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莓》的心理分析批评
淋漓 发布于：2006-06-17 13:14
摘要：
本文将以心理分析批评的方法粗浅的对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野草莓》做以简单的分析，这其中既包括对影片中主人公的心理分析，也包括对英格玛伯格曼的一些分析。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寻求对影片的更深层次的理解，而在于通过心理分析这一工具为影片找到另一种解读方法。
关键词：
缺失的父亲，爱与冷漠，死亡，解脱，自责与宽容
正文：
《野草莓》是伯格曼达到艺术巅峰的标志，影片通过一个令人又爱又恨的老人对人生的探戈，将生存、死亡、爱情、冷酷、过去、现在等等元素结合，透过回忆、幻觉和梦境，将不断出现而又消失在接近死亡的老人脑海里的孤独，描写得非常冷酷而彻底，是一部很成功的影片，也是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代表作。
一 缺失的父亲
“上帝”、“死亡”与“爱”是伯格曼一生钟爱的电影剧作主题,他童年时代便养成的独特心理结构及人格对此有深刻影响。而缺失的父亲则是一直影响着童年伯格曼的成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理解伯格曼电影的一个突破口。
1918年7月14日，恩斯特·英格玛·伯格曼诞生在瑞典的乌普萨拉。父亲埃里克是斯德哥尔摩一个教堂的副牧师，1924年，父亲埃里克被任命为索非亚皇家医院牧师。由于父亲一直处在一种神的代言人的位置上，作为伯格曼父亲的形象便缺失了。小伯格曼几乎不能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温暖，伯格曼在后来的回忆中，一再流露他童年时对父亲之爱的渴求和得不到这种爱的怨恨。
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伯格曼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有一天，他打了我\"。这种难解的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对父亲的怨恨，直接导致了对父亲所代表的神的怨恨，对上帝存在的否定性观点,我们的确能在伯格曼的童年生活中找到可资证实的心理依据。在《魔灯》中伯格曼回忆了在某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他跟随父亲去阿姆斯堡教堂布道,在教区牧师住宅区遇上一位和他同年的小孩奥斯卡。在奥斯卡的房间,书中写道:“奥斯卡问我是要听他布道还是玩葬礼的游戏。说着从他的衣橱中拿出一具小棺材。我说我不相信上帝。奥斯卡抓了抓头,向我保证上帝确实存在,并已经过科学证明。”这段话也许是伯格曼对他童年时代关于上帝存在与否问题的最早追忆。接着在外祖母家,伯格曼叙述了他与初恋情人玛尔塔的交往,其间,又一次表达他对上帝及宗教的看法:“我憎恨上帝和耶稣,特别是耶稣那些令人厌恶的言词、通篇的废话和血淋淋的躯体。上帝不存在,也没有人能证明他的存在。如果他真的存在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可怕的神。伯格曼对上帝产生叛逆的心态,实在是因了他那牧师的父亲,父亲几乎便是他少年时代上帝的象征。性格的极度专横、对孩子们的过度苛求,使他成为少年伯格曼心中恐惧的代名词，少年伯格曼在心里上产生了阉割的幻想。
所以说，上帝与存在，爱与孤独，艺术与宗教诸如此类具有复合性的命题均是缺失的父亲这一基本母题的衍化与复生。
在影片《野草莓》中，伯格曼同样表达了这一主题。
首先，作为主人公的医学教授埃萨克，其父亲的形象就是缺失的。在影片叙述的现在时，父亲已经不存在了，母亲虽然还在，却也借助其儿媳之口，说明母亲是一个冷漠如冰的老女人，丝毫不能弥补其渴望着的父亲的温暖和爱。在影片的过去时，即埃萨克教授的回忆中，父亲虽然存在，但也是不可见的，观众只能从家庭成员的描述中，知道父亲的存在和行为，但是这种了解是模糊的，冰冷的。
其次，埃萨克教授作为一个父亲，其父亲的功能，即父爱，也几乎毫无力量。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很大程度的体现在这一曾面上。而且，这种缺失的角色似乎注定要被埃萨克教授扮演下去——在影片最后，埃萨克教授经过了自责与宽恕，决定给儿子以迟来的父爱,但儿子已经习惯了没有父爱的生活，所以对父亲迟来的爱并不打算接受。
最后，埃萨克教授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正如父亲一辈承袭了他母亲的冷漠一样。缺失体现的就更加彻底，他不是不打算施与父爱，而是要消灭父爱施与的对象——根本不允许儿子出生。
不可否认，伯格曼将自己认同为埃萨克教授，在影片的结尾，埃萨克教授的梦境中，伯格曼找到了自己的父母亲。实际上，整个影片，也可以理解为寻找缺失的父爱的过程。
二 虚假的冷漠
埃萨克教授的冷漠与自私，实际上是对阉割恐惧的掩饰。这种恐惧，直接来源于伯格曼童年时期的记忆。由于童年时期对父亲的怨恨和恐惧,伯格曼的阉割幻想，使他和其母亲最初的一体的融合状态产生分裂，完成了与作为造成这种分裂的肇事者的父亲的第二次认同，也就是说，通过将自己委身于父亲，而能够展开自己。
伯格曼对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使童年的埃萨克表现为一个性格偏于幽闭、羞怯、胆小的孩子,与哥哥西格弗里德对表妹萨拉的爱的大胆表白相比,埃萨克显然是个爱情心理的残缺者。伯格曼的这种情绪直接导致了影片中青年时代的埃萨克教授将自己的未婚妻拱手让给自己的堂兄，而妻子的离去，实际上是这一不幸的重演和加剧。
在日常生活中，埃萨克教授将自己伪装的冷漠自私无动于衷，这在本质上是潜意识在掩饰意识层面里的恐惧，不自信，孤独以及弱小。潜意识的力量大于意识，导致了人性的分裂：
作为受人尊敬和事业成功的医生，他将他内在的本质上的爱，施与给了世间的众生，即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也就是父亲这一角色不需要出现的场所。而他外在的，虚假的冷漠与自私，被他释放在他的个人的，内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儿媳和管家。这些人都以世俗之爱的名义屈服于他，使他能够居于这个封闭的世界的统治地位。只有在这个世界中，他孱弱的掩饰才得以维持，虚假的冷漠与自私才能够在别人面前显示力量，借以实现他自居为其父亲的目的。而这，正是潜意识里他寻找父亲这一缺失形象的手段。
出于这样的理解，埃萨克教授的母亲这一形象则显得十分重要。她居于埃萨克教授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临界处。作为埃萨克教授内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任其处在比自己更孤独的境遇——一所又空荡又偏僻的旧宅子里，而不是将她留在自己的身边。作为埃萨克教授外部世界的一员，埃萨克教授要在母亲面前显示他温暖慈爱的一面，不定期的看望她，并且忍受她的冷漠。埃萨克教授这种摇摆模糊的行为，实际上也证明了他冷漠自私的软弱性与虚假性。
三 梦境，解脱与迷失的爱
如果不是老人的一个梦，故事也许不会开始，埃萨克教授受勋的这一天将会是兴奋和幸福的。但是这个关于时间和死亡的梦，却开始改变老人的余生。
没有指针的钟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31年达利的油画《记忆的永恒》。出现在这幅画中的好几只钟表都变成了柔软的有延展性的东西，它们显得软塌塌的，或挂在树枝上，或搭在平台上，或披在怪物的背上，好像这些用金属、玻璃等坚硬物质制成的钟表在太久的时间中已经疲惫不堪了，于是都松垮下来。达利承认自己在《记忆的永恒》这幅画中表现了一种\"由弗洛伊德所揭示的个人梦境与幻觉\"，创造了一种引起幻觉的真实感，令观众看到一个在现实生活中根本看不到的离奇而有趣的景象，体验一下精神病人式的对现实世界秩序的解脱。
相同的，埃萨克教授梦中的钟表没有指针，直指没有时间的人生。而那个表情惨白焦虑痛苦的男人，转瞬间就倒地死亡了，他昭示着生命的脆弱，微不足道和死亡的突然与麻木，以及面对死亡的无能为力。但是对于一个走进暮年的老人来说，这却是解脱的召唤。
因为预示死亡的梦将阳具缺失的恐惧和阉割的幻想打破了。对于将死的老人来说，他不再需要阳具了，他不再需要用阳具来证明他存在的价值了。于是老人终于走出他阴暗的假面，开始主动的施与爱。
影片用埃萨克教授的一天照应他的一生，使他在黄昏和晚年虔诚的皈依上帝，达到自我审判和忏悔，从而宽容别人和被别人宽容。
可是这种爱和宽容起初却迷失了。
因为埃萨克教授找不到他的爱的被施与者。
以他的儿子为例，埃萨克教授试图寻找某种对以往亏欠的爱的补偿。但是他之前从来就未能在家里对他的儿子和他的感情抑制表现出爱或创造某种感情的环境，所以儿子对于突然出现的父爱，是毫无准备的，是漠然的。
相似的，埃萨克教授企图靠近他的管家和儿媳，但他与她们之间也存在着世俗的隔阂和旧时的怨恨。
惟独搭便车的三个青年可以承受埃萨克教授的爱，但青年们不能留在埃萨克教授的身边，因为他们不属于他。
最后，伯格曼还是让埃萨克教授找到了他爱的对象，即他梦中的父母。在老人生命的尽头，他终于找到了童年中一直缺失的父母形象。
类似的主题也隐藏在伯格曼的其他影片中。1992年，更加温暖美好的影片《情天未老》出现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这是伯格曼晚年编剧的唯一两部作品之一，另一部是由他儿子丹尼尔.伯格曼执导的《星期天的孩子们》。《情天未老》讲述的是一对年轻人的婚姻故事。在这两部作品中，伯格曼把他心中的父母亲再次作为描述的主角，但是这一次他把他的父母描述成具有丰富人性的、性格坚强的人。我们看到老年的伯格曼终于找到了父母在他心中的位置，并与之和解了，而这正是他终其一生所努力的目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