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暂时控制住想要理解无边生活的冲动，坚忍地回到卡夫卡不安的存在上来。在无边的生活中，卡夫卡的存在性不安是如此独特而典型，以至仅仅根据他童年的材料，一位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家就能大致预见他一生将痛苦不堪。如果以常态心理学为参照，可以认为卡夫卡已经进入了所谓"反常心理学"的范围。即便那些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生存论心理学家，他们不会随便使用诸如"患者"、"病态"一类用语，但也会对卡夫卡问题表现出格外的"临床"关注，把他列入"问题儿童 "或类似的人群集合中。

　　这样一些心理学家多半会发现，卡夫卡的不幸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例如，阿德勒的分析会深入到卡夫卡对"生活意义"的深层感受，并论及他的自卑和超越，罪感和勇气。弗洛姆会认为，卡夫卡的不幸，在于他被"权威主义良心"以及相关的罪感所压倒。霍妮会把卡夫卡归入她的"神经症人格"类型，并多半会认为卡夫卡将在三种"神经症对策"中主要采取"自我埋没对策"和"放弃对策"的结合，既以被鄙视的真实自我自居，又处于被鄙视的真实自我与另一个理想自我之间，在这样两种心理趋势之间永远痛苦地摇摆："如果你爱我，那你就决不会伤害我。""如果我离群索居，什么也不能伤害我。"莱恩不仅会指出卡夫卡自始至终深深的"存在性不安"，而且多半会根据他外在人格表现与内心人格结构的分裂，断定他业已形成不幸的 "真－假自我系统"；莱恩甚至可能引用卡夫卡一篇日记，卡夫卡在其中说，他童年时代的保姆夸他从小听话、顺从、文静，是个好孩子；莱恩多半会指出那是他正在形成的"假自我系统"，并指出这不为卡夫卡所自觉的"假自我系统"不仅骗过了童年时代老实巴交的保姆，而且骗过了以后一生中不少智商颇高、感觉颇佳的人。可能，莱恩还会指出，卡夫卡身体"天生的羸弱"并不必然导致痛苦，痛苦在于他那分裂的自我中某个"非身体化的自我"，这个自我使他陷入某种程度的"类精神分裂"状态，使他成为苦恼不堪的"自我意识人"……

　　然而，我们希望进一步对卡夫卡问题作出更具生存论意义、更具普遍性意义的探索。我们所要涉及的，将是围绕所谓"俄狄浦斯情结"而形成的一套话语系统。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始终是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思想。在整个运动中，这一思想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和发展。弗洛伊德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指出，男孩具备某种先天的性驱力，从而使他怀有占有母亲的企图。通过早期的家庭生活，男孩会知道，在关于母亲的问题上，父亲是自己的竞争者和敌人。同时男孩也知道，他只能小心翼翼抑制着对父亲隐秘的敌意，因为父亲在生理上远比他强大，公开较量只能意味着失败，意味着被父亲"阉割"。这种占有母亲的企图，以及相应的对父亲的敌意和恐惧，就是所谓"恋母情结"，即俄狄浦斯情结，以及相应的 "仇父情结"和"阉割恐惧"。这一早期思想被认为具有"泛性论"或"生物本能主义"的倾向，受到各种不同的批评。然而，由于它把握住了个体及其家庭生活中重要的现象，仍然始终为人们所关注。经过精神分析运动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人们最终达到了生存论(即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度，完成了精神分析思想与生存论思想的交汇和融合。参见贝克尔：《反抗死亡》。简单地说，俄狄浦斯情结可以叫做"神化工程"，因为它的本质是渴望成为神，即渴望"神化"，它充分展示了由于逃避死亡而被扭曲了的童年自恋倾向。诺尔曼·布朗：《生与死的对抗》，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在儿童期，俄狄浦斯情结表现为儿童想要"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前面说过，在婴儿生活的极早期，有一个所谓"原始存在"的阶段，这一阶段也可叫做"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在这一阶段，母亲表现为"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在她眼里，婴儿是神，或者说，婴儿在母亲生活中的地位与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母亲会对婴儿的任何动作迅速作出理想的反应，婴儿从中会产生"万能感"以及相应的自恋。

　　但是，婴儿接着就要为这种"万能感"和自恋付出代价。他渐渐由婴儿变为儿童，被逐出了伊甸园。人生的推进要求他逐渐结束原始存在，独立面对生活。但是，生活则以它生死交融的分量压倒一切，于是，"万能感"丧失了，自恋面临毁灭性的打击。在这难以承受的分量之前，正如前面所指出，具有正常原始存在的儿童会"压抑自己"，以免于"垮掉"的结局。而这种近乎本能的自我压抑将通过身边最为方便的对象加以施行，这对象就是父母和自己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包括各自在生活中的作用、地位和形象，以及各自相应的器官。母亲象征着美好的伊甸园，但是，母亲也象征着"被阉割"，意味着在生活面前相对的无能。父亲是生活的强者，他不仅在生理上显得有力，而且也代表着家以外的广大世界，换句话说，眼下在儿童眼里，父亲就是身边的神祗；然而父亲也象征着"阉割"，意味着生活压倒一切的分量。这种知觉和情感的交织和冲突，其格局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形成"情结"或所谓"情意综"，但不管怎样，其中两个相反相成的主要部分就是：对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的恐惧，以及对神化的渴望，或者说是对"父亲"或"阉割 "的恐惧，以及相应的对"成为父亲"和"占有母亲"的渴望。正如人们所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亲，试图重返原始存在的"伊甸园"。同时，我们也都在反抗"父亲"，试图"成为自己的父亲"。其实，这两种努力都是在反抗"阉割"，即反抗父母代表生活强加于我们的生死分量，它们都反映了我们对"神化"的渴望。

　　也就是说，生活中的确存在着"阉割者"，从而让我们产生生死恐惧和神化的渴望。只是，所谓 "阉割者"，并非单独的父亲或者整体的父母，而是自然和生活本身。是生活、是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延伸在"阉割"人，使人"无能"。而所谓"阉割恐惧"，实质上就是生与死的恐惧。贝克尔：《反抗死亡》，第333页。更进而言之，正如我们试图指明：存在本身就是不安。所谓"存在性不安"，从根本上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命，是人类在生死分量面前不由分说的恐惧和颤栗。

　　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之中，儿童将近乎本能地形成自己的人格和生活方式，利用父母、家庭或其他人的力量，利用身边一切事物所能提供的支撑，利用所能利用的文化观念，就像种子利用土壤和营养或江河利用"地形"，构建自己的"神化工程"，而这一"神化工程"的内容就是"成为自己的父亲"。这一工程巧妙地掩盖了根本性的存在性不安，将儿童在生死分量面前的被动性转换为主动性，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所有的本能、爱、感激、肉欲、反抗、自我确证和自立自强--所有这些都在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中得到满足。"然而，在儿童期神化工程的构建中特别需要辨明的一点是：从被动到主动的转换真要成功，"成为自己父亲"的愿望真要达成某种满足，必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与父母的同化。儿童时代构建"神化工程"的关键在于与父母的同化。正如前面曾经指出，来自父母的爱与呵护越是美好，儿童的成长就越是健全，就越意味着生命对死亡的胜利。在这之中，"前俄狄浦斯情结"的身心经验（即所谓"原始存在"）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儿童时代通过与父母的良好同化相对成功地构建成自己的"神化工程"，他就相当于为自己构建了一个相对理想的"平台"，为自己此后漫长的一生找到了相对理想的"发生学"起点。以此为基础，他会不断延续和逐步扩建自己的"神化工程"。换句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死亡恐惧的日益显露和明晰，他会通过人类家族制度的不朽、文化成就中的不朽或宗教许诺的不朽来逃避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将自己的生命不断"升华"（或者说转移）到浪漫爱情、子孙后代、伦理德行、丰功伟绩、文学艺术、理论体系、文化历史之中，即升华或转移到爱人、家庭、金字塔、城市、金钱、作品、宗教、甚至"台球技艺"或舆论的首肯等等对象之中，逐渐展开自己相对健全的人生。

　　而相反的情况，如果儿童的"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越是反常、其原始存在越是不完善，如果儿童越是得不到父母健全美好的爱与呵护，越是不能与父母达到相对正常的同化，那么，他就越是无法构建相对正常的"神化工程"以保护自己，从而过早地暴露在压倒一切的生死分量之前。在这分量之前，他幼小的身心无法"挺住 "，容易"垮掉"，被恐惧击溃，被生活"抛弃"和"阉割"。

　　比较卡夫卡不幸的儿童时代和俄狄浦斯情结理论，我们清楚地看到，在很大程度上，他正是一个没能正常度过"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和"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孩子。生活未能让他实现与父母的同化。他儿童期的"神化工程 "因而捉襟见肘、破碎不堪。甚至，他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神化工程"，有的只是许多相反的东西，只是母爱的缺席和父亲的专制、粗暴和野蛮，只是"羸弱、胆怯、迟疑不决、揣揣不安"，只是恐惧、畏惧、敬畏、耻辱、自卑、内疚、罪责等各种深深的存在性不安。破碎的童年导致破碎的人生。由于童年期"神化工程"的缺憾，卡夫卡没有构建通常成人"神化工程"的基础。用前面的话说，他将无法展开一个相对健全的成人阶段。

　　毋庸赘言，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漫长讨论，是对前面有关卡夫卡讨论的概括和深入。显然，对于"俄狄浦斯情结"理论，卡夫卡似乎也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或者应该反过来更确切地说，这个理论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卡夫卡。然而必须指出，到此为止，我们才刚刚抵达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就在所谓"与父母的同化"家庭内部的关系，包括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人际关系，即所谓家庭伦理－人际关系。这种伦理－人际关系的背景是一种更大的伦理－人际关系，那就是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广而言之，即一般的人与人关系。

　　这就意味着，儿童所构建的"神化工程"真要成功，不仅能保证他相对正常地度过儿童时代，而且能让他"扩建"成一个相对正常的成年，那就不能仅仅与父母同化，而必须同时与社会同化。但这就需要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前提：父母首先要与一般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对我们而言，反过来的推论更为重要：当父母与身边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了同化，而孩子却未能与父母实现同化，那么，孩子最终就难以与社会伦理－人际关系实现同化。换句话说，这样的孩子很难逃避孤独一生的痛苦命运。

　　和克尔恺郭尔一样，卡夫卡将因为童年巨大的缺憾而相应地缺乏进入社会伦理现实的能力。换句话说，他将和克尔恺郭尔一样，难以进入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难以进入人群。如果以这一点为参照，那么，在人类文化史上，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大致属于一类人格，而拿破仑、弗洛伊德和雅斯贝斯等则属于另一类人格。在这两类人格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后一类人格都是些伦理－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英雄，在人群中出类拔萃。他们往往功勋卓绝地指挥战争、领导运动、创建学派，在同时代人心目中建造成显赫的神化工程。与他们相反，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将在人群之外、在正常的伦理－人际关系之外一生孤独和痛苦，恐惧而不安。即便最终被人认识，也要为此付出久久的等待。是否拥有健全的母爱和相应的双亲之爱，是造成两者差别的主要原因。健全的母爱和双亲之爱本身就是最正常、最美好的伦理－人际关系，它们保证了孩子正常的同化过程，它们使孩子得以成功地构建童年期神化工程，并向孩子提供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基础、安全感和力量。雅斯贝斯明确认识到，他的力量来源于美好的双亲之爱所奠定的安全感。弗洛伊德则颇有些自恋地宣称：一个已成为母亲爱子的男子汉，将终生饱含征服者的情感。这种信心会导致成功，往往成为致胜之本。幼时健全的双亲之爱，甚至可以让尼采这样天生羸弱、且早年丧父的人也能凭着某种"光芒万丈的文体"，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的 "超人"，在为深邃哲人所发现的同时也为一般读者所欢呼。正如前面所说，美好的双亲之爱所保证的正常同化，是孩子进行健全自我扩张、成功构建神化工程的前提。这就像种子的生长或江河的形成：当种子具有丰沛的先天生命力，又置身于优良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它就容易长成参天大树。同样，当江河拥有水量宏富的源头和支流，又流经雄伟的地形，就会形成壮丽的大河。怕就怕种子天生羸弱而又遇到贫瘠的土壤和恶劣的气候条件，或者，江河的源头干涸，地形又破碎不堪。

　　一般说来，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将在正常的社会伦理－人际关系之外，在人群之外默默地承受巨大的孤独。当然，有必要补充说明，所谓"在人群之外 "，并不意味着没有进入人群的要求。相反，当事人可能还格外渴望，至少在最初是如此。只是，进入的失败却使渴望变成了恐惧。正如卡夫卡所说："这种向往人群的要求我是有的，但它变成了恐惧。"《卡夫卡书信日记选》，第149页。失败导致恐惧，强化恐惧，恐惧又反过来进一步导致失败……到后来，对现实中任何有关人群的人和事，他们既缺乏进入的能力，又会表现出超常的阻抗，越是与人群相关越是如此。例如，对现实中显赫的人与事，他们会有意无意地疏离，甚至格外抵触。他们多半会让自己保持在与现实伦理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生存状态。他们进入的生活领域常常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或者说，进入某种生存状态，对一般人而言意味着进入现实的伦理－人际关系网络，而对他们却只意味着与他人无关或关系很少的"私人"事件。

　　这样的人可能进入宗教领域，但那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世俗宗教团体的认同，甚至可能相反。正如克尔恺郭尔，很少有人比他更坚定地信仰基督教，但是，恐怕除了尼采，很少有人比他更激烈地批判世俗的基督教，乃至全面地否定丹麦国教会。这样的人多半会进入艺术或哲学领域，但那并不意味着进入艺术圈子或学术团体；对他们而言，艺术或哲学不过意味着他们的"私人宗教"。这样的人也会与常人一样进入爱情，只是，对一般人而言，进入爱情就意味着进入相应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关系，但对他们而言，那只意味着进入神圣的或单纯的"俩人世界"。卡夫卡和克尔恺郭尔都是这样，很少有人比他们对爱情更为炽热、执着或专注，但也很少有人比他们更害怕或敌视正式的婚姻关系；他们在订婚之前或之后会"永远地三心二意"，无休止地思考、权衡、彷徨、动摇、反悔、痛苦……而对婚礼他们格外恐惧和仇视，因为，那是对婚姻伦理－人际关系最后的正式认同。总的说来，卡夫卡或克尔恺郭尔这样的人格类型注定要承受孤独，他们也可能因为无法承受孤独、不安和恐惧而被生活摧毁。然而，对一般人来说是不利的条件，在他们身上却有可能转化成重要的因素。有时，与生俱来的不幸在当事人身上砥砺出忍受孤独的超然意志，促使他完成天才的自我锤炼，使其有能量冲出一般的伦理关系、冲出人群、甚至冲出黑格尔意义上的历史，而在一种相对非伦理化的、相对纯粹的精神氛围中独自构建自己补偿性的、但是独特的"神化工程"，并有可能最终完成克尔恺郭尔所谓"绝对单数形式的"、无法模仿的人格，成为生活中独一无二的"那个个人"，从而成就一个从破碎到完整的人生，赢得一场最为具体也最为博大的人道主义自救，同时也代表人类探索到存在深渊中和生存大地上的某些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