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n Siegel:理论是个人化的(二)
时间:2020年04月06日|395次浏览


导   言

Allen Siegel博士是SPEP体系优秀导师,在2020年度连续案例督导课程开始之前,我们与大家分享他的论文《理论是个人化的》。

Allen Siegel博士曾是科胡特的来访者,拥有50多年的临床经验。他曾是一位精神科医生,从弗洛伊德的出发之地一路走来。让我们跟随Allen Siegel博士一起,开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的英雄之旅吧。


      

理  论  是  个  人  化  的

 

Allen M. Siegel, M.D.

Chicago, Illinois 

发表于《纽约科学院年鉴》,2009

 (接续前文)

走近海因茨·科胡特

      1967年4月之前,在我的住院实习中,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就在那个月,我接受了我的第一位长程住院病人。在二十世纪60年代,有些病人会接受住院治疗一年或者更长时间,这在当时并非罕见。P&PI已成为中西部此类长程治疗的中心,我们作为精神科的住院医生,怀着热切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我们的第一位长程住院病人。我的病人,是一位恐惧、抑郁、愤怒的二十岁男子,他竭尽一切可能地诋毁、贬低并羞辱我,用一种为了自我保护而努力将我推开的方式,这样可以使他自己与他所相信的在任何关系中都存在着的某种创伤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现在我都明白了。但我当时并不能理解)。他是这种防御行为的专家;而我,一个天真的新手,热切地等待着机会去学习和帮助,于是很轻易地成为了他自我保护措施的受害者。


      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的病人对我大发雷霆,指责我无能、不专业、麻木不仁并且愚昧。对于人身攻击我毫无准备,我原本只是天真地希望自己的善意得到肯定,结果我变得抑郁。我每周五天、每天上午都与这个年轻人会面,试图对他进行治疗。原本曾是我热爱的工作,如今变成了一种折磨。那些会面让我感到恐惧。我无法入睡、无法阅读、无法进食、无法集中注意力,并且我也还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年轻人给我带来的搅动,很快,我开始希望他死掉。我感到自己走投无路。最终我意识到,正是他击中了我内心的脆弱点,于是,我寻求了治疗帮助。


      我询问老师们的建议,我应该向谁寻求帮助。那时推荐人惯常的做法是,给出一个列举着三位可能的被推荐人的名单,以免承担推荐的最终责任。毕竟,就算是基于姓名的发音而作出的选择(因为没有其它方法来作出决定),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在我的抑郁而焦虑的状态中,这份三人名单只是再次证实了我的心神不宁。我根本无法作出选择。相反地,我找到了一位喜欢的老师,我知道他会勇敢地对我诚实地表达。他看着那个名单,说这些人中有一个是“疯子”;并且让我去见海因茨·科胡特,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人。那是1967年阵亡将士纪念日(Memorial Day注2)的那个周末。我给科胡特博士打了电话,他告诉我碰巧当天下午他有一个面谈被取消了,于是问我是否能够到他的办公室来见他。那天我是医院精神科的值班住院医生,但是立刻安排了其他住院医生来承担我的职责,这样我就可以离开医院去见海因茨·科胡特博士,也管不了他究竟是谁了。


      坐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候诊室里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份《曼彻斯特卫报》,这是一份我以前从未看到过或者听说过的报纸。我一边翻阅着这份看起来很奇怪的、薄页的报纸,一边担心着即将进入的这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几分钟的等待之后,一位优雅的上了年纪的绅士出现了,高前额,身穿灰色法兰绒西服,保守的领带,带着淡淡的欧洲口音。他立刻让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一位俄罗斯移民,在我的童年和后来的生命中,他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想象着这位优雅的绅士是丹麦人,这是关于我的被拯救需求的另一个证据,因为二战期间丹麦人对犹太人的英勇行为,已经是铭刻在我的个人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我在科胡特博士那里接受了两年的治疗,但是之后,在我的住院实习期结束的时候,我不得不离开芝加哥,在越战期间加入了美国海军。正如我说的,理论是个人化的,我与海因茨·科胡特一起的经历,显然是我最终为我自己的工作选择了自体心理学这个有益理论的一个主要因素。


      科胡特博士不是教条主义者。他没有将他的理解强加于我,也没有以任何明显的方式利用我来推进他的理论。相反地,在我们的工作中所显现出来的东西,对我和我的生活来说是独一无二的,而非又是一个“千篇一律”的故事,就像是根据俄狄浦斯神话而组织起来的那些治疗中产生出来的一样。在我们的工作中,科胡特博士与我的情感体验靠得很近,对我所说的或者所想的任何事情都不抱有评判的态度;即使是他以承认他错了或者误解了我的方式,表达他对于可能对我感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这也正肯定了我的体验。在他面前,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被了解和理解。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是一种强有力的体验。没有通过意识化的觉察,我随着接受他的治疗的过程,已经内化了科胡特博士在临床中的存在方式。


      1967年,尚未被定义为自体心理学家的海因茨·科胡特,是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的一位受欢迎的老师。他在研究所的学生们就是我在住院实习期间的老师。就像那时候的科胡特一样,他们在使用弗洛伊德的驱力-防御心理学语言的时候,临床倾向已经深深地受到了科胡特关于自恋新概念的影响。他的影响为枯燥的、机械式的驱力-防御概念注入了生命力,让我和我的病人们都活了过来。


      如我在前文所说,1969年我结束了住院实习,越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了两年;然后于1976年(注3),我被芝加哥研究所录取。在那里的学生生涯是一段困难的时光。科胡特已经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自体的分析》(Kohut, 1971),以及随后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他在其中阐明了关于自恋的发展与自体的障碍的观点。1977年,他写就了第二本书《自体的重建》(Kohut, 1977),其中他明确地脱离了经典的俄狄浦斯、驱力-防御心理学,并且描述了他的新隐喻:悲剧之人与愧疚之人(Tragic Man versus Guilty Man)。我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这个隐喻,它清楚地说明了弗洛伊德与科胡特对其进行概念化的潜意识问题这个中心主题。


      与许多其他机构不同,芝加哥研究所从未经历过分裂为多个组织这样的现实政治活动,然而,它却由于科胡特的新观点对其既定的教条及权威造成的挑战而陷入一片混乱。研究所的在读学生们被卷入了这场争论。科胡特的观点在临床上颇具吸引力,但是许多年轻人害怕一个开放的“新事物”。他们担心着自己在研究所的前途,顾虑着他们透露自己成为一名自体心理学家之后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也有类似的担忧,但是,科胡特的观点、我自己与他一起工作的临床体验,以及我与自己的病人一起工作中对自体心理学知识的体验,都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无法不以自体心理学家的立场来思考。


      另外,我注意到,我对于我的分析师进行内化的体验确实不是罕见的。人们可以放心地假设,如果一个分析师自己的治疗体验是好的,那么这个分析师就会将这种体验中的要素纳入到他或者她自己的工作之中。那些要素包括主治分析师的理论见解。如果治疗体验是不好的,那么被分析者就很可能会拒绝分析师的理论,继而追求另一种理论。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都像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因为一个人在对治疗投入了重大的情感与金钱之后,是很难承认自己在治疗中所感受到的失望并拒绝其分析师的理论观点的。


注2:Memorial Day:阵亡将士纪念日(美国的法定假日,在大多数州为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译者注。


注3:此处尊重原文。译者注。


本文是论文的第二部分,待续。

感谢Allen老师对本文的发表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我们。


 作   者 


 译   者 



郑    瑾

博士,密歇根大学

Ph.D. in Biostatis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二级心理咨询师

上海如其是心理咨询工作室咨询师

SPEP2020级助教


了解更多高品质自体心理学、主体间系统理论及应用、督导课程和相关信息

请关注理心心理公众号。

发表评论 评论 (0 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