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复合情绪
本作者在不同的论述与写作中，多次从人类基本情绪层面上描述过情绪的具体类别。那些论述表达了一个思想，即从高等动物的原始情绪中均可看到它们在人类的延伸，也就是可以看到人类基本情绪的来源。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论述人类基本情绪的社会化来源。原始情绪，是从神经环路的定位与整合来阐述的；而基本情绪，则是从情绪原本具有的适应功能及其内隐、外显形式，以及环境影响来叙述的，是为理解社会化复合情绪提供基础的。对复合情绪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结构理论家的贡献，从他们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得出了对各种复合情绪的认识。可参阅孟昭兰主编：《情绪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章。
一、爱与依恋
爱是一种既有原始性，又在基本情绪社会化中由多种情绪结合而成的复合情绪。它包容着社会的、生理的、认知的以及多种情绪的复合因素，并涉及个人、同伴、家庭成员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复杂感情。
（一） 爱的情绪性和情绪成分
让我们从个人之间的爱的关系开始。爱可分为激情爱（passionate love）和陪伴爱（companionate love）两种。激情爱被认定为一种迷恋的、炽热的爱；陪伴爱被认定为喜爱、亲爱或慈爱。激情爱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典型的定义为：“激情爱是强烈的渴望与另一个人相结合的状态，是包含着评价、欣赏、主观体验、客观表情、身体生理变化、活动倾向和工具行为的复合体”，可概括为一种“结合的渴望”。陪伴爱被看做可发生于各种对象之间的爱。它很少发生强烈的激情，它是深切的依恋、亲密的接近和互相承担义务的复合体验，被定义为“与对象间的挚爱和温柔的亲密感。它也包括评价和欣赏、体验、表情、生理过程、行为倾向和工具行为”（Hatfield & Rapson，1993）。
对爱这种复杂情感的研究，大多是通过问卷测量的方式得到的。对上述两种爱的测量显示，激情爱比陪伴爱处于更强烈的激情中。从陪伴爱测量中得到更多的责任感、亲密感和亲切行为的分数。
爱主要蕴涵着四种情绪的原型：快乐、怒、怕、悲伤。鉴于复杂的社会情境和人际关系，两种爱均可融入欢快、享乐、满意等正性复合情绪中，也可能卷进忧虑、怨恨、妒忌、内疚等负性复合情绪中。它们包含着认知、生理和行为等因素。
（二）激情爱
1．激情爱的模型
社会心理学家注意到，指导个人行为的认知模式会影响形成不同的爱的模式，即在自己与所爱的人之间存有一种期望的、特殊的个体认知模式。爱的模式依赖于所感到的舒适程度和密切程度，以及卷入对恋爱需要的急切程度。据此，恋爱关系可以分为四个类型：（1）安全型，适合于与对象关系密切关联和独立性两者并存；（2）亲密型，适合于关系密切而害怕独处；（3）易激动型，适合于独处而害怕过于密切；（4）淡漠型，既怕亲密又怕独处。
爱的模式可能有复合性决定因素。（1）按照依恋理论，成人的爱的模式部分地由儿童早期亲子依恋状况的影响而形成，从而是较为持久的。然而在一定程度上，爱的模式随个体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例如，在青少年生长成熟期，对与他人亲密性和独立性的整合能力得到发展，使得他们的自我得到发展和变得更有（或没有）安全感。（2）爱的模式部分地随经验的积累而改变。通过恋爱的经验体会，他们会变得更能够（或更不能）处理爱情关系中的爱的激动程度。（3）对不同的人际关系作出不同的爱的反应。一个人可能与一个冷淡的人结合，但对过于激动者则敬而疏离之，或与此相反。
人的爱的模式在感情生活中起重要作用。个人的爱的模式的不同，是成人恋爱关系是否能够形成和维持，或是否必然无结果而终止的重要参照点，对恋爱关系的成功或失败有很大的影响。这一点提醒人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恋爱类型和对方的恋爱类型，分析自己早期的依恋特征和对自己其后依恋关系的影响、变化和定型形式。这有利于认识对方的恋爱感情特征，并有益于处理自身的感情生活。
然而，恋爱对象的选择，在类型上并不必然是同类型的关系。安全型的人可能与其他类型的对象合得来，回避型的人也可能与爱激动者协调得很好。除了爱的类型特征之外，某些生活方面，有时也对恋爱关系的建立与改变起决定作用。其中，专业与事业、生活方式与爱好、经济状况与社会地位等，有时起着喧宾夺主的影响。例如，当人处于无助状态时，可能在感情上急切地企图与另一个人结合。此时，恋爱关系中的情绪体验随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因此，爱中既有快乐、享受与满足，也可以让人咀嚼着失望或痛苦。
2．激情爱的发生条件
某种情境有时使人特别容易受到激情的冲击。如一个人处于无助感或需要有所依靠时，会增加与另一个人相结合的渴望。在这种场合下，人的感情行为会失去理智的控制。然而，这种激情爱并非都会产生负性的社会效果，它也可能是一时性的，不会危及他人。在下列几种情况下尤其使人易于寻求感情上的依赖。
（1）失去安全感。激情爱与依赖感密切联系着。这时陷入痛苦的人会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强烈地期望着对他人有所依赖。不安全感天然地培植着依赖感，依赖感又天然地增强不安全感。
（2）焦虑。弗洛伊德提出，激情爱是由焦虑和恐惧引起的。神经生理、生化研究证实，激情爱与焦虑紧密地联系着。研究显示，焦虑者倾向于去寻找激情爱的对象关系。例如，哈特菲尔德（Hatfield，1989）发现，无论是即时性的或习惯性的焦虑，均特别容易受到激情爱的冲击。
（3）剥夺。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生活中受到过度剥夺的人容易陷入激情爱之中，从而得到情绪上的满足，但是也可能由此导致犯罪。当处于性唤醒时，他们的思维沉迷于对枯燥的现实显现出迷惑的幻想，产生极大的倾向，把异性看做性对象，从而放大了他们的两种特征：性欲望和性接受。而这种性唤醒的人，认为自己是多情的、放荡的、甘心情愿的、有伤风化的或不可抑制的，以致在行为上失足。
激情爱并不仅仅发生在两性之间，虽然两性之间的激情爱是最典型的。从更大的社会方面说，在广大的人群中，诱发激情的因素很多。如人群的资源被剥夺，人性的尊严被蔑视，人们的安全受到威胁，从而导致人们长期忍受着痛苦和焦虑。在一定条件下，激情可以以狂暴、愤怒的形式发生，也可以借助某个主题而爆发为激情爱。如爱国主义的狂热行为或群众性的同情行为，这也是激情爱。这种爱的作用，不是发生在两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群体之中。那些带有某个主题的爱的群体行为起着凝聚的作用。与两人之间的爱一样，它使人们感到相互间的支持力量和安全感。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长期的人权压抑、生活困苦、自然灾害、外敌威胁等，既侵扰生存安定，又丧失人格尊严，都是群体感情的诱发源。这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爱的特征。
3．激情爱的后果
正如上述，当人遇到失去自尊和安全、受到焦虑困扰或严重被剥夺时，就会强烈地渴望爱；而当得到或想象可能得到的时候，就会体验极大的激动和幸福感，体验安全和有所寄托。这种快乐与安全的享受所闪现的火花，会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激情爱的这种激动性的感受，无论发生在两人之间还是群体之间，它都使人体验到超强的冲击，常常导致爆发性的行为反应。
激情爱是一种复合情绪。它包含愉快、痛苦、厌恶、恐惧、愤怒、悲伤，又可能与某些强烈的情绪相混合，如欣快、幸福感、孤独感、妒忌、失望、恐怖感等各种不同组合的混合体。一项研究曾访问五百多名恋人。他们报告说，激情爱是一种既甜蜜又苦涩的体验。在群体的激情狂热中，同样包含着既可能是欢快的，又可能是悲愤的复合情绪。激情爱的后果有以下两种。
（1）爱的回报。从文学作品中可以总结出至少六种享受激情爱所给予的回报：①当双方感受到爱时，会产生即时的欢愉，体验激情的幸福；②双方体验充分的理解、彼此吸引和互相接受；③双方分享互相结合的意识；④双方感受到安全可靠、无忧无虑；⑤双方感受到在限制里得到超脱；⑥身体健康状况受益。对大学生的调查得知，他们在恋爱中处于最良好的状态；他们体验自信、放松和幸福。医学检查表明，他们可能免疫系统良好，处于超常的健康之中（Hatfield，2000）。
（2）爱的代价。激情爱有时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个人的社会情境关系中，不良或不幸的遭遇经常发生，导致个人失去安全感，自尊受到威胁，产生焦虑或资源受到剥夺。这些遭遇会使人感到深刻的痛苦和孤独、强烈的愤懑或嫉妒。这些不幸，如果影响到双方感受上的协调性，则会影响由激情导致的恋爱关系发生危机。双方关系的破裂所带来的感情伤痕往往在短期内不易消失，个人的遭遇和感情上的应激加剧个人的紧张和抑郁，有时也会诱发心理或身体疾病（Beach，1990）。
（三）陪伴爱
1．陪伴爱的性质
神经科学家从高等动物的生育和育幼的温和行为中，发现了陪伴爱的某些化学激素（如催产素）促进感情性的密切而亲热的结合，以及性的和生产、育幼的行为。一位动物学家指出，催产素有利于动物互相接触，这是一种社会性依恋发展的早期形式。催产素有助于母亲与婴儿之间建立紧密的联系，增强母亲急于哺喂婴儿的意识；催产素也能增强同性对象之间的接触。
2．陪伴爱的形式
陪伴爱很少伴有强烈的情绪，它表现为深切的依恋、亲密的接近和互相承担义务的意识体验。陪伴爱典型地发生在母亲与婴儿之间。在成人社会中，广泛地发生在夫妻之间；在维持良好关系的夫妻之间，这种温柔的、亲密依恋的、互相情愿的互相陪伴的爱，能够保持终生。它在亲密的朋友之间也可以出现。陪伴爱的识别特征包括以下几种。
（1） 母―婴陪伴爱。陪伴爱是以中等程度的激活为特征的。研究者通过母亲所特有的对婴儿的鲜明的爱的姿态，概括了识别陪伴爱的外显标记。母亲愉快而温柔地注视婴儿的面孔，浅淡的微笑出现在唇边；她们把婴儿搂在怀里，轻轻地摇动着。婴儿安全舒适地、服贴地接受和享受着母亲的爱。爱的传递，通过放松而温和的声音，在母―婴中孕育和滋长。通过对婴儿的抚摩、亲吻、拥抱，以及摇摆、旋转的玩耍方式，母亲与日渐长大的孩子建立和交流着感情。
（2) 夫妻间的伴侣爱。夫妻之间爱的表达同婴儿一样，根植于种族延续的自然选择。夫妻在经过早期的激情关系之后，演变为生活中的伴侣。他们之间的爱的形式，变化为低唤醒度、低紧张度的模式。良好的伴侣之间的爱是亲热的、依恋的和温柔的。伴侣爱含有更多的社会、道德、伦理内容。双方的社会经济地位、爱好、价值观均被卷入。对对方的责任感和利他主义，是维持伴侣爱的核心因素。对婚姻的责任感和替对方着想的理性思维，是与爱的感情融合在一起的。夫妻间的爱虽然不再那么热烈，但爱的表达仍是重要的、双方良好关系的纽带。在长期的婚姻生活中，双方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活动能力以及爱好和对性的渴求，均会有所改变。婚姻关系的维系，依靠双方对生活变化的觉知、理解和理性思维。而感情表达，无论在性交往还是生活接触中，都应当是维系良好婚姻关系的主要凭借。
（3) 陪伴爱的升华。爱的关系和联系，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夫妻之间的爱只是陪伴爱的典型范例。在特定的情境下，群体中激活着平时所难以发生的崇高的爱，它是那种特定情境下发生的群体行为的重要动力。让我们重温2003年春的“非典”疫情吧！
资料
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面对突如其来的SARS病魔，面对生命垂危的患者，李晓红医生，犹如战场上扑向敌人枪眼的战士，毅然决然地、毫无保留地，以她自己的血肉之躯迎战SARS，以挽救病人的生命…… 4月16日3时30分，一颗流星闪亮着融入浩瀚夜空，在静谧的病室里，李晓红医生带着那天使般的微笑定格在28岁的青春年华……（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7月19日）
医生的灵魂塑造了无私，护士的心田浇灌了忘我。这是他们原本的职业道德。田媛媛说：“有一种情叫无私，有一种爱叫责任。”她们默默地战胜着恐惧，战胜着脆弱，战胜着自我。在亲情与责任之间，她们选择了责任；在疾病与生存之间，她们选择了忘我。没有退缩，只有付出……（摘自《新华每日电讯》2003年8月3日）
人的生存需要本能，维护任何个人生存的最大可能都是合理的、自然而然的。人性观是社会制定法律法规的根本依据，是伦理与道德的基础。然而，在特定条件下，在他人或整个人群的利益和需要无可取代时，理性行为可以达到超越个人需求，包括放弃个人生命。但是，在这种特定的场合，理性的认识也许人人都能产生，但并非人人都能上升到放弃个人生命的地步。因为只有爱，才能成为英雄行为的动力，只有深沉的感情，才蕴涵着驱动责任、升华道德认知和实现社会价值的力量。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道德认知、责任感、事业心和利他意识，只有在充满感情、融入情绪时，才是行动的动力。关于爱与依恋，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即同性之间的情爱，本文限于篇幅，暂不涉及。
二、焦虑
（一） 焦虑与恐惧
1．焦虑与恐惧的联系与区别
焦虑曾被理解为人从正常、平静和安全感中分离出来的一种负性状态，被解释为心理病理学的动力性关键现象，是一种支持逃避和回避的习得性驱力，是一种心理困境防御机制的标靶等多样的描述。美国精神病联合会于1994年给焦虑定义为：由紧张的烦躁不安或身体症状所伴随的对未来危险和不幸的忧虑预期（Ohman，2000）。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学者们对焦虑的认识，逐渐集中到“消极适应”这一点上，即焦虑是人处于负性情境中的消极适应现象。这种消极适应现象，不但体现在人的心理与行为上，而且发生在人的体验感受中。焦虑属于情绪范畴，焦虑与恐惧都是人受到威胁和处于危险情境中的退缩或逃避的体验和行为。但二者是有区别的。
（1) 恐惧是进化中形成的、单一的基本情绪，而焦虑则是社会化复合情绪，尽管恐惧在个体发展中也进入社会化过程。
（2) 恐惧的产生有可确定的引发刺激源，焦虑则常常是“前刺激”现象，如对威胁刺激的预期。因此，恐惧可被称为“后刺激”现象，即被某个具体的恐惧刺激所引起。
（3) 焦虑的更重要的症结点在于：恐惧与应付行为相联系，特别是与逃避或回避行为相联系。恐惧的适应作用，是向个体“通报”外界情境将要带来危险或威胁，驱使个体采取应付策略或行动，去躲避当前的处境。然而当应付尝试一旦失败、危险和威胁长时间持续存在或程度加重而个体无力应付时，它的信号意义就不再是通报信息，而变成个体所无法驾驭的负担，这时，恐惧就转化为焦虑。而恐惧是回避和逃避的动机力量，个体如未遇到任何限制，恐惧情绪就会支持逃避行为。因此，焦虑可被看做“未解决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或者说，是随着对威胁的知觉和恐惧而转化为适应不良的唤醒状态（Epstein，1972）。
（4) 焦虑是恐惧以及其他多种情绪的结合，是与认知和身体症状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痛苦、恐惧、愤怒、羞愧、内疚和兴趣与焦虑同时发生。这些情绪成分的组合因人、因情境而异。在临床检验中，患者的面部表情是复杂的复合模式，在不同的时候，表情的流露可发生细微的变化。有时痛苦的成分大些，愤怒的成分就小些；有时敌意成分大些，内疚和羞愧的成分就小些。或者，兴趣有时可与恐惧交替发生，有时则可与痛苦的压抑交替发生。
2．焦虑的多种表现形式
（1) 一种影响广泛、在临床诊治以及研究中很有影响的判断，把焦虑分为如下两种形式：①焦虑来自片段的恐慌性打击，例如，它像是一种突然由身体症状所支配的情绪性驱动反应；②焦虑来自某种威胁或危险感受长时间地在心理上盘踞着。这两种形式说明，前者是一种情绪状态，由具体情境所诱发，并随着情境的改变而消失。后者则是一种人格特性，经常感受焦虑的人可能养成一种焦虑特质，表现为跨时间、跨情境的个体特征。
（2) 焦虑可分为属于临床病理范围和属于正常情绪范围两种。长时期持续的焦虑，有可能变为病态情绪。病态焦虑与正常意义上的焦虑相比较，前者比后者更多地反复出现和更持久。按其发生的客观危险或威胁诱因来说，病态焦虑经常过分地、超强度地显示出来，使个体处于更无助的境地，并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功能障碍。焦虑人格十分脆弱，严重的焦虑持续发生，则可形成病态人格（Rapee，1991）。
（3) 另一种来自因素分析和症状自我报告的形式上的区分为：①生理性反应，如出汗、面孔潮红、呼吸短促、心悸、肠胃不适、疼痛和肌肉紧张等；②认知性心理焦虑，如强迫思维、思虑、忧心忡忡和不安等。
（二）导致焦虑的情境条件
1．创伤刺激
巨大的灾害对人或其亲人的损伤，会引发强烈的应激和震撼，并能产生长期后果，称为创伤后应激失调（PTSD）；遇到暴力杀害的场景，或个人受到拷打折磨或群体搏击，甚至遇到洪水或飓风、雪灾或地震等自然灾害，均会导致PTSD。在来自PTSD的焦虑中，创伤事件刺激可能长期在脑中闪现, 并反复地被体验着。一般的焦虑症状为：睡眠和思维集中困难，易激动或易发怒，高度警觉或过度惊恐。严重者已属于病理状态。而一般的天灾或车祸则不致引起心理失调，即属于正常范围的焦虑或恐惧体验。
2．潜在的恐怖情境刺激
一项关于自我报告恐怖的问卷，把194个诱发恐怖情境的因素分成四个方面。①社会性恐怖。社会情境中人际关系的恐怖, 包括人际冲突、受到批评和人身侵犯。②流血性恐怖。诸如对死亡、受伤、疾病、流血和外科手术，或伤残遭遇、对自杀的恐怖，对失控、传染病传播或昏厥的恐怖等。③动物恐怖。尤其对爬行动物、昆虫等的恐惧。④广场恐怖。对公共场合如商场、人群聚集地感到恐怖、恐慌和不适的感受，以及对封闭地带如电梯、地道、教堂等地方，或对独自乘车旅行、过桥感到害怕等。总之，环境中充满了自然灾害、社会公害和人际冲突，人们经常处在必须控制而有时又难以控制的潜在危险中。
每个人都会遇到充满威胁因素的环境，但是，并非每个人都罹患恐怖症。这与个体的行为系统和采取的防御机制不同有关。毋庸置疑,无论针对哪种恐怖因素, 均可形成防御行为系统。例如，社会性恐怖可引起“驯服防御系统”或“对抗防御系统”。但是，这些防御系统可能有效，但也可能是无效的。因为恐惧刺激可能形成潜在的无条件威胁，所以恐惧有着自发的内源性来源（Ohman，1998）。实验证实, 内在的无条件刺激可能加强恐惧反应。
3．恐慌刺激
由于进化、遗传的影响，埋植在有机体中的防御机制随时都在监视着外在环境是否出现危险源，恐慌可能由此发生。恐慌是一种突发和强烈的外源刺激与自发生理激活相结合，而成为前情绪性焦虑刺激。恐慌既是一种独立的情绪现象，又是前焦虑的诱发源。按照预期性评估实验的结果提示，恐慌冲击有突然发生的诱因，可能由来自大环境的、家庭或工作上的甚至是构想中的威胁或危险所导致。诱发恐慌的刺激，可能首先是内部的，如心率、血压或其他身体症状的改变；进一步发生的恐慌失常现象，则显示为对这些刺激的高度敏感。在上述实验中，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把刺激作用估计得更加危险（Freedman，1985）。
一项研究明确显示，单独身体刺激不足以产生恐慌，只有当身体刺激与对威胁性灾难的认知解释相结合时，恐慌才会发生。这样，认知解释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对威胁性灾难的解释，引起更强烈的威胁意识，并加强身体反应；更强的身体感觉，产生更强烈的灾难认知，受到更强烈的焦虑失调的打击（Rapee，1993）。如果生理症状并未附加对灾难的认知，就不会产生与恐惧相联系而恐慌，而会被解释为一种“无怕的慌乱”。比如发生在美国纽约的“911”事件和北京的“非典”时期，面对突发灾难，人人都遭遇到威胁，人人都被震惊而感到慌乱，但并非人人都产生恐惧反应。多数人的理性分析化解了过度的生理激活，平静了震惊引起的慌乱，尽管灾难对人们还是存在着威胁的。
研究表明，大致相同的事情对恐慌病人和那些只对症状作出理性解释而无过度生理激活的人而言是不同的。前者由于恐惧和恐慌的延续和反复被加强而发展为焦虑症；后者可能只是有些害怕、迷茫、慌乱或有点失控（Rapee，1992）。这意味着，被“无端地”加强了的恐惧反应，可以在焦虑失调或恐怖症患者中看到。例如，加强了焦虑状态的PTSD病人，会从这种加强了的恐惧反应的激活中，反复体验着以前遭遇过的灾祸而使病情加剧。这种焦虑反应，不是来自焦虑本身的功能失调和适应紊乱，而是由于对环境刺激和所采取的防御反应的反馈，也就是上面提到的恶性循环的结果。纽约世贸中心大楼被炸毁后较长时期内，当时遭遇灾祸的不少人仍在寻求心理治疗，这就是PTSD的具体例证。
（三）焦虑产生过程的内在机制
按照以上的描述，焦虑根植于防御反应中，是保护人们远离潜在威胁环境的功能性机制。它的发生经历着一系列脑的过程，包括自主性生理激活、选择性注意、无意识知觉加工和期望评估等过程。近年的研究更加集中到焦虑的心理机制上。
1．自主性知觉加工
由于有效的防御作用必须最迅速地被激活，威胁刺激必须被监测，并离开当时注意的其他方向，所以，对威胁进行监测的最大负担是要迅速、及时。一旦自主性激活与注意瞄准威胁刺激，为了提供生存的可能，对潜在威胁的评估就必须选择最优的加工策略，必须从知觉的平行信息加工的多条路径中选择最适宜的一条，集中注意于此。按照这个理论，焦虑是对刺激的无意识分析之后被激活的相关防御反应的补充。在此之后，才是对威胁情境的有意识的控制。由于在意识控制行为发生之前，对刺激的反应是受自发的知觉加工所限制的，所以个体并不必须觉知已进行的内在过程，甚至不必须觉知诱发刺激，却导致了焦虑。可见，焦虑发生的自发性是来自对无意识刺激的初加工。
2．选择性注意
大量的研究报告了焦虑是集中在对环境威胁信息的注意上。研究指出，焦虑与一种自主性加工的方向联系着，它把注意吸引到环境的威胁性线索上，以利于获得威胁性信息。然而实验证明，焦虑患者对威胁刺激比对中性刺激的反应时要慢（可能是由于回避策略的作用），而非焦虑患者的反应则无此差别。但是，在使用具有焦虑性格的被试的研究中发现，具有高焦虑性格的大学生比低焦虑性格的大学生对与考试相关的威胁字词反应得更快（注意倾向的作用）。这说明高焦虑性格者的注意偏向于指向发现威胁信息。这种注意偏向对预期的紧张事件提高了焦虑状态（Ohman，1998）。
3．期望与控制过程
上文说到，单独身体刺激本身不足以产生恐慌，只有当身体刺激与威胁性灾难的认知解释相结合时，恐慌才会发生。因为对威胁性灾难的解释引起更强烈的威胁意识，并加强身体反应，而更强烈的身体感觉产生更强烈的灾难解释，于是受到更强烈的焦虑失调的打击。现在，我们涉及罹患焦虑失调者是否能得到控制。
实验
一项实验证明，患者试图控制焦虑的期望是有效的。告知患者将“从放松状态进入焦虑状态”，但是他们如果进行一种操作（转动一个圆盘，这时会出现一个亮光），就能缓解诱发的焦虑。以此诱导恐慌患者处于恐慌状态。实际上圆盘并不能影响焦虑的感受，而患者并无一人去转动圆盘。这时给50%的被试出示了亮光，他们出现了控制焦虑的幻觉，他们与另外50%的被试不同，他们坚信能对产生的焦虑加以控制。其中10个被试在实验中被诱导了焦虑，这10人中有8人来自未产生控制幻觉组。而未产生控制幻觉组的被试报告了感受着强烈的症状和更严重的对灾难的认知，比那些产生控制幻觉的被试更像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焦虑打击反应一样。这个奇妙的结果，正如焦虑症状学所表明的，恐慌是“失去控制的恐惧”所导致的（Sanderson， et al．，1989）。
由于焦虑是在无意识知觉加工和自主唤醒过程中发生的，所以个体的焦虑经常被对威胁刺激的解释所诱发和被这种反复的解释所加强。因此，无意识的控制将是有益的。上述研究的结果可对临床治疗起作用。
三、 敌意
作为主要正性情绪的快乐，由于各维量的差异，诸如激动度、享乐度或疏松度等方面的不同，组成形式与体验有所差异的情绪，如愉快、欢快、欢乐、欢喜、欣喜、高兴、喜悦等，不可胜数。它们的性质和适应价值基本上是相同的。它们各自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反映个体的良好和满意状态。但是在负情绪中，有着各具不同适应意义的不同类别。也就是说，负性情绪不仅包括带有各种维量差异标志的痛苦情绪，而且还带有性质上和适应价值上各不相同的多种形式，如愤怒、恐惧、厌恶、羞愧等。
愤怒是一种常见的负性情绪。由于人类社会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愤怒的原发形式常被掩盖。但是对愤怒的抑制，常导致其他变式的产生，而且愤怒与其他种情绪相结合，会产生各种复合负性情绪。例如，愤怒的爆发性以及它所极易导致的攻击行为，可能由于与厌恶、轻蔑相结合，而在随之产生的敌意情绪中得到缓和。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和文明习惯的建立，愤怒的功能在改变着。但是不可否认，它对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一）愤怒的原因及意义
一般来说，对人们强烈愿望的限制或阻止能导致愤怒的发生。如果限制比较轻微或被掩盖着，就不致立即产生愤怒。轻微的愤怒可能压抑相当长时间。但只要限制或阻碍持续存在，愤怒就终究会发生（Campos，1983）。持久地抑制怒的释放，不免要付出健康方面的代价。
不良的人际关系常常是愤怒的来源。受到侮辱或欺骗、挫折或干扰，被强迫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常常是愤怒的来源。而且，情绪本身也能成为愤怒的原因，例如，持续的痛苦能转化为愤怒。哭闹常常是幼儿作为反抗母亲离去的手段，哭闹中包含着痛苦和愤怒两种情绪。痛苦是分离的反应，愤怒则是反抗的表示。
愤怒的意义，在于激发人以最大的力量去打击和防止来犯者。在当代社会中，除了出于自我防御之外，愤怒所导致的攻击行为要受到道德规范的指责或法律的制裁。因此，愤怒的功能在改变着，它变成一种表达自身反抗意向和态度的标志，而不必然采取攻击手段。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认为，由于愤怒情绪原发功能的改变，它已成为人类文化革命超越生物革命的重要例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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