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漫游:当代精神分析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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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诺·费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9-9

  导读

这是一本读起来很有趣的书。本书呈现了一位资历尚浅的分析师和一位世界级分析师之间的对话,风格轻快,为那些对精神分析充满好奇的人提供观察的视角。

从积极地给予诠释到容纳地给予共情,这种转变有多难?中立性是什么?应该保持多大的中立性?什么时候使用躺椅?分析持续多久?如何收费?色情性移情、负性移情、投射性认同、对缺席会谈的收费争执是什么,以及如何做好治疗记录?这些都在本书里有比较清晰的描述。

随后,话题从理论到技术,从投射性认同、转换、洞察的治疗价值到分析场域(analytic field)中角色的选择。这位世界级的大师就是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主席—安东尼诺·费罗,他关于分析场域的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的非凡创建。他跟随维尔弗雷德·比昂(Wilfred Bion)的脚步,将分析工作的重点从揭示潜意识内容转变为针对分析师与患者之间关系的隐喻叙事(metaphorical narrative)。精神分析中的两个主体不再被视为相互关联的身份角色,而是在关系场中相互融合的两个世界,在不同的时间会生发出许许多多的场景。费罗的精神分析的主旨在于,经由创造故事,使得现有关系中的内隐方面外显出来。患者被压抑的部分、隐藏在深处的攻击性因素,被鼓励浮现出来,再与分析师的直觉和叙事能力所能创造的角色相遇。

这样的精神分析听起来很文艺,从精神分析开创时的一人心理到客体关系的二人心理,进而到由这两人带来的穿越古今和国界的两个世界。这真如费罗所言使人感到眩晕。什么是分析师呢?只有当患者在场并且在治疗框架之内的时候,分析师才能够获得分析师的身份认同。这有点让人联想起温尼科特的经典话语:“从来没有婴儿这回事儿!”

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之父被人攻击—从他的敌人到他的战友,再到精神分析的信徒,这似乎是他的宿命。如果你问什么是精神分析的精髓?大概是永无止境的反思!在这种反思中永远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并因此永不停歇地探索,如同星际漫游。

本书到底说了些什么新东西呢?它指出弗洛伊德的理论过时了。“这就像我们已经走过的路:我们能站在第七层,显然要感谢曾经从第一层走到第二层,从第二层走到第三层,从第三层走到第四层,等等。我们感激让我们走到第七层的那些脚步,但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还没有走到的楼层,以及这栋建筑中未知的房间,甚至那些还没有被建成的部分。”本书强调我们关于患者的已知情况所带来的“污染”,在临床工作中是灾难性的。同样,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所带来的影响也是灾难性的。理论和模型应当被我们所了解,但我们不应被其束缚,应该永远对未知充满好奇。

关于潜意识

费罗认为,没有考虑潜意识这个维度,那就不是精神分析了。费罗指出,潜意识具有不断在形成、转化、发展的结构,分析师和患者一起成为功能性潜意识(functioning unconscious)的生产者。分析工作就像是没有指南针的向导,分析师和患者一起成为潜意识的创造者。

费罗认为,在分析师被要求扮演的所有角色中,他首先是一个“魔术师”,他使用了声音、图像和文字的魔力。分析师改变了(患者的)内在现实,他骑着龙,驱除了恶魔:他为想象、创造、荒诞和未经思考的事物开辟了一个空间。

关于游戏规则

费罗认为,在分析中也需要有一定的频率才能触发连锁反应。如果每周能有三四次分析治疗的话,精神分析的某些作用就会显现,使得我们可以逐渐放下现实的某些方面。

如果每周只有两次甚至一次会谈,你能做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吗?当然可以,但我会称之为“精神分析取向的工作”。即使每隔15天或一周做一次治疗,患者所承受的心理痛苦也能得到缓解。这项工作有其存在的道理。然而,这并不是分析工作,难以帮助患者得到真正的身心成长,患者也难以充分获得之前不具备的能力。

对于分析频率、会谈时长、治疗的稳定性来说,关键在于节奏。节奏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原始内核(archaic nuclei)时,也就是面对那个自闭的内核(autistic nuclei)的时候。单单依靠语言,我们无法接近那个最原始的内核,布雷格(Bleger)称之为凝集性核心(agglutinated nucleus)。依托于节奏,再加上投射性认同等前语言的成分,治疗才能成功。

除了这些条件外,治疗协议也是必不可少的。费罗宁愿对不愿意为治疗付费的人坦言我需要这个钱去支付我的房贷,而不是用金钱去证明治疗的价值。

在本书中,费罗大师呈现了他与他的患者独特的相遇方式,并以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超过5分钟的沉默会切断患者与分析师之间的联结。他认为,给成年人、儿童和青少年做分析并没有什么区别,事实上,可以学着从儿童身上看到我们内心以及父母内心的稚嫩层面;从成人那里,我们可以看到结构化的思维层面。分析师可以做游戏分析,但需要思考为何做这种游戏。

精神分析的研究是非常难的,费罗认为精神分析最好的观察方法仍然是在这次分析结束后把经过写下来,或者在分析过程中做些简要笔记。尽管相对于分析会谈的实质而言,这些记录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但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研究患者的叙事衍生物。这和督导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费罗说:“如果我把某次分析录了音,我不得不用录音时同样的时长来回顾所有这些材料;相反,一份事后重述的案例报告是经过了‘过滤’的,也就是说,过滤掉那些不重要的事情,保留那些最重要的内容,这会更容易进行督导。”

关于中立

费罗关于“中立”的观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他说:“我觉得分析式中立这个概念太荒谬了。这就像我们幻想着可以自我受精,或者幻想通过眼神交流就可以怀孕。不是这样的,你必须在许多地方‘弄脏’自己。我发现两个人以中立的方式在一起的想法是荒谬的,是不现实的。”这个“弄脏”是指:“分析师必须要让自己能够被患者的焦虑、情感所渗透。为了允许渗透,他应当做到虚怀若谷。”

显然,分析师很难做到“虚怀若谷”。这种所谓的“弄脏”,在于你是否能够透过患者的现象看到本质,了解“客观现实”和“内在现实”。费罗相信分析师要有能胜任这种工作的能力,一个自己的“好的、长程的且有趣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即自己接受一段长程且有益的分析治疗是必不可少的。

从弗洛伊德到比昂

费罗认为,比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概念,即有一个心理过程不断地改变我们从现实中接收到的信息,从而使现实不断地转化为我们头脑中的电影镜头(movie sequence)。在精神分析发展史上,费罗认为两位天才创造了所谓的“元心理学”。弗洛伊德是个天才,比昂是在他之后的又一个天才。比昂的理论模型在知识上迈出了一大步,从畜力时代到了蒸汽时代。从这种新的元心理学中衍生出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临床技术,如果某人不了解比昂的理论模型,那么他也无法掌握以此为基础的新技术。费罗认为,比昂的元心理学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不同,而且两者没有可比性。自我功能与功能之间没有什么异同点。费罗教导我们接受至少两种元心理学。如此看来“分裂”是分析师的宿命,但关键是你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要建立一个训练模式,就必须考虑到这种难以被整合的多元性。当我写到这里时,我意识到接受多元性是精神分析的态度,尽管自精神分析建立之初,各分析流派的争斗愈演愈烈,这也让我理解到接受不确定性是多么不容易。

关于移情/反移情

费罗提到:“有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也许现在是时候讲出来了,那就是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transference/countertransference axis)。”此外,他认为只有当这个“镜像”的轴心与一个特定的理论模型连接起来的时候,它的存在才是有意义的。

无论我们是否喜欢“分析场域”这个概念,它都没有空间去容纳那些老旧的轴心、过时的理论:既没有移情,也没有什么反移情。这里有的是一种多群体的状态,理论模型不断地变化,就像海浪一样,处在永恒的转化过程中,所以我们不得不抛下移情/反移情这个轴心。在已知的事物之外,正是精神分析的魅力所在,科学的魅力所在,那里是无限的未知的深渊,而我们应该潜入其中的正是这个深渊。

关于投射性认同

我会更多地将投射性认同看成是从一个心灵(mind)到另一个心灵微转移/排泄(micro-evacuations)的连续交换过程,它既是从患者朝向分析师的,也是从分析师朝向患者的。这里我们需要用一点俚语:β元素即感觉,不断地从一个心灵向其他心灵行进,我们可以称之为“旅行”。投射性认同的过程越强,β元素越多。当分析师为感觉落实情境时,他便被视为是具备接受能力的,种种感觉在其心中汇总积淀,并被分析师所理解,从而达到他对患者的投射性认同。

在费罗反复强调忘记弗洛伊德时,我们的问题在于:是开始就不要学习“学院派”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在习得它之后批判它?我们是否在习得一种经典理论后,然后将之抛弃,才能发展出新的理论呢?

安东尼诺·费罗指出:我们有必要进行西点军校式的正统学习和培训。当然,他不认为西点军校需要弗洛伊德主义。毕竟,西点军校的训练模式极具克莱因主义倾向。他拒绝将元心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理论等同起来。元心理学可以属于弗洛伊德主义、克莱因主义、比昂学派等。在我看来,不管怎样的离经叛道,本书告诉我们,不管你是属于学院派的,还是崇尚科胡特、奥格登、比昂的理论模型,要想成为分析师,接受IPA的培训是必不可少的。你选择怎样的模式,和你与怎样的患者打交道有关。

关于分析场域

分析场域是指通过治疗室中分析师与患者之间的投射性认同而形成的无意识力量的场域。

费罗说:“我的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更接近于叙述学,它是很好的灵感来源。尽管叙述学是精神分析之外的一个领域,然而它能够更好地理解角色的概念,且使其更全面。角色在叙述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更传统的观点来看,角色相当于人,然后以角色为故事的驱动力,最终由文本的读者和作者共同建构角色。”

国际精神分析运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由对青少年和婴儿的分析实践,分析师发展出了新的、更直接的、更通俗的分析疗法。同样,患有严重疾病的患者也在迫使分析师改进和扩展他们的分析工具。

费罗相信移情存在一个总体情境,但他认为移情一定不是单向的、仅由患者朝向分析师的。尽管患者朝向分析师的移情非常普遍(就像在四车道的高速公路中占了三个车道),但至少有一个是相反的方向,即从分析师指向患者。

从历史进程来看,作为针对压抑的诊疗方法,精神分析发展起来了,通过横切意识的方式提取出了幻想和情感的材料。简单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场域理论更专注于分裂和解离的区域的发展,这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意识的垂直切割吗?费罗认为,压抑的现象和分裂的现象一定存在于分析场域。被压抑的部分,甚至是分裂的部分,基本上早已存在,早已被创造出来了。我们现在关注的,以及我们更应关注的是那些还没有到达可思考程度的东西,那就是分裂的上游,也定然是α功能的上游。

场域理论也有可能会被理解为情感的全息图像,释放两个心灵的功能。我们被允许在一个小节过程中分享梦境,从而处在场域理论的各种模型中。

费罗认为,一位患者所带来的内部群体,在分析师打开办公室大门时,与分析师的内部群体相遇会带来“场域”。一旦这些群体相遇,我们场域中的所有角色就会立刻发生转化。我记得一个曾经跟随我实习过一段时间的法国治疗师,在离开前告诉我:“在我们法国看心理医生是非常个人化的事件,为什么在你的门诊来看心理治疗的都跟着这么多家人?”当然,法国人的心理治疗现实也不见得不是成群结队的。当一个中国患者进入治疗室时,有多少内部群体与分析师的内部群体相遇呢?这其中会有多少相遇呢?

在这里,费罗提示我们:对伟大的文学名著或经典影视的观察也会为我们带来许多工具,打开许多世界,增添许多视角和叙事方式。多亏了作家,或者多亏导演,我们将会磨练出拓展想象力的工具。分析师就像一位小说家,我们的小说写得很精彩,遗憾的是,只有50分钟的阅读时长: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分析小节就是小说中独一无二的部分。

如果费罗认为分析师就像小说家,那么不难想象在分析的场域里,有多么包罗万象。一个个分析师又必须在这种复杂的场域中能够去解构各类角色。

关于技术问题

受训者常关注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费罗认为,分析师应该是纯洁的,毕竟“对于纯洁的人来说,一切都是纯洁的”。患者会很清楚分析师是否诚实,他是恶棍、骗子、一个堕落的人,还是他有一颗清白的心。肯伯格说:“患者头上有根敏感的天线。”费罗并不担心分析师犯下技术上的错误。如果分析师犯了技术上的错误,他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如果画作沾有污迹,画家就可以做出修补。我们在生活中存在痛苦,但是我们不应该将痛苦理想化为好事而沉湎其中,因为我们已经在分离、隔阂、死亡和疾病中承受了太多苦痛,所以让我们试着也在分析中做些其他的事情。

这种所谓的其他事情,就是设法把关于一个可怕事物的想法变得对于儿童来说都可以忍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做游戏:在我看来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并且十分符合道德规范。我认为,分析师经常是“看破不说破”,这是在考虑患者以及患者群体承受痛苦的能力。当时机成熟时,患者自己会说出痛苦,释放压力,这比由医生说出来更好。我们要对自卫的表现宽容一点,恰当的防御使我们活得愉悦。

然而不管别人怎么说,分析情境是相当对称的。有两个不对称的位置,其中一个不对称的地方是伦理责任。在治疗室里应当没有任何欺骗行为,在这个治疗室里发生的事情中,99.999%的道德责任都是分析师的。这是最不对等的地方。我认为还有一种不对等的情况,事实上分析师应该知道,在他的外套下面穿着一件戴着船长徽章的衬衫,他有责任制定航线。因此,这个责任也是不对等的,而且我认为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分析师有可能会成为那个决定导演人选的人。导演选择权也是属于患者的,但对这两个人来说,有一点不对等也是合理的。

关于梦

在这个迷宫中,当代精神分析似乎将焦点从梦的隐性内容转移到显性内容。事实上,询问有关梦境的联想这个普遍习惯正面临质疑。在通往无意识的捷径上有“待尽之事”吗?

费罗认为,整个精神分析过程就是一场梦,因为它来自这样一种假设,即分析师经历的首个丧失就是丧失现实。甚至从你进入分析的那一刻起,患者说的每件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被当成现实来对待。费罗认为,梦真的是最不应该被诠释的,但是在梦中是可以做游戏的,精神分析就是像做梦一般谈话。一旦我们和患者在一起时,交流对我们和患者都是最有利的。只要我们不去指责他,不去说所有问题都是他的错,不指责他的攻击、误解、嫉妒,这就足够了。那么,在这种方法中需要注意的风险和契机是什么呢?费罗回答:“风险是患者被治好了,他感到好多了,一种分析的方法被另一种取代了。”如此,精神分析过程的核心在于梦见双方能力的扩展,让患者获得一些工具,增强他代谢现实的能力。

关于会面—象征化缺陷

我们来谈谈临床实践。目前,精神分析的重点落在了所谓的象征化缺陷(defects of symbolisation)上面,这在神经症患者和更脆弱的患者身上或多或少有所体现。

费罗问:“我们仍旧必须使用象征化这个概念吗?”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一下α元素的转化,讨论一下容器的变迁,也就是说,用一种不同的、在某些方面更准确的语言来表达同样的东西,从而更好地指出问题所在。也就是说,情况到底是β元素的过量,还是α功能的缺失?这有点像是把光学显微镜换成电子显微镜,后者能准确地告诉我们正在谈论的细胞膜究竟在哪里。

然而,我们应该记住,我们都有一些边缘的部分,我们应该与这些部分保持一种通达的关系:我们应该能够在我们的边缘性(borderline areas)区域、精神病性(psychotic)区域、自闭(autistic)区域、身心(psychosomatic)区域开设交流空间。我的观点是,我们不该认为某一种心理功能对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费罗认为,那些具有某种倾听能力的精神分析师可能比其他精神分析师工作得更好,这要归功于前者更了解人们通常所回避的心灵区域。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策划编辑华章心理的曹文女士,我们一直合作近10年,很多我们共同合作的书籍都排在受读者喜爱的前10名。同时也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曹思聪心理治疗师和白龙天皓心理治疗师,他们都曾经是我的研究生,我深知他们的英文能力和文字能力都能胜任本书的翻译,而且他们确实不负所期。我相信本书也一定会像其他几十种语言的译本一样,在相应的文化背景下取得成功。

童俊

武汉市心理医院

2019年3月31日 于厦门鼓浪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