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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控制源研究的介绍
作者： 李峰 ［提要］研究中国人的控制源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本文从三个方面 (内－外控倾向的中外差异，中国人内－外控的心理结构，中国人内－外控的相关物) 回顾了现有的关于中国人控制源的国内外研究。作者总结了这些研究结果，并指出必须对影响中国人内－外控的文化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研究控制源的心理及行为含义。 控制源（locus of control）是美国心理学二十多年来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Strickland,1989; Rotter,1990）。简单地说，控制源Rotter (1966)的社会学习理论中用来描述在知觉自身与其行为所受强化关系上个体差异的概念。内－外控（internat－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是衡量这种个体差异的维度，内控和外控为维度的两处极端。内控者认为自己的成败祸福取决于自身因素，而外控者相信这些是由诸如机遇、运气、有权势等这类外界因素造成的。控制源的个体差异预示着不同的行为表现。这方面的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多数结果都一致表明，内控者在动机、成就、心理健康各方面都比外控者优越（Strickland,1989）。控制源概念及其测量工具已广泛用于美国之外的各种文化的心理学研究，一些研究涉及了中国人的控制源问题，及时总结这些研究，已成为今后进行深入研究的迫切需要。 以中国人为被试进行的控制源研究其目的可在致分为两类：一类是跨文化研究的兴趣，也就是看看这一结构如何受到文化变量的影响。另一类是为了探索控制源结构对于中国人心理及行为的意义，也就是看看中国人的是否有不同的控制源结构并预示着不同的行为。出于这样的目的，尽管国外有关研究（无论是实验研究还是理论建设）成果丰硕，研究中国人的控制源仍然是一个新课题，对控制源的深入研究具有意义。 1 以往研究的回顾
关于内－外控的第一个跨文化研究就使用了中国人为被试。Hsieh 等人（1969）比较了239名英裔美国人，343名香港人和80名美国出生的中国人在Rotter (1966)的IE量表（即内－外控量表，Internal-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上的得分，三组被试者是中学生。结果表明，英裔美国人最内控、香港中国人最外控、美国出生的中国人介于两者之间。 Chan (1981)的进一步研究使用是lefcourt (1979)的MMCS量表（多维度、多项归因因果关系量表，Multidimension Multiattribution Causality Scale),该量表既可计算内－外控总分，又可计算在成就（achievement）和亲和（affiliation）两个分量表上的内－外控分数。所用被试为英裔加拿大大学生和香港中国大学生。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在总分上比加拿大大学生更外控。分量表的比较表明，总分差异主要是由成就领域的差异所致，两组被试在亲和分量表上的内－外控无统计上可靠的差异。 以上研究被试均为海外华人。肖莉和陈仲庚（1989）利用levenson (1974)的IPC 量表比较了179名北京的大学生与美国1974年的一个大学生样本在I、P、C三个分量表上的差异，其中I（Internal）为个人控制，P（Pewerful others）为有权势者控制，C(Chance)为机遇控制。他们的结果表明，在I、C两个分量表上，中国被试比美国被试更外控，而在P量表上则相反，中国被试反而比美国被试更内控。P量表上中国被试得分低于美国被试这一结果与 Lao（1977）的跨文化研究数据所显示的差异是一致的。这种内－外控差异模式在分量表上的不一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另外，王合峰（1990）比较了268名中国大学生在他自己修订的IE量表（19项）上的得分与181名美国大学生在Rotter原版量表(23项)上的得分，得出中国大学生更外控的结论。 1．2 中国人内－外控的心理结构 Lao(1977)利用与levenson(1974)的研究相同的因素分析法分析了台湾大学生(517人)和美国大学生（423人）在IPC量表上的反应结构。她的结论是，中国人与美国人控制源的基本结构是相似的，表现在I、P、C三个分理表得分的平均数和标准差的相似、因素成分的相似，以及I、P、C 之间相关模式的相似。但是，差异也是存在的，中国被试所显示的三个因素I、P、C分别能够解释总变异的46.2%、20.1%、9.7%，而美国被试的三个因素P、I、C只能分别解释16.8%、9.7%、6.4%的总变异。中国被试三个因素所能解释的变异约为美国被试的两倍。而且，中国样本的最主要因素为I，美国样本的最主要因素为P。 肖莉和陈仲庚（1989）的研究中，有同样的因素分析法分析了北京大学生的反应模式，没有重复Lao 所发现的主要因素和因素解释力的差异。在他们的研究中，主要因素是P，能解释19.1%的总变异，I和C分别解释7.8%、6.8%的总变异。这一结果与美国人的因素结构更加一致。他们还发现，I和P、C之间有统计上显著的负相关（分别为－0.45，－0.28），P与C之间为统计上显著的正相关（0.44）。Lao、Chuang和Yang(1977)对517名台湾大学生的研究得出的相关模式与此一致。 王登峰（1990）的研究使用的是Rotter的IE量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去掉23个题目中的4个之后，只用一个因素可以说明16.3%的变异。这说明IE量表的一维结构对中国人也是基本适合的。 1．3 中国人内－外控的相关物 Loa等人(1977)所做的研究还比较了243名男生和274名女生的IPC分数，发现在I、P、C三个分量表上均表现出性别差异，在I和C上女性更外控，而在P上女性却比男性内控。有趣的是这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模式与肖莉、陈仲庚（1989）的研究所显示的中国人与美国人的差异模式完全一致。同时 Lao等人还发现，I、P、C三个分量表对男性和女性的预测力不同。在I上的内控程度与完成学业的信心、继续深造的可能性、在班中自我感觉的地位、职业选择的信心、自我感觉得到所选职业的可能性和从事所选职业的能力均呈较低的正相关。在另外两个分量表上，女性表现出与此类似的相关，而男性则无相关。
Chan(1981)的研究还涉及了MMCS测量分数与考试焦虑(test anxiety)、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和症状形成（symptom formation）之间的关系，她发现无论是香港的大学生、侨读加拿大的香港大学生，还是英裔加拿大学生，其亲和量表上的外控与神经症焦虑和症状形成有关，与考试焦虑无关。只是对于侨读的中国学生，成就量表上的外控才与三种焦虑都有关。 杨国枢(1976)的研究发发现，个人的现代化程度与Rotter的IE量表分数呈负相关，一个人的现代化程度越高就越内控，现代化程度越低就越外控。 王登峰（1990）研究了控制源与辩解和责备的关系，他发现无论是正常人还是精神变态者，外控者比内控者有更高的辩解倾向和更低的责备倾向（在责备别人可以减轻自己责任时除外）。 ２评价和展望 以上研究一致表明，中国人具有外控倾向，然而外控的原因还未得到说明。目前的跨文化研究只能说明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有更外控的倾向，但中国文化是一个笼统变量，今后的研究，应努力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哪能些因素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内－外控倾向。每一种文化都是特殊的，例如，同样是东亚文化，朝鲜被试却显示出比西文人更内控的倾向（kin,1977）(见Dyal,1984)。我们应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找原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IPC的P量表上，中国人反而比美国人得分低。这暗示着P量表具有与C量表不同的地方和与I量表接近的方面，P与C虽都是外控，但机遇控制比有权势者控制更消极、更不可预测。虽然I与P一为内控，一为外控，但两者都强调人对环境的控制。因此，I和P可归为“人控”，C为“机控”（机遇控制）中国人在IPC上的得分模式（I、P 低而C高）可以解释为中国人更相信机控而较不相信人控。这样可避免只用内、外控来解释的矛盾。 因素分析的结果虽不能证明中国人的控制源结构与美国人完全相同，但至少可以说明这一概念适用于研究中国人的行为。目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控制源与行为的关系的研究数量太少，尚不足以作出总结。是否象美国人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中国文化中，内控者在动机、成就和心理健康上都比外控者优越？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这方面的研究是当务之急。西文控制源的研究是以西文的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世界观为基础的，西文文化中的内控意味着去控制，外控意味着听天由命，而这一点对于中国文化可能不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是典型的中国式控制观，它对内－外控的看法是并重的和辩证的。中国人的外控，不一定意味着不去控制和听天由命。控制既可以是初级控制（primary control）――通过改变环境而达到适应，也可以是次级控制(secondary control)――通过改变自己而适应环境 (Rothbaum等人，1982)。Wong (1984)对西方文化中对内控的普遍赞誉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内－外控的二维观，即内控、外控不是一根轴上的两个极端，而是两个独立的维度。一个人可能既很内控又很外控，这样的人他称为双控者（bilocals），比极端内控者――控制者（controllers）和极端外控者－－受控者（controllees）更有适应能力。虽然Wong的观点在西方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但这一观点对我们是有启发的。如果他的二维观在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独立、控制环境的文化中没有立足之地的话，那么，在中国强调集体主义、适应环境、相互依赖的文化中应该找到滋生的土壤。从二维观出发也好，从一维观出发也好，内－外控在中国能否象在美国那样预测同样的行为是一个必须由实际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