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不在我？第一章 認知失調：自我辯護的動力來源
新聞稿日期：1993年11月1日
之前我們報導的「紐約將在1993年9月4日及10月14日被摧毀」並沒有錯，我們沒有犯錯，一點都沒有！
新聞稿日期：1994年4月4日
過去我們報導的日期，就像《聖經》中的上帝一樣正確，沒有一個日期是錯的……以西結預言了耶路撒冷被圍430日……換算出來的日期就是1994年5月2日。現在，人們已經被事先警告過了，我們已經盡責了……
我們是全世界唯一能夠引導人們到安全、保障、及救贖之處的人。
我們過去的紀錄是百分之百正確。
閱讀這些末日預言很吸引人吧，有時候又很好笑，但是看著這些信徒在預言失敗、世界繼續苟延殘喘後如何自圓其說，則更引人入勝。幾乎沒有人會說：「我搞砸了！不敢相信我當初怎麼會蠢到相信這種鬼話！」相反地，大多數人反而更加堅信預言的力量。很多人相信《聖經》中的〈啟示錄〉或16世紀時自稱先知的法國星象學家諾斯特拉達姆斯（Nostradamus）在其著作中都準確預言了從黑死病流行到911事件的災難，儘管這種模糊曖昧的預言都要在事件發生後才能夠加以印證，也無損他們的信念。
半個世紀之前，年輕社會心理學家費斯汀格（Leon Festinger）和同事滲透了一群相信世界會在12月21日毀滅的人， 想知道如果這項預言不準（希望如此！），這些人會怎麼做。研究者說這團體的領導人叫瑪莉安．基奇（Marian Keech），她宣稱在12月20日的半夜，忠貞的信徒將被飛碟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許多追隨者都辭去工作，放棄住所，散盡財產，等待末日到來，畢竟在外太空誰需要錢呢？其他人則惶恐地等著，或者辭職在家。（基奇太太的丈夫則完全不相信，他早早上床睡覺，當他太太和信徒在客廳裡祈禱，他則睡得很安穩。）費斯汀格也做出預言：那些對於預言沒有很強信念的人──在家等待世界末日，希望不會在午夜死去的人──會逐漸失去對基奇太太的信仰；但是那些放棄財產，與他人一起等待飛碟的人，則會越來越相信基奇太太的神祕力量。事實上，他們將會不擇手段讓更多人加入他們。
午夜時分，院子裡沒有任何飛碟出現的跡象，人群開始有點緊張。到了半夜兩點，他們越來越焦慮。到了凌晨4點45分時，基奇太太有了新的神啟：世界因他們這一小群人堅定的信念而獲得拯救。她對信徒說：「最偉大的是神的話語，神的話語將你們從死亡之爪中拯救出來，地球上沒有其他力量比神更強大。從開天闢地以來，如此神力和現在壟罩著我們的光芒都是絕無僅有的。」
這群人的心情從絕望轉變成歡喜，許多一直維持堅定信念的成員開始打電話給媒體報告這項奇蹟，很快地他們來到街上，抓住每個路過的人，想要宣揚他們的信仰。基奇太太的預言失敗了，但費斯丁格的預言則一語成讖。
費斯汀格把這種讓我們自我辯護的動力來源，讓我們覺得需要為自己的行為和決定（尤其是錯誤的行為和決定）辯解的不愉快感受，稱為「認知失調」。認知失調是一種精神緊張狀態，當人同時具有兩種心理上不一致的認知（觀念、態度、信念、意見）時就會產生，例如：「抽菸蠢斃了，因為可能會害死我」和「我每天抽兩包菸」。失調會造成心理不適，從最輕微到極端的痛苦都有可能，除非找到方法減輕這樣的不適，否則人們無法放鬆。以這個例子來說，要減輕失調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戒菸，但如果她曾經試著戒菸卻又失敗了，現在她要減輕失調，必然會說服自己抽菸對身體造成的傷害沒那麼大，或抽菸是值得承擔的風險，因為可以幫助她放鬆，或是避免變胖（畢竟過重也不健康）等等。大多數吸菸者都會用許多各種巧妙的自欺方式來減輕認知失調。
同時擁有兩種相互矛盾的想法就好像玩弄荒謬一樣，因此認知失調會讓人焦慮不安，如同作家卡繆觀察到的，我們人類這種生物終其一生都在試著說服自己：我們的存在並不荒謬。費斯汀格理論的重點在於，人們如何從矛盾的想法理出頭緒，好讓自己的生活是一致又有意義（至少對他們來說）。這個理論啟發了超過三千項實驗，實驗的結果改變了心理學家對於人類意志運作的了解。但其實認知失調已經超脫學術界範疇，進入大眾文化裡。電視新聞、政治專欄、雜誌文章、汽車保險桿上的貼紙，甚至肥皂劇裡，到處都可看到這個詞。益智遊戲節目主持人崔柏克（Alex Trebek）在「風險」（Jeopardy）節目中使用這個字眼；史都華（Jon Stewart）在「每日秀」（The Daily Show）節目中也用了；還有「白宮風雲」的巴勒特總統也曾提到。雖然這種說法時常被提及，但鮮少有人真的了解它的意涵，或是體會到它巨大的動機力。
1956年，筆者之一的亞隆森成為史丹佛大學心理所的碩士生，同年費斯汀格也在該研究所擔任教授，他們旋即展開合作，一起設計可以測試並發展失調理論的實驗。 他們的想法挑戰了許多心理學和普羅大眾的準則，例如行為學家所說的：人們做事都是為了謀求好處；經濟學家認為︰人類通常都會做出理性的抉擇；以及精神分析學家所謂︰以攻擊性的行為消除攻擊性的衝動。
想想當時失調理論對行為主義的挑戰。大多數心理學者仍相信人們的行為會受到獎勵與懲罰控制。沒錯，如果老鼠在迷宮的終點獲得餵食，會比在沒有被餵食的情況下，更快學會如何走完迷宮；如果你在狗兒跟你握手時給牠一塊餅乾，比起你什麼都不做，牠會更快學會握手的把戲。相反地，如果每次你抓到小狗在地毯上尿尿就懲罰牠，牠很快就不會在地毯上尿尿了。行為學者進一步指出，幾乎與獎勵有關的事情都會較具有吸引力──小狗會因為你給牠餅乾而喜歡你──而與痛苦有關的事，都會讓人討厭及不悅。
行為法則當然也可以應用在人類身上，沒有人會願意無償去做一份無聊的工作，而如果你給小孩一塊餅乾，叫他不要生氣，你就等於是敎他用生氣來換取餅乾。但無論如何，人類的心智比老鼠或小狗的大腦複雜得多。一隻狗也許會因為被抓到在地毯上尿尿而表現出懺悔的樣子，但絕對不會想到為自己的不當行為辯護。人類會思考，而因為我們會思考，失調理論就能夠說明我們的行為不但超越獎賞和懲罰的影響，還時常與之抵觸。
舉例來說，亞隆森預測人一旦經歷過極端的痛苦、不適、努力或困窘才獲得某物，他們對於獲得「某物」的感覺，會比輕易就取得來得更加開心。對行為學者來說，那是十分荒謬的預測，怎麼會有人喜歡與痛苦有關的東西呢？但是對亞隆森來說，答案非常明顯，那就是「自我辯護」。我對於自己身為明智、有能力者的認知，與我經歷一番痛苦才獲得某物的認知相違背（比方，加入某團體後才發現那裡既無聊又不值得），因此我會扭曲自己對該組織的感受，從正面的角度看待，試圖找出相關的好事，忽略不好的地方。
要測試這個理論最容易的方式，或許就是比較每個大學兄弟會入會儀式有多嚴苛，再訪談成員，問他們有多喜歡自己的兄弟會。如果入會儀式嚴苛的兄弟會成員比入會儀式容易的兄弟會成員更喜歡他們的弟兄，是否就證明了嚴苛會導致喜愛呢？當然不是，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如果兄弟會的成員認為自己是受歡迎的菁英組織，那就很可能會設立嚴格的入會儀式，防止烏合之眾加入。只有一開始便很想加入的人，才會甘願忍受如此嚴格的入會儀式。而其他沒有很想加入某個特定兄弟會，只想隨便找一個加入的人，就會選擇入會儀式較容易的兄弟會。
因此我們需要有控制組的實驗。實驗的美妙之處就在於將人們隨機分派到不同的實驗情境中。不管這個人最初想加入這個團體的興趣有多強烈，每個受試者都會隨機分派到有嚴格入會儀式或容易入會儀式的情境。如果比起輕輕鬆鬆就加入的人，那些好不容易才加入這個團體的人覺得這個團體更加有吸引力，那我們就知道這種差異是由辛勞，而非一開始有興趣的程度所造成的。
因此，亞隆森與同僚米爾斯（Judson Mills）就進行了這樣的實驗。 他們邀請史丹佛大學的學生加入一個討論性心理的團體，但是他們必須要通過條件才能取得加入的資格。有些學生被隨機分派到入會儀式嚴格且令人尷尬的那一組：他們必須對著研究者大聲朗誦《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以及其他言情小說中火辣辣的性愛描述段落（對於50年代保守的學生來說，這真是超級尷尬的事）。其他人則隨機分派到入會儀式較不丟臉的那一組：只要大聲唸出字典上的性的字眼。
通過入會儀式之後，每個學生都會聽到同樣的錄音，內容據稱是剛加入的一群成員所進行的討論。事實上，那份錄音帶是事先錄好的，討論內容務求無趣且毫無價值。參與討論的人講話吞吞吐吐，還有很長的停頓，討論的則是鳥類的第二性徵──求偶期換毛之類的事。討論中的發言總是有一搭沒一搭，而討論者又時常打斷彼此的發言，讓一句話還沒說完就結束了。
最後，學生們會從幾個方面來評價這次的討論。那些通過簡單入會儀式就加入的成員，看清討論的本來面目──毫無價值又無聊透頂，而他們也正確地將參與討論者評為既缺乏魅力又無趣。錄音中有個人講話結巴又小聲，承認自己沒有讀規定讀物，那是本講稀有鳥類求偶行為的書，通過簡單入會儀式的受試者覺得他真的很煩，是個不負責任的白痴！他甚至沒做最基本的閱讀功課！讓整個小組失望！誰想要跟他同一組啊？但是那些通過嚴厲入會儀式的人則認為這次討論很有趣又刺激，小組的成員有魅力又敏銳。他們原諒了那個沒責任感的白痴，他的誠實令人激賞！誰不想要跟這樣誠實的人同一組呢？很難想像他們聽到的是同一捲錄音帶吧，這就是認知失調的力量。
許多科學家利用了各式各樣的入會儀式技術來重複這項實驗，從電擊到過度的身體勞動都有。 每次的實驗結果都相同：嚴苛的入會儀式會增強成員對團體的喜愛。這些研究成果並不表示人們喜歡痛苦的經驗，像是填所得稅單；也不是說人們喜歡與痛苦有關的事物。他們的行為顯示，如果一個人為了達到某種目標或目的而自願去經歷一段艱難或痛苦的經驗，那該種目標或目的就會變得更有吸引力。如果你在去參加小組討論的路上，一個花盆從公寓的窗口掉下來，砸到你的頭，你不會就因此覺得小組討論變得比較美好。但是如果你自願被花盆砸到頭，好成為一個團體的成員，那你絕對會更喜歡那個團體。
信念決定你所見
我願意看看任何能夠加強我既有想法的額外證據。
──英國政治家，上議院的摩爾森爵士（Lord Molson, 1903-1991）
失調理論也戳破了我們自以為是的觀念，以為我們身為現代人就會有邏輯地處理訊息。相反地，如果新的訊息與我們的信念一致，我們就會覺得該訊息合理又有用：「我也老是這麼說！」但是如果新的資訊不一致，我們就會認為該訊息偏頗或愚蠢：「這說法真是蠢斃了！」我們對於一致性的需求是如此強烈，因此當有人被迫要面對反證時，就會想辦法加以批評、扭曲或去除，這樣一來他們才可以維持，甚至加強既有的信念。這種心理扭曲稱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 。美國傳奇喜劇演員兼社會評論者布魯斯（Lenny Bruce），曾活靈活現地描述他看1960年首次電視轉播總統選舉辯論，那場尼克森與甘迺迪的著名對峙。
我若跟一群甘迺迪迷一起看這場辯論，他們的評語會是：「他真的痛宰了尼克森。」然後我們一起去另一間公寓，那裡尼克森的支持者則會說：「你們覺得他對甘迺迪的強力砲火如何啊？」我隨即了解到，兩群人都熱愛他們支持的候選人，所以即便有個人對著鏡頭公然說：「我是小偷、是賊，聽到了嗎？我是你們選出來最糟的總統！」他的支持者還是會說：「他真是個誠實的人啊，能夠承認這樣的事情真是偉大，這才是我們要選來當總統的人！」
2003年，在伊拉克沒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事實已經是路人皆知後，支持開戰及小布希總統開戰理由的美國人就陷入了失調的狀態：我們相信總統，而我們（和他）卻是錯的。該怎麼辦？對那些認為海珊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民主黨員來說，解決之道相對比較簡單，就是︰「共和黨又錯了；總統說謊，或者他太想聽到錯誤的資訊了；我會相信他還真傻啊。」而共和黨人的失調則更嚴重，超過半數的人拒絕接受事實，以調節失調，他們在一項「知識網絡」（Knowledge Networks）的民調中表示他們相信已經找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民調的主持者表示：「就某些美國人來說，他們渴望開戰可能會讓他們排除沒有找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資訊。由於媒體大量報導和公眾高度關注此議題，這種程度的錯誤訊息顯示，有些美國人或許在逃避經歷認知失調。」說的一點都沒錯！
神經科學家最近證明，這樣的思考偏誤深植於大腦處理資訊的步驟中──所有的大腦，不管其擁有者的政治傾向為何皆然。舉例來說，在一項實驗中，受試者在處理與小布希或凱瑞（John Kerry）一致或不一致的資訊時，會受到核磁共振（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的監控。心理學家衛斯頓（Drew Westen）等人發現，受試者面對不一致訊息的時候，大腦的推理區域幾乎完全關閉，而當重回一致時，大腦的情感迴路則會開心地亮起來。 一旦我們下定決心，就很難加以改變，而這些機制提供了相關觀察的神經學基礎。
事實上，即使讀了與你的看法相左的資訊，還是能讓你更加確信自己是對的。在一項實驗中，研究者選出一些支持死刑的人和反對死刑的人，要求他們閱讀兩篇論證充分的學術文章，文章主旨均在探討死刑是否能嚇阻暴力犯罪這項易引人情緒激動的議題，其中一篇做出正面結論，另一篇則否。如果讀者是理性地處理訊息，至少會了解這個議題比他們之前所想的還要更複雜，因而在死刑是否具有嚇阻作用上，他們的想法應該會更向彼此靠攏。但是失調理論則預測讀者會找出扭曲這兩篇文章的方法，他們會找到理由擁護支持自己想法的文章，為這篇具有高度學術價值的文章喝采；還會對提出反證的文章吹毛求疵，挑出極細微的錯誤，再將之擴大成自己為何不為所動的主要理由。這完全就是當時發生的情況，他們不僅詆毀彼此的看法，還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
確認偏誤甚至會把沒有證據──缺乏證據──當作我們所信的證據。仍然有人相信美國已被撒旦教徒滲透，這些邪教徒天不怕地不怕，還會屠殺嬰兒進行獻祭。即便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其他調查人員都找不到相關證據，那些人還是認為，缺乏證據更證實了這些邪教領導者是多麼狡詐邪惡：他們會吃掉嬰兒，包括骨頭，什麼也不剩。陷入這種推論陷阱的，不僅僅是邊緣的邪教人士和大眾心理學的擁護者。小羅斯福總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做了個糟透了的決定，他將上千名日裔美國人遷至集中營，而當時他做此決定僅僅只是因為有謠言說日裔美國人會暗中進行破壞行動。不論是在當時或之後，都沒有證據可以證實這樣的說法。事實上，美國陸軍西岸司令迪威（John DeWitt）將軍承認，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日裔美國人從事破壞活動或叛國的證據。他表示：「很顯然並沒有發生任何破壞行為，僅有令人不安又言之鑿鑿的消息指出將會發生這樣的行為。」
英格麗的抉擇、尼克的賓士、艾略特的獨木舟
失調理論不但能合理地解釋人們為何無法理性地處理訊息，還可以顯示為什麼人們在做下重大決定後還繼續偏誤下去。 社會心理學家吉伯特（Dan Gilbert）在他著名的《快樂為什麼不幸福》（Stumbling on Happiness）一書中要我們想想，在電影「北非諜影」中，英格麗．褒曼如果沒有愛國心切地與抵抗納粹的丈夫重聚，而是繼續和亨佛萊．鮑嘉一起留在摩洛哥呢？ 她會像鮑嘉對她的那番揪心說辭一樣，對此感到後悔嗎？「或許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總有一天，妳會對此後悔終生。」還是她會永遠後悔離開鮑嘉？吉伯特整理出豐富的資料，證明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會是否定的，不管哪一個選擇，最終都會讓她感到幸福。鮑嘉雖然很有說服力，但他錯了，而失調理論會告訴我們為什麼：不管做出哪種決定，英格麗會找到說服自己的理由，讓她能夠為沒有選擇另外一條路而高興。
一旦我們做下決定，就有了各種鞏固這項決定的工具。當我們樸實節儉的朋友尼克因一時衝動而把開了八年的喜美車賣掉，換了一輛裝潢豪華的全新賓士時，他開始出現（對尼克來說）奇怪的行為。他開始批評朋友的車，說：「你難道不覺得該把這臺爛貨賣掉嗎？你不覺得你值得享受駕馭一輛設計精美的機械嗎？」還有︰「你知道，開小車真的不安全耶。一旦出車禍，你很有可能會死掉。你不覺得你的命值更多錢嗎？你不知道，當我知道我的家庭很安全時，我的心裡有多平靜，因為我開了輛很堅固的車。」
當然尼克有可能單純只是突然覺得安全很重要，然後冷靜理性地想到如果每個人都開像賓士那樣的好車就太好了──但我們可不這麼覺得。他的行為，包括把所有錢花在買豪華車上，還有一直碎碎念叫朋友去做一樣的事，太不符合他的個性了，所以我們懷疑他只是要減輕自己的失調感，他因為衝動而把大半生積蓄都花在他曾經認為「不過就是一臺車」上。另外，買車的同時，他的孩子正好要上大學，而這件事也增加他銀行帳戶的壓力。因此尼克開始為自己的行為找各種藉口：「賓士是輛好車；我一輩子都在努力工作，這是我應得的。此外，賓士真的很安全。」而如果能說服其他小氣鬼朋友也去買一輛，他就會覺得更理所當然。如同基奇太太的轉換一樣，他開始改變態度。
尼克降低失調感的需求（就像英格麗）會因為他做下不可回復性的決定而增加──如果他要改變決定，就一定會損失一大筆錢。賽馬場中賭徒心理策略的研究，提出一些證據說明不可回復性的力量。賽馬場是研究不可回復性的好地方，因為一旦下了注，你就不能回去告訴窗口後面的那位好人說你改變主意了。在這項研究中，研究者只攔住正在排隊要花兩美元下注的人，以及剛剛離開窗口的人。已經下完注的人比起那些還在排隊的人更加確信自己的決定是對的。 不過除了下注的結果外，沒有什麼是不同的。如果無法重新來過，人們會更加確信剛剛做的決定是對的。
你可以發現了解失調的運作會帶來怎樣的立即效益，那就是：別聽尼克的。不論在時間、金錢、勞力或麻煩不便上，一個決定的代價越高，越不能從頭來過，造成的失調就會越嚴重，而需要過度強調所做決定的好處以降低失調的需求也就越大。因此，當你即將花大錢，或是做出重大決定時，例如要買哪輛車、哪臺電腦，要不要去整形，要不要報名昂貴的自助課程時，別問那些剛做過這些事的人，因為他們有很強烈的動機去說服你去做那件事。去問花了十二年、五萬元在某個療程的人，該療程有沒有用？他們多會說：「悲觀醫師（Dr. Weltschmerz）太棒了！沒有他的話，我絕對不可能找到真愛／找到新工作／減肥成功！」畢竟在花了那麼多時間和金錢後，他們不大可能會說：「對啊，我看了悲觀醫師整整十二年，天啊，那真是浪費。」如果你需要買東西的建議，問問那些還在收集資料，還沒有偏見的人吧；如果你想要知道某種課程是否能夠幫助你，不要仰賴那些證言；從有控制組的實驗取得資料吧！
跟在刻意選擇後的自我辯護，真的很複雜，但至少我們可以預期它的出現。我們不願意承認其實有時候自己也根本不知道為什麼會擁有某種想法，或堅持一些習慣。自我辯護會在我們下意識做了某些事情後出現。舉例來說：在前言中我們描述了蘇丹的丁卡和努埃爾部落會拔除孩子的幾顆前排恆齒，這是一項痛苦的手術──他們用魚鉤來拔牙。人類學家指出這樣的傳統是源自於破傷風流行期間，拔去前排牙齒讓染病的人能夠攝取一些營養。但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這些村民到底為什麼要在危機已經解除後，還持續這樣的傳統呢？
這個做法在外界看來一點道理都沒有，但如果你從失調理論的角度來看，一切其實都很合理。在疫期中，村民開始拔除孩子的前排牙齒，這樣一來要是之後感染破傷風，大人才能餵食他們。但是這對孩子來說很痛苦，而且其實僅有少數人會受感染。村民為了要讓自己的行為有所根據，說服自己和孩子，勢必要增加這項手術實際上的好處，以鞏固這項決定。例如，他們或許會說服自己把牙齒拔掉是有審美價值的──萎縮的下巴真的很迷人；他們也可能會把這種痛苦的手術過程轉化成一種成人禮，而事實就是如此。村民說：「沒有牙齒很美啊，那些擁有全部牙齒的人很醜：他們看起來就像會吃人的食人族一樣，一整排牙齒看起來好像驢子。」除了美觀外，沒有牙齒還有其他好處：「我們喜歡說話時發出嘶嘶聲。」而成人會一再向害怕的孩子保證：「這項儀式是成熟的象徵。」 這項做法最初的醫學理由早已不存在，但是心理依然這麼自我辯護著。
身為聰明又理性的個體，人們想要相信他們很清楚自己做決定的理由，而當你告訴他們背後真正的理由時，通常他們都不會很開心。亞隆森在做了入會儀式實驗後，有了親身的體驗。他回憶道：「當每位受試者結束實驗後，我詳細解釋了這項研究，並仔細介紹這個理論。雖然每位經歷嚴苛入會儀式的人都說，他們認為這項假設很有趣，也可以了解為什麼大多數人都會如我所預期地受到影響，但還是費盡心力地想要向我保證，他們對於這個團體的偏好，與嚴苛的入會儀式沒有關係。他們每個人都宣稱自己是真正喜歡這個團體。但大多數人喜歡這個團體的程度，都比那些通過簡單入會儀式的人高。」
沒有人可以免疫於降低失調的需求，即使是那些完全了解這個理論的人也一樣。亞隆森說了這樣的故事：「我早年在明尼蘇達大學當教授時，我太太和我厭倦了租房子，所以在十二月時，我們開始尋找我們的第一棟房子，結果只找到兩間價格還算合理，又符合預算的房子。一間比較舊，很可愛，可以步行到學校。我很喜歡，主要是因為這樣的話，我就可以讓學生來家裡開研究會議，喝點啤酒，扮演一下時髦教授的角色。但這棟房子位於工業區，沒有什麼空間可以讓孩子們玩耍；而另外一個則是棟大房子，比較新，但很偏遠，坐落於郊區，開車要半個小時才能到學校，不過離房子半哩遠的地方就有一座湖。在經過幾個星期的猶豫後，我們終於選擇在郊區的房子。
「搬進去之後，我很快便看到報紙有個出售二手獨木舟的廣告，而我馬上就買下來，想給太太和孩子一個驚喜。當我在冷得要命、淒風苦雨的一月天，開車載著車頂上的獨木舟回家時，太太看了一眼就爆笑出來。『有什麼好笑的？』我問道，她回說：『去問費斯汀格吧！』沒錯！由於我買下郊區的這棟房子，造成我失調的感覺非常嚴重，我需要馬上做些什麼來為買這棟房子找個好理由。我不知怎地讓自己忘記了現在還正值冬季，而在明尼亞波里市，結凍的湖水要融化，讓獨木舟派上用場，還要好幾個月呢。雖然不是非常實際，但是從某種程度來說，獨木舟還是派上用場了。整個冬天，儘管只是放在車庫裡，它的存在讓我對於我們的決定感到好多了。」
暴力和美德的螺旋
壓力很大嗎？有個網站敎你如何製作個人的小出氣娃娃，你可以「丟它、擠它、踩它，甚至掐著它直到不再沮喪為止。」有首形容它的小詩是這樣的：
當你想要踢桌子或把電話丟掉尖叫，
這裡有個你一定要擁有的小出氣娃娃。
用力拉它的腿，找個地方痛揍它一頓。
當你把它的填充物打出來時，大叫：「該死、該死、該死的！」
出氣娃娃反映了我們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原罪之一，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有助於宣洩：表現出憤怒或是做出攻擊行為可以讓你消除怒火。在丟娃娃、打沙包、對配偶大吼之後，你都會感覺好多了。但實際上，數十年來的實驗研究發現完全相反的情況：當人們以攻擊性的方式宣洩情緒時，通常都會感覺更糟，讓血壓升高，自己更生氣。
如果一個人直接用攻擊性的行為對待別人，這樣的宣洩方式很可能會反噬自己。正如同認知失調理論所預測的，當你傷害了別人──找他們麻煩、用言語羞辱或痛揍他們，會產生一種新的重大效應：為你所作所為找藉口的需求。像是︰有個男孩與七年級的同學一起嘲笑欺負一個並沒有傷害他們的瘦小孩子。男孩喜歡和這群人一起混，但他內心深處並不喜歡欺負人。不久之後，男孩對於自己做的事情感到很不協調。他疑惑：「像我這樣還不錯的孩子，怎麼會對他這樣一個無辜的好孩子做出這麼殘忍的事情呢？」為了降低不協調感，他試著說服自己，是他們的受害者人不好，而且他也不無辜：「他真的是個愛哭的書呆子，而且一旦他有機會，也一定會做出一樣的事。」一旦男孩開始走上責怪受害者這條路，他下次就更有可能更狠地痛打受害者。在為一開始的傷害行為找到藉口後，他就會變本加厲，而這就是宣洩假說的錯誤之處。
研究者在看到首次實驗產生的結果後，其實非常驚訝。卡恩（Michael Kahn）當時是正在哈佛攻讀臨床心理學的研究生，他設計了一個巧妙的實驗，確信能夠證實宣洩作用的好處。卡恩擺出醫學技術人員的姿態，在大學生身上進行測謊及血壓測量，一次一個學生，告訴他們這是醫學實驗的一部分。當卡恩在進行測量時，他假裝不耐煩，並對學生做出一些侮辱性的評論（與他們母親有關的）。學生發怒了，血壓狂飆。在實驗組中，學生可以向卡恩的主管投訴卡恩的侮辱性發言來宣洩他們的憤怒，因此相信自己可以整到卡恩；而在控制組中，學生沒有機會表達憤怒。
卡恩是個忠實的佛洛伊德信徒，因此對於實驗的結果非常驚訝：宣洩作用完全失敗了。那些能夠表達對卡恩不滿的人，對他的憤怒比那些沒機會表達不滿的人還要強烈。此外，表達不滿的同時，他們原本就很高的血壓又上升到更高了；而那些沒機會表達怒氣的人，他們的血壓很快就恢復正常。 要為這種預料外的模式找個解釋，卡恩注意到當時逐漸受到矚目的失調理論，他了解到失調理論可以完美說明他的實驗結果。學生覺得自己整到他，所以必須說服自己卡恩是活該的，好讓自己的行為合情合理，如此一來就提升了他們對他的憤怒程度──還有他們的血壓。
兒童很早就學會為自己的攻擊行為辯護：他們打了弟弟妹妹，一旦對方開始大哭，他們馬上會說：「是他先開始的，他活該！」大多數父母會認為這種幼稚的自我辯護沒有什麼關係，通常是這樣沒錯。但是要知道，成群結夥欺侮弱小孩子、老闆虐待員工、戀人彼此傷害、警察在嫌犯投降後還持續毆打他、暴君監禁或虐待少數族群，以及軍人對平民施暴的行為，背後也存在著一樣的機制。一種惡性循環在上述情況中產生：攻擊產生了自我辯護，自我辯護後又造成更多攻擊行為。杜斯妥也夫斯基非常了解這種程序，在《卡拉馬助夫兄弟們》中，這對兄弟的惡棍父親老卡拉馬助夫曾回憶起「他過去曾經被問道：『為什麼你的憎恨這麼這麼深呢？』而他以一貫厚顏無恥的態度回答：『我告訴你，他從沒傷害過我，但我曾經惡整他一次，從那時起，我就開始恨他了。』」
所幸，失調理論也顯示，人的善行會創造出一種仁慈和憐憫的螺旋，就是所謂的「美德循環」。人們做善事大多出於一時的興致或意外，然後他們會看到自己仁慈舉動帶來的好處及溫暖，於是便認知到，自己特地去幫助別人的行為和他們對於那人的負面感覺一點關係都沒有。實際上，在幫完忙後，他們會自問：我為什麼會幫一個混蛋的忙呢？所以他應該沒有我所想的那麼混帳，事實上，他應該是個好人，我應該放他一馬。
不少實驗結果都支持此種假設，在其中一項實驗中，大學生參加一項競賽，贏得大筆現金。之後，研究員向三分之一的受試者解釋，實驗經費是他自己出的，現在他快沒錢了，所以他可能得提前結束這個實驗。他問：「你們是否願意幫我一個大忙，把贏得的錢還給我呢？」（他們全都同意了。）第二組受試者也被要求還錢，但是這次是由系上的祕書向他們提出要求，對他們解釋說心理系的研究經費不足。（他們也全都同意退還。）其餘受試者則沒有被要求退回贏得的錢。最後，每個人都填寫一份為研究者評分的問卷。那些被誘導幫研究者一個大忙的受試者最喜歡他，他們說服自己，研究者是個很好的人，值得他們幫助。其他人則覺得研究者人不錯，但是絕不像那些幫了他大忙的人那樣，相信他是個超級大好人。
雖然美德循環的科學研究仍在起步階段，但在18世紀時，研讀人性、科學和政治的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已經發現其基本概念。當時富蘭克林在賓州州議會服務，其中一名議員同僚處處反對他，敵視他，他不堪其擾，決定要贏得他的心。他寫道，他沒有採取任何諸如卑躬屈膝向對方表示敬意的行動（也就是說，幫對方的忙），反而引誘對方幫他的忙──請他從圖書館借一本很稀有的書出來。
他馬上就把書寄出，而我在大約一週後將書寄還，並附上另一張便條，表示我有多感謝他的幫忙。我們下次在議會見面時，他非常客氣地和我說話（此事前所未有）。從此他便一直表示願意為我效力，我們因此成了至交，終生不渝。這是我聽過的一句至理明言的好範例，那句格言是：「幫助過你的人，比你曾幫助的人更有可能會再次幫助你。」
在任何情況下，認知失調都是個大麻煩，但是當人們發現自我概念中某個重要部分受到威脅，認知失調就更令人頭痛了，而這通常發生在他們做了些與自我觀感不一致的事情之後。 如果你崇拜的運動員或名人被控強暴、性騷擾兒童或謀殺時，你會感受到失調的痛苦。你越是認同某個人，失調的情況就越嚴重，因為你牽扯得更深。但是如果你自認人格高尚，卻做出些可恥行徑時，這種失調的感覺更會鋪天蓋地向你捲襲而來。畢竟，你可以隨時改變擁護的名人，但當你侵犯自己的價值，你感受到的失調就會更加嚴重，因為在一天結束之後，你還是得面對自己。
因為大多數人都擁有還算正面的自我概念，相信自己是個有能力、有道德、聰明的人，他們努力減輕失調感，就是為了要維持正面的自我概念。 例如：當基奇太太的末日預言失敗後，想像一下她忠誠的信徒所感受到的極度失調：在「我不是笨蛋」和「我剛幹了件超級蠢事：我放棄房子和財產，辭掉工作，只因為我相信這個瘋女人」間彼此衝突。為了降低這樣的失調感，她的信徒不是要改變對自己智商的看法，就是要為自己做的「超級蠢事」找到藉口，而這是場一面倒的比賽。他們辯解的過程總共有三個階段：基奇太太真正的信奉者會決定他們幹的並不是蠢事，以拯救自己的自尊；事實上，他們參加這個組織真是明智之舉，因為他們的信念拯救了世界。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跟他們一樣聰明的話，他們也會加入的，那個人最多的街角在哪？
沒有人可以倖免於此，我們或許會覺得他們很好笑，那些傻子居然對末日預言深信不疑，但是如同政治學者泰洛克（Philip Tetlock）在《專家的政治判斷：有多厲害？我們怎麼知道？》（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 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一書中所述，即使是專業的專家，在預測經濟或政治時，不見得都會比我們這些沒受過訓練的一般人還要準確──也不見得比基奇太太的末日預言厲害。 上百項研究顯示，與根據精確數據而得來的預測相較之下，由專家的「個人經驗」或是「訓練年資」所做出的預測即便準確，也只能算是僥倖而已。但是當專家出了錯，其專業身分就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如同失調理論預測的，這些專家越是自信或越有名氣，他們就越難承認錯誤，而這正是泰洛克發現到的現象。為了降低預測失誤所造成的失調感，專家會想出一些說法，解釋他們在「某種」情況下就是對的──假使那場不一定會發生的大禍沒有被干涉的話；假使時機不同的話；假使……諸如此類。
降低失調的運作就如同溫度調節器一樣，讓我們的自尊可以保持在沸點，因此我們總是不會意識到自我辯護這件事，自己對自己撒個小謊，讓我們甚至不用知道自己做錯了事，或是做下愚蠢的決定。但是失調理論也可以用在自尊低落的人身上，適用於那些認為自己很笨、不是好人、沒有能力的人身上。他們對於自己做出符合負面自我形象的行為並不驚訝。在做下錯誤預測，或者經歷嚴格的入會儀式才加入一個蠢團體後，他們只會說：「沒錯，我又搞砸了，我就是這樣。」知道自己不誠實的二手車業務，並不會因為他在賣車時隱瞞糟糕的維修記錄而感到失調；覺得自己不可愛的女人，不會在被男人拒絕時感到失調；詐欺犯在騙光老人畢生積蓄時，也不會感到任何失調。
對自己的信念讓我們能夠度過每一天，而我們也經常利用那些核心信念去詮釋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當我們的信念受到侵犯，即便是好的經驗，都會讓我們覺得不適。因此，了解自我辯護的能力，可以讓我們了解為什麼那些自尊低，或單純只是認為自己在某方面能力不足的人，即便在表現不錯時，還是沒有露出狂喜的樣子。相反地，他們總是感覺被騙了。當覺得自己不可愛的女人遇上一個超級好男人對她展開強烈攻勢時，一開始她會很開心，但這種愉悅感很快就會被湧上的失調感所覆蓋：「他看上我哪一點？」而她的答案不大可能會是︰「真棒，原來我沒我想的那麼糟。」而比較有可能是︰「一旦他發現了真實的我，他就會把我甩掉。」她得付出很高的心理代價，才能重建協調感。
事實上，幾項實驗發現，大多數自尊較低，或低估自己能力的人，都對於他們難得的成功感到不適，因而將之視為意外或異常。 因此在想要鼓勵他們的朋友或家人面前，他們似乎總是表現得非常固執。「聽著，你才剛贏得一座普立茲文學獎耶！這不就表示你很棒嗎？」「是啊，是不錯啦，但不過就是僥倖而已，我再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了，你等著看吧。」所以自我辯護不只是在保護高自尊的人而已，同時也保護自尊低的人，只要他對自己的看法就是那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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