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1月，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彼得·海勒收到了一封来自伦敦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信中附上了在维也纳内战期间还是小男孩的海勒所写的诗。这些诗，安娜弗洛伊德保存了40多年，这部分档案是1932年海勒接受安娜分析的记录，当时海勒9岁。安娜在信中说，她保存了当时他所有的绘画、小故事，各种各样的简短记录，以及她在哪3年分析中的所有笔记。她问海勒，一旦她去世，他是否愿意保留这些记录，或者处理掉，因为其他的儿童分析案例，她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海勒回信问安娜，她能否直接把这些资料寄给他，而不是在她去世之后？长期的书信来往之后，这个儿童精神分析个案全本记录的包裹于1974年初到达了他的手里。收到的这些笔记对未来二十年海勒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海勒阅读了这些材料，起初他不顾安娜的意愿，但最终获得了安娜的同意。他决定将这些档案出版成书，同时附上了自己对这个分析的解说。
海勒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仅是因为他在自己人生初期接受了安娜弗洛伊德的分析，同时也是安娜自己职业生涯的开端，1929年安娜和她的同事成立了试验性的“火柴盒学校（ Hietzing School）”，海勒是该校的小学生。海勒在纳粹上台掌权之后，第一次从英国出逃到了美国，之后，海勒继续着他与安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圈的生活，与同在火柴盒学校的学生，Tinky Burlingham结发（后来离了婚）。发妻是安娜同事 Dorothy Burlingham的女儿。之后，身为美国年轻人的他，接受了安娜同事 Ernst Kris 持续的分析。他的职业生涯是德语的比较文学教授，海勒延续了精神分析思想对他的影响，他的个人生活不断的挣扎于那些年与安娜的治疗性分析中所被接受的情结之中。
海勒的书《一个孩子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分析Eine Kinderanalyse bei Anna Freud》于1983年在德国出版。合作者是Günther Bittner。略微修改之后，于1990年以英文出版，名为《A Child Analysis with Anna Freud》。这本著作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是唯一幸存的文献，让我们直接获取了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精神分析历史中至关重要早期的工作方法，而且是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全面思考成人关于儿童在分析中经验形成的记录。虽然这一著作的价值在当时的英国得到承认 ( e.g., Ornstein 1994; Weiss 1992; Novick and Novick 1992)，据我所知，自从其出版以来，一直没有被持续的研究过。当然也没有试图去调查这本书在儿童分析早期的历史中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许这是因为海勒描绘自己的儿童分析以及他对精神分析界广泛的经验中的极其复杂和矛盾的画面。也许是源自安娜弗洛伊德在1982年去世之后，其工作受到了相对忽视的反映。
但不管怎样，精神分析文字中，与这一重要的历史作品密切相关的沉默是惊人的，甚至在最近的关于安娜·弗洛伊德对儿童分析的贡献中也是如此，（e.g., Edgcumbe 2000; Holder 2005; Young-Bruehl 2008）。这侮辱了这一事实，安娜·弗洛伊德亲自评论了这一个案"比我说做的任何儿童分析个案更广泛" (引自 in Heller 1990,inside flap)，那个幸存的案例笔记是唯一伴随着年轻病人的完整绘画记录与诗歌，以及后来他对治疗的回忆，出现在书籍和文章之后。虽然海勒自己承认这些记录可能失真或被无意识动机所驱使。“只有患者可以可靠的讲述什么是真正的'感觉'”（第54页）。
在这里，我将儿童精神分析史中，海勒案例的研究放入安娜佛洛伊德的关于儿童精神分析的新观点的背景之下，并调查在她的精神思维的发展中的意义。以试图纠正对这本书的忽视。我还会简要探索海勒自己关于此案的思考，并考虑我们理解儿童精神分析早期历史的意义。
彼得·海勒（1929-1932）儿童分析的背景和简要概述
1929年彼得·海勒被交给安娜·弗洛伊德，当时儿童分析本身仍处于起步阶段。弗洛伊德最初被当作老师训练，直到1923年开始了儿童分析的工作，这建立在 Hug-Hellmuth 和其他人的开创性工作基础之上 (Giessmann and Giessmann 1998; Young-Bruehl 2008)。然而，在这么短时间内，她已经成为儿童分析界公认的主要人物，儿童分析的“维也纳学派”中的领袖，以及有争议书籍《The Technique of Child Analysis (1927)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作者。在那本书里，基于她过去几年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安娜弗洛伊德以她分析的10个潜伏期儿童的，她所相信的儿童可能发生的临床经验，阐述了基本原则。她特别强调，儿童分析师需要考虑儿童和成人不同的基本事实。即，“成人至少是相当程度的成熟与独立的存在，而儿童是不成熟和依赖的” (A. Freud 1927, p. 5)。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她如何处理与儿童精神分析的工作引发若干重大的后果。
儿童分析的技术立刻在精神分析群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成为了1927年关于儿童分析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伦敦研讨会”中的主题。除了出版于1930年的关于她心理教师和家长的四场讲座之外，安娜·弗洛伊德没有出版任何其他主要著作，直到1936年《自我与防御机制》第一次出现。正是她在维也纳的两本主要著作出版之间的时期， 彼得·海勒开始了他与安娜·弗洛伊德的密集（每周五节）分析 。她对该治疗的记录，虽然不是详细过程的记录，但代表了她临床发展关键时期的几个记录之一。
海勒的会谈地点在伯格巷19号弗洛伊德寓所中黑暗走廊尽头中的安娜弗洛伊德的房间里。里面有她的大桌子和一张头脚盖着棕色椅套的躺椅(Heller 1990, p. xxii)。在与该书同步出版的回忆录中，海勒将安娜弗洛伊德忆为“一个年轻的妇女，相当的漂亮、娇美，黑眼睛、纯净而穿透力的目光，这些风采甚至在她年迈时依旧 ”(p. xxii). ，当他等待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海勒回忆起，那个患病和年迈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有时会弯腰而又苍白中带着愉悦气氛的走过。海勒记得弗洛伊德有时是那样的拍拍他的肩膀，说：““So groß, so groß” （“又高又大”）这个年轻的孩子感受到“成年人典型的愚蠢“之迹象。于此同时，这恰好碰触到了那个占据着他的焦虑——成为“大人”，一个伟大的人。
安娜佛洛伊德对海勒的分析进行了3年整。前15个月的治疗第一阶段描述了一些细节，在记录里分成9个阶段，她在每阶段记录的简短总结写了标题。分析于1930年四月结束，但5个月后又重新开始，显然是因为皮特的妈妈在那年夏天遭遇到的某种心理崩溃。安娜·弗洛伊德报告了，她年轻病人复发的症状——重新出现了夜惊以及在公共洗手间禁不住去看见（也被看到）男人——这些促使他重新开始了他之后至少18个月（虽然安娜·弗洛伊德对这些没有详细的记录）的咨询。分析于1932年复活节因为不明的原因中断，当时火柴盒学校已经解散，彼得很快就被送到了更传统的公立中学。这或许是，该分析就这样结束了，与皮特在火柴盒学校同步。安娜弗洛伊德的记录也表明，皮特的父母对他治疗的支持显著的降低，这大概持续的造成了分析的困难。或者，安娜·弗洛伊德认为这个治疗已经走得够远了。不论是什么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孩子来了之后又突然结束了。
安娜·弗洛伊德大概于1930在布达佩斯的精神分析协会发表了关于彼得海勒案例的冗长的演讲(Heller 1992b, p. 88)。很不幸，这个记录遗失了，但是在《自我及其防御机制》（1936）里简短的提及了该案例。她从未发表过该分析的报告。然而，她为什么会有机会去研究夜惊的案例，在这一点上，她成为了儿童精神分析师。 夜惊不仅是儿童常见的问题，同样也带来了儿童焦虑的问题，以及如何最好的去理解之。 梅兰妮·克莱茵最近在《婴幼儿分析的心理学原理》 (1927a)中提到了夜惊，她争辩道， “Rita” 在其2岁时遭受的夜惊可以被理解为与原始俄狄浦斯相关，并与母亲的破坏性幻想(p. 29)相关。
在此背景下，彼得的分析是安娜近距离第一手研究夜惊之要义，以及她是如何理解克莱茵的观点的机会，尤其是体现在自我的角色和防御机制相关的闪光点。这也是进一步探讨她对适当的儿童分析技术之想法一个机会， 同时可以看见她笔记中关于该案隐含的想法，体现在1927年演讲中的一个关于密集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中。
讨论彼得·海勒的分析，所以我会讨论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分析技术》中强调的四个主题，儿童分析的准备；儿童分析的方法；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儿童分析与儿童教养之间的关系。与克莱茵的《Narrative of a Child Analysis儿童精神分析》 以及温尼科特的《The Squiggle皮皮的故事》相比较，安娜·弗洛伊德在她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公布她工作个案的详细情况。这种节奏使得许多评论家不清楚安娜弗洛伊德通过该个案的整个治疗所显现出来的儿童分析技术的究竟想法。 除了说明她的方法，我也会表明年轻皮特悬而未决的结束分析，可能对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分析的思想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样，对该领域后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余下的，将论该治疗——为了小彼得和安娜·弗洛伊德——以及儿童心理分析的发展。
重温安娜弗洛伊德儿童分析技术的方法
治疗的初期阶段：儿童分析的准备
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分析技术》的第一章争辩道，因为孩子们很少为了治疗提及自己，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周围的人更关心孩子们，一个“准备期”是必要的，以便让孩子“可分析”。她视此阶段为一个契机，帮助孩子获得对分析师的信心，成为盟友，并帮助年轻人对他们的困扰获得一定程度的洞察力。
在1927年伦敦儿童精神分析研讨会上，安娜·弗洛伊德关于儿童分析准备期的观点受到了克莱茵及其同僚的强烈批评。对于她治疗初期的想法，例如，Joan Riviere在1927年质疑，意识上的治愈愿望，对儿童或成人的分析来说，并非是有着至关重要意义的部分；而克莱茵 (1927b)认为，“利用安娜否洛伊德描述的方法来确认我们来自患者的正向移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些，在磨合期之后就会显露出来，她将永远不能完全成功地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分析情景”。(p. 343)
彼得·海勒的治疗笔记让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安娜·弗洛伊德对猛烈批评她儿童分析开始阶段观点的反应。这些笔记虽然没有每次治疗的台帐，清楚的是，安娜·佛洛伊德并没有在分析工作开始阶段浪费时间。到了治疗的第二周，年轻的彼得已经躺在沙发上述说着他的梦想，并被邀请与坐在他身后的安娜·弗洛伊德一起联想，直接模拟成人分析的设置。我们可以从起初的两个月的治疗总结中看到，安娜·弗洛伊德已经相当完整的获得了彼得神经症的整合陈述，解释了在俄狄浦斯术语下的他的症状和主要执着（文学，伟大的作者，对他父亲）。 在她的笔记中，她总结了她在第一阶段中学会的简明的方法：
与病人的关系就像是普通俄狄浦斯关系的结果，流离失所于书籍的好奇心，对未来计划的妒嫉，恐惧父亲对死亡的恐惧[p. 5].
安娜在开始治疗时试图与她年轻病人建立一些积极关系，同时迅速的推进到她分析兴趣的核心，我们获得的这清醒感受出现在海勒的回忆录中。回头看他对安娜·弗洛伊德的印象：“当时就觉得她美丽、有趣的成年人、值得尊敬”。他记得在他们第一次会谈期间，他们是如何的坐在一张小桌子上玩挑圆片（tiddlywinks）游戏的，但是这次会面从一开始还有一个议程：
起初，我还记得，那都是相当愉快的：她不是那些愚蠢的成年人之一， 以他优雅的方式，人们会在她面前感到完全的自由，并不被鼓动引发顽皮。但我也记得那些失望，气恼， 我们感到了羞耻，我觉得是我们的羞耻，当他开始针对一个很不妥，也很尴尬主题发问的时候，”怎么样“，她说，“你能告诉男孩和女孩之间的区别么？”
海勒接着描述安娜·弗洛伊德如何开始使用塑料圆片筹码去刻画少男少女的性解剖结构，并把这些和彼得在四岁的时候与他的表妹Madi有时候玩的、之后被他的护士发现后就不再玩的”性游戏“相关联。海勒本人指出，引入性与性别差异这一主题太直接了，安娜·弗洛伊德“尖锐，心直口快的，以她的问题，针对（他）的伤口来深深的迷惑（他），这，大概把（他）谦逊外表下伪善的矫饰惊吓了出来。”
安娜·弗洛伊德的笔记和海勒的回忆中的场景，使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的确在努力的与年轻的彼得建立“治疗联盟”，但从精神分析的第一阶段她也开始了解释性的工作。在这些早期阶段，她侧重于解释年轻彼得无意识愿望中显示出的阻抗，而并没有直接解释他的性欲或攻击冲动。她的目的，看来并非是简单的与小男孩建立信任关系，而是去认同心理动力模式的核心，这些将会成为以后分析工作的重点，尤其需要在彼得用来管理他冲突时所用的防御机制之上建立一个焦点。
但直到1946年，安娜·弗洛伊德公开承认她技术上的这种转变，在她的英译本《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序言里，她说：“在儿童的分析中，起初的阻抗通过方式和方法揭露渗透，借此，缩短了治疗的引导阶段，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呈现不是必需的” (p. xii)。她将此归功于Berta Bornstein (1945)在技术上的改变，通过着眼于儿童应对焦虑时的阻抗和经典的防御手段来取代对准备阶段的需求。这些在彼得·海勒的治疗笔记中显得清晰，但是，早在1929年安娜·弗洛伊德已经在她的分析技术中进行了改进。
游戏，梦，和解释：儿童分析的方法
虽然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27年的演讲强调了成人分析和孩子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她如何与9岁的彼得一起工作，如何模仿成人分析的技巧贴近他，为他提供躺椅而不是一箱玩具，突出谈话（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而不是扮演重要意愿的沟通者。虽然年轻的彼得收到了绘画的材料（如书中被证实的大量的图片），但这个分析主要是通过话语进行的，以及彼特所谈及的他的生活与想法，笔记常常提及他带来那些在家里写的故事（其中一些出现在书中），他们在会谈中大声阅读，一起吟诗，他发现他已经非常希望与他的分析师分享。
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分析技术》的演讲中明确表明，她对克莱茵和她的“伦敦学派”同僚在与儿童工作的中间阶段首先使用游戏的优先权很谨慎。这反映在她与彼得的工作中。显然她提供的是绘画材料而没有提供游戏材料。但是她没有强调使用游戏的原因是复杂的，儿童游戏不能被等同的视为成年人的自由联想，1927年她的这些演讲，常常被误解。与之相反的假设往往是，安娜·弗洛伊德同意克莱茵的观点，与成人自由联想可能做到的相比，儿童游戏比可以提供更多的直接接近儿童无意识幻想世界的途径。 她关注的正是这些，就像她在1936年补充的，这将是治疗性的倒退：
孩子的梦和白日梦，游戏中激活的幻想，他们的绘画，这四个部分，与大人相比更露骨又容易理解，揭示了他们本我的趋向。但是，当我们摒弃分析的基本准则，奉行的冲突也随即消失，这来自于以下的冲突，当我们分析成人的时候，我们从自我抵抗中获取知识. . . .因此，就会一种风险，儿童分析可能屈从于儿童本我的大量信息，而不是对婴儿自我infantile ego认识的贫乏。 [pp. 40–41].
安娜·弗洛伊德关注/专注于，通过游戏绕过不成熟自我所浮现出的儿童无意识幻想。从她的角度来看，儿童分析师也应该对潜抑的本能驱力感兴趣（在游戏中被明确的揭示）以及自我的无意识工作（她认为，这些被游戏绕开了）。她认为，没有这样的双重焦点，就会有回到“预分析”的危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曾用催眠来帮助他的病人可以快速进入潜抑的回忆，但没有让他们这样的回忆融入他们的整个人格。
我们可以在彼得的治疗中看到安娜·弗洛伊德的分析位置，总是试图与本我、自我和外界的需求保持平等的距离。虽然她将大量的分析重点放在揭露潜抑的冲动（特别源自于俄狄浦斯情结），她对皮特试图处理冲动、使用“限制自我”“焦虑退行”的防御机制同样感兴趣。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她注重外部环境的非常真实的需求，尤其是彼得接受的抚养中那些不可预测和去性化的世界，他混淆了父母的离婚，并对他的内心世界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
尽管，安娜·弗洛伊德与彼得的工作相对缺乏游戏材料，这是与当代方法主要的不同。也许最吸引当代儿童分析师的，就是她对彼得的梦的解释广度，以及彼得梦里出现的材料与自由联想中彰显的内容之程度。对于今天许多与儿童工作的分析师来说，梦的解释——尽管它在精神分析理论和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对于人格发展潜伏期的儿童不再是主要的治疗内容 (Lempen and Midgley 2006)。然而，安娜·弗洛伊德在她1927年讲座中认为，当涉及梦的解释，“我们可以把我们从成人工作中学到的东西，原封不动的应用于儿童” (p. 24)。彼得的案例，似乎支持以下的陈述，因为她的笔记中提到的大量梦的报告和自由联想的线索与之相关。例如在1930年2月，安娜·弗洛伊德记录的“瘸腿大叔的梦” ：
他在Rosenfelds，然后去到他的祖母的房子。在门牌， 应该看到，例如，海勒博士，说：瘸腿叔叔。他感到非常害怕，跑开了，然后他与Thesi在花园里，并说： 瘸腿的阿姨。她说：你为什么总是说瘸子阿姨，它说：跛脚的叔叔[p. 81]。
安娜·弗洛伊德则记录了彼得对他的梦的自由联想，那些与脚、卫生、焦虑于斜视的时候眼睛被陷在一定位置的相关的联想。在此基础上她解释了他的，对伤害自己或失去他的“脚”的手淫之恐惧，因为他做了一些不卫生的事。与自由联想相关的是他的眼睛，她解释说，“他幻想与父亲和母亲交合，斜视着看着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有勃起，他的阴茎可以保持僵硬勃起，松弛“ (p. 81)
笔记澄清了解释和获得洞察力是她工作的主要方向：彼得最终的治疗目标是，让他所有的压抑，无意识的材料被意识觉察：“我告诉他，作为一个规则：每个焦虑可以转换为一个思想” (p. 135) 。她在分析的第一阶段提供的诠释是经典弗洛伊德理论所强调的，对母亲的俄狄浦斯式的愿望、对父亲的敌视、以及由害怕/恐惧引起的焦虑。该诠释亦是经典弗洛伊德理论，强调俄狄浦斯冲突的双性天性(bisexual nature)，与年轻的彼得响应恋母情结焦虑一样，一方面，退行到肛门的性兴奋，另一方面，选择被动/同性恋的位置与恐惧的父亲角色相连接。儿童内部动力的这个模型是安娜·弗洛伊德对彼得治疗的核心，并贯穿于治疗第一年的所有解释之中。
儿童分析中移情的角色
儿童精神分析技术的第三章特地检验了移情在儿童分析中的角色，认为与儿童分析性的工作不能跟随成人精神分析的模式。如何考虑这一主题，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持续的依赖于他的“真实客体”（父母亲）意味着完整的神经症移情是不可能的。从他的角度来看，当父母还是孩子日常现实中有重要意义组成部分的时候，不能指望儿童创造出早期客体关系的“新版本” 。虽然孩子会对分析师显示各种积极和消极的冲动，她认为，这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移情神经症” ，在相对独立的成年患者的案例里会被这么认为。
她在1927年的著作中关于儿童分析中移情角色的作用曾经是最有争议的地方，也是在伦敦研讨会上被克莱茵和其他人批评的最厉害的部分。克莱茵 (1927b)认为，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能够发展出一个完整的移情神经症，在很早的治疗会谈中未能解释负性移情意味着儿童最深的焦虑有可能会被忽视。克莱茵相信这导致了治疗师和父母之间分裂移情风险的增加，伴随着，之前收到积极的情感，而后来是负面的。然而，安娜·弗洛依德立下了不同的观点，正如她在1927年的讲座中所说，
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利用一致的解释和它的起源，对于一个成年人的负性移情持久的工作很长的时间。但，儿童针对分析师的的负性冲动——对此的揭示会有很多的面向——并应该尽快以分析的方法被处理。
阅读她关于彼得·海勒的分析笔记时，立刻清晰的是，安娜·弗洛伊德也特别留意任何出现在她年轻病人治疗中的移情表现，但是，她从来没有注意过对这些彼得“实际”客体关系的忽视。 相反她在此中间移动——当移情显现的时候对其分析（而不是发现与移情相关的材料）——也同时讨论彼得与他父母的的真实关系，并试图去影响这些真实关系持续冲击他内部世界的方法。
被阐明的分析的目标一直以来不是修通术语中的移情，而是心理学动力学的术语：撤销防御让无意识冲动浮现到意识中，在那里他们可以被更多的“有适应能力的”方法处理。从安娜的治疗笔记中得知，这出现在治疗初期的几个月，安娜·弗洛伊德允许与彼得去形成积极的关系，这些感情没有被过度的解读。这并不是说，敌对情绪并非是“允许的”。
在早期治疗的会谈中，例如，她报告了彼得“对我很挑剔 . . .找到我难看的图像等等”，而且她清楚的理解这中移情的条件。但是直到治疗进行到6个月她出现了直接移情解释。这来自于一次会话，彼得一直在生他妈妈的气，又突然消失了。对此，安娜·弗洛伊德解释为“他把他对妈妈的愤怒投向了我” (p. 35)。彼得的反应是拿起刀削铅笔， 突然说：“‘我会刺伤你’，像一个笑话，毫无预期的以令人惊讶的速度” (p. 35)。再接下来一周采取的主题是对眼睛的攻击，当安娜弗洛伊德指出彼得的母亲又回来看他了：
分析的前六个月里呈现的材料相当的典型。安娜·弗洛伊德在会谈中，将彼得的感情与母亲链接，将他的行为导向自己，我们将这视为“移情”，对正面和负面的角色予以承认。但是对此的解释将无意识的愿望（也就是被防御的部分）带入了意识之中。一度实现过后，继续进行的工作，缺少深层的移情影响来参照之。
随着分析的持续，但是，安娜·弗洛伊德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对彼得在移情中体现出的冲突方式。在她1930年二月和三月的笔记中，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关于将无意识动力被彼得意识到，她将这些描述为“高功能的移情”。
又一次非常的愤怒、责骂我、让我不许说话、说我是恶心的、我不应该笑。突然对我狂吼：你从哪里得到这条项链？ 我不想让你得到这样的礼物。就像一个嫉妒的丈夫，你不应该有私生活。对Burlingham[1]的嫉妒，我个人喜欢的，他只是职业上的，如果我突然想吻他那会怎样呢 [pp. 95, 97].？
这里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弗洛伊德1915年第一次描述的“色移”的意义，这里，属于客体的全部矛盾心理被转移到了分析师的身上。对于安娜·弗洛伊德来说，就像他父亲 as for her father，这可以被视为经典的阻抗——从而提供了一个机会来分析自我挣扎于那些仍然潜抑的不能接受的想法与愿望，虽然安娜·弗洛伊德解释了色情移情，这显然是在“教育”位置的语境，帮助彼得从真实情景中去区分他的幻想。她对彼得解释道，这些情感是“自然而然的”，履行他们的职责“还不能出现，以后，有了女人，可以” (p. 99)。她记录了这个干预给彼得带来了”极大的安慰“。虽然可能性的终止带来了新的移情，焦虑于她会抛弃他 (p. 109)，她似乎相信，他的恋母焦虑的修通已经大体上成功了。
治疗的第二阶段：儿童分析和教养儿童
如果彼得·海勒经历了起初的15个月治疗后，已经于1930年5月完成，貌似是它原本的打算，笔记表明，曾有过一个相当令人满意的分析结局的理由。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处于底层的对父亲的俄狄浦斯式的敌意，已经被解释了，症状也大为改善；负性的俄狄浦斯情节解决了，这个年轻孩子通过尝试“同性认同”来回应他的阉割焦虑，已经让意识和情感去修通其中的移情。就像老彼得的评论，貌似对笔记中那个阶段，他治疗终止的回应，“ 如果事情已经停在那里，也许就像一个快乐的结局将已实现” (p. 336).
然而，第二个时期的彼得·海勒分析之景象是复杂的。在他的治疗间隙的五个月，安娜·弗洛伊德的笔记显示安娜·弗洛伊德相信彼得已经被他父母的生活”令人不快的改变了“，他认为性的过度刺激水平，与他母亲的偶联崩解了，已经重新唤起了他的恋母焦虑，到了如此的程度”唯一剩下的是他[曾]推行到了肛欲期“ (p. 221)。这反过来又创造了内疚和他是“恶劣的”之信念，然后看起来好像又确认了彼得的信念，他的妈妈已经放弃了，因为他自己是”猪一样“。彼得的相对不成熟的自我，可以说，已经无法应付超出他控制的外部事件导致的，加剧了的愿望和焦虑。在此情况下，安娜弗洛伊德明显感到，最好将分析继续下去，所以会议于1930年10月恢复。
从一开始，安娜·弗洛伊德曾提出自己作为一个彼得自我的盟友， 支持它，让无意识的愿望和焦虑浮现，然后试图帮助它找到更多的适应性方法来管理他们。处于不同的条件，他扮演过”陪同自我“的角色，去帮助他建立自我的涵容能力，将他有可以用”有意识的谴责“代替无意识的压抑。作为回应，她鼓励彼得表现出更好的自我控制，我们可以注意到他试图内在内化他的分析师，作为一种自我理想。。例如，在一个点上，他发现他的冲动暴露清楚的彰显了一段时间后，它似乎已经消退了。他写给安娜·弗洛伊德的信中，他这样问：“你能再次告诉我，那是怎样的的规则对吗？” (p. 124)。
儿童分析师应该作为自我理想的观念，对她的病人来说是一个最《儿童分析技术》提出的具争议的观点。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安娜·弗洛伊德阐述了她的信念，儿童早期的超我只是部分发展的，而孩子还依赖于他或她的照顾者保持错与对的意识。这种早期发展的影响了分析技术，而鉴于在成年分析中，对潜抑愿望的解释，被预期为导致他们再度出现在意识生活之中，这样，自我能够发展出一个增加的涵容去管理这些冲动（“本我如此，自我也应该如此”），安娜·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心智尚未充分发展，自己没有能力去处理“复而又来的压抑”。因此，她辩称儿童分析师在那时不得不去扮演儿童“自我理想”的角色，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管理在分析过程的解释作用释放出的压抑冲动之方法。她认为这是一个双重角色，“为了分析也为了教育，这就是说，在同样的呼吸”来分析和教导，这就是说，相提并论的，他必须允许与禁止，放松又重新绷紧“(p. 65)。
在1927年的研讨会上，克莱恩和她的同僚不同意这种观点。 他们反对儿童与成人分析的这种基础认同，视儿童分析师的角色为很早期的俄狄浦斯情景，因为它在孩子的生命中的第一年中与产妇的乳房得到了发展，未诉诸于任何的“教育”干预措施。与其试图建立积极的关系，在克莱茵的观点里，儿童分析应该在治疗的开始接受儿童的敌意和侵略性的移情幻想；而不是去帮助儿童控制他/她的冲动，儿童分析应该只解释最深和最原始的忧虑，从而帮助修改已经形成的，而且往往苛刻的超我 (Klein 1927b)。
在彼得分析式治疗的第一阶段，人们可以找到清晰的实例，安娜·弗洛伊德扮演了很多教学的角色。在治疗初期，例如，她似乎鼓励彼得承诺避免在暑假期间游逛公厕，因为他向她报告过，他一直在做；并且，在第一阶段的治疗即将结束阶段，她积极的鼓励他去“为健康而骄傲”，而不是寻找来自病症的“进一步的收获”（人们感觉对不起他） (p. 105)。 当计划中治疗终止的临近，他恐惧于失落和再度的抛弃。她告诉他“为了显示他是多么的需要分析，不要在夜间尖叫。”——这是他承诺不去做的事 (p. 107)。
事实上，海勒在他的回忆录承认，这些鼓励他的尝试避免他的变老，神经症的诱惑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给予口头许诺是为了其他的人或者是沉浸在道德欣慰之中”他写道， ”. . .“导致了太容易的约束与强制感，并希望去愚弄自己和他人” (p. 300)。此方法来分析的局限性在年轻的彼得分析第二阶段变的尤其明显。他在案例材料里被映像为一个长大的男人，海勒困惑，他在1930年夏天遭受的复发是否是“至关重要的事件. . . 突破到了更深的层次” (p. 344)。虽然安娜·弗洛伊德的确让从事于这些新资料的分析，既试图重建可能潜伏着婴幼儿神经症体验的原始场景 (p. 195)。并着手于与遗弃母亲的负性移情 (p. 197)，回头看，他对彼得，也是海勒的复发，称之为“治标不治本”。她曾与彼得的父母工作过，设法限制彼得被暴露在承认性世界的程度。鼓励他父亲与情人安排一个单独的公寓，为了“空出彼得的兴奋”，支持彼得的妈妈转介到柏林的分析师；以及后来进一步（失败的）去试图劝说彼得的父母，他应该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这样他可以“庇护于父母冲突之外，最重要的是，与（他父亲）‘同性化’的结合“(p. 343)。虽然这些对环境干预措施的水平可能是用心良苦的，可能是真正的价值，而且，看来，彼得自己经历了这些，避免了与困扰他的“深层次”的搏斗。
安娜弗洛伊德的干预，在这一阶段分析中强调了与儿童疗愈性工作中核心的真正的张力。一方面她非常很真实感觉到外部世界对彼得发展的持续影响，并采取措施去限制正在遭受的破坏。毕竟，当持续的环境创伤或失败正在影响儿童的发展，完全聚焦于儿童的内部世界有一点的价值。但是海勒后来的反应暗示了不足，他感到被介绍的分析的谈话扮演了“治标不治本”的角色。现在回想起来，他认为，这导致了重要动力的忽视。
当我们转而注意从1930年末以来的个案记录，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转变实惠发生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析期间：从第一年治疗中的，主要关注于俄狄浦斯情结动力学，转变为，就像海勒自己的记录，与母亲分离的“中心问题”“全部被占据并一遍遍的被修通” (p. 356)。在第二阶段的早期，我们看到彼得“不停的用线绕渔线轮，扔到远离自己的地方，然后拉回来”——就像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孙子在fort-da游戏中所作的一样，超越唯乐原则 (Freud 1920)，这是分离焦虑的反应。安娜弗洛伊德对此在一些层面继续解释，分离攻击的术语（“钓鱼就像谋杀”），同时还注意到彼得自己的“自发的解释”：
他滚动卷轴就像他的阴茎，现在自慰很频繁，这样做想要让一切都“好”并 温和的（通过拥有像一个人的阴茎留住妈妈） [p. 133].。
1931年夏季分析之中带你显然是由彼得妈妈的突然出现和消失所带来的强烈的情绪，联系到他的性冠以，这让彼得感觉即兴奋又排除在外。他母亲简短造访之后，安南报告了一个“指向我的移情，伴随着很多大声的愤怒、责备、以我是一个修女而终止责备（Menga注，关于我的私生活）” (p. 197)。安娜弗洛伊德解释如下：
Meng（妈妈）不会有任何的人（修女）这样他就不会离开。对Manga苛求的愤怒指向了我。极具混乱，难以处理，十分兴奋，希望停止分析......在Menga离开之后，他转而爱我，是被上述提到的想法所干扰（他无奈的让女人去爱她） [pp. 197, 199]。
此阶段分析的笔记展示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分裂过程，诋毁和理想化是儿童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一种普遍的部分，儿童早期发展可能已经严重脱轨，生活在一个“非包容的”环境中。与年轻彼得工作的时候，安娜·弗洛伊德或许并未清楚的知道，如何与这种题材工作，来自人格发展阶段的最早期的动力，同时也试图解决真实的外部侵犯（当时，对分离的“亲职工人”一无所知，如今有的）。我们看见安娜弗洛伊德夹在中间。试图用她的分析去理解，以防止进一步困难的产生（例如，她告诉彼得的妈妈，如果她没有迫使，不让她的儿子触摸她的乳房，这样会更好。）但这对分析工作本身带来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彼得报告她母亲对他吼叫：“那种冰冷的女人胆敢品第一个感觉鲜活和开放的人！“ (p. 356)——如此的体验让年轻的孩子感到了在这两个女人之间的不可能的处境。回想起来，海勒写道，“回忆我的无能为力，对情绪的和解，与母亲以及我对安娜产生的情绪”(p. 363) 以及在他以后与女人形成的关系中，这些纠结如何呈现出来。
当我们来到治疗的最后几个月，会有一种感觉，分析脆弱的，在1932年初，安娜弗洛伊德建议彼得父亲，他的儿子应该与她的贴身伴侣，与火柴盒学校来往密切的Dorothy Burlingham一起生活。当他的父亲告诉他这件事，彼得拒绝了这个主语，虽然安娜弗洛伊德这样解释：”如果他去了Burlinghams，他担心Menga会感到被伤害。“ (p. 225)，很显然，彼得感到陷入了一个忠诚冲突之中，分析工作不能够帮助到他。短短几个月，分析便已结束，彼得的尿床是成长中冲突的信号，安娜在后的笔记中如此解释。彼得·海勒在55年后，他自己的笔记中，补充说，
在这里，对男性气概的期待，治疗脱落了，至少，笔记告一段落. . . . 就像其格格不入，我现在被有系统的测试和考试所填鸭[他进入公立学校，直到他18岁]. . . . 当时，奥地利被tubing后，我们犹太人不得不转移到位于Realgymnasium维也纳贫民窟的小区里，虽然被我们的雅利安教师们称为”人间渣滓“，我们仍然获准毕业，我在1938年春天打算去做的，在我移民到英格兰之前，是一个犹太难民，也是”敌国侨民“ [pp. 375–376].
原文地址： http://apa.sagepub.com/content/60/1/45.ful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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