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神分析的方式来阅读精神分析

——《瘖哑与倾听》（Mutism and Listening）读书笔记（下）

从神经学到精神分析

在弗洛伊德从脑解剖学转向到歇斯底里领域的过程中，夏科是一位不得不提到的重要的人物。从1870年到1893年间，夏科被视为当时最伟大的神经学家。他对现代医学的贡献首先在于病理解剖学研究。他也是将解剖学与生理学新知整合入临床研究的第一位神经学者，也因此促进了神经系统功能与结构之知识的重整。这个知识的重整带来了现代神经学、神经心理学与精神医学、实验心理学，以及后来的精神分析等学科之间知识论的重新界定。

1870年，夏科所在的Salpetriere疗养院因院舍老旧而需重整。这次的重整，使得原先被混杂的安置在一起的癫痫患者、癫狂者以及歇斯底里患者终于被区分开来。夏科正好负责主持这个新院区，这才使他真正开始投入歇斯底里的研究。同时，夏科集合了一群接触的研究者，包括雕塑家、艺术解剖学家、眼科专家、临床心理学家以及摄影师，以协助他所从事的研究，使得这个机构犹如是个“临床症候博物馆”、“病理学博物馆”。也因此，1885年秋到1886年春，才有了弗洛伊德的半年留学经历，并在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在夏科的讲座中，弗洛伊德可以感到一种新的歇斯底里论述正在形成。夏科解开了歇斯底里的秘密，使得歇斯底里有如一本敞开的书，有待被阅读。然而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如夏科所赞许，这些被再现的内容，仍有待于夏科的学生——特别是弗洛伊德与贾内——去解读。贾内曾以一部博士论文阐释心里自动现象，并由此展开歇斯底里与神经症的研究。而弗洛伊德则是耗费七年的时间，以一篇简短的论文，去诠释何谓夏科所说的“动力或功能性损伤”。对弗洛伊德而言，歇斯底里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身体与对身体的认识，但这个身体却不再是神经学与解剖学所熟知的身体，而是想象的身体。换句话说，歇斯底里所陈述的是表象化的身体，是身体的再现。

歇斯底里这部从此敞开的书，所传达的是关于心理表象，痕迹与符号的只是，与弗洛伊德之前所熟悉的神经学与解剖学知识全然不同。于是，弗洛伊德必须构思一种表象与符号理论，才能够解读歇斯底里的症状与其机制。但直到1893年，夏科过世当年，弗洛伊德才在《歇斯底里麻痹与器质性麻痹比较研究》（以法文发表）中提出他的答案：要解释夏科所说的动力性与功能性损伤，我们必须“过渡到心理学的领域。透过汲取既有与创新概念，弗洛伊德克服传统的身体与精神对立的看法，并重新构思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这个从1886年开始的理论翻新，一直要到1891年《失语症释义》时才完成。在失语症研究中，他从不同的神经系统构想，提出一种能够说明神经系统中激动量改变的“生理-病理公式”。并且尝试将依据“表象心理学”概念所建立的“语言装置”重新置入一个运作中的神经系统。而这个理论尝试，不仅让弗洛伊德能够解释歇斯底里症状的机制，更重要的是，也能解释布洛伊尔语言治疗的机制。另一方面，若从精神面向考量，激动量的分派是透过“意识与无意识表象”所进行。

在这篇前后工作了七年之久的短文中，反映出弗洛伊德在这段期间的理论发展。他以“心灵器官”的构想与“情感”的临界概念，去化解身体与精神之间互动的难题，并揭示了歇斯底里症状产生的机制与其治疗方式。而这一“心灵器官”的构想，则是来自弗洛伊德在失语症研究中所推论的大脑图式与语言装置。语言装置特别易于担任情感“卸除”的工作，借由“说出”，原先被排除在联想之外的表象，得以重新与文字表象连结在一起，而文字表象本身则包含着文字运动影像。如此，借由这个运动影像去驱动发声器官，便可将巨额的情感价值排除。正如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在1893年发表的《歇斯底里现象之精神机制》所言：

人类在语言中找到了动作的替代品，借由这个替代品，情感也可以几乎相同的被弥除反应。（G.W., I: 87; S.E., II: 8）。

语言、文字与记忆之恶

1889年，Emmy von N女士（即《歇斯底里研究》的病例二）经布洛伊尔转介，开始接受弗洛伊德的治疗。这位看起来依然十分年轻的约40岁的女士，受着严重歇斯底里症状的困扰。在案例报告中，弗洛伊德详实的记录了前三周的治疗过程，并解释他是如何使用催眠暗示方法的。因此，该案例也清楚显示了弗洛伊德以构思中的“心灵器官”理论，去解释歇斯底里与催眠现象的企图。通过治疗，弗洛伊德认为，在意外发生时，病患正处于某种特殊的精神情境，以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被阻隔于病患的表象联想之外。因此，若能透过催眠让病患去回忆这些时间，并透过口语叙述出来，那么这些体验不仅会重现，而且还带着发生当时的“真实活力”。此外，资质聪敏的Emmy von N很早就让弗洛伊德明白，不该老是追问她这或那是从哪来，而是让她说清楚她想说的话。至此，原本发号命令的催眠者与接受命令的被催眠者的角色逐渐呼唤，就像是病人夺走了治疗者的方法，并且主导着治疗的进行。Emmy von N的反客为主的举动让弗洛伊德察觉，若不让病患在治疗过程中畅所欲言，布洛伊尔的方法就会失效。若要顺利进行这个方法，就不应该去指导、干预病患回忆的进行与方向，而是让她的记忆工作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显然，这个修正后的治疗方法，成为了催眠暗示治疗和布洛伊尔“净化治疗”的结合。

在催眠的态度上，弗洛伊德同样综合了夏科和伯恩海姆的催眠疗法，并逐渐将关注的中心放在暗示所凸显的“文字魔力”。对弗洛伊德而言，催眠效应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命令”以及语言的后续效应。因此，弗洛伊德于1890年的一篇短文《心灵治疗》，便显露出这个理论重心的转移。在这篇文章中，弗洛伊德已经认为语言是治疗最重要的工具，并且构想一种纯粹以语言作用为基础的精神治疗方式。呼应着他当时所构想的“心灵器官”，弗洛伊德也将此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治疗方式称为“心灵治疗”：

心灵治疗”是透过一些立即、直接作用在人的心灵上的方法，去治疗精神或身体的障碍。而这样的方法首先就是文字，文字是心灵治疗最重要的工具。（G.W., V:289; S.E.,VII:283）

换句话说，此种治疗手段所凭借的就仅是文字而已。但文字言语的“魔力”来自于它们在接受者身上所引起的、带有情感的精神过程。这种透过催眠暗示，以及特别是后催眠暗示——亦即在病患清醒之后持续维持暗示的效力——的治疗方法，便是弗洛伊德所谓“心灵治疗”最简单的模型。

同样在Emmy von N的治疗过程中，弗洛伊德发现，虽然催眠状态中病患似乎理解自己焦虑的真正原因，但清醒时却又毫无所悉，以至于她将清醒时感觉到的恐惧与焦虑，错置的连结到一些显然是无关的表象上。这类记忆错误连接现象所以出现，一方面是病患对医师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则与病患本身的“意识分裂”有关，但弗洛伊德强调，后者才是决定性条件：是因为病患意识的分裂，才导致其意识逝去简历正确因果关联的材料，进而在缺乏信任的基础上，将其症状归咎于医师的建议。然而意识的分裂很少是绝对的，通常会有某些“下意识的表象丛片段”侵入正常的意识，是的表象丛本身虽然没有被意识到，但其“总体感觉”会突然出现在意识中。于是，在弗洛伊德所称之“联想强迫”驱使之下，病人便将这个感觉连结到任一个出现在意识里的表象丛，即“记忆之恶”。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中，尽管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两位作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他们都提出了一下注明的结论——歇斯底里患者绝大部分是受回忆之苦。

弗洛伊德假设，导致歇斯底里之精神材料的“配置”，就像是一种“至少具有三个层次的多次元构造物”：

记忆材料的第一层配置，是依照时间顺序，有如行事历日期一样精确排列的组织。第二层配置方式是“主题式”排列，原先依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记忆，会再依照个别不同的主题被重新排列。最后，第三种配置，则是最重要但同时也最难以说明的配置方式：这是一种依照思维内容的配置，一种经由逻辑路线深达核心的连结。这路线可能是一条不规则、多次转折的道路，并且在每个案例上都不相同。这种配置具有一种动力的特征，不同于前述两种层次的形态特征。……通常许多彼此独立行进或由旁支在某些地方相连的线会通向核心。（这也表示）症状经常是被多方决定、多远决定。（G.W., I:293-294; S.E., II:289-290）

对弗洛伊德而言，面对致病记忆如此复杂的组织与配置方式，歇斯底里的精神治疗应放弃直捣致病记忆核心的企图，而是必须去找出相应的记忆检索方式。换言之，必须根据适当的检索模式，进行记忆的考古发掘与重组。如此，脑海里尘封已久的记忆或场景，便可如影片胶卷一样自行播放，或借用弗洛伊德常用的考古学比喻，石头便会开口说话。在1896年《论歇斯底里病因》中，弗洛伊德论及精神分析工作的步骤时表示，记忆的联想链始终是由两个以上的环节所组成。这意味着创伤场景的记忆并非如“珍珠项链”般串联而成，而是像一个成员之间彼此互相联姻的家族“系谱树”一样，一种既有分支有灰机的奇异整体。

早期神经学理论

(一)            性病因神话

1894年5月21日，弗洛伊德寄给弗里斯的书信，便展现了弗洛伊德提出性病因神话的企图心。他提出了神经症的三种致病机制，并认为这些探讨触及了“大自然的伟大秘密之一”。这三种机制分别是:

一、情感的变化（歇斯底里“转换”）；二、情感的移置（强迫表象）；三、情感的交换（焦虑型神经症、忧郁症）。（Freud，1985c：68）

所有这些情感改变的机制，都涉及性刺激的“移位”。而这是由于后天的性障碍（性精神群或性表象加工的失败），或是遗传的性紊乱所致。

这一具有强烈企图的性病因神话，对弗洛伊德的著作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第一焦虑理论”、“防御概念”以及“诱惑理论”的出现。

(二)            第一焦虑理论

就焦虑理论而言，弗洛伊德在1894年6月的E手稿与1895年1月的G手稿中，分别探讨焦虑的来源、焦虑与身体的性刺激以及精神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认为，焦虑应该不是来自精神层面，而是来自“性生活中的身体因素”（Freud，1985c：72）。弗洛伊德在手稿中明确区分神经衰弱与焦虑型神经症的机制。他指出，神经衰弱也是由于身体的性激动减少所致，而焦虑型神经症的原因，则是身体性激动转离了性精神群后不断累积，最后流窜到身-心层面上。因此，在1895年《论在神经衰弱中区分出“焦虑型神经症”为一特定症候群之根据》一文中，弗洛伊德便试图从疾病分类的角度，自神经衰弱症候群中隔离出一种以焦虑为主要症状形态的新疾病实体，并命名为“焦虑型神经症”。对弗洛伊德而言，焦虑型神经症的病因正好与歇斯底里相反；歇斯底里是由一个过去的创伤事件之记忆象征所导致，而焦虑型神经症的焦虑症状则是“现实的”因素所造成：因性激动的累积欠缺相应的精神工作，以致无法转化为精神力比多，直接以焦虑的形式流窜到身体的层面上（G.W., I:334; S.E.,III:108）。

(三)            精神冲突与防御

随着性病因理论的提出，弗洛伊德便逐渐将神经症机制的中心转向防御之上。在1894年《论防御型神经精神病》中，弗洛伊德指出：“恐惧症”与“强迫表象”这些不同的神经症，与防御型歇斯底里一样都具有相同的机制。这类神经症患者的精神健康之所以受损，是因为在他们的精神生命中出现了一种“不可承受性”。某些令自我无法承受的表象引起了个体的不快感，使得个体企图予以遗忘，驱逐出意识领域。1895年，弗洛伊德以法文发表《强迫意念症与恐惧症：其精神机制与病因》，1896年发表《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续论》。总结弗洛伊德1893年~1895年间的性病因神经症理论，我们可以他当时的疾病分类工作整理如下，从中见出神经病在其理论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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