理可以客观地成立，除了这个情况之外，孩子只能考虑他的对手是到达了这第三步的顶头的；因为他是能作第二步的推理，由这第二步他 被他的对手看作是一个在将他客体化的主体，因为确实他是这个主体。这样两个人都被关进了所有的纯粹双重的主体间性都具有的那个死胡同里了。这就是无可救药 地面对绝对的他人的死胡同。

顺便注意一下在组成第二步中智慧所起的消失中的作用。在这第二步中从素材的不定中显示出了辩证关系。我只要把这个作用归于我的对手，他的功能就有用了，因为由此这个功能就是不定情况的一部分了。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在每一步上与对手的想象认同的道路是预定失败的道路，我们认为它排除了真正的象征过程。每当这个认同不是对着对手而是对着它串连起来的推理(文中表明了这个不同)时，这个过程就出现了。再说事实证明这样一个完全想象的认同在整体上是失败的。

这样，如果每一个游戏者算计的话他就只能在双重关系之外才可以找到得救办法。这就是说在制约着向我提出的那些事件的系列的法则之中。
这是非常对的。如果是我来给出要猜测的事件，也就是说我是主动的主体的话，在每一时刻我的努力就是要告诉对手有这么一种制约了我的事件的某种规整性的法则，这样就可以通过违反这个法则来尽可能地让他失算。

这个做法越是能摆脱那个不以我意志为转移的真正的规整性，它就实际上更能成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让学生作为实践课做的这个游戏中有一个参加者说，当他感 到不管有没有理由都被人看透了时，他是这样来摆脱这种感觉的：在他向他的对手提出要猜的数字时，他按照的是将马拉美的一首诗的字母按约定方式转成的数字序 列。

但是，如果这场游戏进行到整首诗的长度那么久，如果对手奇迹般地认出了这首诗，他就可以全胜了。

这就使我们认为，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是存在的，我们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理解了他从比如说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中总结出来的教诲的各种含义，那么就可以设想那么一台现代的计算机器，它因看出了在长期中不为人所知地左右了主体的选择的那个语句，结果在单双数的游戏中以大大超出一般比例的概率而赢了。

这可能是个纯粹的悖论，但是在这个悖论里有这样一个意思：如果说我们拒绝将一台有如此奇妙表现的机器称为思想机器，那不是因为它不具有人类意识的性质，而是因为倘若机器没有比人更少受制于能指的召唤，它就并不能比普通的人更能思想。

再说提出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也可使我们懂得某些人感受到的不安或焦虑的效果，他们是很想让我们知道这个效果的。

从那些精神分析者们来的这个反应颇为可笑，这些分析者的全部技术都是建立在无意识的规定之上的。我们是将无意识的规定与所谓的自由联想相配合。这些分析者可以在我们刚引用过的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清清楚楚地读到，任何数字都不是随便选出的。

但这个反应也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想起有一个东西他们是怎么也无法摆脱世俗意见而学会辨认出的，这个东西就是弗洛伊德的超度规定的本质，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提出的象征规定。

如果这个超度规定是要被看作是实际的，就像我的例子向他们表示的那样，因为他们像所有的人那样把机器的计算与它的机制混同起来，那么他们的焦虑就是有根据 的了。因为以一个比碰碰斧头更凶险的动作，我们就成了将斧头带向这些“偶然的法则”的人了。为这个动作所激动的人们作为真正的决定论者是有理由感到，如果 人们动了这些法则，什么也都无法想象了。

但是这些法则正是象征规定的法则。因为很明显这些法则是先于对偶然性的实际观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人们是根据是不是服从了这些法则而来决定一个物件是不是适宜用来组成偶然事件的系列的。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系列总是象征性的。譬如说为了这个功能而采用一个硬币或那个被相当不错地叫做骰子的东西。

过了这个阶段，我们就应以一种具体的方式来说明我们认为的能指对主体的统制。如果这是个真理，这个真理无处不在。我们应能在我们所及的范围的任何一点上让它像奥鄂巴赫的小酒馆里的葡萄酒那样喷射出来。

就这样我们采用了这个故事，而没有多加考虑就从中选出了这个有关单双数游戏的有争议的推理：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合用之处，而我们的象征规定的观念已使我 们不能将这个合用之处看作是纯为巧合了，即使在我们的深究中没有看到坡在他的小说中是抱着一种与我们的目的相近的目的也罢。坡是组合战略研究的先驱，而这 些研究正在使科学的秩序焕然一新。我们至少可以说我们的阐述所展示的东西使我们的听众大为触动，以至于我们是在他们的要求之下才发表这一讲稿的。

在将这一稿子按照与口头要求不一样的书面文的要求整理时，我们不禁预示了一些观念的以后的发展。这些观念是在这里提出来的。

因此，我们对象征中的能指的观念一直不断强调，这在这里也倒溯地表现出来。我们相信，对一直追随我们的人来说，以某种历史的假装来抹去一些特点会显得不自然。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免去那些特点而不至于使他们的回忆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