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看到《纽约TCM论坛》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中国西医对中医药抗疫效果集体失声”，作者李永明，是美国中医药针灸学会创会会长及第五任会长。

    三十八年以前我在辽宁中医学院针灸系任教时，李永明曾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个有学力、有思想、有抱负的青年教师。如今他在美国为中医的发展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李永明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在当下具有普遍意义，关系到中医和西医的沟通，也关系到中医自身的发展，值得深入探讨。

    这次COVID-19疫情突袭中国，迫使武汉封城，这个人口近千万的城市陷入前所未有的险境。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从西医角度来看，目前尚无特效药物，能用的只有支持疗法，以及对重症患者进行抢救。这种“无药可医，坐以待毙”的心理重压足以让当地居民的机体免疫力降至底线。

    这时候中医来了。中医告诉人们，疫情可控，疫病可治。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大疫流行都有中医精英挺身而出，为民众撑起生命的保护伞。汉代的张仲景，金元时期的刘完素，清代的叶天士、吴鞠通等等，都曾为疫病的治疗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这次疫情爆发之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琪等齐聚武汉，制定了中医抗疫良方宣肺败毒颗粒、化湿败毒方、清肺排毒汤等，取得了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总有效率。中医心理学也介入了这次抗疫过程，中医心理学会的王健会长亲赴武汉为战胜疫情贡献力量。

    当然，西医在抗疫过程中的贡献同样功不可没。这次全国各地援鄂医疗队总人数共计四万余人，西医35000余人，占88%；中医4900余人，占12%。在十六家方舱医院中，使用西医常规治疗的有十二家，使用中药治疗的有四家。西医担负着危重病人的抢救任务，把很多患者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湖北省疾控中心攻关团队在1月26日成功分离出新冠病毒，及时展开对毒株的测序工作，并于1月29日获得病毒全基因组序列。这个重要科研成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快速诊断、疫情防控应对决策以及病毒变异适时监测等方面奠定了坚实基础。

    病毒无护照，疫情无国界。我们在这次抗疫过程中无论在西医方面还是在中医方面都获得了宝贵的经验。中国人是善良的，非常希望正在遭受COVID-19疫情困扰的国家能够分享我们的经验。我们派往意大利的专家组在与意大利同行进行经验交流时提到了中医药，对方索要有关科研数据，并说没有这样的数据他们就无法接受中医药疗法。这是为什么？

    原来，一种新的药物疗法若想获得国际医学界的认可，必须提供相关科学研究的完备数据作为基础。    

    科研（科学研究）听起来很复杂，其实它的基本原则只有两个字——对照。所谓科研意识，就是要懂得对照的重要性，要习惯于用数据说话。为了说明对照的重要性，我举一个题外的例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国际气功研讨会。会上天津某大学生物系报告了气功外气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科研成果。他们把已经接种大肠杆菌的平皿分成两组：A组作为实验组，让气功师掌心距离平皿15公分持续发放外气5分钟；B组作为空白对照组。两组平皿一同放入摄氏37度的恒温培养箱中，经过固定时间的培养后观察结果。他们通过数理统计，得出气功外气能够抑制大肠杆菌生长的结论。

    这个科研实验存在着致命缺陷——对照组不合理。因为要想证明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至少要增加两个对照组，即C组和D组。C组要求气功师掌心距离平皿15公分不发放外气并持续5分钟，D组要求一个不练气功的人掌心距离平皿15公分持续5分钟。这样，实验结果可判定如下：

    （一）A组大肠杆菌生长正常，B组、C组、D组大肠杆菌生长也都正常，说明气功师和常人对大肠杆菌生长均无影响。

    （二）A组生长正常，B组、C组、D组生长均受到抑制，说明是人体正常红外辐射的作用，与外气无关。

    （三）A组生长正常，B组和C组生长受到抑制，D组生长正常，说明气功师具有超常辐射，与外气无关。

    （四）A组生长正常，B组生长受到抑制，C组和D组生长正常，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气功外气对大肠杆菌的生长具有抑制作用。

    我把上述意见说给报告人，他虚心接受了，并打算收回寄给杂志社的稿件。在科研中对照组设计不合理，无论付出多少努力，其结论都不会得到业界的认可。这是医学科研的铁律，对西医如此，对中医也如此。

    我们应该感谢张伯礼院士，他是一个具有科研意识的中医学者。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他力主中医单独承包方舱医院，施行系统化的中医诊疗，并进行了初步的对照设计，向世人展示了中医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但是，在这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治当中，我们不可能设计安慰剂对照组，更不要说双盲实验了，那是道德和伦理均不允许的事情。同时，我们也无法将心理因素排除在外。因为中医认为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治疗不仅在于身，也在于心。我们在治疗中不光使用药物，还用各种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推拿、气功、心理疏导等提振患者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如果有人研究心理免疫学，中医能提供很多经典范例。只是这样一来，我们的抗疫良方宣肺败毒颗粒、化湿败毒方、清肺排毒汤等都无法取得足以让国际医学界认可的科研数据。

    近来有些人对钟南山院士等西医专家颇有微词，认为他们没有为中医在抗疫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欢呼鼓舞。这是一种情感色彩很浓的片面认知。要知道，钟南山院士等西医专家的言论，不仅是代表他们本人，更是代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假如钟南山院士等西医专家如人们所愿，向业界高调推介中医的抗疫成果，而当国际同行索要相关科研数据时却两手空空，该是何等尴尬的场景。那样的话，受到质疑的就不仅仅是这些西医专家本身，更是中国科学界整体科学思维与科研意识的水准。

    当然，如果中医只图生存，科研意识可以不要，毕竟临床医学是靠疗效说话的。只要你治病有效，你的患者群就能给予你不低于同等资历的西医所能享受的生活水平。

    但是，如果中医想要发展，科研意识不可或缺。没有科研意识，不懂得对照的重要性，不习惯于用数据说话，中医的成果就难以登上国际医学的大雅之堂。

    面对外界的质疑，我们中医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省察自己还有哪些工作没有到位，而不是怨天尤人。我们中医人永远不要把荣誉的获取寄托在他人的口惠之中，而要自立自强打造自己的金刚不坏之身。这一点我们能够做到，因为我们当中已经有人做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屠呦呦院士，凭着对中医的坚定信念，凭着超强的科研意识，凭着锲而不舍辛勤努力，完成了青蒿素的研发，拯救了上百万人的生命，荣获了医学最高奖项——诺贝尔医学奖。事实证明，只要你功夫到家了，拿出来响当当、硬邦邦的成果，就会得到国际医学界的认可。

    说到发展中医，最为膏腴的土壤在中国。这里有数千年未曾间断的传承，这里有近乎完备的中医文献，这里的每个省、每个自治区都有中医高等学府及其附属医院，这里的每一家区、县级以上的医院都有中医科，这里的每一个中医师都有同时使用中药与西药的处方权。在这样的土壤中能够和应该结出怎样的果实，是当代所有中医人必须认真思考并认真回答的问题。

    中华千古史，仁术本岐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