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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学生可以迅速发现可得性效应与自己的担忧不无关联。在我们的作品发表前,经济学家霍华德·昆路德(Howard Kunreuther)就已经注意到,可得性效应能够对买保险的行为模式和灾后的保护性行为模式作出解释。当时,昆路德对风险和保险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受害者和近似受害者在灾后往往心存焦虑。
有风险每次影响巨大的地震发生之后,加利福尼亚的居民都会去买保险,采取充分的自我保护和减少损失的措施。他们固定好暖壶以防止其在地震中破碎,将地下室的门封死以抵抗洪水,还要确保紧急备用电源能正常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灾难的记忆就会变得模糊,担忧和防备的努力程度也会减弱。记忆的动态变化为灾难、担忧和越来越松懈的心理这一循环作出了解释。昆路德还观察到,不论是个人的还是政府的保护性行为,都能应对最糟糕的灾难。早在法老时代的埃及,人们就为周期泛滥的河水的最高水位作出标记,找出相应的治水对策,当时的人们显然认为河水不会比标记的最高水位更高,因此他们很难想到还会有更大的洪灾。
被闪电击中与食物中毒,哪种意外致死率更高?
对可得性偏见最具影响力的几项研究,是由我们那些身在尤金的朋友完成的,保罗·斯洛维克和他的长期合作者萨拉·利希滕斯坦(Sarah Lichtenstein)以及我们以前的学生巴鲁克·费斯科霍夫(Baruch Fischhoff)等人共同完成了这些研究。他们关于公众对风险看法的研究具有奠基意义,包括一项如今已成为可得性偏见的标准案例的调查。他们让受试者思考两组死亡原因:糖尿病和哮喘,中风和意外事故。
每组原因中,受试者要指出更常出现的原因并估测两种可能性的比率,然后将作出的判断与当时的健康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以下是他们发现的一个样例:
·中风致死的数量几乎是所有意外事故致死总数的2倍,但80%的受试者却判断意外事故致死的可能性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