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 | 同胞竞争,与俄狄浦斯期不同风格的生命故事
时间:2020年06月28日|138次浏览|1次赞

作者:Franz Wellendorf

注:作者先拿精神分析自身发展做了分析,有些复杂,。可以跳过向下翻。


在精神分析领域中,关于同胞关系和竞争发表的文章不多,同时在精神分析案例临床讨论中,它处于次要作用。

精神分析之外,在社会化研究中,同胞关系通常也被置于较低位置。


Juliet Mitchell强调:“在元叙述范式中-- Darwin,Marx, Freud是血统论,种族的起源必然涉及人类血统。历史—向前至Marx,向后至Freud—是条垂直线: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再到共产主义。


成人到儿童到婴儿;儿童到父亲,母亲到婴儿。在这一垂直模式中,水平轴(同胞模式)被压抑了。”(2006, 36)。Freud只是粗略处理了这个主题。他的工作主要围绕兄弟姐妹因为和父母的关系所产生的羡慕和嫉妒反应。同胞主题的忽略具有怎样的意义,同时如何认识它的含义?


精神分析的历史也是剧烈的同胞竞争的历史。

仔细回顾早年的“星期三”小组,精神分析第一个部落,Freud承认“他没有在从事相同困难工作的成员间建立起应有的友好关系。” (Freud, 1914, p 24)。

他承认他无法“平息精神分析兄弟中谁更优越的争执”,并导致进一步的争吵。


早期,兄弟竞争以机构反应方式呈现,并威胁到精神分析本身的分裂和破坏。对于Ferenczi (1911),建立精神分析协会是承诺对“自我寻求趋势”的一种社会控制(p 303)。但我们知道,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从始至今,我们看到的是这种压抑的回归。同胞竞争一直存在,并在当今的精神分析机构和国际精神分析组织中呈现。


这些同胞间争斗绝不是无损大雅的争吵,而是生死之战。

在此,我不能将精神分析运动历史做系统回顾,所以只是给出一个例子。

1920年代,嫉妒之火燃烧导致秘密“委员会”中6个男人的争斗,Freud 坚定捍卫者Jones, Abraham,Eitingon 也站在这边,Rank和Ferenczi 在另一边。


争斗起源于Rank1924年在他的“创伤的诞生”一书中提出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以及Ferenczi对其积极分析技术的试验—之后成为精神分析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争议的主题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仅有的目的地,这是精神分析兄弟们之间的竞争,每个兄弟都想成为接近精神分析创始之父,希望成为唯一合法的继承人。


这些冲突清楚表明:兄弟间的争斗是场生死之战。

Jones的伟大著作《弗洛伊德自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Jones, Abraham, Rank和Ferenczi相互间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向弗洛伊德告发对方,指责彼此说谎和背叛。与此同时,Jones试图攻击对手的智识和身份。他写道:


“两位成员,Rank和Ferenczi,均无法坚持到最后。Rank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Ferenczi则较缓慢地迈向人生终点时,都发展出一些精神病性的表现,即背弃弗洛伊德和他的学说。破坏性精神病的种子,埋藏了这么长时间,终究还是发芽了。”(Jones, 1957, p 47)


以及,在Ferenczi最后的日子里:“接着是对弗洛伊德假定敌意的妄想。最后爆发出强烈的偏执、甚至是杀人的想法,随后便是5月24日的突然死亡。”(Jones, 1957, p 190)


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是否在着重强调Ferensci“突然死亡”的过程中,一种兄弟死亡的愿望得以表达。见证者如Balint,他在Ferenczi死前几天见过他,坚称Ferenczi当时并没有精神错乱的迹象(Fromm 1963).


在“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所有对抗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这样一种倾向:将冲突从同胞关系的水平维度转移到父子关系的垂直维度上。正如Jones所说:


“我知道Rank自幼便饱受对其兄弟强烈的、受压抑的敌意之苦,而这通常掩盖了对其父的类似态度。此种敌意现正倾卸到我身上来,然我所关注的重点在于如何保护弗洛伊德免于遭受攻击……三年来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唯恐Rank的“兄弟敌意”会退行到更深层面的“父亲敌意”上,而我仍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这在弗洛伊德的有生之年不会发生。” (Jones, 1957, p 49)


Jones虚伪的解析不禁让人将其断言——即Rank的敌意之下隐藏的是对父亲的恨,理解为精神分析兄弟斗争中的一种极具策略性、强有力的辩称。兄弟含沙射影地暗示其同胞竞争对手对共同父亲的仇恨,这种挑拨本身就是一种武器,诱使父亲和他的力量可以在冲突中站到自己这边来。然而,这并不是否认对弗洛伊德这一如此强大父亲形象的矛盾情感的重要意义。


“部落”成员之间的个人关系会干扰到其分析关系,使得精神分析师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复杂化。1909年Freud, Ferenczi和Jung在去美国的旅途中相互分析对方的梦。Ferenczi接受Freud的分析,而Jones则接受Ferenczi的分析。


Freud同时也是Jones女友,Loe的分析师。我相信这种分析性父母-子女关系和分析性同胞关系的混淆必然会明显强化彼此之间的冲突,因为这些界限的模糊会引发身份和关系的混乱。迄今,精神分析机构依然是这种父母-子女关系和同胞关系混淆的滋生地。我们常常可以观察到竞争攻击是以诋毁怀疑的策略来推进,比如通过对对手进行“野蛮分析”的方式。不言自明,这些“野蛮分析”具有象征性,有时甚至是物质破坏性的威力——尤其是披着精神分析术语和专家判断的外衣,更是如此。


考虑到纳粹对精神分析和许多精神分析师构成的致命威胁我想提醒你的是,德国精神分析学会的犹太成员迫于压力离开学会,幻想般地希望由此换取学会的保全。机构的重要性取代了同胞和组织团结的位置。我认为这种极端的情况并没有揭示关于精神分析机构的隐藏事实:亦即,机构的保全实际上有赖于隐蔽的手足相残。对于机构来说,存续并将成员凝聚在一起的必要的内在和外在适应与默然接受问题个体成员的清除是分不开的。在面对纳粹恐怖对个人安全和个体的自我感造成的极度威胁时,机构的坚实壁垒起着不可或缺的保护功能。


上述对精神分析运动历史的简要回顾,使得我们能够看到,一方面是对理论和临床实践中同胞关系的忽视,而另一方面却是精神分析师之间所呈现的同胞竞争的频率和强度,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里我还想强调的一点是此种竞争绝不仅限于男性领域。


为了全面地理解同胞关系动力的复杂性,我们有必要也来分析一下姐妹之间的竞争。英国精神分析学会围绕Anna Freud和Melanie Klein之间的冲突就是一典型例子——冲突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精神分析理论和临床的发展。



同胞关系的动力


相对于俄狄浦斯威胁而言,同胞关系特有的威胁在哪里?


父母-子女关系是不同世代成员之间的关系,而同胞关系则是同一代成员之间的。

儿童与父母的每一次接触同时也意味着对代际界限的跨越。俄狄浦斯情结同时也包含了儿童在其欲望和攻击性冲动之中试图挑战和掩盖与父母之间代沟的经历。


随着俄狄浦斯阶段结束时超我的形成,这种界限便成了精神结构的要素。

而另一方面,儿童与其同胞的接触,并没有跨越这样一种界限;他们之间只是年龄的差距,并不存在代际差异。

当然,年龄差距在儿童与父母的关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能导致父母的偏爱或受歧视。然而,这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别。相反,代际差异却是根本性和结构性的。


此种差异对于本能的变迁以及无意识幻想的结构化——父母或同胞作为其对象,影响深远。俄狄浦斯冲突中对母亲的性渴望以及对父亲的谋杀性冲动,是诱发焦虑和内疚的强大来源。

然而,谋杀伟大而强有力的父亲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完全超乎现实,因此在代沟之下,其俄狄浦斯渴望只能以愿望和幻想的方式去呈现。

儿童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生存完全依赖于父母;俄狄浦斯爱与恨的存在跟儿童这种存在依赖的背景全然相悖。

尽管俄狄浦斯所处的位置充满了冲突,但他在其中的位次也非常清晰。父亲-母亲-儿童:没有其他两点的存在,三角中的任何一点都是无法想象的。三角是闭合的。失去了任何一极,三角将不复存在。

每个人都需要父亲和母亲。

而另一方面,同胞却属同一代人。彼此之间并不像依赖父母——以他们各自的方式——那般地依赖于对方以获取物质和精神的生存。


同胞关系的原则是序列。相对于三角的闭合,序列是开放的。同胞并非是不可或缺的,没有他们,我依然能够存在。但是,反过来,这也意味着,序列没有我的话也照样运行。同胞关系孕育着一种最基本的恐惧,亦即我的存在与否,或许都无关紧要。


一位新诞生的同胞——我再次引用Juliet Mitchell (2006, 40)——“被满怀期待的年长的婴儿当成是自己希望的延伸一般地爱着。这被期待的婴儿将成为“更多的我”。然而,结果却是一种毁灭般的取代:因觉自己被毁灭,年长的婴儿想要杀死(……),一直到它能逃入(或者屈从于)儿童期。所以,谋杀便成为同胞分离的起源,正如想要复制‘更多婴儿’的想法底下实际上是自恋性的爱一般。”进而:“谋杀性的恨是对那取代我的新生同胞——独立的,其它的,不是我的部分。” (40/41)同胞竞争背景下所笼罩的是生存权利的斗争。


同胞关系的亲密性为个体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机会。同胞之间能够相互支持以应对发展中的挑战和危机。年长的可以照顾年幼的,给予其自豪、关注和爱。与此同时,这也会带来敌意和极度挫败的情境。

他们一起玩耍,在躯体上更为亲近,既温柔又富攻击性;他们互相模仿和认同,彼此学习。同胞关系具有补偿的功能。它提供了满足的机会和可能性,而这在父母处或许是得不到的。它包含了我们称之为次级三角的东西——以此和俄狄浦斯三角相区别,提供了与父母区别开来的机会。它还打开了俄狄浦斯三角之外的心理社会空间。在此空间中,同胞们能够寻找到一种较少受存在依赖条件所限的爱与恨,从而进一步扩展其自我。


正如Juliet Mitchell写道:“同胞之间的爱是种同一性的爱:兄弟之情(……)和姐妹之谊(……)均会令人心驰神往,(……)” (2006, 40/41)。同胞关系打开了一片空间——某种特殊的过渡性空间——在其中,个体可以学习如何处理对其他同胞的爱,如何更积极地利用竞争。适应竞争,并从中汲取创造性的能量,是步往成人的必经之路。


然而,同胞的存在也会带来一些混乱而痛苦的感受和问题。同胞的到来意味着在不同层面上均有深远的改变:与父母的关系;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时间结构。



除此之外,年幼的同胞们代表的是早期的发展阶段。他们对于年长的同胞来说意味着身份上的一种吸引以及对退行的一种诱惑。年幼的、更无助些的孩子从母亲处获得更多的关注、照料和躯体的亲近,而这些需求是年长的孩子已学会去克制了的。


面对年幼的同胞,年长的会担忧其到来会威胁到自己先前已取得的内在和外在情境的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嫉妒和竞争是很正常的情感,有时甚至非常严重。此外:竞争是对同胞关系所构成的精神平衡方面重要挑战的一种精神和行为的反应。在竞争、羡慕和妒忌背后,隐约呈现的是一种基本的自恋性威胁。随着同胞的出生,年长的孩子成了“没有的人(no-one)”。由于这个不能仅仅通过愿望而让其消失的婴儿占据了自己原先的位置,年长的孩子会以一种完全去个性化的方式去回应。


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Jones对其精神分析同胞Ferenczi存在的回应是一种人格解体的投射:“缓慢地迈向人生终点时,Ferenczi出现了一些精神病性的表现,在其生命晚年逐步呈现出来。”此外,同胞的诞生会激起混乱的俄狄浦斯幻想:同胞的出生和存在是父母具有除我之外的其它需求和愿望的可见证据——不仅仅是他们会将关注和爱给予另一个孩子,即我的兄弟或姐妹,而且他们还彼此拥有我没有的性关系,并且还诞下了一独立于我的存在的生命结晶。同胞是原始场景(primal scene)活生生的证据。


如此,同胞是时时存在的对自我威胁的活生生证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同胞之间的竞争与针对同胞的无意识死亡愿望是密切相关的。毕竟,再也没有比这更清晰的差异了,那就是我活着,而另一个死了。俄狄浦斯情境的特征是阉割威胁。然同胞竞争情境的特征却是毁灭威胁——死在另一个同胞手里,他要求占据我原先的位置(也可参阅Freud, 1917)。接受同胞存在的现实,就是接受与他人的不同。


忽视同胞关系的代价


我相信对同胞关系和与生俱来的竞争的忽视会局限精神分析的理解,不管是在理论或临床实践中。

这里,我将只讨论两点:1、对病人分析性工作的可能影响;2、对精神分析机构的影响:


虽然同胞关系会在分析关系中再次呈现,然而许多病人在自由联想中却很少提及同胞和与他们之间的竞争,或者仅仅是一些刻板的陈腔滥调。尤其是当他们跟某个兄弟或姐妹出现融合关系时,更是如此。



这样,同胞之间的自我界限就模糊了。这种情况下,同胞关系方面的精神结构就处于相对未分化的状态之中。但即便同胞没有在自由联想中出现,他们依然存在于移情/反移情的过程中。如果同胞关系这一水平维度上的冲突和竞争未能得以彻底修通,而且不对此进行清晰的理论反思,那么移情和分析师的反移情反应将难以被理解,无法触及。无法被修通,它们就会构成分析的阻抗。移情/反移情过程可能会充满着破坏性的同胞竞争,并且没被意识到。


共情的缺乏可能是病人缺乏其对同胞情感开放性的表达,分析师自己可能也会“以负性的愿望和真实的童年的妒忌去迎接”此同胞(Freud, 1897)。重要的是要将此类的移情和反移情现象理解为病人与其同胞关系经历的一种重复。这并不容易,当病人仅有一些零星的关于同胞的想法时,另外,当分析师自己也没有能够理解同胞关系特定动力的概念性框架时。


如果分析师不能够去识别这一问题的相对自主性,或者由于反移情过程,无法去承认它时,病人可能会感觉其源于内化同胞关系的幻想、欲望和恐惧不被理解,并且会因其竞争性冲动而受到谴责。比如,当分析师将同胞移情仅仅理解为俄狄浦斯主题的一种新的表现或延续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由此就会导致双重的误解,父母和同胞移情都无法被恰当地理解或解释。用旨在针对病人与父母关系的解释去回应同胞移情,那是彻底地误解了他。这意味着分化这一必要过程的失败,可能导致分析的顽固阻抗。

在我关于精神分析历史的评论中,我已表明我看到了机构环境中精神分析的冲突与同胞关系和竞争之间的联系。我认为,我们必须同时分析水平维度的同胞关系,以及垂直维度的俄狄浦斯权威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便理解机构的过程和结构。这尤其适用于精神分析机构。不对同胞竞争的动力进行分析,我们将很难理解精神分析机构中的机构冲突——不管是那些源于精神分析历史的冲突,还是在我们今天的精神分析机构中折磨我们的冲突。30多年以前,Limentani曾强调过同胞竞争给培训分析造成的沉重负担(Limentani 1974);今天我想强调的不仅是这些,而是整个精神分析教育和培训系统的机构生命。当我们回避去坚定地分析精神分析同胞之间隐藏的爱与谋杀的欲望时,就容易犯这样一种错误,过早而片面地将分析教育中的冲突和竞争解释为与权威和对父母角色人物依赖问题的一种表达。正如我们可以从Jones,处看到,精神分析有诸如此类置换的传统。


为了理解精神分析情境以及精神分析团体和机构中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同时需要:垂直和水平维度的解释。如果我们不去独立分析水平维度上出现的特定问题,在精神分析的概念中将不会有成熟的团结一词,即竞争不再被视为一种破坏性的力量,而成为发展和创造的潜能。在垂直维度上构建的专业社会中(比如精神分析学会和机构),我们可能忽视了同胞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上团结的发展——其作为一种独立的维度。鉴于此,精神分析重点关注垂直维度的父母-子女关系,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现状。团结是建立在与内化的客体——父母和同胞,和谐共处的基础上。这要求遵循垂直和水平两种维度的特定动力,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如果,同胞关系的自主现实被忽视,那么我们与父母的和解也是不完全的——正如,如果俄狄浦斯维度被否认,那么同胞间的和解注定要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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