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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拉康派分析师在中国的教学经历——很值得思考

邓康zjx2014-9-29 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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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于豆瓣“大头妹”
    为感谢我在上海和成都遇到的年轻治疗师而写的文字以下文字源于对我在中国的工作,对遇到的一些意外以及困惑所做的理解 性的尝试。这些意外和困惑引导我,在法国,遇到了一些和中国有关的,无论 是中国人还是欧洲人,的对话者。和他们的交谈让我意识到我对中国问题的无 知,但同时也帮助我发展出一些直觉。这有助于解答我的那些问题。 

另一方面,这些来自中国的问题对法国当下的精神分析现状也是有意义的, 这甚至可能对 1920 年之前——也就是在精神分析教学法发明和分析培训僵化之 前——的精神分析状况更有意义。 
我在上海大学指导过两次为期一周的讨论班。此外,我还在上海以及成都 (高校以外的场合)做过相对简短的讲座。研讨班参与者的职业和学历背景各 不相同,有心理治疗师,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大部分人在公共卫生机构工 作,也有少数人在私人诊所工作。 
我讲法语,然后被翻译成中文(普通话),讨论班参与者讲中文,然后被 翻译成法语。无论是哪种情况,翻译者对法语都相当精通。 
我的讨论班的目的是: 
我以一种非常精炼的方式表述一个理论元素,并用一些我自己实践过的但 未必成功的临床案例对此加以阐释。另外也我会讲述一些失败的案例,同时指 出我认为弄错了的地方,并解释其中的原因(对精神分析的抵抗事实上就是对 分析师的抵抗1)。在讨论班的一天中,这一部分大约占 2 小时。剩下的约 5 到 6 小时,参与者讲述他们的临床案例,然后我对这些案例加以点评。 
我试着克服极大的困难把精神分析的概念转换成中文并带入到中国文化的 语境中。为此,我决定只关注治疗师和病人之间发生的具体实践活动,清楚地 说明某个观点,并简短地解释我使用的概念。问题由参与者们来提。我完全拒 绝对技术的讲解。 
另外,又有什么技术呢? 
只有不能做的事情:治疗师不以任何方式吞噬他的病人,也就是说,不让 病人爱上或臣服于自己。 
在中国,心理治疗师的培训通常是几个月,其中包括:矫正和(新)儒家 式的训导,和法国一样平庸的心理学相关培训,以及仅专注于药物的精神病学 课程。当然,也有更具分析式的培训,比如,中德式,中美式,中法式,中挪 (威)式,等等。这些培训有时候只通过 skype,有时候用中文。
治疗师接受了大量的仅专注于技术的培训。当然,他们也有机会参与大学 里的理论课程,但大部分时候,中国和外国老师们都在于向他们展示一些具有 异域风情的理论和一些僵化性的技术,却从不试着去理解“学生们”的实践。 典型的传教士式(一语双关:既指性爱中的传教士体位,又指传教士式的授课 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所做的,即让参与者来讲述其自己的临床实践本应是 彻底失败的:我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和病人之间的实践——即便我提出许多问 题,而他们也无法理解我基于他们的叙述所建构的理论。可是,事实上,我所 遇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治疗师在完全不知晓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移情的前 提下,灵巧地承受了移情。移情是心理治疗中的唯一驱动,正是移情使得病人 故事的真实性——也就是病人的自由——得到了尊重。讨论班的参与者们全都 承受了移情,即便是那些表面看起来没有能力妥善处理的参与者。 
说地更清楚些,治疗师应成为向他们诉说的病人的故事的一部分。同时他 们处在其病人故事所指涉的位置上对他们的病人说话。 
讨论班的参与者们承受和承担了这个最难以承受和承担的过程(当然,这 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同时承受痛苦,焦虑,以及复杂的感情)。而当我跟他们 指出这一点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因此可以想见,他们应该多少知晓一 点他们所处的位置,而这恰恰与通常他们所被教授的位置正好相反。 
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就不是由治疗师“天生”的位 置不准确所致,而更多是来自于——无论是中国或外国的——督导的压力。同 时也有来自于课程之外的压力,比如在公共机构中课程的数量,在私人机构中 培训的费用,等等。 
大多数情况下,是治疗师在与病人的关系中所接受的位置决定了有效介入 (也就是阐释)的可能。有时候,甚至阐释本身就决定了这一可能。当然,实 现这一可能的前提条件是治疗师放任病人的活动,并且治疗师有能力和意愿来 承担这些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精神分析实践的必要条件就是完全满足的,当然,我 没说充分条件也满足了。 
我对在那些治疗师那里观察到的一切都感到由衷的惊讶和欣赏。在法国, 这种情况——即在一定数量的治疗师群体中,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被带入到移情 的实践中——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 
举个例子:一个参与者描述他的一个处于危险状态中的女病人,这个女病 人唯一的童年线索是她在 10 岁的时候与她同龄的一个男孩的友谊。我提醒治疗 师, 他正在和他的女病人在 10 岁这一点上聊天,而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同 时我也发现这个治疗师并没有意识到他和病人交流的这一方式,而对我的这一 发现,他也并不感到惊讶(又一次,是我感到惊讶和欣赏)。 
另一个例子:一个颇有天赋的女治疗师讲述她的一个很难的案例,整个过 程基本顺利,直到某一处阐释,她让病人告诉她在他眼里她是什么样子的(我 猜应该是某个督导教她这么做的),病人回答,您很聪明,然后就走了。移情 就此中断。《夏洛特夫人》是诗人丁尼生的一首诗歌2,取材于亚瑟王的叙事诗。 这首诗或许可以给以上案例做一脚注。夏洛特夫人一生都从镜子里看世事众生, 直面现实对她而言是禁止的。她从这个镜子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呈现给 她的景象。镜子挂在窗户的对面,她边看边把从镜子里看到的景象编织出来。 她渴望爱。有一天,她在镜子里看到了她爱的男人,Lancelot,于是她转向了窗 户。这时候,镜子碎了。于此同时,厄运降临了。这完全就是发生在上述女治 疗师和其病人之间的情景。 
得以定义精神分析师的位置,并把它和精神病学家或心理学家的位置区分开来的,就是分析师对移情的接受,而后者正是精神分析的驱动之所在。这就 是佛洛依德的发现,之后一系列的对无意识的构建也是从此而来。i 
在文本后的注释 i 中所描述的位置是使精神分析师得以存在的必要(非充 分)条件。 
就上述观察而言,这里可以提出两个问题: 
1)如果直接把这些中国治疗师在移情上的天赋解释为“奇迹”(即无因 之果)就太容易了3。我希望能弄得更明白些。这里,我要感谢那些愿意和我见 面交流的中国同事,以及未必是同事的中国朋友,还有一些对中国很有研究的 专家学者。Kristofer Schipper,研究道教的汉学家,曾任职于远东学校以及高等 社会科学研究所;Cyrille Javary,《易经》一书最好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 Chloe Ascencio,中法文化交流顾问;Karine Chemla,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的研究 主任,做过很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和这些人的会面虽然并没给我 带来答案,却让我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了问题。 
2)如果对这些治疗师而言,进入移情状态是确凿无疑的话,那么其中一 些是——或者极可能成为——精神分析师(只要这让他感兴趣),而另一些却 未必。这和聪明或是否掌握技术性知识毫无关系。ii 
让我们把第一个问题存疑,先来看第二个。拉康说过这样一句话: “现 在,我就可以说,精神分析是无法传承的(intransmissible)。4”这句话并 不是说不存在精神分析师的培训,而是说,不存在使分析师得以成为分析师的 教程。 
同理,做过分析未必就意味着可以成为分析师。iii 说地更清楚些:精神分 析教学法是不存在的。在如今的分析师培训过程中,做分析似乎已经是必不 可少的了,这一方面是为了减少对病人的风险,另一方面是为了检验一个人想 要成为分析师的真实性,并对他自身的无意识进行试验(有时是为了更好地发 展无意识)。 
从这个角度来讲,既然在弗洛伊德之后总还是出现了一些精神分析师,而 精神分析又是不可传承的,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观点:精神分析的传承有 赖于某个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状态。 
在我看来,下面将要提到的中国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记载的一个历史故事 5,对精神分析师——我没说是精神分析——在中国出现的可能性是有启发性的。 
司马迁讲述了秦朝大臣赵高为了篡夺皇位而施展的诡计:赵高给皇上献上 一匹鹿,并指着它说这是一只马。年轻的皇帝笑了,而阿谀奉承的大臣们却附 和说这的确是一匹马。这样,赵高就杀了皇帝。因为他证明了他掌控词语即给 事物赋名的能力,而后者就是权力的现实。iv 
这个叙事呈现的是一个与精神分析完全相对(也就是镜像式)的位置。换 句话说,在一个中国文化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叙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与精神 分析师的可能性相对的“阴文”,就像木头雕刻师是通过“凹陷”来表达出雕 刻图案的可能性一样。 
这样就可以说,移情的这个面向是可以在中国的古老文化里找到源头的, 这一源头存在于一种与西方对称式的权力实践中,这一权力实践是通过对语言 的极端掌控而实现的。 
精神分析师知道他对病人一无所知——尽管在病人眼里他被认为是知情 的,并且为了病人他也会假设自己是知情的——却需要维护“被认为是知情的” 这一假象,这是为了保证移情。他的目的并非夺权,或者控制他的“皇帝”病 人的话语,而是为了让病人重新获得在他的记忆中被抹去的遗忘的词语,并在 弃绝病症的同时获得自由。 
我在中国所遇到的治疗师的实践都是以移情为基础的。这证明了精 神分析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 
在中国可以存在“假设知情主体”(sujet supposé savoir)这样一个 位置。这证明了精神分析师在中国存在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天主教教会都对天使不信任。的确,耶稣到世上来是为了拯救 人类而不是天使。更何况在任何一刻天使都有可能变成魔鬼。 
精神分析师不是天使,但精神分析师的危险在于,在任何一刻他都有可能 沦陷到赵高的位置上,也就是我所谓的“老师(狗)化”v。这一危险在中国比 在法国更难避免。对面子和地位的维护在中国比在法国更为严重,也更难加以 抗拒。 
当然,在法国也一样,大量的分析师放弃了分析而陷入到对权力和地位的 追逐中。权力(pouvoir)和权威 (autorité)并不一样。权力的诱惑无时无刻不在。 我自己也时常反思这一点。而向我的分析师同行私下诉说我在实践中所遇到的, 在我看来就是对这一诱惑的一种有效预防。 
我们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确保分析师的位置。 
老师(狗)只对他们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感兴趣,因此他们努力阻止人们 对除此之外的其它问题感兴趣。他们没有同行,只有竞争对手,再有就是中国 或外国的同谋,这些人或真或假地支持他们,使他们的地位得以维持。 
老师(狗)的学生们也处在对其感激,信任,敬仰的位置上。这是一个非 常消耗人的位置,更何况老师(狗)早已不是分析师,因为他已不能承受移情, 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对其病人进行严厉的筛选以避免感到无聊。在这一点上, 无论在法国还是中国,最好的情况就是做大量的督导和教学式的分析,以便使 仍在分析师位置上的分析师远离其病人。幸运的话,这样可以避开麻烦并赚得 更多。 
老师(狗)化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Skype 分析。 
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而且分析师最普通的实践也常常如此——分析师可 以接受一定数量的没有图像的电话分析,对象是他曾经的某个被分析者。但这 种分析需要满足的条件是,被分析者定期回到分析师的工作间和分析师会面, 重温分析师的气味,声音,付诸行动(passage de l’acte)的可能性,分析师有 
血有肉的身体,他的风格,眼神,和嗓音。“精神分析师并不只付出他的词语, 更付出他的人6”。 
没有身体,没有冲动。一个信息化的他者。没有任何风险,欲望的,爱 的,暴力的,浸湿眼眶的泪水,无论对 skype 分析对象,还是对 skype 分析师。 有的只是作为老师的,权力的,异化的实践。没有在治疗过程中可能的付诸行 动,也就没有可能的分析行动。更多是一个安全而平静的治疗。vi 
这就像在一个家庭中,成员之间不可碰触,甚至不知道碰触是可能的。一 个不存在乱伦禁忌的可能性的家庭,也就没有发展出欲望的可能性。 
没有任何可以保证 skype 分析师不是虚拟的。在如今虚拟现实的程序下, 建构一个虚拟的 skype 分析师并不困难——如果这还没有人做的话7vii。 我们完 全可以想象在和一个真实的 skype 分析师做过几场分析之后,一旦被分析者发 出的信号被接受和识别,之后立刻进入到伴随着警报的虚拟分析中。skype 分析 师的理论越僵化,skype 分析就越为容易。 
有人跟我说 skype 分析聊胜于无。不!这和真正的分析完全不是一回事。 根本就没有什么是好的。而如果对一些人而言,对在中国的中国人进行分析是 如此必须,那么答案很简单:这些人应该去中国住下来。skype 分析这一建议仅 仅是对精神分析的抹杀或误解。 
精神分析有其自身的历史。在佛洛依德时代,互联网并不存在,但精神分 析却迅速地在整个西方世界流传开来。去研究那些第一代精神分析师是怎么做 的才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 
无论如何,非常多的中国人都来,或者来过西方做分析(有时候是为了避 开他们本地的老师(狗))。有些人成为了分析师,并且留了下来。他们渴望 成为分析师并且留下来的愿望如此强烈,使他们可以忽略由此而带来的诸多社 会性的束缚。 
尽管 Rand 和 Ferenczi8 曾努力加以避免,精神分析师的培训从 1920 年开 始就陷入了僵化。然而,柏林多功能治疗所的治疗师们,以 Eitingon 为首,认 为佛洛依德学派的精神分析,在各方面条件都控制良好的情况下,比其它学派 更容易输出,而且不那么让人害怕。但同时也是这些人忘记了佛洛依德学派发 明和发现的条件。 
对尊重的重视并非中国人特有。 
在这个时代之前,人们还没发明精神分析疗法 (cure type),而佛洛依德 在 Jensen 小说9 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有关“格拉迪瓦”(La Gradiva)10 的分析文 章。这就是佛洛依德命名的精神分析。在这篇文章中,佛洛依德自称 Zoé,而 移情被称作:爱。 
这才是更接近精神分析的体验,而不是“skype 老师(狗)化”。同时这 也与我在中国有幸听到的一些叙事案例更接近。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上述拉康的引文补充完整了——它给出了一些回答,但 更引出了的问题: 
“现在,我就可以说,精神分析是无法传承的(intransmissible)。 这的确恼人。恼人之处在于,每个精神分析师都要倾其全力——恰恰是 需要倾其全力,才能使精神分析得以再生。” 
精神分析的存在和再生产依赖于它的实践者们,而这些实践者处于分析发 生变动的那个社会的某种状态下。因之,精神分析是会死的。 
中国正是如此。和其它文明一样,中国没能延续其极为出色的独立于阿拉 伯和西方数学之外的数学发明11,也没能延续其伟大的造船术。 
那么又为什么要成为精神分析师呢? 
唯一的答案在政治因素里。可能有人要跟我说,主体和自由这些词在中文 里是不可译的。可是在 2013 年仍然不行吗?无论如何,在精神分析中,这些词 在讲,也有其生命。 
药物控制,行为治疗,情感矫正,等等,从社会控制的角度来讲这些都是 
有效的。而对于中国这个对行为,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操控上有千年经验的国家, 
上述提到的来自美国的那些心理学和用药实践都只不过有一个兽医学的位置。 
那些接受 Skype 分析的人也未必完全是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而“老师 (狗)”体制在年轻的治疗师那里多少可能也能被意识到。但 skype 分析的利 润是如此之大,同时对规矩的遵循和服从又是如此容易。 
与此同时,中国精神分析师——他们的工作亦然——恰恰处于世界表象的 剧烈变化中,而这一剧变恰恰是在中国发生。 
只消看看 IPA(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Association)viii 在生命最后阶 段的灾难性处境,或者由 EFP(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巴黎佛洛依德学院) ix 分裂而成的同样时运不济的各个精神分析学派(Ecoles de Psychanalyses), 
就很容易想到在今天的中国所发生的一切怎样可以成为一面镜子,但也可说是 对如今西方精神分析的可悲处境的一线希望。 
精神分析并不仅仅是因为学科内部的原因而解体,更是由于一些或者是决 定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社会范式的改变: 
比如,我很惊讶人们会愿意接受情感上或行为上的矫正,给他们的孩子服 用利他林(ritaline),或者,一旦发现自己的情感状态是不对的或过分的x,就 服用抗抑郁药物,而且认为他们的幸福就是建立在这些傻事上。最重要的是, 竟然不觉得羞愧。我似乎又一次看到了拉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13 说 过的对驯服的狂热追求xi。而我也目睹了我接收的一些病人对进入分析的新的困 难,就像自由联想(association libre)这个规则对一些人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 但同时,我也接收了很多对其而言相对容易的人。这是个复杂的时刻,或许只 是一个时刻吧。。。 
让我们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吧,同时也是回到前文中的问题 1)。下面我将 谈到我如何探寻答案,关于解释和我在中国一起工作过的治疗师们在移情上的 非凡能力。 
我先是和我的一些中国朋友或了解中国的人说起这个话题,但我发现,我 最开始的问题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甚至还会引起冷场或局促不安。 
之后我就再没有会说法语或懂精神分析的中国交谈者了。而我也最终意识 到,在上海和成都的一些督导有着怎样一种不合适的对移情的观点。比如,在 上海,有人指责我在某个案例中没有去帮助治疗师,反而将他置于一种焦虑情 绪中——对此人而言,我应该做的是让治疗师安心。然而,治疗师的焦虑才是 唯一能使其话语——当话语出现时——传递给病人的位置,也是作为一个治疗 师唯一体面的位置。 
我尤其遇到了一些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人。最终证明这并不是一个错误。 
而这时我才明白即便是那些法语讲得非常好的中国人,也会对我所属的文化的规则并不了解xii,而这会引起一些可笑或糟糕的误会。在这些误会里,我 所体会到的不言自明的感情,和我的中国对话者们体会到的不言自明的感情, 是不一样的。而这一差别,他们似乎意识不到。而让我尤其惊讶的是,我的大 部分中国对话者对这一问题毫无兴趣,就像对隐喻的共识是一件不言自明的事 情。 
中法文化交流顾问建议我读郑立华14 的书,我读了,非常出色的研究。这 一类的研究在中国似乎并不多。作者描写了在某一工作环境中的中国人之间的 谈话,以及发生的事情。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接着是和道教研究者的谈话——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研究在于把中 国的史前史和法国精神分析融合到一起。他确认了我对移情的观察,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他建议我读他的那本很有意思的书15,而事实上我在见他之前就 读过了(但我没敢跟他说),而且他好意引荐给我一个陪伴他的安静的道教女 分析师,虽然之后我就再没有见过她。他的关于道教寺庙的理论以及关于萨满 教的实践让我再次想起,在中国,通过话语进行医治的传统是很古老的。xiii 而 我对此一无所知。 
我意识到汉字书写和拉丁文书写是完全不一样的。除了拉丁字母会呈现出 一种无法容忍的丑陋之外,汉字的书写让人想到的是从一个图像到另一个图像 的转换(因此是有限的),而这是像法语这种因用拉丁字母书写而缺乏诗意的 语言很难做到的。与此同时,中文里话语和字符的不确定性使人不得不时刻想 起谈话的语境,这一语境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清楚的。因此,相较于法国 人而言,中国人之间的交谈很可能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的强度, 给予更多明确的信息,以及由此带来的无意识内容。Léon Vandermeersch 的著作16 表明汉字首先用于记录占卜,其次才是记录语言。这一点对我来说非 常有用。 
我将全文引用我的一个中国朋友给我的电子邮件,作为对上述问题的一个 回答。我保留她的拼写和句法: 
“为了理解不认识的汉字,中国人或许倾向于从类似(已知)的情景(字 符,符号)出发去理解新的情景(字符,符号),并试着转化已知的情景。 由此,我想人们很可能习惯于在他们直接或间接经历的基础上去设想一种类似 的情景,由此来解译他们希望理解的情景。而对于没有接受过‘正规’训练的 中国治疗师,他们试着进入到,甚至化身为病人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这可能正 是情景式理解的习惯的延续。” 
这尤其让我想到《易经》里的占卜活动和文字,我有一个猜想,如果《易 经》长久以来如此地被使用,很可能是因为,除了其技术上的有效性之外,其 中所描绘的情形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人可以更快地识别出其对话者 所处的情景,是因为这些情景都已经被清楚地描绘过了。 
我约见了《易经》的法文翻译者17。我没有跟他说我的猜想。而他跟我讲 了《易经》以及占卜活动对中国人生活的影响,接着,他说,“您知道,中国 人是没有名(prénom)的。xiv”不,我不知道!他给我解释:中国人的“名” 承载着父辈的愿望,且用于荣耀后者。而这完全符合我的假设:中国人的主体 间性和法国人的是非常不一样的。 
最后是和女数学家的交谈。这对我而言并非无足轻重:数学是我的基础学 科,即便我现在全忘了,它仍然结构和影响着我的思维方式。 
我对可描述情形有限性的假设在女数学家看来是滑稽的,但最终,她对我 说,作为一个讲而且讲了很长时间汉语的人,她注意到她的中国对话者们常常 误解她,即理解的是她本想表达的意思的另一个意思,即便她的汉语非常好。 


作为结语: 
在和道家研究者的交谈中,他开了个玩笑,并由之得出结论:“所有中国 人都是犹太人”——他不是犹太人。 
在一次成都讨论班上,我偶遇了我将称作“中国拉康精神分析祖师爷”的 分析家。他提到了我对其中一个中国发言者的陈述所做的评论,并开玩笑说: “你明白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精神分析师”——他早已不再是精神分析师, 甚至可以说从来就不是。 
《易经》专家建议我读一本很有意思的关于中国神话的书18,并向我解释 说中国人仍生活在一个着魔的世界里,在那里,龙会说话,石头亦然——这是 他的世界。 
当女数学家说中国人理解的是她想说的意思的另一个意思的时候,也就说 出了一个对无意识的定义(无意识逃逸出即便是定义得非常好的话语)。 
当《易经》翻译者和女数学家讲述他们的中国时,我感到了他们的温情。 
每个人都有他的中国。我请读者们找到我的中国。 
作者:Alexandre Berlinski(亚历山大·白林奇) alexandre.berlinski@gmail.com 
译者:Lilu 

i 关于移情的几点说明: 1)病人来找分析师并要求后者对他治疗(他/她忍受着灵魂和身体的痛苦,他/ 她的女人,男人,上司,党派,孩子们,狗,父母,等等所带来的痛苦),或 者要求给他/她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一个“智性”的解释,或者要求某种对自 我的完善(如果我们不能转移这个要求,分析就是不可能的)。一句话,他们 要求。 2)分析师的位置在于承担这个要求,同时明白这个要求事实上并不是针对他的 (分析者知道也不知道分析师没有可能的答案,但分析师知道,他被认为是知 道的,或不知道的)。 3)既然这个要求是没有心理学或意识形态上的答案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分析 师要保持沉默,有时候讲很多话只为了什么都没说),它针对的就是那个“不 在场”(absent),后者出现在说话者的故事里(而这,就是语言的效用)。 4)分析师愿意承担病人指向的那个“不在场”,愿意在语言的层面上被这个位 置占据,因此他知道当他自己在讲话时,是在那个“不在场”的位置上说话— —这个“不在场”他完全不了解,有时在意识层面上甚至就是虚无。 5)因此,分析师的位置在于接受这样一种“不在场”的状态,并且承受着—— 在催眠的意义上——被每个病人所影响,也就是成为病人的故事的一部分(比 如,分析师把自己置于病人三岁时其父亲的位置上,病人第一次月经时那个嘲 笑她弄脏了内裤的母亲的位置上,病人 8 岁时的好朋友的位置上,病人四岁时 
18 Jacques Pimpaneau,《讲给 Helen 的中国故事》[Contes chinois racontés à Helen. É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 (2007).] 
的个人神或者心爱宠物狗的位置上,等等)。分析师从一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 置上,有时候甚至就在一次治疗里。而这只有在治疗结束后他才能意识到。而 如果他不跟第三个人说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他根本就意识不到。正是这个运动 构成了精神分析的运动。这个运动不是线性的,亦非连续的。 6)分析师正是在这个位置上讲话。他说的,做的,呼吸的,都不会漏掉。 7)最终,分析结束,分析师发泄,抹去,忘记刚才的一切。 
ii 如果需要聪明才能成为精神分析师的话,那可真是个天大的新闻:至少我们 可以说,蠢货也不是必须的。 
iii 人们完全可能学习数学而没能成为数学家,学习画画而没能成为画家,学习 音乐而没能成为音乐家。教学并不意味着传承。 
iv 在法国也有类似的故事,即《国王的新装》——在这里,是裁缝而不是国王 的权力受到了质疑。 
v 老师+狗=老师(狗)(laoshi+chien = laochien) 
vi 所有治疗以外的付诸行动都是可能的,因为是不可分析的。Skype 分析是一种 
反常且邪恶的位置。 
vii就人工智能而言,ELIZA是由Joseph Weizenbaum在1996年编写的一个计算 
机程序,这一程序模拟的是 Roger(Carl Rogers)派心理治疗师 。 
viii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x 拉康于 1964 年创建的巴黎佛洛依德学校(EFP)在 1980 年解体后,EFP 的分 析师们建立了好几所学校,试图全部或部分地恢复拉康的精神遗产,然而这些 学校最后也以分裂告终。这些分析师平均年龄相对较高,但是相较于那些分析 师在大学教书的学校而言,年龄还是要低一些,这有利于吸引年轻人。 
x 过分悲伤,过分高兴,过分强烈,过分低靡,过分疲劳,过分兴奋,过分嗜睡, 过分失眠,过分活跃,过分无聊,等等。 
xi《自愿奴役论》(La 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很可能写于 1546 年, 出自非常年轻(16 岁)的拉博埃西(Etienne de La Boétie)之手。这个由古法 语写成的文本在其后的每个时代都被重新阅读和翻译,而每次都不失其创新性, 亦不失最切实的现实性。时值今日,仍然如此。我引用的这个版本还附有一系 列激动人心的评论。拉博埃西的问题是:人为何会竭尽全力地寻求奴役,就像 这就是他们的救赎一样。 
xii 这一点当然是相互的,何况我还不说中文,我也就更无法掌握中国的文化规则。 
xiii 在 2004 年于成都举办的“跨社团临床讨论班”上,我曾遇到过一些非学院 派的中国心理学家,他们跟我说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喝了很多酒, 女翻译也很风趣。在这些日子里我所观察到的成都精神分析的状况,使我远离 了中国拉康派精神分析,以及我在那里接触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同行。 而若干年后在巴黎的一次偶遇,让我在——某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这个事务 中。 
xiv 我猜他想说的是,中国人的名总包含着一个可被其对话者识别的意义。这个 意义联系着来自父辈的强制性的愿望,美,或者与意义有关的一些汉字的搭配。 而法国人名里——就大多数情况而言——则没有这一项功能,甚至大部分法国 人对他们的名的含义根本就是无所谓的。 

注: 
1 雅克·拉康,《研讨班 II:弗洛伊德理论以及精神分析技术中的我》[Jacques Lacan. Séminaire II: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et dans la techn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 267.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2 《夏洛特夫人》丁尼生诗歌 [The Lady of Shalott. Poème de Lord Alfred Tennyson (1832).] 
3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六章“奇迹不存在”[Spinoza Traité Théologico Politique chap VI, les miracles n'existent pas.] 
4于1979年6月举行的巴黎弗洛伊德学院(l'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第9界大会结语。见 学院通信25期,卷2,1979年6月2日。 
5 Jean Levi,《关于在古代中国政治实践和思想中对名字的修正的几点说明》[Quelques aspect de la rectification des noms dans la pensée et la pratique politique de la Chine ancienne in Extrême- Orient Extrême- Occident 1993 n°15, p 23-53.] 
6 雅克·拉康,“精神治疗的方向”,见《书写》[La Direction de la Cure in Les Écrits Éditions du Seuil. Paris (1966)] 
7 约瑟夫·魏泽鲍姆,《ELIZA-一个为人机自然语言交流研究而设计的计算机程序》[Joseph Weinzenbaum, ELIZA--A Computer Program For the Study of Natural Languag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 and Machine (ACM 1966 ).] 
艾伦·图灵,《计算机器与智能》 [Alan 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 Mind (e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59, no 236, octobre 1950, p. 433-460] 8《我们培训治疗师》,柏林精神分析学院(l'Institut Psychanalytique de Berlin)10周年原创 文本,弗洛伊德做序,由德国精神分析社团(Société Allemande de Psychanalyse)于1930年 编辑。法文译本 Fanny Colonomos 作序。法文译者:Helen Stierlin,Marianne Henich,合作者 Tina Buhmahn,Patrick Salvain。法文出版社:Éditions Denoël 1985. Paris. 
Sandor Ferenczi, Otto Rank,《精神分析的前景》(德文标题: Entwicklungsziele der Psychoanalyse ; 法文标题: Perspectives de la Psychanalyse),法文译者:Michèle Pollak- Cornillot, Judith Dupont, Myriam Viliker。德文出版社:Internationaler Psychoanalytischer Verlag, 1924,法文出版社:Éditions Payot 1994, Paris. 
9 Wilhem Jensen,《格拉迪瓦,庞贝古城的幻想》(德文标题;Gradiva, Ein Pompejaniisches Phantasiestück ,1903 年出版)。法文译者: Jean Bellemein Noël,法文出版社:(1983) PUF Paris. 
10 弗洛伊德,《格拉迪瓦中的疯狂和梦境》(德文标题:Gradiva, Ein Pompejaniisches Phantasiestück ,1907 年出版)。法文译者:Paul Arhex,Rose-Marie Zeitlin,法文出版社: (1986) Editions Gallimard. 
11 可参考林力娜(Karine Chemla)在线文章:《世界史语境下对中国古代数学史的考察》 (Aperçu sur l'histoire des mathématiques en Chine ancienne dans le contexte d'une histoire internationale) 
12 Emily Martin,《躁郁症星球之旅:美国文化中的疯狂和抑郁》[Bipolar Exp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法文译者:Camille Salgues,法文名称 : Voyage en Terres Bipolaires. Manie et dépression dans la culture américaine,法文出版社:Éditions Rue d'ULM. Paris 2013. 
13 拉博埃西(Étienne de La Boétie),《自愿奴役论》( Le discours de la servitude volontaire), 文本整理Pierre Léonard,出版社:Éditions Payot (1976)。此版本中除了拉博埃西的文本,还 有“拉博埃西以及政治问题”(若干作者的集合)。 
14 郑立华,《在巴黎的中国人和他们的面子问题》[Zheng Li-Hua: Les Chinois de Paris et leurs jeux de face. Éditions L'Harmattan Paris. (1995)] 
15 Kristofer Schipper,《道的身躯:社会身和肉身》 [Le Corps taoïste: Corps social et corps physique. Éditions Fayard. Paris (1982).] 
16 Léon Vandermeersch,《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 : 占卜和象形文字》[Les deux raisons de la pensée chinoise. Divination et idéographie. Éditions Gallimard. nrf . (2013).] 
17 《易经:变化之书》(Yi Jing. Le Livre des Changements),译者(中译法):Cyrille Javary, Pierre Faure。出版社:Éditions Albin Miche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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