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暂时的破坏现象种类繁多，必须更进一步地研究，才能有清楚的认识。但是，以性格结构为根源的破坏性，相关资料却比较丰富，也比较确定。这主要是长期心理分析的观察和对日常生活的观察所致，并且这种性格产生的条件也比较确定，而且是比较长期性的。
关于施虐症的性质，历来有两种概念，有时是分开的，有时则两种概念混合在一起。
一种是由“algolagnia”（性虐狂）一词表示的，这是本世纪初席兰克．诺金（von Schrenk-Notzing）创始的。这个词的词根是“algos”（痛苦）与“lagneia”（欲望），他把这种“痛苦欲”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的（虐待症），一种是消极的（受虐症）。在这种概念下，施虐症本质上是一种致人痛苦的欲望，并不特别涉及性的问题。
另一种概念则认为，施虐症本质上是一种性欲现象——以弗洛伊德（第一个思想阶段）的话来说，是欲力的一种偏执的驱力——而如果虐待欲表面上与性欲没有关系，这种概念也认为它是在无意识间被性欲所驱使。心理分析学家们不知道用了多少巧思、发了多少妙论来证明欲力就是残暴行为的动力，只是他们忘了，我们把眼睛睁亮也是可以看事物的，而我们察看的结果是，残忍行为里面没有性的动机。
这并不是说，性施虐症和性受虐症不是最常见的性倒错，而患了这种倒错症的人，非得性虐待或受虐才能产生性兴奋和满足。这包括的范围很广，使女人受到肉体上的痛苦（比如，打她）屈辱她、把她绑起来，或者用种种其他方法强迫她完全屈服。施虐症患者有的必须使对方产生强烈的痛苦才能够性勃起，有的只稍微痛苦即可。许多时候，只要虐待性的幻想就足以引起性兴奋。很多人同妻子进行正常性行为的时候，却暗自需要靠这种虐待性的幻想才能兴奋起来。性受虐症的情形正好相反：兴奋起于被打、被屈辱、被伤害。不论是施虐症还是受虐症，以它们在性的倒错方面来说，都是男人中常见的现象。性施虐症则似乎男人比女人多，至少在我们的社会文明中是如此；而受虐症是否女人比男人更多，难以断言，因为我们缺少这方面的可靠资料。
在讨论施虐症以前，我们应先谈谈施虐症是不是性倒错，如果是，又倒错在什么地方。
在某些政治激进思想者中，例如赫伯特．马尔库赛（Herbert Marcuse），现在颇流行一种风气，即赞扬性施虐症，认为是人类性自由的一种表现。萨德（Marquis de Sade）的作品被政治激进派的报纸一印再印，认为是这种“自由”的证言。他们接受萨德的论证，认为施虐症是人类的一种欲望，只要这种欲望给人快乐，人类便有要求满足虐待欲与受虐欲的自由，就像要求满足其他欲望一样。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以前的人认为凡不是为生育而行的性行为（即凡为快乐而行的性行为）都是性倒错。若以为是，则我们务必要为“性倒错”辩护。然而，这却不是“性倒错”的唯一定义，事实上这个定义已经过时了。
性欲，即使其中没有爱的成分，终究是生命的一种表露，而且是互相给予快乐、共享快乐的一种表示。但是，性行为如果变成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当做轻视、伤害、控制欲的目标，则就成了真正唯一的性倒错。这并非因为这种行为与生育无关，而是因为它把利生的冲动倒错为害生的冲动。
口腔对生殖器的接触往往也被人列为性倒错，可是，如果把施虐症与这种行为进行比较，我们就会看出两者是多么不同。口腔与生殖器接触基本上和接吻一样，并不是性倒错，因为它并没有要控制或屈辱另一个人。
从理性主义的、弗洛伊德之前的观点来看，认为人只欲望于人有益的事物，因此快乐是人的向导，令人去追随可欲的事物。根据这种假设，我们可以承认追随欲望是人的天生权利，因此应该受到尊重。但自弗洛伊德开始，这个论证已经过时了。我们知道，人的许多欲望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伤害到他（假设没有伤害到别人），阻挠了他的发展。一个被破坏欲所推动、在破坏之中得到快乐的人，不能说因为他想破坏、破坏给他快乐，因此就有权破坏。为性施虐症辩护的人会说，他们并不是在为破坏性的欲望和杀人的欲望进行辩护；性施虐症只是性欲的许多表现之一，是一种“口味的问题”，并不比其他满足性欲的方式更不好。
这个论证忽视了最重要的一个重点：由虐待性的行为而性勃起的人，具有虐待性的性格。这即是说，他是一个虐待者，一个具有强烈的控制他人、伤害他人、屈辱他人的欲念的人。他强烈的虐待欲影响到他的性冲动，这和其他与性无关却能引起性欲的动机并没有什么不同，譬如权力、财富与自恋都可以引起性欲。事实上，生活的种种层面中，没有一处比性行为更能显示出一个人的性格。这正是因为在性行为中，“习得”的成分最少，模式化的成分最少。一个人的爱，他的关怀与柔情，他的施虐症或受虐症，他的贪婪，他的自恋，他的焦虑——事实上，他的每一种性格特征——都从他的性行为中表露出来。
另有一种论证说，性施虐症是有益于健康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虐待倾向，而性施虐症为这种倾向提供了一个无害的出口。根据这种论证，希特勒集中营里的那些狱警，如果在性关系上发泄了他们施虐症的倾向，竟会对那些囚犯仁慈一些！
性虐待症—受虐症的例子
下面关于性虐待症—受虐症的例子来自波莉娜．雷阿热（Pauline Reage）的《O的故事》（The Story of O，1965），这本书没有萨德的作品那么经典。
她的手环绕起来。皮埃尔用链条把她的双手吊在她头的上方，然后捆在了床上。当她因此而跃起时，他便站在床的另一边不停地亲吻她，不停地说爱她，然后走开朝皮埃尔点了点头。他看着她徒劳无益地挣扎，听着她越来越大的呻吟声，并且哭了起来。当她掉下眼泪，他把皮埃尔打发走了。她依然用力地不停说爱他。他亲吻着她已经湿透的脸、她喘气的嘴，他松开她身上的链子，将她放下，然后离开了。（Pauline Reage，1965）
O没有她自己的意愿，她的爱人和他的朋友（皮埃尔）必定是完全控制了她。她发现自己在束缚中得到了快乐，他们是绝对的控制者。下面的描述片段是关于施虐症的（需要解释一下的是，她爱人的控制条件之一是，她必须服从于他的朋友就像她顺从于他。他们其中之一是史蒂芬先生）。
最后，她站立起来。她说有什么东西让她感到窒息，然后解开了外衣上的扣子，直到露出了乳沟。她停下来，双手和膝盖都在颤抖。
“我是你的，”她对雷内说，“无论你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不，”他打断了她的话，“我们的。重复我说的话：我属于你们俩，你们俩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史蒂芬先生灰色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她，仿佛要把她刺穿。雷内也一样。她在他们面前迷失了，慢慢地重复着他的话语，就像一堂语法课，将他们转换为第一人称。
“对于史蒂芬先生和我来说，你授予权力……”这权力就是按照他们的意愿处置她的身体，无论他们选择什么地点和什么方式。他们有权将她用链条捆绑起来；因为一些细小的失误和违反而像对待奴隶和囚犯一样鞭打她，或者仅仅是因为他们出于乐趣；如果他们让她哭喊的话，他们有权不理会她的请求或哭喊。（Pauline Reage，1965）
性方面的虐待（和受虐）只是施虐症里的一小部分，另外大部分都是与性无关的虐待行为。这种行为是把没有力量的生物（不论是人，还是动物）当做虐待的对象，使他产生身体上的痛苦，有时甚至把他弄死。战俘、奴隶、被打败的敌人、儿童、病人（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病患）、囚犯、没有武器的有色人种以及狗——这些都是生理虐待的目标，而且常常施以酷刑。从古代罗马的残酷表演到现代的警察系统，都常常假借宗教或政治的口实来残害生命，而有时候则明显是为了让劳苦大众得到乐趣。古罗马的斗技场实际上就是人类施虐症最大的纪念碑。
虐童，是非性欲施虐症最普遍的表现之一。这种形式的虐待被大众所知还是近十年的事情，是从肯普等人（C. H. Kemp et al.，1962）的著作开始的。他们的研究之后，其他相关研究也陆续出版， 而且已经展开了全国性的研究。这些研究者告诉我们，有的虐童是毒打与饥饿甚至导致死亡的地步，有的则造成肿痛和不致命的伤害。这些行为真正到何种范围与程度，我们几乎还一无所知，因为现有的一些资料只是由公众机关得来的（譬如，邻居和医院向警察所提供的报告），但是大家都知道，向警方报告的只是实际数量的极小一部分。吉尔（Gill）在做过全国性的调查以后所提的报告，似乎是目前最可信的。我只把他所得的资料之一在这里引述：儿童所遭受的虐待，以年龄分为三个时期：（l）1~2岁；（2）3~9岁，受虐事例加倍；（3）9~15岁，受虐事例减少到大约与第一期相同的状况，16岁以后逐渐消失（D. G. Gill，1970）。这就是说，当儿童还没有力量却开始有了自己的意志之时，大人想完全控制他，他就会反抗，此时的虐待行为最为强烈。
精神上的残忍行为可能比身体上的残忍行为更广泛，这是想屈辱他人、伤害他人情感的行为。这种虐待性的攻击比身体上的虐待安全得多，因为毕竟他并没有用体力而“只用”言语。但是，心理上的痛苦可能和身体上的痛苦一样强烈，甚至有过之。我不用列举精神虐待的例子，因为日常生活中太多了。父母用以对待孩子，老师用来对待学生，上级用来对待下属，换句话说，只要有人不能保卫自己，就会有精神虐待出现（如果老师不能保卫自己，学生们就会转过来虐待他）。精神虐待可以掩饰在种种看似无害的方式下；一句问话，一个浅笑，一个诙谐的按语。我们每个人都曾见过这类有虐待艺术的人：他有本事找到恰当的字眼或恰当的姿态，用一种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的方式让人困窘或感到羞辱。当然，如果有其他人在场，这种困窘和羞辱就更会发生效力。
斯大林：非性欲施虐症的临床案例
历史上，精神与生理双重虐待的著名案例之一便是斯大林。教科书上对他行为的描述的非性欲施虐症，而在萨德的小说里是性施虐症。在革命初期，他第一个下令折磨政治犯，而他的命令那时被俄国革命党否决了（R. A. Medvedev，1971）。斯大林的折磨方法被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进一步细化。对于在监狱里采用何种酷刑，他有时会下达个人命令。他关注精神上的虐待，就此我愿意提供一些例证。斯大林尤其喜欢的一种形式是，向被拘捕者保证他们是安全的，之后一两天他们便被关押了。斯大林享受虐待的快感，并一直致力于此。
下面是梅德韦杰夫报告的一些详细例子：
在拘捕内战英雄瑟迪奇（D. F. Serdich）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斯大林在一个招待会上向他祝酒。而就在布留赫尔（Bliukher）被杀害之前的几天，斯大林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会面。当一个美国代表团来访，他询问了诗人卡伦茨（Charents），说不会被骚扰，但是几月后诗人就被拘捕并且杀害了。1937年的一个晚上，奥尔（Ordzhonikidze）忠实的副政委斯列巴洛夫斯基（A. Serebrovskii）的妻子意外地接到了斯大林的电话。“我听说你现在没有汽车代步。”斯大林说，“那不太好。如果你的车在维修的话，我送你一辆汽车。”第二天早上，一辆汽车从克里姆林宫派出，由斯列巴洛夫斯基夫人使用。但是两天后，斯列巴洛夫斯基从医院被拘捕了。
著名历史学家、政论家斯切克洛夫（I. Steklov）为这些拘捕感到不安，他电话斯大林希望一个会面。“当然，过来吧。”斯大林说，并在会面的时候再次让他消除疑虑，“你有什么问题吗？我们的党了解你并且信任你，你不用担心什么。”斯切克洛夫回家见了朋友和家人，当天晚上NKVD就来了。很自然，朋友和家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斯大林，他似乎不知道所发生的事情。这让大家非常轻易就相信斯大林的无知，而不是他的背信弃义。1938年，艾可洛夫（I.A. Akulov）一度是苏联的检察长，后来是中央执行委员会（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的秘书，在滑冰的时候遭遇了致命的脑震荡。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从国外请来出色的外科医生为他医治。通过漫长而又困难的治疗后，艾可洛夫恢复工作，随后被拘捕和枪决。
斯大林拘捕最高苏维埃或党的干部的妻子（有时还包括儿童），把她们关押在劳教所，而她们的丈夫不得不去工作并且卑躬屈膝，甚至不敢向斯大林要求释放。这是施虐症的一个特别的补充形式。苏维埃联邦的主席加里宁（Kalinin），其妻在1937年被拘捕； 莫洛托夫（Molotov）的妻子、奥托．库西宁（Otto Kuusuien）的妻儿，以及共产主义国际的领导之一，都被关押在劳教所。一个没有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斯大林问面前的库西宁为什么不要求释放他的儿子，库西宁回答说：“毫无疑问，他被关押有很重要的理由。”据目击者说，“斯大林咧嘴一笑，下令释放库西宁的儿子。”库西宁为劳教所的妻子送包裹，甚至没有留下自己的地址，并且是让管家送去的。斯大林私人秘书的妻子也被拘捕，而这位私人秘书依然在职。
在此不需要许多的想象力去设想对这些没有停职的高级工作人员的极端羞辱，他们不能要求释放他们的妻儿，还不得不赞同斯大林对他们的拘捕是正确的。这些人或者已经完全没有了感觉，或者他们的道德感已经被破坏，完全失去了自尊。一个戏剧性的例子是，拘捕了苏维埃联邦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拉扎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兄弟米哈伊尔（Mikhail Moiseevich），战前，他曾经担任航空部部长：
他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负责镇压了许多民众。但是，战后他不再支持斯大林了。结果，一些调查人员成立了所谓的地下“法西斯中心”（fascist center），并且将米哈伊尔纳入其中。他们的说服明显很激励人（同时也荒谬绝伦）：如果希特勒占领莫斯科，他（一个犹太人）就会成为法西斯政府的副总统。斯大林知道了这些，很明显在他意料之中，他电话拉扎尔，告知其兄弟因为与法西斯有关而将被拘捕。“在真的吗？”拉扎尔问道。“如果有必要，拘捕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高度赞扬了拉扎尔的“原则性”：他同意将他的兄弟拘捕。但是，随后斯大林补充说，此次的拘捕不要当如此草率，米哈伊尔已经在我党多年，对他的所有处置都需要再次核实。由此，斯大林命令米高扬（Mikoyan）安排米哈伊尔与那些指证他的人进行对质。对质在米高扬的办公室进行。一个人被带进来，在拉扎尔的面前重复其指证，并且补充说战前一些飞机制造工厂就被蓄意建造在边界附近，因此德国人轻易就占领了。米哈伊尔听到这样的指证时，他请求允许去一趟厕所。随后，厕所里传来枪响。
在斯大林不可预知的行为中，其施虐症还有其他表现形式。这些他下令拘捕的例子中的受害人，经历了酷刑和严厉的判决，在几月或几年之后被释放并且在高级办公室任职，而对此也没有什么解释。一个非常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斯大林如何对待他的老战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卡夫塔拉泽（Sergei Ivanovich Kavtaradze）：
他曾经帮助斯大林躲避了来自圣彼得堡的侦查。20岁时，卡夫塔拉泽加入了托洛茨基（Trotskyite）反对派。只是在托派呼吁其追随者停止对抗活动的时候，他离开过反对派。基洛夫（Kirov，东欧平原东北部城市，旧称维亚特卡）谋杀之后，卡夫塔拉泽作为前托派被流放到喀山（Kazan，伏尔加河中游城市），他写了一封信给斯大林，说自己不再从事反党工作。斯大林立即将卡夫塔拉泽从流放中召回。随后，许多中央报纸刊登了卡夫塔拉泽的文章，详细讲述了他和斯大林的地下工作。斯大林喜欢这些报道，但是卡夫塔拉泽不再就此写任何文章。他甚至不再重新入党，而是以适当从事编辑工作为生。1936年末，他和妻子突然被拘捕，并被施以酷刑，之后就被宣判枪决。他被指控为与穆季瓦尼（Budu Mdivani）一起策划谋杀斯大林。宣判之后，穆季瓦尼就被枪决了。然而，卡夫塔拉泽的死刑却延迟了一段时间。他突然出现在贝里亚（Beria，苏联秘密警察局局长，1938~1953年）的办公室，那里是他和妻子认识的地方，他看上去明显老了。之后，两人都被释放。最初，他住在旅店里，之后他获得了社区公寓的两个房间，然后开始了他的工作。斯大林开始发出他的各种关心的信号，邀请他参加宴会，甚至给了他一个惊喜——和贝里亚一起拜访了他（此次拜访在社区公寓造成了极大的轰动。卡夫塔拉泽的邻居当时就晕倒了，用她的话说,“画像上的斯大林同志”出现在了门口）。当他与卡夫塔拉泽一起晚宴时，斯大林自己盛汤，开玩笑，回忆往事。但是，就在一次晚宴中，斯大林突然走向他的客人，说：“你是不是依然想杀了我。”
在这个例子中，斯大林的行为尤其清晰地表明了他性格中的一个元素——希望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力和控制力的愿望。用他的话说，他能杀掉他们，对他们施以酷刑，然后再拯救他们，他们对他报以感激；他拥有像上帝那样能够操控人生死的权力，以及像大自然那样可以造成生长、破坏、痛苦与治愈的力量。生死在他的一念之间。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毁灭李维诺夫（Litvinov，苏联外交家），其策略在获得西方的理解上失败了；或者爱伦堡（Ehrenburg，1891~1967，苏联作家），他站拥护斯大林所厌恶的任何事；或者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他偏离到爱伦堡相反的方向。梅德韦杰夫在一些例子中提供了解释，他必须保证还活着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以支持他声称自己在继续列宁的工作。肯定的是，爱伦堡的例子不在此列。在此，我也做一推测，斯大林享受自己的念头和情绪可以控制一切而不被任何原则（甚至最邪恶的）所束缚的感觉。
虐待症的本质
我们曾分门别类地说过种种施虐症：性欲的、生理的和精神的。它们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找出它们共同的元素：施虐症的本质。正统心理分析学家们曾认为，它们共同的地方是性欲。弗洛伊德第二阶段的学说假定，施虐症是爱洛斯（性欲）与死亡本能的混合物，指向自身以外；而受虐症则是爱洛斯与死亡本能的混合物，指向自己。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我认为，一切施虐症的共同核心是绝对的、无限制的控制另一个生命的一种激情，无论被控制的是一只动物还是一个儿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逼迫一个人忍受痛苦或屈辱而没有保卫他自己的力量，这是绝对控制的一种表现，但不是唯一的。绝对控制另一个生命，等于是把这个生命变成自己的物品、自己的财产，而自己则变成了这个物品的神。有时这种控制甚至对人有利，这可以叫做有益的虐待，譬如，为了某人好而控制他，使他在很多方面有长进，唯一不好的是使他受到束缚。但大部分施虐症却都是有害的。对另一个人进行完全的控制，是使他变成残废，窒息他，阻碍他的生长。这种控制有不种的方式与程度。
加缪（Camus）的剧本《卡利古拉》（Caligula）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极端的虐待性、控制欲，这种控制欲走到了一种渴望全能的地步。卡利古拉由于境遇的关系，而达到了拥有无限权力的地位，可是他对权力的欲求没有止境。他同元老们的妻子睡觉，而他们还必须向他谄笑，摇尾乞怜，他因为这些人的屈辱而觉得快乐。他把某些元老屠杀了，剩下的那些还得装做无事，强颜欢笑。但是，所有这些权力都不能使他感到满足；他要求绝对的权力，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像加缪让他说的话一样：“我要月亮。”
很容易就可以说卡利古拉疯了，但他的疯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是解决人类存在问题的方法之一，因为那使他有全能的幻觉，使他感觉超越了人类存在的边界。为了赢取无限的权力，卡利古拉失去了与一切人的接触。由于他遗弃一切人，因此他自己变成了一个被遗弃的人；他非发疯不可，因为在要求全能失败之后，他变成了一个孤寂的、无能的人。
卡利古拉当然是个例外。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有机会得到那么多的权力，多到让他以为权力可以达到无限。而历史上从古至今，这种特例还是时有出现的：这些人如果胜利了，就被奉为伟大的政治家或将军；如果失败，就被认为是疯子或罪人。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解决人类的存在问题，一般人是没有机会的。然而，大部分社会体系里（包括我们的在内），即使较低阶层的人，都可能会控制某个在他权限之内的人。儿童、妻子、狗总是常见的对象，或者还有另外一些无助的人可以作为对象：囚犯、医院里家境较差的病患（尤其是精神病患），学校里的学童、公司和机关里的职员等。这些例子里的优越者究竟有多少权力可以发挥，要依社会结构给他们的限制而定。除了这些情况以外，宗教上和人种上居于少数的人，只要力量不够雄厚，就会变成广大的受虐对象。宗教上和人种上占大多数的人，即使里面最卑微的分子，都会以少数作为其虐待的对象。
生而为人，是一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找不到比较好的答案，施虐症也是可行的答案之一。对于另一个生命如果能进行绝对控制，就会觉得自己全能，这造成一种幻象，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人类存在处境的界限的限制。对于那些在真正生活中没有创造性、没有喜悦的人，这种幻觉特别重要。施虐症本质上并不是为了某种实用的目的。它不是“琐屑的”，而是“宗教奉献性的”。它是一种把无能感变为全能感的行为，它是心理残废者的宗教。
有许多人或团体对其他人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并不是每个拥有这种权力的人或团体就一定有施虐症。许多（或许是大部分）父母、狱警、老师和官员并不是施虐症者。许多人的性格结构即使在符合施虐症发展的环境下，也不会发展为虐待性的性格。凡是以促进生命为性格主要方向的人，便不容易被权力所诱惑。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虐待性的魔鬼，另一种是非虐待性的圣人。这样的分类犯了过于简化的错误。重要的是在一个人的性格结构中，他的虐待性的激情是什么程度。有许多人的性格结构中确实有虐待性的成分，但他们促进生命的倾向却十分强烈，因此不能归类为虐待性的性格。这样的人，虐待的倾向和促进生命的倾向往往在内在产生斗争，使他特别敏感于自己的虐待倾向，因而使他能够防范一切虐待行为的表现（不过他们虐待性的倾向，仍旧可以在不重要的边际行为上留下痕迹，只是轻微得人们往往注意不到）。另有一些人虽然有施虐症性格，可是他的性格中却具有相反的力量，足以平衡（而不只是抑制）他的虐待性，因此，这些人固然会对控制无助的人产生兴趣，可是不致实际去残害他人，或以暴行为乐（特殊情况下除外，比如群体狂热）。希特勒政权残害犹太人、波兰人和俄国人的时候，所采取的措施便是一个例子。这些暴行只让一小部分禁卫军知道，而绝大部分的德国人则被蒙在鼓里。希姆莱和其他执行暴行的人，曾多次强调必须用“人道的”方式来屠杀，而不可过于虐待，否则即使禁卫军也会觉得无法忍受。
有些时候，在杀害俄国和波兰百姓以前，他们会先做一个短的、形式上的审判，使行刑的人觉得枪决他们是“合法的”。当然，这些事情本身是虚伪的、荒谬的，却说明纳粹领袖行施不人道的大屠杀并不是没有顾忌的，他们知道，如果不制造一些屠杀借口，他们就会失去大部分忠于帝国的人。1945年以后，关于纳粹的暴行我们已获得许多资料，但德国大部分人民到底对虐待行为有何反应，尚待更进一步的调查。
要了解虐待性格的种种行为特征，必须把它们放在整个性格结构中来看，否则便无法正确了解。这些特征都是症候群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个整体。就虐待性性格的人来说，一切活的东西都是可以让他来控制的，活的生命就变成了死的东西。说得更正确一些，活的生命被他变造成了活的、颤动的、心脏跳动的控制对象。虐待者要做生命的主人，因此他的牺牲者必须保持一口气。这正是虐待者和破坏者不同的地方。破坏者要求的是把人除掉，把人消灭，把生命毁灭；虐待者则要求控制生命和窒息生命。
虐待者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只有无助的人才会激起他的虐待欲，他不会想去虐待强者。例如，与一个势均力敌的人作战而让对方受伤就不能产生虐待性的快乐，因为在这种境况下，使他受伤并不表示你对他的控制。对于虐待性性格的人来说，只有一个东西是他钦佩的，即力量，他赞美有力量的人，爱他，向他屈服；而那些没有力量的人、不能反击的人，他就轻视，想控制他们。
凡是不确定的、不能够预测的事物，虐待性性格的人都觉得害怕，因为这样的事物会逼着他去做发自内在的原创性反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惧怕生命。生命使他害怕，因为生命是不可预测、不确定的，这正是生命的本质。生命虽然是有结构的，但并非一成不变；生命中只有一件事确定，即人人都会死。爱也同样不确定。被爱者必须自己是一个爱者，才能够唤起爱，而且要冒着失败与被抛弃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虐待性性格的人只有在能控制他的对象时才能够“爱”——当他的力量超过了他的对象时，才能爱。一般来说，虐待性性格的人都是恐异症者、恐新症者。凡是异于自己的，都是新的，而凡是新的，就能激起恐惧、猜疑与厌恶，因为新的事物必须用发自内在的、活泼的反应去应对，而不能用僵化的反应去应对。
这种症候群还有另一个元素，虐待性性格的人是屈服者、是懦夫。乍看起来，这似乎是矛盾的，但事实上不仅不矛盾，而且从动力学的意义来说，是必然的。虐待者之所以为虐待者，是因为他觉得无能，没有活鲜的生命力。他想弥补这个缺陷，所用的方法却是控制他人，使自己由一只无能的虫子变成一个神。但他即使有权力，仍然会痛苦地觉察到自己人性的无能。他可以杀人、折磨人，但他却仍旧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孤立的、担惊受怕的人，需要一种比他更高的力量让他去屈服。在希特勒之下的人，元首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在希特勒自己看来，至高的权力却不是他，而是命运，是进化规律。
这种屈服的需要，深深根植在受虐症中。施虐症与受虐症在行为表面上看来虽然相反，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密不可分。它们共同的根基是致命的、“极其严重”的无能感。可以说，虐待者与受虐者都需要另一个生命来使自己“圆满”。虐待者把另一个生命变造成自己的延伸物，受虐者则把自己变成别人的延伸物。两者都需要共生性的关系，因为他们内在都没有一个中心。表面上看来，虐待者可以脱离他的牺牲品而独立，实际上他依赖他的牺牲品，只不过它的方式是反常的而已。
由于施虐症与受虐症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最好称这种性格为“虐待—受虐症”。固然有些人虐待性较强，有些人受虐性较强，但这种人必然既有施虐症又有受虐症。从性格结构的心理学层面来看，他们是虐待—受虐者；从政治态度来看，他们就是“权威性格”。凡是在政治态度上具有权威性格的人（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展示着虐待—受虐的性格：凡是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他就要加以控制，而对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则卑躬屈膝。
要想对虐待—受虐症有充分的了解，必须涉及弗洛伊德的“肛门性格”（anal character）这一概念，以及他的弟子亚伯拉罕（K. Abraham）与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对这个概念的增订。
弗洛伊德（1908）认为，肛门性格是由种种性格特征的症候群表现出来的：顽固、要求秩序、吝啬；后来他又认为守时与清洁也是该症候群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根源是“肛门欲力”，其来源区域是肛门快感带。他认为，这种症候群的种种特征是肛门欲力的反向行为或是它的升华。
我的看法与弗洛伊德不同，我用“关联方式”（mode of relatness）来取代他的欲力理论。我认为有一种人，他与别人的关联方式是保持距离、控制、排斥与囤积（“囤积性格”），而症候群的种种特征则是这种性格的表现（E. Fromm，1947）。这并不是说弗洛伊德在有关粪便与排泄方面的临床观察不正确。事实上，几十年来我所做的心理分析观察，完全肯定了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正确性。不过，我们的不同点却在对下面这个问题的回答上：肛门欲力是粪便嗜好的渊源，因此它间接地又是肛门性格症候群的渊源吗？或者，这种症候群只是某种特殊关联方式的一种表现？如果情况是后者，则对肛门的兴趣就只是肛门性格的一种象征表现，而不是它的原因。事实上，粪便是一种非常得当的象征：它们代表从人类生命过程中排泄出来的东西，它们对生命再也没有用处。
囤积性格者在事物、思维与情感上都是要求秩序的，但他的要求秩序是贫瘠的、僵硬的。任何东西如果不摆在固定的位置他都受不了，他一定把它们弄得井然有序，这样他便控制了空间；他守时到了无理的程度，这样他控制了时间；他顽固地保持清洁，以此他洗脱了同世界的接触——因为他觉得世界是肮脏的、敌意的（不过，如果没有发展出反向行为或升华，他便不会过分清洁，反而会趋向肮脏）。囤积性格者感觉自己像被困在一个堡垒里：他必须防止任何东西出去，他要节省堡垒里的东西。他的顽固是一种半自动的防卫，以防止外力入侵。
囤积者会觉得他只有一定量的力量或精神能力，这个储存量会越来越少，终致用尽，而永久不能复原。他不能了解一切的活质（living substance）都具有自我复原的机能，而活动与能力的运用会增加我们的力量，停滞则削弱我们的力量。对囤积者来说，死亡与破坏比生命与成长更有真实性。他确实听说过“创造”行为，但那是一种奇迹，他无法相信。他的最高价值是秩序与安全，他的座右铭是：太阳之下没有新事。他无法与他人产生密切的关系—— “密切”对他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与别人的关系只有两种，一是保持遥远的距离，二是占有。在他看来，这两种关系都意味安全。囤积者多疑善防，他有一种特别的公平感，本质上等于说：“我的是我的，你的是你的。”
肛门—囤积性格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只觉得一种途径是安全的：占有世界，控制世界。这是因为他不能够用爱与建设来同世界相关。
肛门—囤积性格与古典心理分析家们所描述的施虐症有密切关系，对此有丰富的临床资料作证。至于我们是用欲力学说来解释肛门—囤积性格与施虐症的关系，还是用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来解释，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凡是具有肛门—囤积性格的社会团体，也展示出明显的施虐症。
从社会意义上来说，与虐待—受虐性格大致等同的是官僚性格（bureaucratic character）。 在官僚制度下，每个人都控制比他地位低的人，并且被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所控制。在这样的体制下，虐待的冲动和受虐的冲动都可以获得满足。对于地位低的人，官僚性格者会不屑待之；而对于地位高的人，他却会羡慕与惧怕。我们只要看看某些官僚的面部表情就够了：这一刻，他如何批评他的部下，他怎样皱眉头；一分钟以后，他的表情和行为可能完全变了，至少象征性地表示他在上班时间“属于”他的上司。另外，我们也可以想想，邮局窗户里的职员，到了下午五点三十分整，他分毫不差地把窗户关起来，脸上露出不容易察觉到的微笑，而窗外最后的两个人虽然已经排队等了半个钟头，却必须明天再来。重点不是到了五点三十分整，他便绝不卖邮票，而是他以挫折他人为乐，他要向他们表示，是他控制了他们，这种满足感在他的面部表情上表现了出来。
无需说，并非所有的老式官僚都是虐待者。老式官僚人员、非官僚人员与现代官僚的施虐症的异同，需要深刻的心理学研究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资料。以几个特殊的例子来说，马歇尔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虽然身列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的军事官僚中，却显然没有施虐症，他们真心真意地关怀士兵的生命与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不少法国和德国将领却无情而残酷地对待士兵，没有什么重要的战略目的便大量牺牲士兵的生命。
在许多情况下，施虐症常常被仁慈和恩惠的幕布掩遮起来。但是，这种仁慈却并不是一种有意的骗局，也不仅是虚假的姿态。要想对这个现象有较好的了解，必须想到，大部分没有发疯的人都希望保存一个自我图像，使自己至少在某些方面合乎人性。完全不人性，意味着完全孤立，会使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人。因此，不少资料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对人类没有任何仁慈、友爱与关切，到最后会导致不可忍受的焦虑。报告中记载 ，纳粹特务中负责杀人的人，有些会发疯和产生精神错乱。纳粹政权中负责执行集体屠杀命令的官员，有不少人神经崩溃，这种病被人称为“官员”症。
在讲到施虐症时，我用“控制”与“权力”来说明它的特性，但我们必须警觉在词意上的含混。“权力”（power）一词可以指控制他人的一种力量，也可以指做事情的力量。虐待者所追求的是控制他人的权力，而这正是因为他缺乏做事、缺乏做人的力量。不幸有许多作家借用“控制”与“力量”含混的意义，把“控制的权力”与“做事的力量”混为一谈，目的则在推崇“控制的权力”。再者，缺乏控制并不意味着没有组织，只是没有剥削性的控制——剥削性的控制意味被控制者不能控制控制者。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的“共意社区”（intentional communities），许多例子告诉我们，在他们的社会里有合理的权威，这种权威是以众人真正的同意为基础，而不是以操纵下的同意为基础。在这种社会中，“控制的权力”关系不会发展出来。
确实，没有能力保卫自己的人在性格上也是受苦的人。他可能变成一个屈服的与受虐性的人，而不是虐待性的人。但是，他的缺乏力量有时也会帮助他发展出某些美德，比如团结、同情与创造性。没有力量的人，易陷于被奴役；有力量的人，则易于失去人性，这是两种恶道。最应当躲避的是哪一种？这是宗教、道德或政治信念的问题。佛教、以先知为始的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的福音书，都很明白地做了决定，这个决定与现代思想相反。在力量与非力量之间做微妙的区别是完全对的，但有一个陷阱，我们必须躲开：不要借用某些字义的含混，来同时事奉上帝与凯撒，更不可把上帝与凯撒认同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