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类学家罗伯特·德克斯在1980年代的研究，在面临饥荒之际，人类的社会群体通常会先后经历三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是预警期，特征是群体躁动。群体的活动量会明显增加，成员们热情高涨，短时间内互惠互助行为会增加，试图通过合作解决问题。

第二阶段是退缩期，特征是群体分割。该阶段的饥饿症状已十分明显。为节省能量，社会成员通常会以家庭为单位划分成多个封闭的小群体，将多数成员排除在外，不再与之进行合作。期间对群外成员的偷盗、抢劫、随机暴力行为开始增多。

第三阶段是终末期，特征是群体瓦解。极度饥饿之下，家庭内部的合作也已终止。大部分个体常常会持续数小时一动不动，陷入到严重的抑郁当中。另一部分个体则会变得异常凶暴，开始杀人食人。一切社会秩序均已崩溃。

多年来学界渐渐发现，这种三阶段理论不仅适用于饥荒，且适用于广义的社会性灾难，不论是像地震、洪水这样的天灾，还是像大屠杀、政治清洗之类的人祸。

作为一种人为造成的社会性灾难，如今国内的防疫隔离同样不例外。

“管控”相当于第一阶段预警期。

处于防疫管控中的居民住宅区对外封闭，但居民可以在住宅区内部自由活动。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平时甚少作为的居村委会突然间变得活跃，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组织居民做病毒检测，向居民分发最低限度的生活物资等等，就连无公职的一般居民也大多亢奋躁动，纷纷彼此联络，互通有无，新建微信群，不少人还主动充当防疫志愿者。居民区一反平日的礼节性冷漠，一下子变得“暖意融融”了起来。

如果管控区内发现了确诊感染者，那么政府会对其进行“封控”，使之进入第二阶段退缩期。

封控区的居民不得随意出家门，他们被拘禁在了各自家中。自发的群体合作终止后，社交媒体上要么流言四起，开始对感染者及其家人进行攻击，要么索性热度大减，重归于冷漠。与此同时，居村委会和防疫人员的面目也变得越发可厌起来。两者上门时很容易受到居民的冷眼和辱骂。居民们不再愿意积极配合防疫。

与饥荒略有不同，防疫隔离的终末期不一定接着前两个阶段发生，它也可以直接发生——在防疫人员上门强行带走感染者的时候。

上门带走感染者是为了将其转移进专门的单人隔离室。没人愿意被一伙蒙面之徒从温暖的家里绑出，关进冰冷的单号子。被带走时，许多感染者如丧考妣，眼中无光，手脚发沉，呈现出重度抑郁症状。另一些感染者如我们所见，选择了绝地反击，垂死挣扎，有杀伤防疫人员者，也有自残自杀者。

在十四天乃至一个多月的单人隔离期结束后，许多感染者的抑郁症状依旧没有消失，长时间觉得生趣索然，难以恢复日常生活和工作。他们患上了慢性抑郁症。

于是在中国，抑郁症成了新冠感染最常见的症状，甚至比任何一种呼吸道症状都更常见。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人为造成的精神瘟疫。

在这场后文革时代的空前灾难中，有人在吃人，有更多人在逼人吃人。

亡国事小，吃人事大。仁义充塞，变人为兽，非独亡国，将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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