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精神分析解释最通常的含义是：找到某行为的个人意义。由于此意义只存在于主体经验世界，因此，所有的解释，正如Kohut(1959)坚定地阐述的，必须通过治疗师的共情，进入主体经验世界。因此，所有的解释及治疗必须考量一个棘手的问题：共情的实质是什么。 在华盛顿第十一次自体心理学年会上，Brandchaft(1988)递交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对Kohut晚期论文中出现共情的两种用法表示关注和说明。一种用法，和早期文章（1959）里的表达是一致的，1983年，他把共情描述为“同调于一个人内心世界的观察方式”，是一种研究的态度，这是精神分析的精华部分（P398）。另一种用法，他描述为“强有力的人们之间的情感连结”，并称“共情的存在，是有益的，在广泛的意义上，无论在治疗中，还是在生活中，都是具有治疗效果的。”两种用法，即，既作为观察研究的方法，又作为情感的回应和纽带。 我赞同Brandchaft的观点，相信这两种用法包含着严重的潜在的陷阱，就象其他很多概念有其脆弱之处，如Bacal(1985)之“最理想的反应”，和我早期提出的“最适宜的共情”（1983）。许多成为心理学家的人，在其童年历史中有一个普遍的元素，即过度地被需要为父母一方提供原始自体客体功能，一种准备着对病人的原始需要状态和渴望做出反应的需要（Miller,1979)。当共情与人类反应的一个理想相匹配，同时被置于精神分析的核心位置，这可能会恶化分析师的反移情，这反移情以这样一种需要的形式出现，即提供给病人未被打破的自体客体经验，此经验未被病人童年期创伤的反复痛苦所沾染----这需要现在是被这样一些人引发的，Kohut,Bacal,或者，Stolorow。（注意这是反话哦）。如Brandchaft研究指出，当一个分析师一旦被此需要所掌控，那至为重要的精神分析的目标----研究和探索病人内部经验的目标，可能会被严重搅乱。 这些考虑使我和我的合作者决定重新考证Kohut关于共情的概念，界定共情为“支持的、共情的询问”，这是个研究的态度，持续地探究其内部世界，其主体建构。我建议把共情仅限于此“研究的态度”，而用其他的词如“情感回应”来表达“有力的情感连结”，那Kohut相信可产生疗效的部分。提出这个建议，我并非暗指分析师要禁止自己自然的情感反应，如果在自然情境中他想要那样做。然而，分析师共情态度的基本成分是，他要持续地研究他对病人情感回应的意义，或者缺失情感回应的意义。最要的是，对雌鹅的情感回应，对于雄鹅就可能完全不同。分析师的情感回应对病人来说，可能是一个隐藏的“诱惑”，或者一个保证----病人复活了的原始渴望将以具体的形式实现。另一方面，分析师的情感回应会使病人觉得值得期待和安全，在此状态下，病人可解脱于“需要去适应别人”，获得“自由”。分析师的情感回应是否具有疗效将取决于它对病人的意义。 我想强调一下，我们重视询问，并非不停地向来访者提问，相反，分析师会使用所有的办法让病人的主体世界展现出来，这包括冗长的沉默和回应，在此期间，分析师在寻找与病人相类似的自己的经验。这类似的经验可来自于多个途径，如分析师的童年经验，其个人分析，案例收集，其他分析师的案例，阅读文献，发展性研究，以及他对心理分析理论的研究。我的观点是，精神分析理论在促进共情进入病人主体世界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理论常常根据不同的经验现实。当任一理论系统被抬高至玄学的状态时（即被膜拜的状态），被假设为可广泛、特别地适用于所有人，然后我相信这样的理论实际上会限制分析师理解病人主体世界的独特性。 我还想强调，共情询问的态度并不等同于全部拥有病人经验的意识部分，如自体心理学批评、误解的那样。真正地共情询问或许可被定义为一个研究、阐明病人无意识建构的方法。这样，无意识的建构会渐渐呈现，比如说，分析师的品质和活动反复地接近病人的一成不变的意义，那意义包括防御的目的，由于病人感到分析师之无共情而呈现其准备着的发展的无意识的防御。 我喜欢“支持性的共情问询”，更甚于Kohut(1977)所用词组“绵长的共情浸没”，部分原因是前者强调分析师的研究功能，另外，共情浸没包含着另一个反移情陷阱，会让分析师觉得需要完全把自己浸没于病人经验，而在分析的对话中放逐自己的心理结构，以便可以直接地“凝视”着病人的主体世界——用纯粹和无预期的眼光，——这是不可能的，即便最天才的分析家。这样的要求否认了分析过程中的主体间特征，在此过程中，分析师的建构经验，包括那些有益的神圣的理论，通过它们，分析师可努力规划分析数据，做出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贡献。 我的同事和和已定义把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解为两个体世界之间主体间对话的过程。因此，到达精神分析解释的进程，承担着做关于病人经验建构的共情推断，推断病人和卷入了自己经验的分析师的互动。因此，支持性共情问询的态度有必要一直围绕着整个由两个不同建构的主体世界创造的相互作用的主体间领域。 阐明了精神分析解释的共情之后，我来转向这章的另一个重点，为精神分析解释的治疗行动下一定义。我对解释之疗效的强调——如反对治疗互动中的非解释因子，平行和补充于我反复声明的分析中共情之研究功能。我希望能给那些批评一个回应，比如Mitchell(1988),他错误地把自体心理学描绘为其治疗行为来自于分析师的“情感和感情影响”，而忽视分析师的解释。 精神分析领域，曾经有一个长期的争论，关于认知内视和情感联系。近年来，这摆荡好象倾向于情感联结这一边，许多作者从其自己的理论的角度，强调与分析师“新的关系”的突变的力量，如Kohut(1971,1977,1984),谈到关系的建立、中断、自体客体修复的连结。Modell(1984)强调分析的框架有支持的功能。Emde(1988)和P.Tolpin(1988)认为对分析师情感的获得和参与可以修正早期缺失。Gill（1982）、Weiss和Sampson(1986)、和Fosshage(1992),强调与分析师之间新的人际经验，而反驳移情期望。 我的观点，一旦把精神分析情境看作主体间系统，解释上的内视与情感联结的两分就显示为错误的。分析师准确的移情解释之疗效，不仅依据于他们研究的内视，而且依据于他们同调于病人的情感状态和发展渴望而获得。分析师的移情解释，换句话说，与其对分析关系的内视是不可分的，是那分析关系不可分的、固有的一部分。 “每一个移情解释，成功地照亮了病人的无意识的过去，同时显示出一个难以琢磨的存在——分析师能理解人的事实之新奇性。对自体和别人的观察必然地相互转换着……允许其他的新的经验。（P.60） 还不只这些，当组织经验的可选择的原则逐步形成时，现存的心理结构因此改变了。 Kohut(1984)把解释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分析师传达其对病人情感经历的共情，第二队段分析师为病人的经历提供一个解释。我看不出这两阶段有特别的类似，因为在我看来，它把分析师研究的行动分成了情感和认知两个部分，而我认为这两者是没有联系的。我建议用复杂性不断上升的认知解释的连续体取代Kohut的两个阶段，而分析师同调的共情和认知推测延着那连续体的每一个点。不说我这保留建议，我发现Kohut关于解释过程的切记还是非常有价值的，它使在所有文章中不太明晰的东西明晰化了，即，要使解释产生疗效，必须提供给病人深深理解的新经验。还有若干自体心理学文献放大了对自体客体经验之疗效的强调。 然而现在，和我早期的观点明显相反的，我很愿意指出那潜在的陷阱，即对由分析师之共情交流所提供的自体客体经验之新的强调，会有忽视病人之心理结构对治疗的贡献的危险，如Bacal（1990）所描绘的病人的“创造性想象”对分析师之解释的疗效的影响。对于强调新的关系经验，我想加入一些产生基本疗效的旧的东西，来自于病人的深层心理，称作“特别的移情意义”，对于特别的病人，在特别的点上，被理解的经历之意义，，这意义本身是需要被逐步地探究和解释的（Gill,1982）。这也是我的观点。这样特别的移情意义对精神分析解释这样的治疗行动来说，是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适用于移情解释和移情外的解释。 Winncott(1954):“任何时候我们在一个深度的方式上理解病人，并做了适当、及时的解释，那么我们实际上正在支持着病人。”Winncott这里好象假设“病人被理解”有单一的移情意义，被支持的感觉，这可以应用于所有的病人。相比较而言，我设想一个更广大、更复杂的可能的移情意义，在某一时机之下，分析师同调于病人发展中的某些需要和渴望。对此，让我简短地介绍一下。 案例说明
Stuart在26岁时寻求心理分析，为的是解脱于反复纠缠的痛苦，那些伤害性的经验，使他觉得自己紧张、脆弱、焦虑、不可控制和混乱。作为家里两个孩子里年长的一位，他描述其父在家中比较被动，似乎被妻子所控制，在妻子发脾气时，显得软弱、无助。在父亲与他的关系中，他觉得有距离、无趣、无感情。他描述母亲为焦虑的、不高兴的、经常失控，侵入性，控制性的。Stuart觉得自己不得不成为他的“替代丈夫”和妹妹的“父亲”，为她做好榜样，而压制自己面对家庭事件产生的情感。他说他总是能意识到母亲的情绪，当她不安时，他觉得有责任去安慰她。围绕着母亲的需要，他被建构为“特殊的”，然而这特殊是以他不断地变在“大”和“强壮”为代价的，好去照顾母亲，维持她的平衡。当他带着自己的困难来到母亲面前，希望得到她的安慰，她会变得沮丧和不可控制，总是告诉他走远些。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