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可上溯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薛崇成教授（1919～2015）曾于1939年发现了幻肢的经络感传现象，又于1952年起对《黄帝内经》中有关气质和人格的专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中医心理学的概念始于1985年。那一年，成都中医学院的王米渠教授在成都召开了第一届中医心理学学术会议，并组织编写了第一部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心理学》，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86年12月出版。

    这部教材的主编四人：王米渠，王克勤，朱文锋，张六通；编写者二十五人：马有度（重庆），王大鹏（天津），王米渠（成都），王克勤（黑龙江），王朝勋（辽宁），尤焕文（成都），包克新（广东），白晓东（湖南），叶锦先（福建），朱文锋（湖南），孙泽先（辽宁），刘美文（河北），杜文东（南京），吴凤珍（黑龙江），张六通（湖北），闵范忠（广西），何清平（广西），旷惠桃（湖南），杨嘉进（北京），胡永年（湖北），赵娣桃（河北），施毅（福建），徐川（成都），钱汉云（湖北），常存库（黑龙江）。这部教材中的气功学部分由我执笔。

    转眼三十四年过去了，抚今追昔，还真是有点儿“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的感慨。不过看到这么多青年才俊投身到中医心理学事业中来，当年的游击队终于发展成了正规军，心中感受到了星火燎原的喜悦。我们这次大会，注定会成为中医心理学发展的承前启后的里程碑。

    有人对中医心理学这个称谓颇有微词，好像中医不该和心理学发生关联。这种误解是两种因素造成的：只懂心理学而不懂中医学，或者只懂中医学而不懂心理学。要知道，人类的医学是治病救人的学问，其服务对象是人，因此在诊断治疗中就不仅会涉及生理和病理的问题，也会涉及心理的问题，还会涉及生理、病理与心理交互作用的问题。现代医学需要研究这个问题，传统医学也要研究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现代医学心理学和传统医学心理学。中国的传统医学简称为中医，所以中国的传统医学心理学就叫中医心理学，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医能用于心理治疗的技术实在太多了，包括中药疗法、针灸疗法，推拿疗法、祝由疗法、布气疗法、导引疗法，气功疗法等等。这些疗法，构成了中国本土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有的具有自然科学属性，有的具有人文科学属性。

    近来，心理学业内常常有“科学”和“不科学”的争辩。有人说中医心理学不科学，还有人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深层心理学不科学。这种错误说法的根源是没有正确理解科学的本质。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427 B.C.～347 B.C.）认为，人类的基本追求有三种，就是“真，善，美”。这三种追求产生了三门学问：追求真的学问是科学， 追求善的学问是宗教，追求美的学问是艺术。原则上讲，凡是求真的学问都在科学之列。

    现代科学分为两大类，一个是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一个是人文科学（human science）。自然科学主要研究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侧重于物质层面。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生活中的种种现象，侧重于精神层面。这两种科学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是各自又有各自的规律。自然科学解释自然现象，人文科学解释人文现象。强行规定用人文科学的规律去解释自然现象，或者强行规定用自然科学的规律去解释人文现象，具有同样的荒谬性。

    心理学是横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问，它从一开始就分成了自然科学心理学和人文科学心理学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各有其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心理学的代表是威廉 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人文科学心理学的代表是弗朗茨 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1838～1917）。这两个德国人曾被欧洲称为两个心理学之父。冯特的代表作《生理心理学原理》和布伦塔诺的代表作《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都是在1874年发表的。

    科学的天平，一边是自然科学，一边是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侧重于物，人文科学侧重于人；二者是相须为用的统一体。但那时的欧洲人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他们几乎把所有的砝码都放到自然科学这一边，造成了冯特的研究内容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一家独大，而布伦塔诺的研究过程的心理学（意动心理学）渐趋式微。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出版十六年后就有了英文译本，而布伦塔诺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出版整整一百年后才有了英文译本。

    在科学的天平上，独取自然科学，无视人文科学，造成科学本身的严重失衡，这种思维倾向就叫做科学主义（scientism）。科学主义是一种心灵病毒（psycho-virus），感染这种病毒的人，眼中只见物、不见人，只把自然科学当作科学，而不把人文科学当作科学，固执于用物质的尺子去丈量精神世界。科学主义这个心灵病毒感染率很高，已经渐成流行趋势。如果不能对这种心灵病毒产生免疫力，就不可能走进人文科学心理学的大门，当然也就无法看清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庐山真面目。 

    说来也挺有意思，属于人文科学心理学的深层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自认是一个严格的科学主义者，他本来是以催眠术起家，但他觉得催眠术是暗示在起作用，有违于他对科学性的期待，就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另起炉灶创立了解梦法和自由联想法。然而在心理治疗中，暗示效应几乎是无所不在的。有人抱怨说弗洛伊德的解梦不好用，移植弗洛伊德书中的典型解梦例子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其实那是因为解梦人在来访者那里没有取得足够的信度。所以，解说同样的梦，弗洛伊德说梦就是大师说梦，而换个人说梦就有可能是痴人说梦。在自然科学心理学那里，暗示常被视为必须排除的因素；但在人文科学心理学那里，暗示则是取得疗效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衡量一个心理学疗法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不是科学与否，而是有效没效。任何疗法，有效才是硬道理。只要有效就有研究的必要，至于背后的道理总有一天会弄明白的。

    在目前中国心理咨询所采用的各种疗法当中， 是自然科学心理学疗法占主导地位还是人文科学心理学疗法占主导地位？毫无疑问，是人文科学心理学疗法占主导地位。而且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下去，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中国本土心理学宝藏，其中大部分都具有人文科学属性。所以很多心理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儒释道的修炼技术，试图开发儒系疗法、佛系疗法以及道系疗法。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自然科学心理学与人文科学心理学在研究的手段上迥然不同：自然科学心理学重在测量，通过测量实现量化；人文科学心理学重在描述，通过描述接近真相、探求规律。布伦塔诺强调指出，这两种研究手段都是科学的，缺一不可。前者在于发现心理与生理等诸多因素间的因果关联，后者在于描述心理成分以及诸多成分的联结方式。

    当今中国心理学界独重测量，而轻视描述，甚或无视描述，以为只有测量才是科学，而描述则算不上科学。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错觉，是科学主义这个心灵病毒在作怪。如果对这个心灵病毒缺乏免疫力，就会把心理学研究引入歧途。

    近年以来，中国本土心理学这一话题日渐热络，探索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总是给人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觉。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势？

    这是因为，心理学本来有两种语言体系，一个是自然科学语言体系，一个是人文科学语言体系。我们只了解自然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却不太了解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本来，中国本土心理学的主体具有人文科学心理学属性，我们却硬要从自然科学心理学的视角去进行观察，所以才会“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当务之急，是构建中国本土心理学的语言体系。这个语言体系，不是儒系语言的翻版，不是佛系语言的翻版，也不是道系语言的翻版，它必须是心理学通用语言，实现现代人说现代话，不再用“之乎者也”做文章。当然，这里所说的心理学通用语言，不是来自自然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而是来自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

    令人欣慰的是，这样的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布伦塔诺已经为我们奠定了初步的基础。由于欧洲当时科学主义盛行，布伦塔诺的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在那里找不到知音，被冷落了百年之久。而在中国，布伦塔诺一定会有很多知音。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心理学思想与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思想息息相通，两者的交汇一定能产生当代心理学发展所必需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李其维先生在《苏州大学学报（2019）》发表了一篇重磅论文《心理学的立身之本——“心理本体”及心理学元问题的几点思考 》。这篇长文中，李先生提出两个当代心理学必须关注的原则性问题：（一）心理本体，（二）心理研究的重点在于过程与机制。对于布伦塔诺的评价他是这样说的：“布伦塔诺心理学思想尽管从意识出发，但能鲜明地提出心理学不研究意识的内容，而从“动”（过程）的角度来探讨心理现象，实属不易，闪烁先知者的智慧光芒。……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人文之祖，不如说他是最早明示心理学未来真正研究方向（本体）的先知者!”

    我在读布伦塔诺的《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时，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叹。在欧美所有的心理学家中，荣格（Carl Jung ，1875～1961）的学说曾被认为最贴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然而我读了《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之后，才知道布伦塔诺的心理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学思想具有最高的融合度。布伦塔诺之所以能有这样的造诣，除了他的博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特别重视修炼实践。布伦塔诺十六岁时就开始接受天主教的正规培训，二十六岁时被任命为神甫，修炼是他终此一生的功课。在布伦塔诺写成《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一书时，他已经具有整整二十年的修炼体验。

    我于1965年成为气功爱好者，并于1981年成为气功学专业工作者，在辽宁中医学院从事气功学教学工作。气功是中国本土心理学具有代表性的疗法，也是颇具争议的疗法，多年以来一直在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夹缝中踽踽前行。由于气功脱胎于古代儒释道的修炼技术，所以气功的传统语言体系很庞杂，有儒系的语言，有佛系的语言，有道系的语言，还有中医的语言。古人对修炼技术的描述，大都采用取象比类的手法，常常引发“认指为月”式的误导。这种庞杂的语言体系，不能很好地指导练功，甚至有时会导致走火入魔现象的发生。同时在儒释道的修炼理论和技术中，有精华也有糟粕，有些明显违背生理规律的功法却被奉为至宝，这也是造成走火入魔的原因之一。所以，对于古代修炼的理论和方法都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

    对于我而言，庆幸之处在于对气功的研究一直坚持心理学方向。气功有两个关键词——识神和元神，这也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奠基概念。我从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深层心理学中得到了很大的启示，认识到识神和元神与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元神包含个人一生的信息（个人无意识），甚至包含祖祖辈辈的信息（集体无意识）。这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识神与元神的内容。那么，识神和元神在修炼过程中是怎样运作的？经历着怎样的心理学过程？这个问题弗洛伊德没有说清楚，荣格也没有说清楚。把这个问题说清楚的是布伦塔诺。

    布伦塔诺认为心理现象的最显著的特征是意向性内存在（intentional inexistence），这是一个广泛而深刻的心理学存在，它包含了弗洛伊德的个人无意识，包含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还包含更多的内容。这个意向性内存在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着的，就像布伦塔诺所描述的那样：“自我在过去与现在存在的统一体就与一条河流无甚区别，在这条河流中，后浪随着前浪并且推着前浪。”意向性内存在的流动就叫做意向流（the intentional stream）。

    意向流是心理本体，也是识神与元神的统一体，正是它的运行演绎着人们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

    意向流具有十二个特性，即 （一）

指向性（directivity），（二）流动性（mobility），（三）连续性（continuity），（四）超速性（superluminality），（五）建构性（constructivity），（六）感应性（interactivity），（七）可控性（controllability），（八）主观性（subjectivity），（九）非想性（unobservability），（十）直解性（direct knowing），（十一）自明性（self-evident）（十二）统一性（intergrality）。这里的每一个特性，都与中国本土心理学疗法的实践过程紧密相关，都能用来合理解释其中的种种现象。

    意向流运行的基本程序是：首先是对象的呈现（表象 presentation），接着是对于对象的评估，明确是对是错（判断 judgement ）， 然后是基于评估的结果而产生接受或者拒绝，爱或者恨（情欲 emotion and will）。

    “表象——判断——情欲”是法国学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提出来的心理现象三分法，但后来就被遗忘了，是布伦塔诺把它重新公之于众。

    意向流的这个“表象——判断——情欲”的基本程序环环相扣，周而复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链接相关信息。意向流在运行中有两种倾向，一种使熵值增加（系统有序性降低），一种是使熵值减少（系统有序性升高）。使熵值减少又称为输入负熵（negative entropy）。

    无判断（non-judging ）是中国本土心理学多种疗法取效的共同关键因素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类才能够对意向流实行管理，从中获得身心效益。意向流的管理往往会从“表象——判断——情欲”这个基本程序中的判断环节入手，通过一定的心理学技术把“判断”转换为“无判断（non-judging ）”。无判断是一种特殊的心身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有助于意向流运行中识神与元神的整合，提高机体的有序性，是人的自愈功能获得最大发挥的内在基础，相当于向意向流中输入负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判断（non-judging ）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修炼技术中的无判断，另一个是生活态度中的无判断。

    说到修炼技术中无判断，在儒家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佛家就是“涅槃”、“三昧”，在道家就是“心死神活”，“凝神入气穴”。

    说到生活态度中的无判断，在儒家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佛家就是戒“妄语”、戒“绮语”、戒“恶口”、戒“两舌”，在道家就是“不得毁贤扬己”、“不得轻忽言笑”。

    中国本土心理学的很多疗法都是通过一定的心理学技术实现无判断状态来取得疗效的。获得这种无判断状态有两种方式：有的是自主实现的（如气功，坐忘，禅修等），有的则是被动实现的（如祝由，布气，导引，催眠等）。

    必须明确的是，练功过程中运行于人体之中的不是“气”，而是意向流。所谓的“气感”不过是意向流场效应作用于人体的某种感觉器官所引起的。把练功中的“气”物化，过度追求“气感”，干扰了无判断状态，是导致走火入魔现象的常见心理因素。

    当然，意向流的管理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意向流管理不仅包括判断管理，还包括情欲管理，智慧管理，以及信念管理。实行意向流这四项综合管理的学问就叫做意向流管理学。

    意向流管理学构建了中国本土心理学语言体系的基本框架，其中没有儒释道的语言，只有人文科学心理学的语言。意向流的四项管理（判断管理，情欲管理，智慧管理，信念管理），御繁执简，涵盖了儒释道三家修炼技术的共同主旨，由此而演化的各种中国本土心理学疗法，都能从中得到合理的解释，进而为这些疗法的评估、改进和创新提供现代理论支撑。进入这个新的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会有两个明显的感受：其一是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精彩的心理学原则性见解，其二是感受到关于儒释道修炼技术的很多传统描述的意境都会在这个新的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之中变得简单明了，清澈见底，从而起到直指人心的作用。

    意向性内存在的流动性是布伦塔诺最先提出来的。在他之后的西方学者威廉 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埃德蒙德 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也都赞同意识的流动性。威廉 詹姆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第九章提出了思想流（the tream of thought）的概念（我国译作意识流），并指出它的五个特点：（一）思想倾向于个人的形式，（二）思想在不断地变化，（三）在每一个个人意识中，思想明显是连续的，（四）人类的思想显现为处理独立于它自身的对象；更确切地说，它是认知的，或者拥有认识的功能，（五）在思考时，它总是对其对象的一部分比对另一部分更感兴趣，它始终在欢迎和拒绝，或说它总是在选择。

    很显然，思想流（意识流）的概念所讲的只是识神范畴的部分规律，并未涉及元神的范畴，与布伦塔诺所揭示的非想性、直解性、自明性等内知觉（inner perception ）的运行规律相比，思想流的深度明显不足，对指导中国本土心理学疗法用处不大。

    中国古代很多精于修炼的思想家都曾论述过识神和元神的流动性。

    晋代魏华存《黄庭内景经》：“元气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云，灌溉五华植灵根，七液洞流冲庐间，回紫抱黄入丹田，幽室内明照阳门。”

    汉代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修之不辍体，庶炁云雨行。淫淫若春泽，液液象解冰，从头流达足，究竟复上升，往来洞无极，怫怫被容中。”

    唐代玄奘《八识规矩颂》：“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境为风，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

    当然，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包括人的心思意念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川流不息的。正如《论语》所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由此可见，意向流管理学是东西方人文科学心理学交汇融合的必然结果，也是构建一个兼容东西方的人文科学心理学语言体系的投石问路之举。其中的详细内容，我已发到我的博客和微信公众号当中，欢迎关注与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