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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借钱是友情的痔疮，而利益最大化是婚姻幸福的金标准，或者死亡是终结心理创伤的最佳方式，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古惑仔》系列是目前可以找到的最好的青少年德育片。 以陈浩南为首为典型的一群街头混混黑帮匪徒集中体现了以下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从而值得每个有志青年向他们学习—— 第一，尊重师长（大哥）； 第二，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诚信； 第三，勇敢无畏积极维护洪兴帮的集体荣誉和公共利益； 第四，同情弱小嫉恶如仇，关爱妈妈远离毒品； 第五，头脑敏锐战绩优异。 也就是说，陈浩南基本上达到了孔夫子和于丹姐姐称颂的儒家人格修养标准:仁、义、勇、智、信。 这种人就叫做君子。这些君子们对朋友讲究一个义字，对老大讲究一个忠字，对爱人讲究一个诚字，对父母讲究一个孝字，对弱者讲究一个仁字，对坏蛋讲究一个勇字。 “古惑仔”系列之所以横贯九十年代影坛至今不衰。其无意识要素就在于它宏扬了儒家的价值观，它歌颂了以陈浩南为首的儒家的英雄群体。 黑社会社团与知识分子团体如大学院系异体同构的现象早被伟大心理学家庄周观察到，他老人家分析黑社会的儒家话语结构，“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这种福柯式的论述让人们在不得不惊讶和敬佩儒家体制化的强大生命力之余也禁不住沉思：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几乎已经是被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野火烧尽的儒家体制又春风再生于黑帮影片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之一存在于工业化社会进程与父性没落的辨证关系中。工业化进程对人类心理和家庭造成的危机的一个主要方面在于父子认同的身份感传递链破裂。 在传统社会中，“父亲”是一个体制化儒教系统给予社会肯定和神圣认可的角色。父亲也可以充满自豪地把自己的技能和社会角色传递给自己的子女。这种稳定感和自豪感甚至在80年代的国企和事业单位中仍可见其端倪。 但是工业革命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父亲”这个角色的所有神圣意义被剥夺，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为家庭提供钞票，正如对工人对资本家而言除了提供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一样，“父亲”对家庭的作用也从天道化身/代言人蜕化为长期饭票或人形信用卡。 男人在以前因为成为“父亲”而受到妻子的敬重，儿子的崇仰，族人的称许，诗人的歌颂，哲学家如董仲舒甚至在宇宙各处发现伟大的父爱秩序。而现在，男人仅仅由于受到了父亲的冠名就必须成为一个物质生产的工具。他没有多少尊严和自豪可言，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给自己的孩子的——除了钱。 男人作为“父亲”，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会赚钱，而他也学会了用钱来购买尊严、爱情、自由和希望，就像购买汽车、西服、房屋和洋酒一样。 “父亲”的商品化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而这个时代的背景音符就是黑社会死灰复燃，同性恋日趋主流，离婚率节节攀高，以及沉默缺席的父亲越来越多。正如荣格心理学家或者社会心理学家所发现的，这些现象环环相扣，都和集体无意识中对“父亲”意象的追寻有关。 已经在现实生活中被快速消费品化的父子关系，却在陈浩南的洪兴帮中奇迹般保存着，联系洪兴帮的兄弟之情有三大特征：第一，这种感情是神圣的，不可以商品化的；第二，这种关系中必然有尊卑之别，必然有人是大哥有人是小弟；第三，性命相托。 正因为这种关系结构过于浪漫和怀旧，过于神圣和伟大，所以牧师在传教时也乐于比喻：耶酥是大哥…… 正如已经尼采那已经死了的“上帝”在其超人哲学中又变形重生一样，众多黑帮混混如陈浩南心中已经丧失的父亲又重新在“大哥-帮会”的身上进行再次建构，根据我们中国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传统，我们也不禁会发出考虑，作为私生子、对父亲认同暧昧不明的、生活在礼崩乐坏时期的孔子，是否和尼采以及古惑仔们有着类似的心理结构，面临类似的心理危机？ 这些丧失父性的灵魂渴望着生命的尊严和父爱的威严，他们想要超越这消费社会平庸无奇的欲望，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旷野，就像伫立在彩虹之巅，就像穿行在璀璨星河，拥有解放一切的力量。这股原型力量不断凸现于人类社会，从黑社会的街头斗殴到崔健和中国摇滚的兴起，从文学青年对国学大师的倾慕到都市白领为了《士兵突击》或《集结号》而热泪盈眶，都是这股寻找“父亲”的无意识洪流的几个浪花，几个片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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