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式庄园里的洞穴实验
在《傲慢与偏见》中对偏见进行自我检讨的是伊丽莎白，但贯穿全书的是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群体间偏见。在对偏见研究的历史上，社会心理学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现实冲突理论创建人谢里夫（Muzafer Sherif）进行的罗伯斯洞穴实验已成为最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之一。假如将两者置于傲慢与偏见的度量点上，一个世纪后在美国东南部森林公园实地操作的这场实验，其实早已在英格兰东南部虚拟的浪搏恩村操练过。
简奥斯汀的洞穴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是《傲慢与偏见》的著名开场白，无论文学评论家对此如何论定，在社会心理学家看来，它赤裸裸指向了一个社会问题的核心：资源配给与有限资源。
英国当代小说家克拉克（Susanna Clarke）同样将简奥斯汀笔下的这些有趣的年轻人视为婚姻市场上的重要成员，同时将婚姻比作一笔巨额赌注：如今人们赋予婚姻的功能并不比那个时候少，但人们觉得婚姻等于一切就此告终。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子不这么看。她们觉得结婚是生活的开始，结婚意味着获得解放，单身则不然。无论男女，错误的婚姻都会导致灾难没有幸福，经济拮据，更糟糕的是，可能在道德上开始堕落。
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也可以比作她精心设置的六场婚场心理实验之一，与20世纪的现实冲突理论（Realistic Conflict Theory）遥相呼应。现实冲突理论认为：正是有限的资源导致了团体间的冲突并导致了偏见与歧视的增加。它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至20世纪初，早在1906年，美国耶鲁第一位社会学教授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就在《民俗论》（Folkways）中提出：内群体是属于我们的群体成员，大家通过和平、规则、法律、政府和工业形成彼此之间的关系，而与外群体的关系却是战争和抢劫。人们的态度由此相应形成：忠于自己的群体并为之牺牲，同时憎恨并诬蔑外群体人员。萨姆纳设想，在社会中存在着外群体（Outgrups）和内群体（Ingroups）：由他人结合而成、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的群体是外群体，即他群；经常参与的，或在其间生活、工作或进行其他活动的群体是内群体，又称我们群体，简称我群。两群体间最直白的语言划分是他们和我们。每个群体成员都对群体有强烈的归属感，并因自豪而将本群体的社会习俗视为正确的；相异的两个群体则会彼此认为对方的社会习俗是错误的，进而表示轻蔑甚至非难。
群在简奥斯汀的世界中格外重要，群是英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直至今日还以无数的俱乐部（Club）方式存在于世。以美国式的心理学研究方法考量英国人惯以为常的那种傲慢与偏见，原本需要额外考虑一些民族性的加权值，幸好群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最为安全的出发点。倘若依据外群体、内群体的划分来回顾《傲慢与偏见》的故事，一部原本貌似很闺秀的小说倒成了无处不是刀光剑影。浪搏恩村、尼日斐花园、罗辛斯花园、彭伯里大厦、卢家庄、麦里屯，构成了书中群体划分的天然地理疆界。
以地点划分并非只是出于便利，对于一向信奉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的英国人来说，地域本身就是身份的一部分。美国人类学博士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Landscape and Identity：Geographies of Nation Class in England）中指出：当风景与民族、本土、自然相联系，这个词也就具有了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人们在富有象征意义的风景区休闲，以此建构自己的身份。简奥斯汀的哥哥在回忆录中将自己的妹妹形容为热爱自然风景，而且是一位具有鉴赏力的行家。美国当代小说家韦尔蒂（Eudora Welty）则将此进一步引申为：对于简奥斯汀而言，具有鉴赏力的小说家可以理解为，依据具体事件判断自然风景是否适宜。英国1940年拍摄的早期电影版《傲慢与偏见》中，片首的人物表就使用了居住地划分，这恐怕并不是偶然。
需要争夺的资源已经很明确：有钱的单身汉，剩下的问题是明确自己属于哪一群体。在简奥斯汀安排的洞穴实验场中，首先自成阵营的是住在浪搏恩村的班纳特一家。按照19世纪初英国人的眼光，班纳特先生算得上是个体面的乡绅：尽管会因为没有男丁而导致产业在他身后易手他人，这宗每年提供2000英镑收入的产业足以保证他在有生之年获得与此相符的尊重。纯粹就社会身份而言，班纳特家的污点来自班纳特太太一方。班纳特太太的父亲曾经在麦里屯当过律师，然后把执照给了班纳特太太的妹夫。更糟糕的是，班纳特太太的哥哥在伦敦的齐普赛街（Cheapside）经商，虽然生意做得很得法，但在当时的英国，商人的地位远低于乡绅。律师加上商人，这足以构成彬格莱姐妹耻笑的那么些下流的亲戚。
依据当时的评判眼光，彬格莱姐妹是有理由耻笑的。毕竟，彬格莱先生继承的是一笔将近10万英镑的遗产，每年有4000英镑的收入；虽然没有田产，但租住的是足以称为花园的大府邸。在家庭出身方面，彬格莱姐妹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体面家族。她们对自己的出身记得很牢，可是却几乎忘了她们兄弟的财产以及她们自己的财产都是做生意赚来的。
多少有些相似的市井出身构成了尼日斐花园群体与浪搏恩村群体交往的基础，也确保彬格莱先生看上班纳特家的吉英时获得了全家人的认可。值得注意的是，彬格莱姐妹将吉英视为一个无害的甜姐儿，甚至主动邀请她前来晚宴，但当伊丽莎白高调进入这一群体的日常生活时，姐妹俩却斥之为没有家教的野态，并由此不断对她的家人表示蔑视。依据现实冲突理论，这种在小说中貌似老生常谈的桥段实际上验证了资源的有限对群体偏见造成的影响：就婚姻来说，彬格莱先生在彬格莱姐妹眼中不属于可争取资源，达西先生则完全不同；当发觉这座富矿开始迷恋上伊丽莎白的明亮的眼睛时，彬格莱姐妹的群体当即选择了夸大对对方群体的偏见的自卫方式。恰如谢里夫所言：仅仅是资源，或是仅有竞争有限还不至于形成偏见，当资源有限的事实遇到竞争的姿态时，偏见就形成了。
罗新斯花园是代表傲慢的群体，它所散发出的偏见几乎是漫画式的。此地的主人是咖苔琳德包尔夫人，一位公爵遗孀。伊丽莎白对咖苔琳夫人的评价是：高大的妇人，五官清楚，也许年轻时很好看。她的样子并不十分客气，接待宾客的态度也不能使宾客忘却自己身份的低微。她吓人的地方倒不是默不作声，而是她出言吐语时声调总是那么高高在上，自命不凡。无可动摇的贵族头衔本身就在罗新斯花园与浪搏恩村乃至尼日斐花园之间划定了一条界线，咖苔琳夫人似乎应该处于优势地位。然而，就心理学意义上来看却未必如此。根据社会认同学理论，那些积极社会认同少，或者只拥有一系列相对陈旧的社会认同的个体才会在认同的维持上投入大量精力；他们会珍视已有的社会认同，构建显著的内外群体差异，最终导致偏见。鉴于这种社会认同感是自尊形成的重要源泉，咖苔琳夫人的内心倒未必真的像外表一样强悍。
彭伯里大厦在书中出现得并不多，却几乎从初次登场就赢得了众人的瞩目：彬格莱小姐大肆夸赞达西在彭伯里的房产，彬格莱先生附和我真想干脆就把彭伯里买下来，只要达西肯卖。原本矜持地躲避在一旁的伊丽莎白也听这些话听得出了神，弄得没心思看书了。在彭伯里大厦映衬下，达西每年那1万英镑的收入似乎都暂时微不足道了。彭伯里大厦额外具有的一层象征意义是：它位于德比郡，而德比郡拥有英国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峰区公园（Peak District National Park）。如同美国人类学家达比注意到的，峰区的风景是英国民族情绪的共鸣板之一，到19世纪末甚至成为公民权的象征：拥有土地的精英把峰区当作年年猎杀松鸡的猎区，而附近的普通居民看中的是它的和平宁静。在达西生活的年代，争取进入空旷风景区还没有成为一种特殊而激烈的斗争，伊丽莎白进入时的踌躇也更多是源于害怕见到达西。在故事临近结尾处，伊丽莎白说自己改变对达西的偏见是从看到彭伯里他那美丽的花园算起。
达西与咖苔琳夫人是表亲关系，也曾经出现在罗新斯花园，很容易被归入罗新斯花园群体。某种程度上说，罗新斯花园是彭伯里大厦映射在小池塘里，因而被多少污浊扭曲了的倒影。罗新斯花园代表了劣势群体对优势群体的偏见中贬低化的那一部分，它被从本体彭伯里大厦中剥离出来，反倒使后者成为更为理想化的所在。伊丽莎白在真正见到彭伯里大厦之前设想它不过是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其偏颇不亚于她在听到韦翰讲述的故事后对达西的负面评判，与此对照的是她在真正见到彭伯里大厦后产生有些过度的亲和反应：从来不曾看到过一个比这里更富于自然情趣的地方，也没有见过任何地方的自然之美能像这儿一样的不受到庸俗的沾损。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可以解释为内群体由于偏见对外群体进行过度范畴化而产生的自动增强效应（Automatic Accentuation）。而且事实证明，直至今日，我们也没能脱俗：在《傲慢与偏见》的现代影视改编版本中，大多彭伯里大厦选景地的豪华程度都远超过了达西1万英镑的年收入。在这方面，多数现代读者似乎都不幸被美国文学评论家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说中：只有当空间和物体的宏大规模使人的意志大感敬畏并趋于平静，或者迫使意志产生英雄主义色彩的断言时，灵魂的健康才被认为是完美的。
同样能使现代读者产生熟悉感的是班纳特家群体内部的小冲突。依照伊丽莎白的说法，班纳特先生当年是因为贪恋青春美貌娶了一个智力贫乏而又小心眼儿的女人。在自己的几个姐妹中，伊丽莎白认为，吉英忠厚到看不出别人的愚蠢和无聊，曼丽全部心思用在卖弄自己的才艺学识上，吉蒂与丽迪雅则将类似的执著耗费在舞会以及与大兵调情上。伊丽莎白明显将自己划入父亲的智慧阵营，班纳特先生也不止一次表示，几个孩子中也就伊丽莎白还有些头脑。至于班纳特太太，班纳特先生认为只有她的无知和愚蠢倒可以供他开心作乐。即便如此，这并不妨碍浪搏恩村的居民们在面对可争取的资源时采取一致对外的态度：班纳特先生尽管在自己太太面前自始至终都说是不想去拜访彬格莱先生，事实上一直都打算去拜访他，而且还是跟第一批人一起去拜访他的。在他宣布这个消息后，包括伊丽莎白在内的一众女眷都毫不掩饰地欢天喜地地喧嚷了一阵。简奥斯汀讽刺班纳特太太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但这一终极目标显然得到了全家人的认同。在心理学家看来，这个带有些许家庭温馨味道的场景可以理智地解释为：群体对成员个人利益和需要的满足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决定了成员对本群体归属感的强弱。
谢里夫的洞穴
检阅过简奥斯汀方面的演职员表，不妨对照审视一下谢里夫的实验剧本。
洞穴实验实际上进行了三次，最著名的一次在1954年。实验中的被试者都是11至12岁大的男孩。为了确保实验的准确性，谢里夫和工作人员花费了很长时间对被试者进行严格考察，包括走访这些男孩的家人、教师和学校主管等，研究他们的学校档案和医疗记录，进行人格测试，并实地观察他们如何与同学相处。最后确定的24个男孩都具备以下特征：身体完全健康，社会适应性良好、智力略有超常、来自收入稳定的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家庭。
谢里夫的实验为期两周，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两组男孩分开，分别培养合作与协调一致的情感；第二阶段，安排两组男孩相互竞争以考察是否会有仇恨产生；第三阶段，采取多种方式阻止两组男孩的彼此仇视行为。
实验开始时，没有一个孩子知道他们是在参与一项实验，孩子们的第一次相互接触是在接他们去营地的校车上，他们只认为这是一次正规的夏令营活动。孩子们一到营地就被随即分为两个小组，由此开始实验的第一阶段。
在1954年之前进行的两次同样类型的实验中，男孩们是在结识后自由分组的，这造成了一些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故而在第三次实验时采用了由实验人员硬性分组的方式。这一做法实际上更拉近了心理学家和小说家之间的距离：倘若在故事开始纵容自由分组，对彭伯里大厦一见倾心的伊丽莎白或许原本就不会站在浪搏恩村的队列中。
在谢里夫实验这一阶段，两个组相互处于隔离状态且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男孩们被要求完成诸如此类的任务：准备大家的饭食、搭建一个跳水板以及绳索桥。除了要求为自己的团队命名外，实验者对各小组的团队组织并不施加干预，只是旁观并鼓励营造合作的氛围。男孩们很快开始了自发性的忙碌，不久团队中就出现了看似有条不紊的景象：善于烹饪的负责做饭，有运动特长的负责带领体育运动，没有显著特长的也会尽力配合群体。对应《傲慢与偏见》的舞台，班纳特家的五姐妹也经过了类似的预备期：天性温柔体贴的吉英成为淑女的典范，伶牙俐齿又不乏自律精神的伊丽莎白则化作良心的代名词，吉蒂主管咳嗽打岔，丽迪雅负责制造风波，五姐妹中长得不好看的曼丽则发愤钻研学问，讲究才艺，老是急着要卖弄卖弄自己的本领。
伊丽莎白因为伶俐些获得了班纳特先生的偏爱，班纳特太太则认为，伊丽莎白论漂亮，她抵不上吉英一半；论性子，好抵不上丽迪雅一半。好脾气的吉英得到了几乎全家一致的喜爱，形成对比的是沦为全家私下挖苦对象的曼丽。类似情况重现在100多年后的洞穴实验中。隔离分组活动几天后，两个小组各自自发选举出了长官和副官等上层阶层，层级式的组织模型开始显现：主意多、有技能的升到了较高的位置，另一些则逐渐移向底层。为评估各小组内成员的彼此看法，谢里夫和工作人员通过大量细致的观测，以便进行交叉检验。结果显示，孩子们都一致过高估计那些非常关心集体的成员的表现，而过低评估那些对群体比较疏离、立场不鲜明的成员的表现。那些缺乏团队精神、刚愎自用的成员受到了冷遇、奚落甚至威胁，因为群体内认为，他们对群体活动中没有贡献。用威胁一词来形容或许有些过分，但伊丽莎白和班纳特先生因害怕给全家出丑而阻止曼丽演唱时，态度也足够强硬。
仪式与礼节也是某些虚荣的外在表现。谢里夫的洞穴实验证明，当各组男孩建立起自己的组织结构后，相关的社会仪式和礼节也随即产生，例如长官或是其他高级成员会在吃饭时保持优雅的姿态、维护秩序；长官的意见成为团队的礼节，成员会自觉遵守。他们制作了帮派的旗帜和标识，发明了游戏并制定规则，建立了分工与奖惩机制。在此期间，甚至出现了某些特殊的群体文化：某一小组的一个男孩白天干活时弄伤了自己的脚，他一直坚持直到晚上睡觉时才告诉同伴，此后，该小组的孩子都会等到一天结束，才会告诉他人自己的受伤情况。
实验第一阶段持续了6天，两个小组各自给自己的团队命名为响尾蛇（the Rattlers）和老鹰帮（the Eagles）。露营第一周结束后，两个小组第一次在营地的棒球场上发现了对方，实验第二阶段由此开始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在谢里夫的实验里，实验者告知孩子们要进行棒球、拔河、橄榄球、寻宝奇兵等比赛，获胜的一组可以获得包括奖牌和刀具在内的奖励，还许诺最后评选总分第一的冠军。在简奥斯汀的舞台上，各群体被赋予的则是一场场舞会的诱饵，最终的奖品是金龟婿。
响尾蛇和老鹰帮最初的接触还是基本友好的。浪搏恩村群体对于尼日斐花园的最初评价也是积极的：据说威廉爵士很喜欢他。他非常年轻，长得特别漂亮，为人又极其谦和，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打算请一大群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这真是再好也没有的事，喜欢跳舞是谈情说爱的一个步骤。
威廉爵士从前在麦里屯做生意，因为在当市长的任内获得了一个爵士头衔，从此歇了生意、举家搬迁到距离浪搏恩不远的一幢房子里，并将自己的住处命名为卢家庄。威廉爵士平日最喜欢回忆觐见国王时的点滴细节，与班纳特先生特别知己。他的家人中，卢卡斯太太是个很善良的女人，真是班纳特太太一位宝贵的邻居；大女儿夏绿蒂是个明理懂事的年轻小姐，年纪大约二十六七岁，她是伊丽莎白的要好朋友。在尼日斐花园的贵人出现前，班纳特与卢卡斯两家几乎可以被视为彼此以我们称呼的同一我群，然而当奖品明确出现时，没有什么能妨碍心直口快的班纳特太太直截了当地将比赛争先的重要性置于第一位：看女儿的分上吧。只请你想一想，她们不论哪一个，要是攀上了这样一个人家，够多么好。威廉爵士夫妇已经决定去拜望他，他们也无非是这个用意。你知道，他们通常是不会拜望新搬来的邻居的。
第一场舞会结束、发觉夏绿蒂可能对吉英的婚姻造成威胁，班纳特太太当即露骨地批评：他头一场舞是邀请卢卡斯小姐跳的。我看到他站到她身边去，不禁有些气恼！不过，他对她根本没意思，其实，什么人也不会对她有意思；当吉英走下舞池的时候，他可就显得非常着迷了。在尼日斐花园，当彬格莱提出夏绿蒂看来是位很可爱的姑娘，班纳特太太更加不客气地反击：你得承认，她的确长得很难看。卢卡斯太太本人也那么说，她还羡慕我的吉英长得漂亮呢。当夏绿蒂同意了柯林斯的求婚，事实上成了班纳特家产的未来女主人时，班纳特太太的愤恨达到了极点，卢卡斯太太一方也没有表现得更加友好。
当面冷嘲热讽、背后议论长短，即便恶毒如彬格莱小姐含沙射影的信件，简奥斯汀舞台上的种种猜度、嫉妒、争斗还有一层柔情的面纱遮盖。相形之下，谢里夫的实验结果用更直白的方式记录下了不同群体因冲突而导致偏见不断加重的过程。比赛中，响尾蛇最后得到了总分第一的奖杯，同时也没有让老鹰帮忘记这次失败，他们在球场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将其据为己有。随后两组人开始相互咒骂，高唱着侮辱对方的歌曲。不久后，两组人就拒绝在同一个房间里吃饭了。
谢里夫和工作人员安排了一些更苛刻的情境以诱发两组的仇怨。他们精心设计了一场篝火晚会，提供一些非常美味的食物及一些乏味的食物，然后安排一个小组略先于另一组到场、赋予他们获取优质食物的优先权。后到达的一组面对一堆残羹冷炙自然非常恼火，而先到者因认为自己有权优先选择食物，也不满后来组的无事生非。实验者偷听的结果，冲突初期是相互对骂。每组成员都骂对方是下流的、自以为是的和臭烘烘的，而将本组成员形容为勇敢的、坚韧的友善的。两帮孩子花了很多时间打口水仗，通过贬低对方使自己感到满足，开始使实验失去控制了。
一天，老鹰帮的几个孩子发现响尾蛇插在棒球场上的旗帜无人看守，便将其拔起烧掉，随后将烧掉后的残骸放回原处并高声歌唱挑衅歌曲。响尾蛇于是同样焚烧了对方旗帜作为回应。双方首领于是带着手下到指定地点准备开始一场决斗，研究人员及时介入终止了事态恶化，但没提防当天晚上响尾蛇突袭了老鹰帮的营地，掀翻了床铺、撕坏了蚊帐，并于第二天偷走了一个老鹰帮成员的牛仔裤，在裤子上涂鸦侮辱性图案，还跑到老鹰帮营地前大肆炫耀。老鹰帮随后组织反击，双方都将自己的行为称作以袭击对抗袭击或袭击与反袭击，一连串相互挑衅后，冲突终于升级，两组各自都准备了刀具、石块等武器，幸亏实验者及时发现予以阻止。
实验的第二阶段也持续了6天。临近这一阶段结束时，谢里夫设计了捡豆子等游戏来进一步测量两组成员彼此间的偏见程度，结果表明，双方给对方做负面偏见判断的倾向意境超过人格判断的范围，延伸到了对对方行为表现和能力的故意贬低上。我认识很多女人，而真正多才多艺的实在不过半打。假如说达西的这通褒贬还有可能是针对纠缠已久的彬格莱小姐而非伊丽莎白，伊丽莎白这番宣告则称得上充满了捡豆子效应的偏见：从开头认识你的时候起，几乎可以说，从认识你的那一刹那起，你的举止行动，就使我觉得你十足狂妄自大、自私自利、看不起别人，我对你不满的原因就在这里，以后又有了许许多多事情，使我对你深恶痛绝。我还没有认识你一个月，就觉得像你这样一个人，哪怕天下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愿意嫁给你。
无效的接触与超越性目标
依据谢里夫的设计，实验的第三阶段要力图消除第二阶段所造成的仇视。然而，事实证明这并非易事。通常人们会假设：倘若安排两组成员坐在一起、有心平气和交流的机会，每个组都会发现对方毕竟不是那么坏。这也就是所谓接触假设，即：互相隔离或缺乏接触是加剧成员对外群体抵制和消极评价的主要原因，通过促进各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减少这种抵制和贬值。然而，谢里夫的实验否定了这一假设。实验者发现，此时两组成员都表现出不愿再与对方接触的强烈意愿，即便是在一种友善的情境下（例如聚餐、看电影、晚会娱乐等），倘若得知对方会到场，队员会表示拒绝参加。简单把两组糅合在一起只不过给他们创造了加深仇怨和粗暴攻击的机会。两组成员在公共食堂里划分界限，相互破坏对方、互相咒骂、扔餐巾纸。实验结果表明，接触本身并不是减少内群体/外群体区别意识和相应偏见的充分条件。
类似例证也可以在《傲慢与偏见》中看到。班纳特太太设计安排吉英住进尼日斐花园以推进她与彬格莱的交往，这步棋班纳特太太确实得算，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彬格莱姐妹的偏见。彬格莱姐妹仍旧肆无忌惮地在班纳特姐妹不在客厅时对她们的家庭出身大加嘲讽，将伊丽莎白视为自己争夺达西的假想敌的彬格莱小姐则私下攻击她既傲慢又无礼貌，不懂得跟人家攀谈，仪表不佳，风趣索然，人又长得难看。除了吉英与彬格莱这对原本彼此有意的恋人，将近一个星期的相处并未对消除其余几人的傲慢或偏见起到多少作用。达西依旧坚持在乡下，你四周围的人都是非常不开通、非常单调。伊丽莎白在另一场合的回击也仍然带着她典型的自以为是味道：当然，我知道你希望我回答一声是的那你就会蔑视我的低级趣味，好让你自己得意一番，只可惜我一向喜欢戳穿人家的诡计，作弄一下那些存心想要蔑视人的人。晚间壁炉前一场有关虚荣与傲慢的言语交锋充分验证了谢里夫实验的结论：简单地把两组糅合在一起只不过是给他们创造了加深仇怨和粗暴攻击的机会。几天相处下来，达西决定叫自己特别当心些，目前绝不要流露出对她有什么爱慕的意思一点儿形迹也不要流露出来，免得她存非分之想，就此要操纵我达西的终身幸福，伊丽莎白同样决绝地告诉自己：她所以引起了达西的注意，大概是因为达西认为她比起在座的任何人来，都叫人看不顺眼。她做出了这个假想之后，并没有感到痛苦，因为她根本不喜欢他，因此不稀罕他的垂青。
谢里夫在实验结束后就此总结道：当一个目标只有一个组可以实现时，两组之间的竞争就会导致相互之间的贬损形象。尽管如此，此时两组经常进行的一些活动还是出现了一些共同的超越小组内部坐标系的集体目标。在简奥斯汀的世界中，仔细观察也会发现这样的细节：尽管彼此间仍存在芥蒂，彬格莱小姐、柯林斯已经成为伊丽莎白和达西共同排斥的集体目标。100多年后的洞穴实验中，研究者将这一趋势解释为：这种层次的认同的根基并不在于存在偏见的两组是否共处，此时两组仍将对方组一律视为外人，只是在共同活动已经形成了为两组成员同时分享的集体目标。换而言之，无论伊丽莎白与达西是否结识、彼此关系如何，他们各自的内群体都会对彬格莱小姐或柯林斯产生类似的判断。
鉴于已经出现的一些集体目标，谢里夫设计了一些新的实验情境。在1954年的实验中，这些情境成为转变两组男孩偏见态度的关键。谢里夫和工作人员阻断了营地的供水，同时告知两组孩子危机出现、一些破坏者蓄意袭击了营地的供水系统。为了解决危机，两组孩子先是分别从各自的营地排查起，最后发现问题的症结在于一个公共水箱。水箱由此成为至关重要的集体目标，两个小组不得不放弃隔阂，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一问题。清理水箱的工作总共花费了45分钟，当第一滴水顺利流出时，两组成员同时发出欢呼，响尾蛇甚至大度地允许老鹰帮打第一杯水，第一粒和平的种子被播下了。
实验者随即安排了电影票问题。实验者选择了两部当年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颇具吸引力的电影：《宝岛》与《诱拐》，告知两组孩子只能二选一放映一部。经过共同举手表决，《宝岛》入选。此时实验者故意表示为难，提出放映电影需要15美元，而营地并未准备这一预算，因而建议两个小组各自分摊3.5美元，剩余部分由营地补齐。两个小组很快接受了这一方案，虽然当时响尾蛇中已经有几个孩子因为想家而离开营地，也即事实上该小组每人分摊的费用要高于老鹰帮。
其余类似的考验还包括合力将运送食物的卡车从泥泞的路辙上推出等。为了解摩擦的减少量，谢里夫多次采用了填写评价量表的方法，结果发现，经过一系列目标一致的合作考验后，双方都不再像从前那样以组名代指对方的具体个人，赋予外人的那种刻板负面评价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于同组成员的单纯良好特征评价也降低了。换而言之，统计数据上出现了两种典型的下降：我们都是好男孩的评价数下降了，同时他们都是坏男孩的评价也下降了。
简奥斯汀为伊丽莎白和达西安排的和解的途径在后人看来有些俗套，但在心理学家看来或许是唯一可行的途径，至少他们近乎完美地遵循了童子军们彼此谅解的过程。达西留给伊丽莎白的辩解信与其说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如说仍是此前理想化的同处以化干戈的又一次徒劳尝试，伊丽莎白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安慰，因为她家里人不争气，招来他的訾议，并不能从恭维中得到补偿。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真正具有水箱危机意义的事件源自于她和舅舅嘉丁纳一家初次造访彭伯里大厦时。伊丽莎白的危机感在于担心自己的舅舅身份低微受到嘲笑，达西的危机在于之前求婚遭到拒绝就因为看不起伊丽莎白家里微贱的亲戚和自己妹妹的私奔。嘉丁纳一家的感受因而成为双方共同在意的集体目标。达西礼待嘉丁纳一家，由此换得嘉丁纳这不仅是客气而是真正的殷勤的评价，并进而在韦翰的问题上第一次赢得了伊丽莎白无保留的支持。当伊丽莎白感慨何况他这样的热情并不能增进他自己的体面也只会落得尼日斐花园和罗新斯的太太小姐们嘲笑指摘时，她已经几乎将达西视为我群的一部分，她对达西的评价也很快上升至：他无论在个性方面和才能方面，都百分之百是一个最适合她的男人。
时至此时，达西先生显然已经从坏男孩变成了好男孩。至于此后在丽迪雅私奔事件中扮演救星角色，达西一方更是尽了自己王子英雄的本分。此时伊丽莎白对达西的认同甚至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她并不是担心达西会把这事情向外界传开。讲到保守秘密，简直就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能使她信任。此时的伊丽莎白不仅已经完全消除了对达西的负面偏见，甚至走向了另一极端，开始以达西群体的价值观来评判眼前的事件，将丽迪雅的私奔丑闻视为对自己和达西的共同伤害，认定即使丽迪雅能够体体面面地结了婚，达西先生也绝不会跟这样一家人家攀亲，因为这家人家本来已经缺陷够多，如今又添上了一个一向为他所不齿的人做他的至亲，那当然一切都不必谈了。
丽迪雅私奔事件的另一意义在于使班纳特一家内部达成了某种和解。这一暂时性的偏见消除比夏令营实验更加戏剧化地验证了谢里夫试图证实的猜想：群体的相互关系反映了群体间的功能关系；如果两个群体是竞争性的相互依赖（一个群体的利益增长依赖于另一群体利益的损耗），群体相互仇视就会最大化。竞争产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增加了群体内部团结和凝聚性，但因此群体内对于另一群体的偏见也滋长起来。相反，如果群体间是合作性相互依赖（例如两者之间存在一个超越性的目标），那么其相互间的仇视就会减少，并从而逐渐改善群体的相互关系。换而言之：只有不同群体成员之间的广泛合作和相互作用，才能促使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可朝积极的方向发展。
拯救丽迪雅不仅已经是存在于伊丽莎白与达西之间的超越性的目标，更成为班纳特一家要面对的共同目标。伊丽莎白父母双方在家庭出身上存在地位差距，从班纳特先生将自己的婚姻归结为因为贪恋青春美貌就可以约略看出他对妻子娘家的态度。简奥斯汀将班纳特太太的弟弟嘉丁纳先生形容为通情达理、颇有绅士风度的人物，其教养堪当成为彭伯里大厦的座上宾，但从伊丽莎白私下都不将舅父一家视为上流人物看，向来与伊丽莎白价值观一致的班纳特先生也不会对嘉丁纳给予太高的评价。当共同的危机出现时，班纳特先生不得不降低姿态、亲自前往伦敦，受吉英与伊丽莎白所托的嘉丁纳一家虽然平常并不喜爱丽迪雅，可是他们却不得不感到深切的忧虑，因为这件事不单是牵涉到丽迪雅，而是对于大家都体面攸关，然后便一口答应竭尽一切力量帮忙到底。当一切似乎是假借嘉丁纳之手得以解决后，尽管班特纳先生仍有些懊恼于这事情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如今却得由他舅爷独自拿出钱来成其好事，但毕竟过意不去，准备屈尊写信打听出舅爷究竟帮了多大的忙，以便尽快报答这笔人情。
谢里夫1954年的洞穴实验的结局是愉快的。时至夏令营结束返城时，尽管一直分开住在各自的营地，两个小组都提出希望乘坐一辆校车。当他们提出这一要求并得到获准时，其中很多孩子甚至欢呼起来。登上校车后，座位的分配并未依照组别的划分。在临近城界的一次停车休息时，响尾蛇的一个成员询问得自捡豆子比赛的5美元奖金是否还在。随后有更多的响尾蛇成员提出同样的问题。最终响尾蛇的首领决定：将这上万美元用于购买豆奶，分配给包括老鹰帮在内的所有孩子。《傲慢与偏见》的结尾也出现了类似的融合场面：班纳特先生成为彭伯里大厦的常客，彬格莱夫妇在德比郡邻近购置了房产，于是姐妹俩从此不过相隔三十英里了。虽然达西并不情愿让韦翰到彭伯里大厦来，但是看在伊丽莎白面上，他依旧帮助他找职业。
洞穴的莫比乌斯出口
谢里夫的研究如此出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说明了不同群体间克服傲慢与偏见、得到某种程度和解的最可能出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当年显然不是因为其心理学价值而走红（确切地说，傲慢与偏见甚至不是这部小说原本的名称），但这种带有道德对仗感意味的书名在那个时代本身就很受欢迎。简奥斯汀一直努力让自己雕琢的象牙板远离国家与政治的话题，谢里夫则从罗伯斯洞穴实验以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其他类似研究中得出了一个更现实的结论：实验中的两组孩子可以被想成是微观世界中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政府、法制系统，同时他们划定界限，以此将自己和邻国区分开来；各个团体自然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化、人员身份结构和界限范围，无论是在这两组孩子间还是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都是从这些内部结构中产生了冲突的根源，而克服傲慢与偏见的最有效方法是对更高一级的、延伸到群体的界线以外的目标的聚焦。这种结论显然会是简奥斯汀乐于看到的，如同英国学者坦纳（Tony Tanner）注意到的：简奥斯汀接受了18世纪思想的熏陶，十分看重18世纪反复强调的节制、理性以及明晰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在简奥斯汀出版《傲慢与偏见》的同一年，拜伦、柯勒律治、司各特、雪莱都有作品问世。
谢里夫洞穴实验的结论经过了时间的考验，也在欧洲、澳大利亚、以色列、非洲以及美国的实地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现实冲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偏见的理论研究的新思路，此后的相对剥夺理论（1959年）、社会支配理论（1994年）以及社会学习理论中有关偏见的解释都曾受此影响。然而，后世一些社会心理学者也指出：谢里夫的实验是一种理想化的研究，在某一理论的创建初期，这种研究的价值功不可没，但并不能因此忽略现实中更为复杂的群体划分方式。谢里夫的研究针对的是在社会经济背景、个体的基本素质方面都条件相同的两个群体间的相互偏见，但在现实中，条件相同的个体往往会形成自己独特而相对稳定的群体，而条件有差异的个体之间才会形成不同的群体。倘若由此推论，偏见往往更可能产生于各种条件不同的群体之间。心理分析有时与探案没什么不同：在心理学领域，每个分析者都希望看到本格派式的稳定，但总避免不了变格派的案例。就整体故事轮廓而言，《傲慢与偏见》呼应了谢里夫的洞穴实验，但在具体细节上却因小说家的特权而展现出更复杂的可能，而这种小说中的虚构环境倒经常反讽地与日常生活不谋而合，在无意间甚至超越了谢里夫洞穴实验希望探究的人性复杂性。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狄克特（John Duckitt）在1994年提出：绝大多数关于现实冲突理论的验证性研究都局限在一种竞争模式上，在这样的模式下，两个竞争群体在身份和权力上是平等的。然而，实际上冲突往往产生于身份和权力不同的群体之间；另外，拥有主导地位的群体即便获得了所有利益，也未必会和弱势群体之间发生冲突。出于这样的考虑，在现实冲突理论的基础上，狄克特发展出了有关现实冲突类型与偏见行为方式的类型学理论。
按照狄克特的类型学划分，罗伯斯洞穴实验及其相似的研究都只反映了偏见行为方式的一种类型：两群体地位相同，认为外群体有威胁，对外群体的行为持敌对倾向，此时内群体的作用就是动员内部成员应对冲突。当内群体赢得了游戏，也即内群体占据了主导地位时，随即就会将外群体贬斥为劣等的，进而对其加以诋毁，同时将自己的主导地位视为自然形成的，进而对之合理化解释、对外群体进行压制。简奥斯汀笔下彬格莱姐妹与班纳特一家之间的对立大致处于这一类型：尽管收入有所差距，但两家的社会出身都属于乡绅-商人混合体，细究起来大家半斤八两，故而基本可以视作地位相同的两个群体。
狄克特还将冲突类型分为对主导地位的外群体反应、内群体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时的反应两大类。前一种情况中，内群体处于不利的地位，一直受到占主导地位的外群体的压制，当这种压制持续而稳定时，内群体成员会形成一种失败意识，这类似于习得性无助：一种个体无论如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的信念。此时，外群体会被认为是优等的，内群体会屈从于外群体的压制，这时内群体的主要任务是避免冲突。《傲慢与偏见》中有位近乎漫画形象的柯林斯先生，狄克特所言的习得性无助在他身上有精妙的阐述。
柯林斯是班纳特先生产业的未来接班人，简奥斯汀对他的评价是：为人本来很是谦卑，不过他本是个蠢材，现在生活又过得很悠闲，当然不免自高自大，何况年纪轻轻就发了意外之财，其更自视甚高，哪里还谈得上谦卑。他看到他的女施主地位颇高，便悉心崇拜，倍加尊敬；另一方面又自命不凡，自以为当上了教士，该有怎样怎样的权利，于是他一身兼有了骄傲自大和谦卑顺从的两重性格。此时柯林斯还只算是班纳特家族中的一个怪胎，夏绿蒂卢卡斯的加入使得这个家庭形成了单独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夏绿蒂原本是伊丽莎白明理懂事的闺中密友，却以令人错愕的速度下嫁于市侩气十足的柯林斯，理由是：大凡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总是把结婚当作仅有的一条体面的退路。尽管结婚并不一定会叫人幸福，但总算是她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在夏绿蒂的眼中，柯林斯就是这样一个可靠的储藏室，婚后伊丽莎白拜访时虽感慨夏绿蒂对于现状究竟满意到什么程度，驾驭丈夫的手腕巧妙到什么程度，容忍丈夫的肚量又大到什么程度，也不由得承认，一切都安排得非常好。回归到心理学的说法，此时夏绿蒂与柯林斯的内群体的主要任务已经成为避免冲突。
狄克特同时提出与此相对的一种类型：倘若外群体的压制不够持续和稳定，内群体对通过努力获得成功还抱有希望时，就会感受到来自外群体的强烈压力并进而产生敌对态度，内群体会被组织起来反抗外群体。在后一种情况中，内群体处于主导地位，但这种地位受到了来自外群体的挑战。如内群体认为这种挑战不合理，那么外群体就会被赋予劣等的、有威胁的等负面形象，对待外群体的态度调整为敌对与诋毁。此时，内群体会动员内部成员应对冲突，对这种挑战行为进行压制，并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制造合理化解释。相反，如果这种挑战行为被内群体认为是合理的，那么外群体就被赋予了有权势的形象，进而做出表面的容忍，此时内群体的主要任务就是尽量避免冲突。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本人就成为与夏绿蒂的选择完全相对应的一个类型。
尽管向达西挑衅说我从来没见过哪一个人像你所说的这样有才干、有情趣，又那么好学、那么仪态优雅，自幼受父亲宠爱、惯于拿本书来消消遣遣的伊丽莎白显然是将才干之类的形容词赋予自己的，也显然对通过努力获得成功抱有希望。抛开小说家对精简笔墨的考虑，倘若在现实生活中，伊丽莎白对达西的反感实在来得过快，究其根底不过是达西的一句她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打动我的心，眼前我可没有兴趣去抬举那些受到别人冷眼看待的小姐。如同狄克特的理论，在心理上仍处于主导地位的伊丽莎白立即赋予了劣等的负面印象。从拒绝与达西跳舞到因吉英生病而滞留在尼日斐花园的几天生活，首先表现出敌对傲慢的与其说是达西不如说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同时为自己的这些压制行为合理化解释为我一定要叫他明白我并不是个糊涂蛋。与此对应，当韦翰的身份真相大白乃至达西对自己的家人做出善举后，达西曾经的傲慢被重新解释为她完全相信他是个极其宽宏大量的男人。不过，他既然是人，当然免不了要得意，可能的冲突也突然找到了合理的解决办法：伊丽莎白为了不让达西受到这些人的纠缠，便竭力使他跟她自己谈话，跟她家里那些不会使他受罪的人谈话。虽然这一番应酬大大减少了恋爱的乐趣，可是却促进了她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她一心盼望赶快离开这些讨厌的人物，到彭伯里去，和他一家人在一起，舒舒服服过一辈子风雅有趣的生活。伊丽莎白自己的一句话恰到好处地解释了她的本性：要是他没有触犯我的骄傲，我也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
不过，即便有变化各异的类型方便心理学家选择不同的治疗床，心理学家至今仍很难确定这种对外群体成员的合作认可态度是仅局限于当时的环境，还是会推广到其他环境和其他外群体成员。经常被人们遗忘的事实是：1954年的洞穴实验并不是该类型中的第一个，而是谢里夫和同事们完成的一系列实验中的第三个。之前两个同类型的实验都只进行到相当于1954年实验的第二阶段。前两次实验的与1954年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男孩在实验第一阶段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了解，在这一基础上结合一定的自愿原则进行分组。1949年的实验进行到第二阶段时，两组孩子已经团结起来对付一个共同的敌人；而1953年的实验进行到第二阶段时，两组孩子事实上开始联手对付实验者。
英国社会学家比利格（Michael Billig）由此在1976年提出：综合三次实验的结果，实际上可以发现，谢里夫的洞穴实验涉及的不是两个组而是三个：实验者本身同样构成了系统中的第三组因素。更重要的是，实验者显然是最强大的一组，因为两组孩子间的很多冲突都是实验者安排的。正因为实验者们有制造两组孩子间争端的强烈愿望，这场实验出现了第三个偏见人群：实验如果失败，损失最大的是实验者；而如果实验成功，也是实验者收获最多。
对于《傲慢与偏见》的洞穴实验来说，简奥斯汀本人无疑也是第三组因素，她的个人因素对实验结果或故事结局的走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同谢里夫对群体冲突产生兴趣也必然有其个人原因一样。谢里夫1906年出生在土耳其一个富裕家庭里，后来在哈佛大学获得学位，在美国定居后将自己的土耳其姓名Muzaffer Serif Basoglu改成了后来更易于被美国文化接受的形式。谢里夫的妻子伍德（Carolyn Wood Sherif）原籍美国印第安纳，比谢里夫小16岁。经过一段导师与助教的师生恋后，两人在1945年完婚，伍德随后与谢里夫合作完成了罗伯斯洞穴实验。伍德在1983年的自传中承认，两人在婚姻中遇到过难题。除通常的家庭琐事外，不同的家庭出身、不同的学术阶层给家庭生活造成了额外的压力。伍德坚持在婚姻与事业上获得平等的待遇，而公开宣称支持女性在学术界获得平等地位的谢里夫成为伍德心目中完美的伴侣。然而，两人一起完成的研究报告却一直只归于谢里夫名下，因为伍德没有一个博士头衔或某所大学的教职。这种状况直到伍德为谢里夫生下三个孩子、于1958年重返校园并于1961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才结束。
简奥斯汀的生平更加广为人知。她原本就不差的出身在后世的拥趸考证下益发显赫，已经出现了伦敦市长、公爵等头衔，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在《理智与情感》中透露出的全家人在一家之主去世后不但经济拮据，还得寄人篱下的窘境。比较客观的说法应该是简奥斯汀的父亲乔治出生自羊毛织匠家庭，知识改变命运于牛津的圣约翰学院。由于妻子一方宗亲的帮助，乔治获得了斯蒂文顿镇（Steventon）的教区牧师职位以及邻近两个教区的牧师任免权。依照当时英国的社会观念，这算是最近似地产业主的高尚职业。《傲慢与偏见》出版于1813年，但初稿完成于1797年，简奥斯汀的父亲的去世则是在1805年。假如说《理智与情感》中很多情节都基于简奥斯汀一家在窘境时的写实（但不要忘记他们寄住的是一位年金1.5万英镑的亲戚提供的房产），《傲慢与偏见》就更近似大观园还处于仲夏季节的仙子游戏。
同样视为实验组织者的话，谢里夫与简奥斯汀的初衷似乎是一致的，他们都希望证明偏见是可以改变的。然而，谢里夫的三次实验毕竟只有一个有圆满的，或称符合谢里夫心意的结局，这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团体试图操纵两个弱小团体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有时候他们可以公平竞争（1954年实验），有时他们会联合抵抗共同的敌人（1949年实验），而有时他们又会联手对付更强大的那个团体（1953年实验）。英国心理学家切利（Frances Cherry）曾进而在1995年的著作《社会心理学中的刻板个体》（The Stubborn Particulars of Social Psychology）中指出，1953年版本的洞穴实验甚至更具研究价值，而且也使社会冲突理论显得更加可信：当开始反抗实验者的时候，孩子们显示出他们明白了自己是如何被操纵的；虽然1954年的实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次成功的研究，但1953年和其他两次实验相比更为实际，在现实中更为常见的情况是团体之间实力不均。团体之间不均等的实力从本质上改变了群体之间的动态力量。无论是国家、公司还是家庭，如果一方的实力更为强大，就会有机会产生精心安排的竞争与合作，甚至可能进行全方位的操控。不过，操控其他的团体本身也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因为弱小的团体并不总是按照制定好的规则行事。
照此来看，无论是谢里夫的洞穴实验还是简奥斯汀的洞穴实验，实际上还出现了更不可捉摸的第四组因素，他们有时与实验者同处一体，有时又以自己的偏见影响实验者的偏见：证明偏见可以消除这一概念本身或许就是一种偏见。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称的阐释循环事实上也存在于心理学对偏见的研究中，也即阐释者对一个文本整体意义的理解，必须通过局部词句的理解来完成，但必须假定有了对整体的理解为前提。更为形象的比喻或许是莫比乌斯环（Mobius strip）。莫比乌斯环可以用一个纸带旋转半圈再把两端粘上之后轻而易举地制作出来，经常被认为是无穷大符号infin;的创意来源。不同于一般的纸环，莫比乌斯环呈现出一个无尽的空间：一般的纸环有内外两面，内环和外环的长度都是有限、可测度的；然而莫比乌斯环的内外环长度却无法测知，因为它的内环的极限就是外环，而外环的极限是内环，两个看似不同的平面就此融会合一。无论是谢里夫的洞穴实验还是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最终的出口都在经历过一次简单的莫比乌斯旋转后回到了自身，而实验者本身在旁观者看来更接近在莫比乌斯环上宿命地爬行的蚂蚁。英国小说家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对人性具备堪比间谍的眼光，他在一篇讨论《傲慢与偏见》的文章结尾处有些恶毒地抄写了一封得自简奥斯汀远亲的书信，信中对简奥斯汀有这样的描述：很多时候简姑妈不是那么高雅姑妈聪明过人，为了提高修养，至少在和普通人打交道时变得高雅得体，她有意在作品中尽可能多地描述那些可能揭示平庸的内容她们的品位和行为与平常人不会有什么两样，尽管在智力与品性方面她们不同一般。不过，毛姆的结语倒是很不存偏见：这封信的内容揭示这样一个道理：你的成就可能震惊世界，但你的家人未必因你而感动。
（文中《傲慢与偏见》相关人名、地名及引文皆出自王科一1954年译本）
主笔 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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