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
作者: 王智弘 / 5196次阅读 时间: 2013年9月01日
来源: 台湾心理谘商网 标签: 双重关系 咨询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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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师大辅导与谘商学系 王智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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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探讨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本文采文献分析方式,依次以壹、前言-谘商过程中的伦理考虑;贰、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参、结语-做个伦理的谘商员,等三章对此一问题加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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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0h3] [+Gli-N;M0第壹章:前言,旨在说明问题背景及笔者之研究动机与目的。心理学空间:th'x H!]tc6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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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贰章: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依谘商过程进行中可能遭遇之先后次序探讨一、之后同意的伦理问题;二、保密、隐私权与沟通特权的伦理问题;三、预警责任与举发的伦理问题;四、双重关系的伦理问题;五、运用谘商技术的伦理问题;六、转借或结束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m |%ML;mr*M(O

?pR6]qf Q0第参章:结语,旨在针对全文内容加以统整,并从一、公共政策方面;二、专业学会方面;三、谘商员教育机构方面;四、谘商员食物机构方面及五、谘商员个人方面,等各层面提出可行的建议及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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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谘商过程中的伦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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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商为专业之助人工作,透过谘商过程中与当事人的互动与沟通,谘商专业人员协助当事人去解决问题并获致自我的成长与学习,因此谘商不仅是依种辅助关系,更是依种沟通及学习的过程,而在谘商进行过程中谘商员及当事人各有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也因角色有别,进而会产生有关权贵的伦理问题。「例如是谁决定谘商的目标?谁有权选择谘商技术?谘商员对所用的技术是否熟悉?运用具危险性的技术时,是否有适当的安全措施?当事人能否拒绝运用某些技术?……」 (牛格正,民80,p. 40)乃至于谘商榕的保密,保密的限制,谘商如何开始,如何结束等等。此等谘商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伦理问题正是反映出谘商与心理治疗专业的基本价值观-保护隐私,提升自主和避免欺骗、参纵和剥削(Van Hoose & Kottler, 1985)。在此等价值观之下,伦理原则和伦理问题早已成为谘商专业人员专业生活中不可避免的部分(Blocher,1987)。任何以专业自许的谘商与心理治疗工作者,皆应时时加以审阅与关切(王智弘,民83a)。以避免不合伦理行为之产生而伤害当事人的福祉与谘商专业的服务质量。因为谘商员以助人为前提,专业的首要条件及应以能维护当事人的权益:自主(autonmy)、受益(beneficence)、无伤害(nonmaleficence)、公正(justice)和忠实(fidelity)的伦理原则(牛格正,民80;Kitchener, 1984)为考虑。更遑论因谘商过程而商及当事人。心理学空间@D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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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谘商工作的多样化与当事人问题的复杂性,谘商员在从事谘商过程中经常会面临伦理上的两难情况,甚而涉及法律的问题或陷入诉讼程序的困境(王智弘,民84)。因此对任何谘商实务人员而言,Hendrickson(1982)认为都要面对可能冒着违犯伦理的危险而从事助人工作的状况。加上由于近时多年来消费者权益意识的助建增强(Baldick, 1980; Bradley, 1989; Jensen, Josephson, & Frey, 1989; Welfel & Lipsitz, 1983)。随着案主就像是消费者此种概念的发展(Bradley, 1989)。使得谘商工作上的伦理申诉甚至诉讼案件有增加的趋势。从专业学会伦理委员会历年的统计资料看来,虽然每年的申诉案件量时有起落,但大体上是呈现上升的趋势(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AACD] Ethics Committee, 1991; American Association [APA] Ethics Committee, 1988. 1993)。而私人开业的增多、不当处理(malpractice)诉讼案件的增加与第三责任险费用的提高,更使得伦理问题备受关切(Fugua & Newman, 1989; Welfel & Lipsitz 1983)。而谘商员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来自伦理上和法律上的挑战与冲击。美国谘商学会(ACA)在其一连串陆续出版的法律系列丛书中,第一册及以《准备出庭》("Preparing for court appearances ")(Remley, 1991)为名,阐述谘商员在面对法律问题时,不论是以专家身分出庭作证(expert witness)或自身涉入诉讼案件时应采取的处理策略与准备。更明白的反映出此一助人专业所面临的日渐增多来自伦理和法律问题方面的困难与压力,因此在谘商过程之中如何审慎思虑每一专业行为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以保障当事人福祉,并避免谘商员危犯伦理非行或误蹈法网,显然是相当必要的。心理学空间YFJ6^IZ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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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谘商服务向来以学校机构为主,陆续增加的小区谘商机构也大体上采训练义务谘商人员而提供免费谘商服务的方式,可能由于都是提供免费服务,纵有效果不彰或服务不亦少闻有关伦理的申诉或法律的控告,然而近年来消费者权益意识不断增强,民间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及官方之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委员会陆续成立,许多小区谘商机构也开始提供收费服务,纵使有下列因素:1. 中国辅导学会并无伦理委员会的设置及申诉程序的设计;2. 谘商服务内容涉及个人隐私,当事人若接受不当服务可能较不愿张扬;3. 我国未有谘商员证照制度,专业学会或主管机构为有制裁规范的有效权力;4. 国人传统上较不愿兴讼等;使我国谘商专业来自伦理与法律上的压力不若美国严重,但是接受谘商服务的当事人或其亲友是否会转而向消基会或消保会投诉?甚而与谘商员对簿公堂?时具有潜在的忧虑与压力(王智弘,民84)。谘商专业对此等潜在危机实不可加以忽视。心理学空间9a$d9Uz ? k"@4f(Nn

*pQh9Jo [-Sh0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讨谘商专业工作中最重要的个别谘商服务在过程中可能涉及的主要伦理问题,以期能有助于此一专业助人领域之工作者对此等伦理问题之了解,而能在从事专业服务工作时有更周延的伦理考虑,以求能避免伦理非行及因之而来的伦理申诉与法律控告。心理学空间-_3Xm9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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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C@e;\)oOVW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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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别谘商过程中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多,本文拟就较为常见而重要者加以探讨,并依谘商过程进行中可能遭遇之先后次序加以一一剖析:心理学空间:}k6~ AOb*A q7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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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Yh@4fK0一、知后同意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fL2?#q7_E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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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后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问题,是谘商过程中首先遭遇的伦理问题。在谘商过程中当事人有权力被示以充分的数据,进行被告之而后抉择的程序,已决定是否进入和持续与治疗者的治疗关系(Corey, 1991),关于此一知后同意的理念最初是来自于医学上的传统(Silverman, 1989),以为特定的医疗处理应先向病人说明事实并寻求同意。如今则为谘商与心理治疗专业于专业伦理守则上加以明文规定(中国辅导学会,民78;AACD,1988;APA,1990),例如中国辅导学会的会员专业伦理守则即载明:「辅导员有责任像当事人说明自己的事业资格、辅导或谘商过程、目标和技术之运用等,以利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接受辅导。」(p.7 ,参,七)「当事人有查询辅导人员专业资格的权力,以确定谘商的意愿。」(p.8 ,肆、二);并且也针对不同的谘商服务形式载有知后同意之规定(伍,二,柒,十一,捌,二,玖,六)。因此实施知后同意的程序是为谘商过程之初所不可或缺的,它是在谘商初期加以持续的进行,而非在接案(intake)晤谈时即需加以完成(Corey, Corey& Callanan, 1993)。因此此一程序之实施当配合谘商过程之进展为之。可起自接案的开始而延续智谘商的初期,甚至在谘商过程涉及此一课题时,应随时提出而加以讨论。不过就一般而言,主要在谘商伊始级应与当事人进行此一程序,以确定当事人之意愿,并保障其权益。心理学空间:aFiA.\#|0` _

A!SV0_k/} H}0知后同意背后的法律及哲学前提是当事人有「知的权力」(牛格正,民80,p. 82),及「全然的自我决定」(Bersoff,1978,p. 372)。因为自由式人的基本特质,人有天赋的自由决定权。因此,知后同意之实施乃基于尊重当事人权益的前提,就Kitchener(1984)的伦理辨明模式(model of ethical justification)的架构而言,知后同意的程序在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auronomy, 当事人可自由决定进入或退出谘商),受益权(beneficence,当事人应从谘商过程中受益)及免受伤害权(nonmaleficence,当事人在谘商过程中不应受到伤害)。因此,知后同意的程序,乃在尊重当事人知的权力,并在保障当事人之自主权、受益权与免受伤害权的考虑下,提供给当事人自我决定进入或退出谘商关系的自主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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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5Yy#kBJR)?0在实施之后同意的程序时应考虑四个要素(王智弘,民83a);(一)知识(knowledge)、(二) (volumtariness)、(三)资格能力(competency),及(四)理解(comprehension)。亦即知后同意过程的实施需包含完整信息的传达、当事人的志愿同意、当事人有资格及能力行使同意,以及同意的形式应以语文形式书写并为当事人及大多数的人所可理解(Corey et al, 1993; Imber et al, 1986; Stricker, 1982)。因此所谓的知后同意,不但当事人要有充分的知识且被认为以被告知,同意更必须是由被判断是有能力的人,在志愿的情况下所提供,而其实施最好有明确的表格形式过文字说明,并以契约的形式以供当事人在充分了解后,签署以表同意(王智弘,民83a)。所以要落实对当事人知后同意权力的尊重,必须能包含上述四种要素,此等知后同意的程序才算完整。而在实施的程序上,Gillett(1989)曾提出一知后同意的医学模式颇值得参考,(见附表一),其中充分的说明了治疗者和患者在知后同意程序中的脚色功能及互动状况,以逐次达成共识完成之后同意程序。其中亦反映出上述之知识、志愿及理解之要素;至于资格能力的要素,Gillett亦认为既为患者,若有能力之耗损,则经由他人的协助以完成知后同意之程序恐有必要。这主要是基于现实情况的考虑所采取之权宜之策。心理学空间#I7EbO1L Y)nJ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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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1_y"c*Z A0注:引自"Informed consent and moral integrity" by G. R. Gillett, 1989,心理学空间,i |n7p6V.x&i2@j!If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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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urnal of Medical Ethics, 15,p.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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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z2y)]9U~0事实上,在谘商实务过程中,除了某些当事人基于事实需要,其行使知后同意的程序须由他人协助外,就针对某些当事人而言,其行使知后同意权的资格能力亦可能是有所限制的,比如,智能不足者、认知能力减弱的老年人、儿童等(Stanley, Sieber & Melton, 1987),其能自我决定或是须由他人决定,比如法定监护人或监护机关等,有待进一步考虑(王智弘,民83a)。在法律的前提下,谘商员必定要先考虑有关监护权所及的范围,再权衡当事人的福祉以作决定。特别对于未成年的当事人是要视之为「儿童」或者「年轻的成人」呢?(" child or young adult? " , Salo & Shumate, 1993, p. 9)。通常当儿童未得父母知晓或允许而来寻求谘商时,谘商员即会遭遇到在尊重儿童的隐私权或者父母的监护权之间而面临取舍的两难问题,一般而言,儿童之年龄愈轻则父母的权力愈大(Salo & Shumate, 1993),反之孩子若年龄愈大,则其隐私权及作决定的权力愈鹰加以尊重。牛格正(民80)认为,当事人虽未成年,但教育到某种年龄时(大约十二岁),除在有较严重关系的事情上,其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美国在若干洲和特定的联邦条例上是允许较成熟(通常是14岁以上)但仍受父母监护的未成年人可以为自己做有关医疗上或心理健康上的决定(Salo & Shumate, 1993)。但是上述之12岁、14岁之说外,另有不少学者主张15岁为适当的划分年龄(Klenowski, 1988),因此在成熟年龄的判断上,可为众说纷纭。所以在考虑对未成年当事人进行知后同意的程序时,再寻求保障当事人最大福祉的同时,仍应考虑法律上赋予家长之监护权所及的范围。原则上应考虑请当事人自行知会其家长或谘商员在当事人知晓之情况下知会其家长,并向未成年当事人说明保密上有家长监护权的限制。根据Beeman 和 Scott(1991)的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心理学家对其平均年龄为12.8岁的青少年当事人,有70%的人实施了知后同意的程序,而有93%的人对其家长实施了后知同意的程序。此项结果可反映出实务人员在实施对未成年当事人的知后同意程序上已有共识,双重的实施程序是一项可考虑的做法。即在对未成年当事人实施谘商时,可同时征求小当事人及其家长之知后同意。不过在未成年当事人的问题是来自家长的虐待时,则为一种例外的状况,谘商员应以未年当事人的福祉为优先考虑,采取紧急行动以保护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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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K iyj0至于有关知后同意的程序的实施方式,一般而言,以口头方式为之虽无不可。但最好以签署契约,发表专业声明等书面文字加以载明的方式实施较为妥当(牛格正,民80;Huber & Baruth, 1987)。契约的内容主要包括谘商的方法及过程,谘商的次数和时间,终止或修订契约的规定,谘商内容保密的程度等,乃至进一步有关谘商员的专业资格与经验,谘商过程中相关的伦理、专业及法律责任,收费标准,需要当事人同意运用其数据的情况,谘商过程或技术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等,亦应视实际情况需要在契约上加以记载,契约应在当事人详细阅读与理解后加以签名认可并注名日期,已完成知后同意程序。至于专业声明则在澄清此一专业之服务性质及专业角色,内容可包含谘商机构的服务特色与限制、谘商员的专业能力、谘商过程的细节,谘商的期限与收费状况、和当事人的权益等。心理学空间mj"@5H1}GY

3\`&X]x:Ky;}:U0虽然知后同意的传达或许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人类之前完全的沟通是不可能达成的(Baumrind, 1985),误解不免会产生。Drew 和Hardman(1985) 也认为知后同意本身似乎是一个相当简单的概念,但其复杂性则与时俱移而益加突显。因此,对谘商专业人员而言,知后同意程序的实施似乎不易面面俱到,在谘商段落时间有限,要达成协助当事人的咨询目标,又要兼顾知后同意程序的执行,确实会倍感吃力。但是基于尊重当事人权益与伦理、法律上的考虑,此一过程实不可缺少。更何况其亦有积极的功能;此一过程有助于增进治疗的关系与同盟,增进当事人对未来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挑战上的认知准备(Jenson, et al, 1989),并促使当事人成为主动的参与者(Corey et al, 1993)。由此等观点而言,知后同意除可避免当事人的不舒服及法律控告外,亦可积极的看待其对谘商过程之正向功能,当事人除了会在其中感觉受到尊重,权益受到保障,而有助于建立良好和信任的谘商关系之外,知后同意的过程亦形同当事人明确声明主动参与谘商过程的一种宣告过程。当事人和谘商员经此过程而共同决定去面临谘商过程中随后将智的挑战与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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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密、隐私权与沟通特权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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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后同意的程序之后,其次会遭遇的伦理问题是保密(confidentiality)的问题,保密是要求谘商员不可将与当事人在私密性互动中所得的讯息,透露给他人知道的一种专业职责及伦理与法律责任(Arthur & Swanson, 1993; Sheeley & Herlihy, 1989),其可说是谘商互信关系的基础(牛格正,民80)。是重要的伦理课题,也是贷给谘商员最多困难的伦理问题,更是谘商员最长为犯的伦理非行(ACA Ethics Comittee, 1992; Bond, 1993; Pope & Vetter, 1992)。就台湾的情况而言,保密的问题亦是最长建的伦理问题(牛格正,私人通讯,民84年,3月30日),根据陈文玲(民80)的调查研究结果指出,我国学校辅导教师对「谘商机密」的伦理认知并非十分清楚。因此,对国内的谘商保密状况是令人担忧的,例如辅导期刊上所揭露的个案研究资料,或小区谘商机构在报纸上为彰显机构服务功能或鼓励民众求助所刊登的案例报导,不必要的身份辨识资料出现太多,亦不知其是否已先取得当事人之知后同意?此接令人为当事人的福祉是否受到伤害感到关切(王智弘,民84),而调查研究结果指出,当事人有被保密的期望,并喜欢被事先告知有关保密的限制(Arthur & Swanson, 1993)。事实上,保密的伦理正是当事人可以期望在谘商中其所讨论的内容会被保守其隐私性,而能参与深入的谘商关系的重要前提(Corey, et al 1993)。若没有保密的前提作为保障,当事人可能不愿意求助,谘商工作亦无法推展,因此,谘商专业对保密工作之重视与维护,乃在保障当事人之福祉与专业之发展和生存(王智弘,民84)。其重要性必须特别地加以强调。心理学空间| oAzP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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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保密的意涵而言,保密涉及法律上的概念,并经常与隐私权(privacy)和沟通特权(privileged communication)息息相关(王智弘,民84)。Bradley(1998)认为,保密是一伦理的标准,隐私权则是法律的概念;所谓保密是有关数据和对已获得的信息取得途径的控制,而隐私权则是一个人再控制自我与他人之间疆界的权益,此一疆界可能是心理的、物理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其中最常被限制的是自我与他人间讯息的流通(Sieber & Stanley, 1988)。进一步来说,「隐私权也就是一个人去决定何时、何处、对谁,以及何种范围,其态度、信念和行为可被透露出来的权力」(Leary, 1991,p. 269),亦即所有有关个人讯息的基本数据或相关讯息,都是保密和隐私权考虑的内容(王智弘,民83a)。而保密的前提,正式在尊重个人的隐私权。由于两者的概念密切相连,因此保守谘商机密被视为是谘商员的伦理和法律责任(Sheeley & Herlihy, 1989)。若谘商不能保密,不但不合伦理规范,而且会受到不当处理(或渎职,malpractice)的控诉(Bradley, 1989)。所以保密不但是伦理上的要求,亦有法律上的考虑。心理学空间wMQ5L G J(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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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辅导学会(民78)的伦理守则上明载「保守谘商机密是辅导员的伦理责任、为征得当事人之同意,不得对外泄露任何晤谈内容或其它谘商数据。」(p. 7,参,八),因为「谘商机密旨在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保护谘商员专业人格之完整,维护专业辅导工作的形象,并征信于社会大众……」(pp. 8-9,陆,一)。而针对保护当事人隐私权、保守谘商机密的具体法定权力则为沟通特权(牛格正,民80;陈恒霖,民81;Arthur & Swanson, 1993; Gross & Robinson, 1987);其主要是涉及当事人的权利。可使其与谘商员所谈的数据,不被用于法庭之上(牛格正,民80;王智弘,民82b;陈恒霖,民81),因此,可以为保守谘商机密的做法提供法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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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j)I*[i8XSy5oV]0由法律的观点而言,隐私权是险法上所保障的基本人权,宪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有秘密通讯之自由」(张知本,林纪东,民84,p. 3)。即在保障人民的隐私权,此等对人民隐私权的保障,更及于人民接受专业人员服务内容的保密。刑法第二十八章妨害秘密罪,第三百十六条变载明「医师、药师、药商、助产士、宗教师、律师、辩护人、公证人、会计师或其业务上佐理人。或曾任此等职之人。无故泄漏因业务知悉或持有之他人秘密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张知本,林纪东,民84,p. 394)。因此,此等专业人员有其法律上限定之保密责任。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则规定,证人若为上述之专业服务工作者,「……就其因业务所知悉有关他人秘密之事项受讯问者。除经本人允许者外,得拒绝证言。」(张知本,林纪东,民84,p. 445)。此所谓之「本人」及指接受专业服务之当事人,因此,当事人在接受此等专业人员之业务服务时,得有沟通特权之保障。统整上述观点可以得知,隐私权乃来自宪法保障人民个人隐私的精神,沟通特权是落实此一精神并保障个人有接受专业服务之权益的具体法律规定,而其表现在专业行为上的就是保密的伦理要求(王智弘,民84)。不过,就国内之现况而言,有关沟通特权之规定,目前仍未及于谘商专业(牛格正,民80;王智弘,民82b;陈恒霖,民81)。亦即国内之谘商当事人并未受此「沟通特权」之法律保障,这是值得谘商专业界关切的状况,到底谘商是否为一门「专业」服务工作?接受谘商之当事人是否应该受到「沟通特权」之法律保障?心理学空间'O:mKZ'O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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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沟通特权是一法律上的特权,在美国是由州法律所保障,可免除特定的专业(通常有执照的人)人员在法庭上揭露特定的资料(Arthur & Swanson, 1993)。就谘商专业而言,此项权利为当事人所有而非属于谘商员(牛格正,民80;陈恒霖,民81;Bradley, 1989)。因此当事人或其监护人有或放弃此项权利,若其选择放弃,则谘商员就没有理由在法庭上缄口不言(牛格正,民80;Arthur & Swanson, 1993;Knapp & VandeCreek, 1983)。由此可以看出,沟通特权乃在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而成为谘商必须保密的法律基础,不过当事人自动放弃此一权利,谘商原则没有再为其守密的法律责任。不过对于谘商当事人的沟通特权虽在美国的许多州被加以重视并予以立法保障,但亦非为普及全国之做法(Herlihy & Sheeley, 1987)。有沟通特权立法的州对沟通特权的限定范围亦各有差异(Arthur & Swanson, 1993)。因此,在考虑谘商上的保密问题,应以当地法律上的相关规定为考虑,若无明确法律条文之规定,则应遵守专业学会之伦理守则规定,并参考其它地区的相关法律规定。由于国内尚未对谘商专业有沟通特权的规定,因此对于保守谘商机密的考虑,主要仍针对于伦理上的要求与尊重当事人隐私权的精神。不过就美国之情况而言,沟通特权之规定乃针对特定之专业服务行业而设,且通常是领有证照之专业领域,国内之情形亦类似,唯未及于谘商专业。近年来谘商专业在寻求社会大众之专业认同上有许多的努力,证照制度上的规划与推动即为重点,对谘商服务而言,其当事人得有沟通特权上之法律保障,除有助于维护当事人之福祉愈权益外,亦可视为专业特征的重要指针之一,因此,虽然此举会相对加重谘商员之保密责任,但基于当事人福祉与专业认定上的考虑,仍应在法律修定工作上寻求突破,以期使谘商当事人涵盖于沟通特权的保障之内。心理学空间`In|X Y%T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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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于保密的伦理,虽有学者坚持应绝对遵守(Siegle, 1979),但是大多的学者认为,保密是有限制而非绝对的,因此去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不再维持保密,是谘商员要面对的重要伦理课题(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 1993;Denkowski & Denkowski, 1982)。Arthur 和 Swanson(1993, pp. 19-20)曾举出保密的例外包括:心理学空间/n*AZ8oS bZ?S"F"y

b(g]r-B;\b e0(一)当事人会危及自己或他人时:法律将身体的安全制虞保密的考虑或隐私权之上,对人的保护居于优先,并解且包含了预警责任(the duty to warn)心理学空间*I0P*U6\ OZD-Z.O7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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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事人要求透露资料时:隐私权乃属于当事人,其可以放弃,谘商员在当事人要求的情况下应该透露数据。心理学空间+b9`2l&L~3\5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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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院命令透露资料时:当法院基于公平正义的理由,判定透露谘商资料是必需的,则谘商员维持保密的法律责任即已解除。心理学空间(tHx7a]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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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谘商员正接受有系统的临床督导时:在当事人知晓谘商段落内容将被用于督导之中时,其已放弃了(在督导中)被保密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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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C?A0(五)办公室的助理处理有关当事人的数据和文件时:当事人应被告知办公室的人员将会在例行的登陆和归档时经手这些纪录。心理学空间a*ak m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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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需要法律上和临床上的谘商时:同样地,当事人应被告知谘商员有伦理上权利以获得其它专业人员对谘商进展状况的意见,不过那些被咨询者的姓名也应告知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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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事人在法律程序中提出了其心理健康上的问题时:例如在子女监护权的诉讼案件中,父母提出了以观其心理状况的问题,然后他们授权谘商员透露其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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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J(MEhE@L0(八)第三者在场时:当事人知道除谘商员外之第三者在场时,若允许第三者在场则放弃了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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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当事人未满18岁时:父母或监护人有法律上的权利以知晓未成年人与谘商员间之沟通(其可能的例外包括美国某些州有对小当事人沟通特权的规定,或对14岁以上的未成年当事人赋予较多的权利等)心理学空间:tG0Y&l I$zNTBim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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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机构内或制度上的数据分享是处理过程的一部分时:虽然再基于对当事人利益的考虑上机密的内容可能与专业的同事分享,但是,当事人必须被知会此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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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在刑事系统中分享数据是需要时:在基于系统运作的利益和对案子处理上的考虑,由囚犯口中所获知虽可被视为机密的数据可能会在系统中被透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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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S%W o f? r0(十二) 在当事人透露资料的目的是寻求达成其犯罪或诈欺行为的建议时,此处之谘商员义务由保密转而变成对社会免于犯罪活动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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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H A4Fm0(十三) 谘商员有理由怀疑有儿童虐待情事发生时:美国所有的州都在法律上要求要举发(reporting)可疑的儿童虐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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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YBWU Mi#Q0以上所列举的13项例外并不能涵盖所有的情况,谘商员应针对当事人的特殊状况,衡量伦理上与法律上的规定,已决定保密的范围与尺度。谘商员除再知后同意的过程中要告知当事人有关保密的规定之外,亦要说明其限制,使当事人知晓在何种情况下是保密的例外。而最重要的例外,即是有关预警责任和举发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X3~ ]&WC$^r

Mo4j [J/z+NUM~0三、预警责任与举发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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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我国宪法第二十三条上所载明,人民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为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张知本,林纪东,民84,p. 3)。文中所载「……除为……」之后之文字,即为宪法保障人民自由权利之例外,隐私权自然亦包含在此等权利之内,就此等权力限制获利外之观点,谘商专业固以保守谘商机密为原则,但于此等原则面临须采取行动以避免当事人自身,第三者或社会大众之紧急危难时,保密之原则应有例外,并以预警之责任来加以取代。心理学空间9\kC^QI1|4K9FJ

2ADYy0PYt0预警责任(the duty to warn)可说是一项和保密相关的伦理概念(Gross & Robinson,1987)。但经常是两相对立的伦理考虑,因此,要在这两项伦理原则之间求取一个平衡点可事件煞费周章的事(Sheeley & Herlihy, 1989)。长形成伦理上的两难课题。Gehring(1982)在解释预警责任的概念时表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责任去强要一个人去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当一个人与另一个行为需要被加以控制的人,或者与此种行为的可能受害者,有一特定的关系时,法律强制要求去警告此邓可能的受害者,而此种预警责任对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格外重要,因为他们一般是与其案主有着特别的关系。」(pp. 209-210)。所以,由于身处于特定的专业关系之中,谘商员自然要对预警责任加以格外的关切,特别是要考虑法律上对预警责任的立场与其对专业人权的要求(王智弘,民84)。因为预警责任的疏忽,常导致法律的控诉。心理学空间F&a/N/T4MMD2X/k

|*\:d'O zS~M9u0自从美国加州最高法院判决Tarasoff案件之后,心理卫生专业确已认真关切此一案件,和后续有关「预警责任和保护」("duty to warn and protect”)判决的涵义,和专业人员本身在法院案件中的潜在法律责任(liability)(Herlihy & Sheeley, 1988, p. 203)。由于许多法院判决的结果而使心理卫生实务人员变的更加了解和关心其双重责任(double duty):要保护其它人免受潜在危险性案主的伤害,还要保护案主免受他们自己的伤害(Corey, 1991)。此等对伦理问题的关切实在是身受Tarasoff案件的持续影响,(Knapp & VandeCree, 1982)。Herlihy 和 Sheeley指出,在1947年受到1984年间因当事人暴力攻击事件而起诉谘商员的案件中,在Tarasoff案件发生之前有18件,其中谘商员胜诉的有13件(约占72.2%);知后有32件,谘商员胜诉的有12件(约占37.5%)。前后比较显然在谘商员胜诉的比率上有显著的下降。可见Tarasoff案件的边际效应影响了往后的法律诉讼(林素妃,民81)。法律对谘商员于景责任的要求趋向于严格,值得令人注意。虽然美国的法院判例不一定适用于我国,但对谘商专业人员而言,却是一种借镜(牛格正,民80)。由于国内上未发生类似案件,应记取美国教训而思虑预防与因应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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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ss 和Robinson(1987)认为,在了解保密和预警责任时,个人必须同时考虑这些原则的伦理上以及法律上的解释。再Tarasoff控告加州大学评议委员会(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的判决中,法院宣布了期盼定的基本指导原则:「支持保护患者和心理治疗师间沟通的保密特质之公共政策,在面临揭露内容对他人之避免危难是达到绝对必要的程度时,则必须让步。当公共的危险开始发生,则保护的特权立时结束。」("The public policy favoring protection of the confidential character of patient psychotherapist communication must yield to the extent to which disclosure is essential to avert danger to others. The protective privilege ends where the public peril begins.")(引自王智弘,民82b,p. 227)。再专业伦理守则上对预警责任一有明文加以阐明(中国辅导学会,民76,参,六,陆,四;AACD,1988,B,4,APA,1990,Principle 5),因此,谘商专业人员在谘商过程之中,鹰队此一课题抱持敏感的警觉,在发现当事人涉及自杀、暴力事件,罹患艾滋病等状况(林素妃,民81; Arthur & Swanson, 1993;Herlihy & Sheeley, 1988;Knapp & VandeCreek, 1983)时应采取紧急步骤。比如与当事人充分的讨论此等状况,告知当事人谘商员有预警的法律责任,征询督导、机构、其它专业人员与法律专家之意见,必要时通知相关的机构与人士(警察、权责人员及可能的受害者),避免紧急为难之发生,并保留完整之处理记户以作为必要时出庭之准备(王智弘,民84)等。绝不可忽视其潜在之危险性而置之不理,而造成对当事人或第三者的伤害,并使自己面临伦理与法律上的控诉。心理学空间 gF)TU@X+Z7S dn

T2J8II }fbC0另外,与预警责任相当类似的问题是举发(reporting)的伦理问题,随着儿童虐待案件的增加,以及儿童福利法的立法,告发儿童虐待案件变成是谘商人员必须去面对的伦理与法律责任(牛格正,民80;沈湘荣,民81;刘姿吟,民81;Kottler & Brown, 1922)。以美国的情况为例,儿童被虐待或忽略的问题已成为全国性的危机事件,谘商员在从事家庭与婚姻谘商时更是要对此一问题特别加以关切(Stevens-Smith & Hughes, 1993)。当谘商员怀疑儿童可能已遭受了情绪上或生理上的伤害时,必须在24小时内项有关当局报告(Kottler & Brown, 1992)。在我国现行的<儿童福利法>第时八条亦有类似规定,该法第三十六条并载明罚责,违反规定者处新台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缓(张知本,林纪东,民84, pp. 785~789)。只不过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所列文字为「知悉」而非「怀疑」,因此,适当的查证乃属必要(王智弘,民84)。虽然此等查证工作有时并不容易,生理上明显的外在伤害较易于查证,并可藉由医护人员之协助而取得明确之医学证据,心理上的伤害则须藉由谘商员之专业判断,与寻求小当事人生活中相关消息人士提供信息,以求确定。心理学空间+~1pmjN-w JK3?

3ZL@z e#@5\0ZA-P0G4A0当谘商专业人员在面对此等儿童虐待案件时,可能会因不熟悉法律规定或其它原因而不知所措。Pollack和Levy即认为,可能有些理由会造成有举发儿童虐待或忽略之义务的人并未去举发,其中包括会因而产生有关害怕、羞耻和同情的反向移情(counter transference)等(Stevens- Smith & Hughes, 1993)。Moore和Mckee则指出谘商员不愿去举发的原因有三:(一)不确定事件的真实性且担心告发后。会升高家庭压力;(二)很难区分虐待与管教;(三)不愿意破坏保密原则(刘姿吟,民81)。可见谘商员在面对此等儿童虐待问题时,心中有许多的挣扎与考虑。但是无论如何,Stevens-Smith和Hughes强调,谘商员必须要确实的去关心此一问题,才能够在当有儿童虐待情势发生时,之所回应予以举发以保护儿童。由于面对儿童虐待问题,谘商原有敏觉、举发和配合司法调查的责任(沈湘荣,民81)。特别是后者常涉及剥夺施虐父母之子女监护权之司法诉讼,常另谘商员望之却步。若在加上施虐的父母有暴力倾向,甚至为黑道份子,常会使学校谘商员面临语言的恐吓与暴力的威胁,更会使此等问题雪上加霜(彭宝莹,新竹地方法院观护人,私人通讯,民84年,3月29日)。因此,在面临此等儿童虐待问题,相关机构与人员之间的配合十分重要,谘商机构与专业人员皆应对此等问题有一套标准化的处理程序,以保障谘商员的安全,儿童福利当局应设有法定专业人员以协助处理此等事件,应代理出庭以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产生。总而言之,谘商员在面对此等问题时,必须有伦理与法律上之警觉并熟悉处理的法律程序,通知所属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与治安单位采取必要的保护行动,以保护自身的安全和当事人的福祉,并合乎法律上赋予谘商员的责任与要求(王智弘,民84)。随着儿童虐待案件之益受关切与<儿童福利法>的订定,谘商员对此等儿童虐待问题应有更周详的了解,并熟悉相关的处理程序与伦理和法律规定,以能在面临此等问题时有较妥善之因应。心理学空间J8~ l'}(lC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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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DY"^7W*a0四、双重关系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gyP]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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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谘商过程中,另依需要加以注意和避免的伦理问题,即是双重关系(dual relationship)的问题,而此一问题已与保密问题并列成为美国谘商学会伦理委员会最常见的伦理申诉问题(Marino, 1995, April),相当引起谘商伦理学者之关切。由于当事人与谘商员的互动构成了一种「特定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Arthur & Swanson, 1993, p. 5)。此唯一种专业而须单一的人际关系,不应与其它关系相混淆,若有其它的关系同时存在,谘商员与当事人之间无法维持此种特定专业单一的关系,即会产生双重关系的伦理问题。心理学空间,G e wI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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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双重关系是指谘商员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谘商以外的另一种关系,其种类包括亲属关系、友谊关系、社交关系、师生关系、督导关系、行政关系、评鉴关系、亲密关系与性关系等(牛格正,民80;民83;中国辅导学会,民78;王智弘,民82a,民82b;林家兴,民80;AACD,1998;APA,1990;Corey et al, 1993)。在此应注意的是,上述所列举的各种关系均包括在可能构成谘商关系外之另一种关系之列,但双重关系之种类不以此限,此外比如,商业往来关系或其它关系等,伦理强调的重点在于当有另一种关系存在时,可能会对谘商关系造成之干扰与影响,此等另一种关系的行程可能是在进入谘商过程之前或进入谘商过程之后发生,但不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不合专业伦理的,专业学会的伦理守则上皆有条文加以限制(中国辅导学会,民78,伍,一、四、五,拾贰、一;AACD,1988,A,8、9,B,13、14;APA,1990,6,a,7,d)。双重关系之所以为违反专业伦理之行为,主要的理由是会妨碍专业判断和有剥削当事人的危险(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1993),可能构成利益的冲突,(Corey et al, 1993;Pope, Levenson, & Schover, 1979;Pope , Schover, & Levenson, 1980),而使治疗关系的专业性质受到扭曲,界线变的模糊(Corey et al, 1993),并造成了个人需求和专业需求的暧昧不明(Kurpius, Gibson, Lewis & Corbet, 1991)。如此将使谘商的关系与过程变的更为复杂,专业的谘商判断无法正常发挥,不但原先的谘商目标可能落空,当事人也可能未蒙具利,反受其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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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J0在所有双重关系中最受人瞩目的,应是谘商员与当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与性关系。Stake 和Oliver(1991)认为有关治疗者与当事人间不当性关系的问题是过去20年来,愈来愈受关切的专业课题。美国谘商学会伦理委员会的副主席(co-chair)Jorge Garcia也指出对当事人的性骚扰与性亲密关系是目前愈来愈常见的伦理问题(Marino, 1995, April),事实上从历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确实也透露出此一问题的严重性确实存在(Akamatsu, 1988;Holroyd & Brodsky, 1977;Pope, Keith-Spiegel, & Tabachnick, 1986;Pope , Levenson & Schoenfeld, 1979;Pope, Tabachnick, & Keith-Spiegel, 1987; Sell, Gottlieb & Schoenfeld, 1986;Stake & Oliver, 1911)。此如在时间较早的Holroyd 和 Brodsky的1977年调查中,与当事人有性的接触(erotic contact)的治疗者,男性为占10.9%,女性为占1.9%,而承认与当事人有性交行为(sexual intercourse)的治疗者,男性为占5.5%,女性为占0.6%;在Pope、Keith-Spiegel和Tabachnick的1986年调查中,自沉与当事人有性接触的治疗者男性约占10%,女性为占2%;至于在Stake和Olver的1991年调查中,与当事人有性接触的治疗者,不分性别比例约在2.2%(不包含接吻)到7.3%(包含接吻)之间。光从这些数据看来,就足以让人心惊胆颤了,一般而言,性亲密的行为较常发生于男性治疗者与女性当事人之间。心理学空间+TPoI#IWp{

B$m7T$j7vf:h!w0研究报告指出,在治疗者与当事人之间发生性亲密街处的结果会造成对当事人负面的影响,此等伤害包括会增加当事人的焦虑抑郁、罪恶感、空虚感、社交疏离、性的混乱、压抑的愤怒、失去自信与信任别人、认知上的功能不良、身心正方面的失常、药物滥用,甚至有自杀的危险(Bouhoutsos, Holroyd, Lerman, Forer & Greenberh,1983; Fedman- Summers & Jones, 1984;Stake & Oliver, 1991)等。由于此等治疗过程中性亲密的双重关系会带给当事人许多可能的伤害,Pope称之为治疗者对当事人的性虐待(sex abuse),并为文义正辞严的对一些似是而非。为此等行为粉饰的看法加以导正。Cloeman和Schaefer(1986)则描述此等行为会造成对案主包括心理(psychological)层面,内隐(covert)层面到外显(overt)层面的虐待。总而言之从历年的文献看来,对于治疗者谘商员与当事人之间发生性亲密关系的伦理问题,学者们相当的关切,并且对此等行为给予相当负面的评价,其对助人专业不良的影响,甚至包括了会导致专业保险费用的提高和负面的公共形象(Sell et al, 1986)等。因此,值得专业人员密切加以注意和警惕。至于可不可以与已结束谘商关系的「前」当事人有性亲密关系呢﹖Jorge Garcia特别指出这在美国谘商学会目前正在修订中的伦理标准新版本中是加以禁止的(Marino, 1995, April)。事实上,就美国谘商学会伦理委员会在其1994年9月份的会讯《今日谘商》(Counseling Today)上所提出来的(伦理守则与实务标准草案)(Proposed revision to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code of ethics and standards of practice)中的内容来看,为因应社会变迁的需要与伦理问题之日趋严重,其条问较诸以往版本更为明确细密和严格。由此可见,伦理要求有较趋严格的趋势,因此油性亲密行为而引发的双重关系问题,在伦理问题上的严重性实愈为凸显。心理学空间B(J8j3^c { [l

.?h,aM ssh,Xe$w0除性、亲密关系之外,另一经常发生的双重关系是师生或督导关系,根据Roberts, Murrell, Tomas与Claxton(1982)对美国南区谘商员教育与督导学会(Southern Association for Counselor Education and Supervision, SACES)所属的谘商教育人员所做的调查显示,有7.2%的人与其所督导的学生有短期的个别谘商,有19%的则曾与学生有过长期的谘商,其中最令人气节的是有34%的谘商教育人员认为其与搬上学生所维持的谘商关系是合乎伦理的行为。事实上,由于教师与督导都被负与教育训练和评鉴维持的谘商考核的教育责任,此与谘商员的脚色与责任颇不相宜(王智弘,民82a;林家兴,民80),Kitchener(1988)更指出期间会有期望、义务上的潜在冲突。因此,此等双重关系应尽量加以避免,至于以国内之现况而言,学校谘商员经常即是在学校担任授课之教师,此等师生只双虫关系很难避免,其次应避免将于下学期或学年授课者,在其次是已受过课而不再授课的,总而言之,此等情况应尽量加以避免,以免造成角色冲突,影响谘商成效,损及当事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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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双重关系非为谘商专业所乐见,但并非所有只双虫关系都能加以避免(Keith-Spiegel & Koocher,1985)。也并非所有只双虫关系都是不道德的。例如给亲友谘商,虽然专业伦理守则上并不赞同,因为怕影响专业判断,发生误导,或不能给予对方需要的帮助;但是除非是因而对当事人造成伤害,这种公汐止是不适当而已(牛格正,民80)。伦理的不适当自然不若不道德来的严重,但是计有影响专业谘商效能的负面可能性,又为伦理规范所不允许,谘商过程中的双重关系最好要加以避免。Arthur和Swanson(1993)即认为谘商员必须避免因其它的角色而损及当事人的保密性,造成关系中权利的不平衡而限制了当事人的自主性,应想了治疗的中立性(客观性)或者干扰了专业的判断。因此维持单一的谘商专业关系应是最佳的伦理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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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A+Q+V^d,e4?Q0五、运用谘商技术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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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谘商过程中谘商员使用谘商技术与策略以协助当事探讨并解决问题,不过谘商技术的运用亦会引发伦理上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某些教育争议性的谘商或治疗技术或方式上。此等较易引起伦理争议的谘商或治疗技术包括:行为改变技术(behavior modificarion, Flanagan & Liberman, 1982;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Kichener, 1980 a, 1980b, 1980c;Van Hoose & Kottler, 1985)、性治疗(sex therapy, 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Lief, 1982;Van Hoose & Kottler, 1985)、矛盾意向技术(Paradoxical techniques, Brown & Slee, 1986;Egan, 1990; Formen, 1990;Henderson, 1987;Sexton, Montgomery, Goff, & Nugent, 1993)、催眠(hypnosis, Gravitz, Mallet, Munyon, & Gerton, 1982; 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Van Hoose & Kottler, 1985)、生理回馈(biofeedback, Derner, 1982;Van Hoose & Kottler, 1985)、心理仪器(psychological devices)和强迫性的处理技术(coercive treatment techniques)(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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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a/}/].A|.N0上述的谘商技术之所以会受到特别的伦理关切,主要是因为(1)其本身具有较引人注意的特质,(2)其处理所涉及的问题是较受社会关切的(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比如说性治疗、催眠、生理回馈与心理仪器的运用,其技术本身即具有引人注意的特质;而行为改变技术的使用嫌恶治疗或电击、矛盾意向技术和其它的强迫性处理技术,则会牵涉强迫或欺骗等,都是会涉及人权的问题,因此较受社会的关切。心理学空间*g%G5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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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矛盾意向法而言,其经常成为伦理争议的焦点,即是因为再此等技术中实务工作者所表现之不坦率的迂回和对抗性的行为,其所遭受的伦理上的考虑经常是与其再治疗关系和知后同意程序上的所具备的操弄与欺骗成分有关,(Sexton et al, 1993)。许多学者认为:矛盾意向法所具有的强迫或操弄得特性有害于谘商关系并违反了实施知后同意的伦理原则(Brown & Slee, 1986)。但是支持矛盾意向法的人,则强调谘商关系虽重要,但没有比有效的处理以达到成功的谘商结果更重要,搭们咬认为实施知后同意的程序以告知矛盾意向处理过程的性质,当事人将不会同意参与,则该项处理就不会有用,支持者认为,有效的就是合乎伦理的;不过又有其它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指出某些研究结果显示完整解正确的告知当事人以使用矛盾意向法效果反而比不正确和欺骗的说明更好(Sexron et al, 1993)。这其中显然并无定论,无法证实矛盾意向法是否不应是先知会当事人,方能发挥预期效果。由于专业学会的伦理守则(中国辅导学会,民78;AACD, 1988;APA, 1990)都主张知后同意程序之必要性,因此实施矛盾意向法以协助当事人确实要格外的谨慎,考虑是否有迫切需要已使用此一技术?有无其它可供选择之处理技术?使用时施以寻求知后同意的程序是否确实不利于处理效果?总之,应力求在伦理上的考虑上更为周全。心理学空间+{,V:i c.V#l"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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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前述的其它较易引起伦理争议的处理技术也如同矛盾意向法一样,因其特殊的处理程序或当事人问题的涉及层面而产生各自不同的伦理问题,如行为治疗亦涉及对是人的虐待或技术的不当使用(Flanagan & Liverman, 1981);性治疗亦涉及对当事人金钱或性方面的剥削,不当的性价值观念的强加(Lief, 1982);催眠则会涉及对当事人个人之统整性击自由意志的尊重等问题(Gravitz et al, 1993)。因此在使用此等具争议性的技术时,谘商员首应考虑到当事人之福祉,尊重其自主性与必要的知后同意程序,并考虑到专业伦理守则与法律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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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6]j0^.K*r@0在面临有关谘商技术的伦理课题时,谘商员要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技术、程序或处理是你要采用的;而又在「何时」和「为何」你要采用它们呢?有些谘商员可能可望学习新技术视之犹如耍把戏,其它人则可能会因不知该使用何种技术而感到焦虑,于是在谘商情境中一样又一样的尝试错误。Corey等人(1993)认为,谘商员在使用特定的处理方法时应有其理论基础,他们并且对过分依赖技术的做法是否对当事人有益感到质疑。更何况因为谘商技术的使用而引发的控告案件早已时有所闻(Kitchener,1980a),因此,虽有学者认为「无伤害有时可能即意谓着无心理治疗」(do no harm sometimes mean do no psychotherapy)(Gibert ,1992,p. 696),言下之意,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感慨;但是基于对当事人福祉的考虑,在谘商过程中对谘商技术的选用应在伦理和法律层面加以斟酌损益而作审慎的考虑。心理学空间vFi d If x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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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e,X0六、转介或结束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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谘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的探讨范围,基本上始于知后同意而止于结束(termination)或转介(referral)。在许多的谘商机构有限制单一当事人谘商次数的政策,在此等情况下,起于谘商一开始,当事人即应被告知同意有此种规定,若当事人认为其想接受较长期的治疗,则当事人有全被加以转介(Corey et al, 1993)。事实上,在谘商过程进行之中,当谘商员判定谘商关系不再具有生产性或者其无法再协助当事人时,谘商关系必须立即加以终结,而实务人员有义务知晓转介的资源并建议合适的选择。若当事人拒绝此等建议,则谘商员不必在持续此一关系(DePauw, 1988)。对专业人员而言,去了解自己的能力限制以及了解在接案过程当中,因专业训练所限或个人因素干扰了有效的工作关系时,去转介当事人给其它专业人员是非常重要的(Corey et al, 1993)。此外,基于谘商的效能即当事人福祉的考虑,当有前文所述之双重关系的情况发生,谘商员亦须将当事人加以转介(牛格正,民80;Corey et al, 1993;Keith-Spiegel & Koocher, 1985;Van Hoose & Kottler, 1985)。上述的转介要求在专业伦理守则中均有载明(中国辅导学会,民78,贰,六,伍,四、五;AACD, 1988, A, 7, B, 12、13、14;APA, 1990, 2, f, 6, a, 7, d),谘商人员应保持敏觉,了解个人专业能力之所限,并避免涉及双重关系。一旦在谘商过程中发现有此等情况产生,立即终止谘商关系并加以转介,应是最佳的抉择。心理学空间2y{ p){#SC"k;b

E k3y"}j*bw3G/r0谘商关系的结束,除了转介的情况之外,尚包括助人过程目标的达成,籍情境或动机的改变或无法在有进展等(Hutchins & Cole, 1992)。在理想的情况下,结束的发生应是在当事人与治疗者遵守其契约上约定,回顾目标的完成并共同同意去终止正式的协助过程。但实际上,当事人或治疗者皆可能终止此一过程,竹管是基于好的或坏的理由,当事人可能因为觉得子得到所需(尽管助人者并不同意),或者仅是不愿去执行有意义的改变所要求的工作,而想终止协助过程;同样地,助人者可能觉得工作已做完(尽管当事人可能并不同意),或者因为其不喜欢当事人而想摆脱他们(Egan, 1990),此等的情况的结果皆可能有未成熟终结(premature termination, 或流失,王智弘,民83b)的缺失,对当事人而言不只不能再由谘商中受益,甚至会带着受伤的心情离开。因此,不恰当的提早结束谘商关系,使谘商的效果可能大打折扣,或只反而造成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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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相反的情况则是,当治疗以达致成熟,但当事人或治疗者却抗拒去终止。Wolman(1982)指出,在心理治疗面临结束之时,治疗者和当事人都可能遭遇情绪上的困难(emotional dirriculties),基于分离的焦虑,而抗拒去结束,但是当再进行治疗已不能带来额外和显著的治疗收获时,每一位治疗者应有道德上的义务去终止治疗工作。因此,治疗者应觉察此等可能发生于治疗者或当事人身商的不适当的分离焦虑,并加以澄清和处理,以避免不必要的延长治疗程序;相对地也要能觉察发生于治疗者或当事人身上的想急于结束的逃避或不舒服的情绪,以免不成熟的终结而影响专业服务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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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谘商过程结束的课题,需要先评估当事人进步的情况(Egan, 1990),并由治疗者和当事人开放的加以检讨,而最的决定仍是要取决于当事人(Corey et al, 1993)。毕竟对结束心理治疗态度的一个共同性的一般性标准即是当事人的福祉(Wolman, 1982)。这也是决定谘商过程中只的最重要指导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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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Yyi"`&m#V W0参、结语 – 做个伦理的谘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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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V0?h b-C0谘商工作本诸助人的目的,行使专业的助人技术,既为助人则不欲伤人,然因伦理上的不适当或违犯,却会减损谘商的效能,更甚而伤害当事人。而对谘商专业人员本身而言,伦理非行的发生可能会引起法律诉讼,不但会危及个人的专业生涯,更会对谘商专业所赖以维系的公共信任(Blocher, 1987)造成伤害,更何况对大部分的伦理问题而言,并没有容易的答案(Corey, et al, 1993)。因此从事此一专业的谘商人员耶应处于谘商过程之中,保持警觉并身自期许;不但要做一位专业的谘商员,也要做一位伦理的谘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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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m:m6x5o2e1y+U0不过由于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此一谘商专业的工作同仁在现今的环境中仍要去面对许多的困难。因为伦理事件常未被清楚的定义,使的在面临冲突抉择时,常是问题重重(Bradley, 1989)。即便有专业学会所订定的伦理守则可供参考,谘商员在面对真实的伦理困境时仍是寸步难行。因为事实上伦理标准没有,也不可能说明所有的情境,伦理标准是需要专业人员自身加以解释、因身和专业的统整(Bernard, 1987; Huey, 1986; Made & Rollin, 1986)。因此,专业人员本身是否受过良好、完整而持续的伦理训练,便成为重要关键。然而正式伦理课程未受应有的重视却是一项严重的致命伤(牛格正,民80;Stadler & Paul, 1986)。在此等伦理问题不易厘清,伦理教育未获重视的情况下,伦理问题的发生几乎是一个可预期的潜在危机(王智弘,民82b)。这种情形令人心忧。美国谘商会法律系列丛书之出版、伦理标准与案例选辑(ethical standard casebookb, Herlihy & Golden, 1990)的持续修定与发行,应是国内可参考的做法。毕竟,当法庭在判定谘商人权的诉讼案件时,除了依据法令,先前的案例之外,相关专业人员的专业和伦理标准以及谘商专业本身的伦理标准是可能被列入为判案参考内容的,谘商员自然应一专业伦理标准而行为宜(Hopkins & Anderson, 1990)。但是在整个专业领域在面对此一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之威胁的伦理课题时,伦理问题的潜在危机要消弭于无形,确实需要专业学会、谘商教育与实务机构,以及谘商人员本身采取更多的具体行动与努力。心理学空间,KHYQ k"m5t,L&o/uJ

#i'g Rgb]%t0本文从谘商专业的核心工作—个别谘商服务的实施过程着眼,逐一探讨并厘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希望提供在实务工作上有更完整的伦理考虑与判断的参考,论里的考虑本就是衡量专业的重要尺度。对伦理问题的重视与关切,在积极层面,则可避免不必要且去杀伤力的伦理申诉与法律诉讼(王智弘,民84)。因此,不管是基于积极层面或消极层面,都需要我们在伦理问题上更佳的关切与重视,以便此一谘商专业能够持续的生存与发展。

.` ew(c.e:EQtc0

(m2h#~Q:f sZl|0最后,本文拟就前文之文献探讨语文析中加以统整,而针对过内之现况提出有助于增进谘商伦理实务的可行建议与努力方向。

y)~.h%N8X!pM0n#F0

.fg}-dw6SO(pp0一、在公共政策方面:心理学空间[t|%M&STLq

1.应促使立法部门研拟并通过将接受谘商专业服务之当事人纳入沟通特权之涵盖范围内,而得享有较明确应被保密之法律保障。心理学空间5Hi&AJZD)Y^5X

2.应促使教育与卫生部门研究确立谘商证照标准并设立专责组织,以推动证照之核发与更新制度,为确保谘商专业之服务质量提供有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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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学空间$i An8s{9O0]A"|q*_

i)fN*h.EL)y0二、在专业学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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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应设立专责之「伦理委员会」以从事伦理守则之修订,受理伦理申诉案件,并每年发表伦理状况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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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5wJ7mr:S-y02.应持续从事「伦理守则」之修定工作,并明定伦理申诉之程序。

2Tn}5y/Bf ^0

;x%Z6q6F8~#Q7A,{F4L03.     应出版谘商伦理守则之案例选辑(casebook)和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处理手册(manual or handbook),前者可说明伦理守则在实务工作上之实际应用与相关考虑,后者可提供实务工作者在面临伦理与法律问题时,应考虑之伦理与法律规定,并能采取适当之处理步骤因应程序。心理学空间MC4k)X-@}l

;Q;Q[b,vk'd(H04.应设立专责之「公关委员会」以持续推动立法、证照制度及其它公共政策之促进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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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Q uj"Q(}R4IA[`0心理学空间T:sY$@)D:mc2l"hU8P

三、在谘商员教育机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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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同层级教育均应开设「谘商伦理」课程,列为必修科目并强调其比重,内容则应涵盖专业定向,伦理规范、法律规定,道德判断,伦理实务和案例研讨等重点。

(o:{ aU9[0心理学空间9^#k5YMP.Y!c v'Wl

2.应定期举办「谘商伦理」工作访或研讨会已停生伦理意识与研究水并提供实务机构人员之训练与进修机会。心理学空间2o&VNkr5y;Wy7h

心理学空间KWb?;E)s1sQ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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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谘商员实务机构方面:心理学空间[3[4Oi)j j.P}

心理学空间c|V{)l)`

1.应将「谘商伦理」课程,列为职前训练内容,并强调其重要性。心理学空间(YN-s2n1J.N)B

$LM.mn6TV__#p(X02.应持续举办「谘商伦理」之在职训练与案例讨论,以提高谘商员对伦理问题之敏感性与判断力,并熟悉相关之伦理与法律规定及较佳之处理程序。

2p U(EPL;Q6]0

W4P}3M%ID/hdw03.应确立机构之专业与伦理立场和适用之伦理规范,受用专业学会只伦理守则亦或依机构特性增订规定均应予确定,并应依实务需要,一如「知后同意」程序或机构专业服务权限等均应与确定并对外宣示立场,以确保机构服务之内容与质量。心理学空间?#iQj1b{1q

p%I6\ _ @p04.应有督导或伦理考核制度以考核机内之伦理状况,以矫正实务谘商员之伦理非行或淘汰不适任人员。心理学空间 A4G0lA1Z^ r

心理学空间3\3VE+R0g)qgpe4G

 

:g)S.OSN/?T,E0

}7iJO |mz3e0五、在谘商员个人方面:心理学空间/Y2| s3r`J)b4\ N%\4\q

心理学空间3K-D/l%BA4m$X

1.     应熟悉相关的伦理守则与法律制度。

.@Mc"Qw0

h2x+`Y J!a(zK5j02.应随时注意期刊上之伦理问题相关文献以了解最新之伦理状况。

2wFGOb|nWF5Z0心理学空间8U1@ Ci#WW6S

3.应保持对伦理问题敏感性,并在面临伦理问题时寻求机构、督导与同侪之意见和彼此的监看。心理学空间/A7v6~{%VBa&VL`

"eB*G?] B0希望藉由对伦理问题的持续关切与重视,使谘商专业能够提供给当事人最佳的专业服务,使谘商实务工作者,不但是专业的谘商员更是伦理的谘商员。心理学空间6jGK~yc ?3[7R;s

心理学空间R2[ YiD:TMd W}

肆、参考书目心理学空间N*heniL z

lb4JW-E,N'G0一、中文部分心理学空间nK1_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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