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飞力为何能成为费正清之后的新一代汉学领军人物？

作者：刘东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东，来自浙江大学中西书院。

三联中读要再次开讲美国的中国研究，还是由我来讲导论，给我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形成前后重要的社会议题。我考虑了一下，如果每个议题都讲一点，一方面会越俎代庖，把后边这些老师的讲解内容预告了。另一方面也会太松散，一个小时讲这么多事。导论就是要起一个引导的作用，所以像上次我讲了费正清一样，这一次我也用另一个学科的领军人物孔飞力来以点带面，因为他正好是在费正清之后的领军人物。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孔飞力与第三代美国汉学》。

在沉潜和高明之间

第一个话题讲一讲在沉潜与高明之间。这个话是来自于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沈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犹日昼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岁功，则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则有两伤之弊。”

这当然是学术界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说，一般的学术界，包括我们在学校里，无论是看同辈的老师，还是看后来考进我们学校的孩子，他往往都是有这个特点，要么生性沉潜、擅长考索，要么生性高明、擅长独断。比如2021年去世的我的老师李泽厚，显然就是一个生性高明，擅长独断之学的一个大学者。这既说明了一种可能性，也说明了人总是有一种局限性。

不过对于这样的命运，又总会有学者想要抗命。也就是说，生性沉潜的人，他偏偏要憧憬高明独断之论；生性高明的人偏偏又憧憬沉潜考索之功，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规律性的事情或者一种自然的趋势，因为人类最大特点就是他不满足于现有的限制，要突破这个限制。

孔飞力其人

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1933-2016）

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历史讲座教授，东亚文明与语言系主任

孔飞力生于 1933 年，死于 2016 年。他有两个汉名：一个叫孔飞力，一个叫孔复礼，前者流行于大陆，后者通行于台湾。那说到孔飞力这个名字和魏斐德这个名字，是他们当时到台湾去学汉语的时候，由爱新觉罗·毓鋆老师给他们起的。

说到魏斐德，当年哈佛要在他和孔飞力之间“二选一”，于是请他和孔飞力两人到哈佛来做Job Talk（就是要不要将这份工作给他的一个决定性的讲演），他就故意有话不好好说，他解释道：我要觉得我来到这儿，已经看到我这一辈子是什么样子了，太自满了，此后恐怕就不这么谋求上进了。

当然，后来的魏斐德是不虚此言，成为美国一代学术界的霸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全美学术委员会主席，也是伯克利的领军人物。但是由于他当时有话不好好说，另一个候选人自然脱颖而出，这就是先前已经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十年书的孔飞力，这位费正清和史华兹的学生，在1977年接任了费正清中心主任。孔飞力所占据了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也造就了他此后的执牛耳地位。

《叫魂》【美】孔飞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2014

考虑到他的领军地位，孔飞力的著作不算很多，只有区区四本书。他第一本书是《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是讲太平天国的；第二本书在中国大陆最有名，叫《叫魂》；第三本书是《现代中国国家的起源》；第四本书是《他者中的华人》。即使在哈佛这种校园里，并不是恶性地以量取胜的，即使他还有些分量不轻的论文、或章节，可孔飞力终归还是写得偏少。特别是，美国学界素有“清史三杰”的美誉，可一旦拿他跟著作等身的魏斐德、史景迁相比，他写得太少了。

《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 【美】孔飞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他者中的华人》【美】孔飞力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

孔飞力的“太平天国研究”

《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美】孔飞力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接下来要讲一下孔飞力的太平天国研究。不管怎么说，孔飞力的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让他早在 37 岁那一年就一举成名。我前面讲到他几年前已经过世了，即使到了盘点和收官之际，这本美国汉学界的扛鼎之作也是他本人的扛鼎之作。

为了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一个印象，我来先引证一下它的内容提要：

“本书认为，中国有‘民兵’思想的悠久历史，但明、清时代的制度已基本上体现了士兵和平民的分离。1796年开始白莲教造反，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无以对付，驱使官员们寻求辅助的办法，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起。这时期的团练仍在国家监督之下，对王朝的军事制度并无直接影响，但对以后大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起着先导的作用。”

有个很有名的美籍华人的学者刘广京，曾经同时赞誉过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孔飞力的这本《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说这两位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史研究的翘楚。孔飞力本人也曾经在答问时回顾了他和魏斐德的声气相求：

“列文森的兴趣在中外思想冲突，跟费正清很接近，但魏斐德的兴趣却并不在此，他的博士论文，就是那本很重要的著作《大门口的陌生人》，着眼点就在于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看问题。他们对‘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的兴趣远胜于对‘西方在中国做了什么’的兴趣，我想我们的大多数学生长期以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

不过，如果更加仔细地观察，魏斐德的成名作是出版于 1966 年，而孔飞力的成名作是出版于 1970 年。所以在一方面，这两位来自一东一西的年轻后进，确实就是一前一后，一唱一和。一个人是出自费正清名下，一个人是出自列文森名下。他们共同表达了美国学术界那种年轻人一时的风气。不过在另一方面，又正因为时间推后了四年，孔飞力对于费正清模式的抵制和修正，就要比魏斐德更加自觉、犀利，不过也更加严格、刻板，下面我还要会回到这个话题。

 史学家的看家本领

20世纪90 年代，我第一次访问哈佛，老友陈时伟当时还在那里读书，他正好就是孔飞力的学生。他刚来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就谈起了自己的导师如何了不起。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两点：第一，孔飞力在阅读清代史料时，其广博和精细让弟子们叹为观止；第二是孔飞力虽然惜墨如金，可著作等身的魏斐德都很佩服他。

对于这些，你只要翻开孔飞力的第一本书，乃至于后来爆红的《叫魂》，就知道陈时伟此言不虚。在这两本书中间，孔飞力都几乎是竭泽而渔，尽可能地利用了现有的文献，包括各种各样的地方志、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各种各样的年谱和汇编，以及各种公开和密藏的史料，这在汉学家中间是非常突出的。正因为这样，他才可能如此有条不紊，顺藤摸瓜地在《中华帝国的反叛者及其敌人》这本书里边分析了各种民兵的层次支脉，给他们进行了排列组合和分层，可以说对清代的军事组织进行了毛细血管级的缜密研究。

孔飞力生性沉潜擅长考索，他又有高明和独断的一面，这个是接着刚才章学诚的话题说的。如果孔飞力仅此而已，就算再怎么缜密，他只能算是个合格的、乃至不错的史学家，但绝不能算是杰出的或者伟大的史学家。我们一说伟大的史学家都得说有大格局的，像汤因比、布罗代尔这样大史学家。

所以尽管章学诚的确这么认为，凡是生性谨严、心细如发的学者往往就不大擅长宏观的框架、飞扬的想象。可是孔飞力是一个例外，或者更严格地说他是在力争想要突破这个限制，以便当一个例外。他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不知道秋天，一片落叶有什么意义！只有你懂得秋天，或对秋天有一个整体性的概念，才可能理解一片落叶的意义。尽管我不否认研究小问题的意义，我本人对小问题亦有点兴趣，但前提是你首先必需有起码的整体性概念。”（《孔飞力谈中华帝国晚期的国家与社会》）

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在所谓解释学循环里，就是你究竟是先知道树木还是先知道森林，或者你先知道森林还是先知道树木，我们永远是在这个解释学的循环里打转的。我们由此稍作联想，孔飞力在哈佛的老师史华兹，早在1964年就为他出版了一个模板，那就是他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本书，也同样是想要以小窥大、以点带面，以便用精心选择的典型案例，概括出全部近代史的特点，来回答对整个变迁的定性。我们由此再稍作理想，孔飞力在所有的老师中，正是最钦佩这位史华兹的，正如后者也正好最器重他。由此我们就可以想象到，正是靠着这些汉学家的翘首沉思，才形成了美国汉学的一个基本特点，那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并不满足个别案例的具体意义，以便让读者们能妙有所悟、举一反三。事实上，也正是美国汉学的这种特点，才造成了他们那些著作的可读性，也才使《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读者那里获得了轰动性的成功。

对于个案的升维处理

《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 【美】本杰明·史华兹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我以前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概括过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本书里的基本构思：

“简直是一长串精心码放的多米诺骨牌：先是由中国‘近世西学第一人’严复，一不小心碰倒了其中的第一张，即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穆勒；可谁承想由于我们这个民族之主体性的顽固，这些骨牌便在不断误读的路线下，为了给整个国家‘寻求富强’，便糊里糊涂、稀里哗啦地倒向了法国的极权主义思想家卢梭。也就是说，在史华兹看来，至少是以严复的解读为突出表征，这个一心想要寻求富国强兵的、作为整体集团的民族，从此便一步失误、步步失误地，从倾心英国倒向了倾心法国，从提倡个人倒向了提倡集体，从主张自由倒向了主张激进，从改革道路倒向了革命道路……”（刘东：《远近高低的卢梭》）

当时这本书一出来，整个美国学术界无人不叫好，以一知万。当然“以一之万”也是孔飞力的弟子经常来表扬他的导师的一句话。孔飞力同样在他自己的这本书里写道：

“条理化的想法使人总是愿意相信，研究中国社会的各个不同方面——亲属关系、经 济、文化生活以及武装力量——的最终结果将产生一个模式，揭示出所有这些活动形式的共同运转水平。这样一种全面的描述将显示出体现了所有社会活动的几种自然的协作规模。”（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换句话说，这是一种结构功能主义的想法。

而正是那个时候，费正清经常会把帕森斯领到东亚系来给他的学生开题。孔飞力当然也不例外。这样一种大大升维的运思方式，还是要借助于当时达到的成果，具体说来就是借鉴当时一批在美的华裔学者的研究，包括何炳棣、张仲礼、瞿同祖、萧公权等人。作为一个外国的学者，孔飞力提示了中国最为独特的关键要害就在于中国最独特的所谓士绅，或者叫士大夫，或者叫 officious scholar，这是中国最为独特的缺一不可的精英构成。任何一个文明都可以说他的精英构成才是这个文明最重要的部分，正是这一点启发了孔飞力，使他意识到自己钻研的这个案例就是太平天国。而且太平天国里，大家都知道就是清兵，所谓这些八旗或者绿营，都是摧枯拉朽，后来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地方士绅办团练，反而镇压了太平天国。由此，孔飞力意识到自己正在研究的是“士绅办团练”案例，而此后又导致了尾大不掉，正是整个历史的锁钥：

“太平天国时期的地方军事化影响着县一级中国行政的特点，并且以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的各种方式形成了县级行政和地方名流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地方军事化及其他问题的研究，人们可以探讨在辛亥革命前后动荡的几十年农村名流的遭遇这一问题，在此期间，传统国家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被破坏。很明显，农村名流并不因科举制度和旧政权授予他们的正式特权的取消而消失。农村名流以什么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征，他们又以什么方式去适应变化的环境，这些必定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中心主题。”（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