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老汇的抽搐之王（1）
1885年沙可①的学生图雷特描述了一种令人吃惊的病症，后来该病以他的名字命名。“图雷特综合征”马上就广为人知，其症状主要为因过度的神经能量而产生一系列的奇异动作与念头：抽搐、痉挛、行动乖张、表情扭曲、大吵大骂、无意识地模仿以及各种强迫行为，同时具有古灵精怪的幽默感和古怪滑稽的表演才能。最严重的图雷特综合征会影响到感情、直觉、想象等生活的方方面面；病情轻一点的则只在平常的细节上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动作或冲动，不过即使是这样也还是显得有点奇怪。直到19世纪末期，这种病才被深入研究和广泛报道，图雷特医生和他的同事非常清楚，这样的症状是因为原始的冲动和渴望难以控制造成的；但也有生理上的原因，可以肯定的（即使还没有找到病源）是神经性的失调。
图雷特的第一份医学报告发表之后，几年内就有好几百个相似病例被报道，且没有两个个案是相同的。很明显，这种病的症状有的轻微温和，有的却非常强烈怪异。同样明显的是，有些患者能自己做适当的调节，从而让生活更加便利，甚至能因此使思考、联想与创意变得更加敏锐；但也有些患者完全被病症控制，被图雷特症带来的巨大压力和混乱包围，几乎找不到真正的自我。就像卢瑞亚医生形容过度记忆症患者那样：这个病总存在着“它”和“我”的斗争。
沙可和他的学生弗洛伊德、巴宾斯基、图雷特是最后一批将身体和灵魂、“它”和“我”、神经病学与精神病学进行平行研究的专家。20世纪之后这两种学派开始分道扬镳，逐渐变成没有灵魂的神经病学和没有身体的心理学。在这种情况下，对图雷特症作出的任何解释都看不到了。20世纪的上半叶几乎没有相关的病例报告。有些医生发现患者有丰富的想象力，就认为这是神秘现象，而大多数的医生听都没听过。那情形就如20世纪20年代的嗜睡症爆发并大规模流行，而现在早就被大家遗忘了。
嗜睡症被遗忘与图雷特症被忽略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的病情都很不寻常，都让人难以置信（至少人们不相信一般的药物会有用）。它们也很难被纳入传统的医疗架构中，所以就被遗忘了，神秘地“失踪”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事情暗示我们，这两种病还有更密切的联系。嗜睡症患者有时会出现运动机能亢奋或疯狂的状态，在发病早期，心理和生理的兴奋感不断加强，动作和抽搐不断加剧，强迫行为愈加明显。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被完全相反的情况控制，整个人进入恍惚的睡眠状态。而我则在这群人沉睡了四十年之后才发现他们。
脑炎综合征患者与嗜睡症患者脑中的多巴胺比正常人低很多。所以我从1969年开始，让这些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使其体内产生多巴胺进行神经传导。由于服用左旋多巴，他们的病情完全改观了。刚开始，他们从不省人事中清醒过来，慢慢恢复健康；接着，他们被推向另一个极端：抽搐和狂乱。这是我首次遇到类似图雷特症的症状：异常的兴奋、强烈的冲动、常常伴有古怪滑稽的幽默感。虽然我从没见过真正的图雷特症患者，但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把“图雷特症”挂在嘴边了。
《华盛顿邮报》一直密切关注那些醒过来的脑炎后综合征患者。1971年初，他们问我这些病人恢复得如何。我回答说：“他们一直在抽搐。”他们为此发表了一篇关于“抽搐”的报道。该报道发表之后，我收到无数封来信。我将大部分的读者信件都转交给同事，但是有一位患者，我答应要去看他，他就是小雷。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2）
图雷特症大联盟
拜访过小雷的第二天，我在纽约市中心街头看到了三个图雷特症患者。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据说这种病非常罕见，出现的概率是百万分之一；但那时我在一小时之内就看到了三个。我再次陷入混乱、迷惑和不解之中：会不会是我一直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没注意到这类患者，或者轻描淡写地将其归于“过敏”、“发疯”或“痉挛”？会不会每个人都忽略了他们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图雷特症并不稀有，反而相当常见，比原先预测的要多得多？第三天，我没有刻意留心，却又在街头看见两个这样的患者。这时候我突发奇想，对自己说，搞不好图雷特症患者到处都有，只是没被认出来；而一旦被认出来，就会发现他们比比皆是①。如果第一位患者认出另外一位，第二位又认出第三位，第三位认出第四位，这样下去，直到所有的患者都被认出来，最终，这群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成为我们当中的新新人类。他们彼此认识、互相关怀，紧密团结起来，并通过这种自然的方式不断集结，会不会建立起纽约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呢？
三年后（1974年），我发现我的幻想变成了现实：患者们真的成立了图雷特症患者大联盟。当时，他们只有五十名会员；而今，七年过去了，会员人数多达好几千（主要由病人和他们的亲友及医生组成）。如此惊人的增长速度应当归功于联谊会本身的努力。他们不断地想方设法进行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图雷特症患者的困境。这番努力引起了大众的兴趣和关注，大家不再厌恶和疏远患这种病的人。联盟还支持各种研究，从生理学到社会学都有。例如：研究患者脑部的化学物质，研究致病的基因及其他因素，探讨患者表现出的异常快速、混乱的联想与反应。他们还揭示病症原发和病情发展之后的本能与行为结构，研究患者的肢体语言和抽搐的语言结构，对患者喜欢谩骂和搞笑的特征有了意外的发现（其他的神经性失调症也会出现这种症状）。不仅如此，联盟还调查患者与家人或他人的互动情况，分析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图雷特症患者联盟的努力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成为图雷特症病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这也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病人首先了解自己的病症，对自己进行研究和治疗，成为最积极活跃的因素，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通过十年的努力，在联盟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之下，图雷特的直觉得到了证实：此病的确有生理上的原因。图雷特症的“它”类似于帕金森症和舞蹈症中的“它”，反映了巴甫洛夫所说的“下皮质层的未知力量”，说明脑部掌管行动与运动的区域出现功能障碍。帕金森症影响的是动作，不是行为，其紊乱的地方在中脑之间的连接部位。舞蹈症则表现为动作做到一半就出现混乱，问题在于大脑视丘中央的基底核。图雷特症则表现出情绪激动、本能失调等症状，其病源可能位于旧脑的最高处，也就是丘脑、丘脑下部、边缘系统与杏仁体这几个部位（这些部位决定了人的基本情感与直觉）。进一步说，图雷特症在病理上也使身体与心灵产生“脱节”，差不多介于舞蹈症与狂躁症之间。少数出现运动机能亢奋的嗜睡症脑炎患者、所有服用左旋多巴而从嗜睡转为过度亢奋的患者、图雷特症患者以及任何有类似症状的患者（比如中风、脑瘤、中毒或感染等等），他们脑中似乎都有过量的刺激神经传导物，特别是多巴胺。嗜睡型帕金森症患者需要更多的多巴胺来唤醒他们；同样，嗜睡症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从而产生多巴胺，这样才能醒过来；而过于兴奋的图雷特症患者则需要服用多巴胺的对抗药物（比如氟哌啶醇），以降低他们体内的多巴胺。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3）
当然，图雷特症患者不光是脑中的多巴胺过量，而帕金森症患者也并非只是脑中的多巴胺不足。众所周知，能够改变人格的病症必然存在很多微妙而普遍的差异：病人之间会有无数的细微差别，甚至同一个病人每一天的症状都不一样，就像左旋多巴无法治愈帕金森症病人一样，氟哌啶醇也不能治愈图雷特症患者，仅仅只能控制病情罢了。在单纯的医疗或药物之外，还需要用“存在”的方法作补充。特别是要能敏锐地了解患者在基本健康和自由情况下的行为、表现和行动，以及患者所承受的原始的冲动、对抗性冲击以及“下皮层的无名力量”。不会动的帕金森症患者能唱歌跳舞，这时的他完全摆脱了疾病的限制；而当发作的图雷特症患者唱歌、表演或游戏时，也能够从疾病中完全解放出来。在此，“我”战胜并支配着“它”。
我有幸与伟大的神经心理学家卢瑞亚取得了联系。从1973年到1977年他去世界各地的这段日子里，我常常将图雷特症患者的观察报告与录音带寄给他。在一封后期的回信中，他告诉我：“这的确非常重要，对这种病的任何理解都能使我们对人性的了解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病症可以让人这么感兴趣。”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
第一次见到小雷时，他才二十四岁。我发现他几乎不能正常行动，因为每隔几秒，他全身就会剧烈地抽搐几下。他四岁就患上这种病，虽然天生聪慧机智，再加上坚韧踏实的个性，让他顺利地接受教育，并完成了大学课程，还得到了朋友的敬重和妻子的爱慕，但每次发病都令旁人驻足观望，这深深地伤害着他。大学毕业后，小雷被解雇了很多次。究其原因，绝非能力问题，最大的障碍是抽搐症，以及他那被病魔折磨而变得好胜急躁、口不择言的脾气。他在性兴奋时会不由自主地冒出粗鲁的咒骂声，所以他的婚姻也出现了危机。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小雷也颇有音乐天分，如果不是周末能去当爵士乐鼓手，对此又有极大兴趣，他真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无论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如此。他以*突发的即兴表演著称，无法自控的抽搐或不由自主的击鼓动作就能带来一段美妙狂热的演出。就此而言，这种“突然的发作”也是一个意外的亮点。因为这种特殊的病，小雷在许多游戏上也有优势。他尤其擅长乒乓球，部分原因是他的条件反射与反应异常快速，不过更特别的则是他的“神来之笔”—“兼具快、准、狠的瞬间扣球”（用他自己的话说），实在让人瞠目结舌，防不胜防，让对手毫无反击之力。他只有在性行为刚刚结束、平静下来的时候或睡觉时才不会抽搐。还有，当他节奏鲜明地游泳、唱歌、工作时，或者听到节奏感强烈的旋律时，也能够不再紧张地抽动，获得片刻解脱。
表面上，小雷如此热血沸腾与滑稽粗鲁，内心深处的他则非常严肃认真有时还充满绝望。他从没听说过图雷特症患者联盟（那时候的确才刚刚成立），也没听说过氟哌啶醇这种药。读了《华盛顿邮报》上的那篇讨论抽搐的文章，他才知道自己可能患了图雷特症。确诊之后，我建议他使用氟哌啶醇。对此，他既兴奋又犹豫。我注射了一点氟哌啶醇作测试，他的反应相当明显，才用了八分之一毫克就有两个小时不再抽搐。这次试验成功之后，我开始用氟哌啶醇来为他治疗：每天三次，一次四分之一毫克。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4）
一星期之后，他来复查，眼圈发黑，鼻梁也断了。他说：“你他妈的药用得太多了！”他告诉我，即使这一丁点的剂量也让他重心不稳，他的速度感和时间感，以及令人惊叹的快速反应也受到了干扰。和许多图雷特症患者一样，他也喜欢转动的事物，特别是旋转门，他可以像闪电一样进进出出。但服用氟哌啶醇之后，他再也不能施展这项绝技了：由于对动作的时间估计错误，他的鼻子被狠狠撞了一下。除了这些新增的麻烦外，他频繁的抽搐动作并没有消失，只是间隔的时间缩短了，发作时间也没那么长了：有时候抽搐到一半就停住了，他发现自己就这么僵在那里。这么一点儿药量让他变成典型的帕金森症患者，肌肉绷紧僵直，脑中一片空白。这样的结果确实非常糟糕。这是药物过敏的反应，将他从一个极端抛到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从亢奋的图雷特症变成呆滞的帕金森症，让他永远找不到快乐的终点。
这次的经历让他感到气馁，不过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他的另一个想法也同样无可厚非。“假设你能够消除我的抽搐，”他说，“但结果会怎样呢？我就是由抽搐组成的，其他什么都没有了。”有点可笑的是，他觉得自己除了抽搐之外一无是处。他自称是“百老汇的抽搐之王”，用第三人称叫自己“抽搐不止的小雷”，他还说自己往往因抽搐而变得更机灵以至于都不知道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了。他说，他无法想象不再抽搐的生活会怎样，但也不能肯定自己已经迷上了这种病。
生病才有灵感
此时此刻，我蓦然想起，多年前，几位从嗜睡症中醒来的病人对左旋多巴也异常敏感。我从他们的案例中看到，如果患者能够过上丰富充实的生活，他们就有可能克服生理上的极端敏感和不稳定，也就是说，生命存在的和谐有可能弥补严重的生理失衡。我相信小雷也能做到，因为他并没有死盯着病情不放，也没有深陷于抽搐无法自拔。我建议他以三个月为一疗程，坚持每星期来诊断一次。这段时间里，我们可以看看，没有图雷特症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探讨，少了病症的眷顾和他人的侧目，生活会馈赠他什么好处；我们还可以检测一下，图雷特症对他的形象与收入有多大影响；如果没有得这种病的话，他会不会过得更好。我们可以在三个月内探讨所有的问题，然后再给氟哌啶醇的作用作一次公正的评判。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们深入而耐心地探讨问题。这期间他的心理压力很大，主要源于他面对自己、面对生活的自卑；与此同时，人性的潜能和各种优势也逐渐浮出水面，经历了图雷特症二十年的折磨，这些潜能仍然潜伏在那儿。这样的对话让我们有拨云见日的渴望和信心。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情况并非昙花一现，而是持续永久的转变。当我再次使用和以前同样剂量的氟哌啶醇来给小雷测试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不但不再抽搐，也没有明显的不良反应。之后九年，他一直沿用这种方法。
氟哌啶醇的疗效简直就是奇迹，而奇迹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小雷愿意让它发生。起初的药效之所以以悲剧告终，一部分原因无疑来源于生理的反应，更主要是因为，在那个阶段，治疗时机尚未成熟，当时经济也不允许。从四岁开始就患病，小雷没有任何正常人的生活经验：他非常依赖这种后天患上的病症，自然而然地在很多方面利用它。当时他还没有准备好放弃，而且（我忍不住这么想）如果没有那三个月的坚持不懈，下定决心专注思考，深入分析，他可能永远不会准备好。
百老汇的抽搐之王（5）
总而言之，小雷在过去九年里还是很快乐的，那是一种超然的释放。在被图雷特症束缚了二十年之后，在被原始的生理机能压抑了二十年之后，他终于享受到了过去不曾奢望的开阔与自由。他的婚姻更加美满和谐，还当上了爸爸，结交了更多的好友。大家不再把他当成患了怪病的小丑，而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去关爱和尊重。他在社区里担任重要角色，同时也有了稳定的工作。不过还是有点小问题，这些问题与图雷特症还有氟哌啶醇都有关系。
工作的时候，小雷一旦服用氟哌啶醇，就会显得“严肃、稳重和大方”，这就是他对那个“氟哌啶醇自我”的形容。他的动作和判断都变得慎重而周到，不再像以前那样急躁与冲动。不过，与此同时，他也没有了以前的狂热随性，少了很多灵感，甚至连做梦都不一样了。“想到什么就梦到什么，”他说，“不像患了图雷特症的时候那么曲折离奇。”他不再像以前那么高调，思维也不如以前那么敏锐了。他不再喜欢玩什么游戏，也不再擅长乒乓球，那种“杀个痛快、战胜对手”的感觉再也没有了。一言以蔽之，他不像以前那样争强好胜了，生活也越来越简单无趣了；从前让大家大吃一惊的冲动和突如其来的热情都不见了，不再脏话连篇，不再鲁莽放肆了。他越来越觉得，生活好像丢失了点什么。
更重要的是，收入越来越少，自我存在感越来越微弱这简直要他的命。服用了氟哌啶醇之后，他对音乐的反应越来越迟钝，都不能用平庸来形容了，他失去了激情四射的能量。打鼓的时候，他不再抽搐或不由自主地敲击—他没有了因*而自成一体的灵感。
发现问题后，小雷和我讨论，作出了重要决定：他会在工作日里老老实实地吃药，到了周末就不吃了，让自己放纵一下。过去三年他一直这样，所以现在有两个小雷—吃氟哌啶醇的小雷和不吃氟哌啶醇的小雷：一个是头脑清醒的上班族，从周一到周五处事冷静、深思熟虑；另一个是周末里“抽个不停的小雷”，精力旺盛、灵感不断。而小雷是第一个承认有这种奇怪情况的人：
患有图雷特症的病人会失去控制，整天都像喝得醉醺醺一样。服用氟哌啶醇之后就会变得迟钝，整个人显得呆板傻气。这两种情况都不是真正的自由。正常人大脑中的传导物质因时因地恰到好处，任何时候都可以正常地对感觉和语调进行传输，或轻或重，随心所欲。图雷特病患者做不到：他们被病症抛向九霄云外，服了氟哌啶醇之后又被拖入万丈深渊。正常人拥有天然的平衡，所以是自由的；而他们却要努力人为地保持平衡。
尽管既有图雷特症又要服用氟哌啶醇，尽管这样不自由，也不自然，但是小雷仍努力地去保持平衡，他的生活也慢慢充实起来。经历了这场病，他学到许多东西，从某种角度讲，他已经超越了疾病。小雷引用尼采的话说：“我已经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状态，现在还在不停地经历……说到疾病，我们不禁要问：‘没有它，我们还过得下去吗？’只有巨大的痛苦才是灵魂最终的解放者。”小雷丧失了自然本能的生理健康，反而在服用药物与不服用药物的交替之间找到了新的健康和自由。虽然图雷特症依旧缠身，但他还是勇敢幽默、朝气蓬勃—他已经成就了尼采所说的“伟大的健康”。
唤醒沉睡的爱欲
九十高龄的娜塔莎依旧耳聪目明，前段日子还来过我们诊所。她说，八十八岁生日过后不久，她注意到自己“变了”。
“变得怎么样了呢？”我们问。
“太快乐了！”她大声地说，“我爱死了这样的变化，我现在精力旺盛、生气勃勃，感觉自己又年轻起来了。我开始对年轻的男人有兴趣。我开始感觉……活蹦乱跳？对，就是‘活蹦乱跳’！”
“这有问题吗？”
“刚开始觉得没什么不对劲。感觉很好，好得不能再好了—我为什么要大惊小怪呢？”
“后来呢？”
“朋友们一开始都说：‘你看起来气色真好，越活越年轻了！’但后来他们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你以前总是那么害羞，’他们说，‘现在你却卖弄*，咯咯笑，还会讲荤段子。你都这把年纪了，这样好吗？’”
“那你觉得呢？”
“我吓了一大跳。之前我乐在其中，根本没想过有什么问题。不过仔细想来确实不对劲儿，我就告诉自己：‘你都八十九岁了，娜塔莎，竟然一整年都那么亢奋。你以前情绪稳定，现在却这样放纵。都是行将就木的老太婆了，怎么会突然像得了兴奋症一样呢？’当我一想到‘兴奋症’这个字眼，事情就不一样了……‘你病了，亲爱的。’我告诉自己，‘你的感觉太好了，你一定是生病了！’”
“生病？是感情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不，不是感情上的，是身体上的毛病。我的身体、我的脑子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才会如此兴奋。接着我又想—该死，是丘比特之病。”
“丘比特之病？”我茫然地附和着。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没错，丘比特之病，就是梅毒，你应该知道吧。七十多年前，在萨洛尼卡的一家妓院，我得了梅毒，那时很多女孩都得了这种病，我们管它叫丘比特之病。后来，我丈夫救了我，把我从妓院带出来，治好了我的梅毒。当然，那年头还没有青霉素。会不会是经过这么多年，我的病又复发了？”
从首次感染梅毒到进一步演变成神经性梅毒，的确可能有相当长的潜伏期，尤其是当原先的感染仅仅受到抑制而没有根除时，这种可能性就更大了。我有个病人叫欧利希，他自己用胂凡那明①治疗，结果五十年之后才演变成脊髓痨（也是一种神经性梅毒）。
不过，我从未听过某种疾病的潜伏期有七十年之久，更没听过有人能诊断出自己感染了脑神经性梅毒，同时还能如此平静清晰地和别人讨论问题。
“这个想法很惊人，”我想了又想，回答说，“我是绝对想不出来的，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她说得没错—脊髓液测试呈阳性反应，她的确患有神经性梅毒，而螺旋菌也的确影响到了她高龄的大脑皮层。现在要解决怎样治疗的问题了。不过另一个左右为难的问题是由老夫人自己提出来的，条件非常苛刻。“我不知道要不要把它治好，”她说，“我知道这是一种病，但是它让我感觉很好。我乐在其中，现在也是这样，我不想完全否定它。这个病让我觉得比二十岁时更精力充沛、活力十足，这样很好。不过我也知道在事情太过美好时就应该打住。我曾经有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冲动，我不想告诉你是什么，那是些会让人脸红的愚蠢念头。刚开始有点小醉的感觉，不过如果深入下去的话……”她做了个鬼脸，“我猜我得了丘比特之病，这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我不希望病情恶化，那就不好了；不过我也不希望它被治好，那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得这病之前，我从没觉得这么有活力。您想想，有没有办法让它维持现状呢？”
我考虑了一下。幸好，办法很简单。我给她开了青霉素，这虽然消灭了她脑中的螺旋菌，但并没有根除她脑部病毒引起的变异。
现在娜塔莎既享受着轻微的解放，思想与冲动也都得到放松，又不用担心不能自我控制，或是让病菌危害到她的脑皮层。她希望能这样年轻快乐地活到一百岁。“真有趣，”她说，“这都得感谢丘比特。”
后记
1985年1月，我在另一位患者（米格尔·O）身上也看到了类似的两难情况。米格尔被诊断为患有狂躁症，因而住进了州立医院，医生很快就意识到是神经性梅毒导致了他的狂躁状态。他是个单纯的人，过去在波多黎各务农，因为他有听说障碍，口语表达能力不是很好。不过，通过画图，他能把自己的状况简单明了地描述出来。
第一次见面时，我发现他十分兴奋。当我要他依样画一个简单的图案（如图A），他却兴致勃勃地画出三维空间的图案来（如图B），或者说只是我以为是三维空间。接着他解释说那是个打开的纸箱，他想在里面画一些水果。在异常活跃的想象力的推动下，他没有注意图中的圆圈和十字，而是把注意力停留在封闭的空间上面，再把这个封闭的空间具体化并呈现出来。一个打开的纸箱，里头放满了橘子，这不是比我那单调的图案更有趣、更生动吗？
几天后再见到他，他依然精力充沛、思维活跃，念头和感觉像风筝一样漫天飘飞。我让他再画一次同样的图形。这一次他没作半点思索，顺势就把原来的图画成不规则的四边形（有点像菱形），然后系上一条线，还有一个小男孩牵着线（见图C）。“男孩在放风筝，风筝在飞呢！”他兴奋地喊着。
又过了几天，当我第三次看到他时，我发现他相当平静，很像帕金森症患者（他服用了氟哌啶醇，安静地坐着，等待脊髓液检测的最终结果）。我再次要他画出那个图，这一次他只是简单完整地复制，而且比原来的图还略小一点儿（服用氟哌啶醇会让人产生写字过小的症状），精细的构图、灵动的生气、丰富的想象全都没有了（见图D）。“我再也不能‘看到’什么东西了。”他说，“以前见到的东西是那么真实、那么生动，是不是我接受治疗后，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死气沉沉啊？”
被左旋多巴“唤醒”之后，帕金森症病人所画的图也有这种特点。通常，要帕金森症患者画一棵树，他们会画一棵小小的、细细的、矮矮的、仿佛营养不良的、冬日里光秃秃的树。一旦病人服用左旋多巴之后，他就会慢慢活跃起来，画出活力四射、枝叶丰满、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大树。如果左旋多巴让他变得太过兴奋了，树就变得异常华丽和茂盛，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新生的枝叶、细小的蔓藤和卷曲的花样，还有些不知为何物的东西，以至于在如此庞大的巴洛克式的装饰下，完全看不出那是一棵树。图雷特综合征患者描绘出的画也有这种非常明显的特点：原来的形状、原本的想法，都会被过度地装饰，被所谓的“速绘”淹没。刚开始，他们的想象力只是被唤醒，接着越来越兴奋，越来越狂热，最终变得没有边际、不可遏止。
这是多么矛盾、多么残酷、多么讽刺的事情！内在的生命与想象力，除非因为疾病或醉酒才有办法释放或唤醒，否则可能一辈子被埋没！
正好，这一矛盾也是《觉醒》一书要讨论的核心问题；同样地，图雷特综合征所以诱人，这也是原因之一（见本书第十章、第十四章）。毫无疑问，某些药物，比如古柯碱（我们知道，它和左旋多巴或图雷特综合征一样，都能增加脑部的多巴胺）让人又爱又怕的地方也在这里。所以，弗洛伊德才会对古柯碱带来的*作了令人大吃一惊的评论：“……跟健康人正常的快乐感觉相比，没有什么不同……换句话说，你很正常，但是很难相信的是，你很快就会被毒品控制。”
关于脑部电疗，人们也有同样矛盾的评价：有时癫痫症会让人感到兴奋、上瘾，而且那些喜欢这种感觉的病人可能会不断地自我诱发这种状态（就像在脑部植入电极的老鼠，会不由自主地刺激自己脑中的“快乐中心”）；不过也有的癫痫病患者会变得平静，获得真正的安宁。即使是由疾病引发的良好感觉也曾真实地存在。而这样矛盾的好感，甚至还可能产生永久的好处，这就是本书第十五章提到的欧康太太与她阵发的“记忆重现”。
我们处在一种奇怪的境况中，过去所有的正常想法或许会被推翻—生病可能有利于健康，正常反而令人不快；兴奋的感觉有可能是束缚，也可能是解放；而事实可能隐匿于酩酊之中，而非清醒之际：这就是爱神和酒神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