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文化的心理諮商（97/05/30）
主持人：鄭伯壎教授、葉光輝教授
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們本土學討論很需要年輕的生力軍，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幾位大家耳熟能詳的家庭諮商心理學的權威，來進行這次本土討論會的演講，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四位講者，一位資深老師帶著三位高徒弟子，從十多年前開始，我在十五年前推動本土家庭心理的時候，討論有關本土諮商與心理輔導有關的議題，我知道這十幾年她一直帶著這幾位學生，他們一路做下來已經累積十幾年的經驗，陳秉華老師是師大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第二位洪莉竹教授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學系教授；第三位是賈紅鶯教授，目前服務於花蓮教育大學諮商心理學系；最後賴念華教授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諮商學系教授，後面這三位都是陳秉華教授一手帶出來的，而且範圍包括北部、東部都有，他的弟子滿天下，我們鼓掌歡迎她們為我們帶來本土心理諮商的主題。
演講內文：陳秉華教授
大家好，今天晚上很高興有這樣的機會，有諮商心理學界的人，在這裡做一個分享與討論，過去本土心理學界，主要是由我們很敬佩的人格社會心理學家在幾年開始越來越受到重視，好比我們系上的王麗斐老師，他就在中國輔導學會、諮商心理學組裡面，規劃一系列包括六場有關諮商與本土文化對話的主題，這樣的主題已經比較多了，我覺得很興奮、也很高興。我今天同時邀請了三位，我只是師傅領進門，她們其他三位都在自己的專業上長期生根，現在都有非常好的成就，她們今天會將其工作場域中看到的文化現象一起分享。我希望藉由我們四個人關心同樣的主題，但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可以豐富我們今天的討論，歡迎大家提供刺激、讓我們互相交流。我們今天每個人用二十分鐘的時間報告，之後再開放大家討論。我們四個人當中，我與洪莉竹老師比較會與大家分享我們所做的研究；而賈紅鶯與賴念華老師，會與大家分享實務工作，我們就先開始跟大家報告。
這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自我協調的諮商研究」。我想前面的概念，在座可能有許多人已經相當熟悉，這要歸功於楊國樞老師做了一系列與自我有關的研究，有許多建構，這要謝謝他的貢獻。我是從「文化變遷對華人自我的衝擊與影響」來談，華人社會長時間以來，受到現代化與西方文化入侵的影響，人們的「西方個人取向特徵在增加」，而傳統華人社會取向特徵在減少。所以從這角度來看，楊國樞老師對於兩類自我的定義是這樣的：個人取向的自我特徵是個人與環境或他人的互動方式為高自主性低融合性，強調人對環境的支配，以滿足個人慾望與興趣；社會取向的自我特徵是個人與環境或他人的互動方式為高融合性低自主性，強調的是人對環境的配合與順從，以建立合諧的關係（楊國樞，1993）。接著是陸洛與楊國樞老師所做的「華人社會的雙文化自我」，包括折衷自我、與雙文化自我。折衷自我 (陸洛， 2003)：華人自我同時存在一套兼容並蓄中國傳統互依包容與西方獨立自足的自我；雙文化自我(Lu & Yang, 2006)：現代華人身上，社會與個人取向兩種心理特徵與行為都已經出現，而在個人身上兼具有傳統性與現代性自我特徵，實徵研究也支持這樣的概念。
接下來處理的是「雙元自我的衝突性」，衝突性是我們諮商領域很看重的議題，因為我們面對個案時，很看重的部分，不管是內在的自我衝突、或是人際的衝突。所以在雙元自我的衝突性裡，楊國樞老師提到：個人身上的個人取向與社會取向自我的並存，可能彼此間是有衝突的，而成為個人的內在衝突，或是人際間的衝突（楊國樞，2004）。當我在這幾年看到文獻時，心裡很興奮，也希望能得到啟發，從生活經驗、以及個案經驗裡面，就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所以從 2001年，就提出「協調我」的概念。可能講到協調我，大家就會覺得是一個很熟悉的現象，我有一個個案的學生提到，他感到很困擾，他究竟要繼續升學？或是要就業，正在面臨生涯選擇。他自己很想升學，可是想出國留學，所以牽涉到很大一筆經費，但是他又想出來就業，因為他覺得已經到了成人階段，所以覺得賺錢奉養父母是很重要的，他就在天人交戰中充滿困擾，談到後來時，他找出一個可以解決的方法，而且想到時，整個人都覺得很輕鬆，他說知道怎麼處理了，他說：「我還是先出國唸書，雖然唸書會先花父母的錢（因為自己拿不出這些錢），
來報答我父母，也盡了我的孝心」。所以他以此解決衝突，「兼顧」對他來講是非常需要的。他要在自己需要、與對父母盡孝需要之間找到平衡點，所以在協調我的概念裡，我提到：在當前華人社會兼有傳統與西化的特殊文化脈絡下，每個人都需要面對在個人性自我與關係性自我的衝突中不斷作出協調，以取得個人在兩者間的動態心理社會平衡，使得個人的目標及需要與人際的和諧能夠同時兼顧與滿足（ Chen, 2001; 2004）。在這裡，我也的確看到了動態性，在某種時空脈絡下取得平衡，不保證下一刻還是固定的，人是不斷在變動的。在重視合諧關係的社會，個人過於強調與維護個人獨立與權益，會容易破壞人際關係，而出現人際與社會適應困擾；但是也同時開始強調看重個人自主獨立的華人社會，個人若過於看重合諧關係，而抑制或隱藏個人的需要與權益，會容易出現心理與情緒困擾。
至於這樣的話，協調我與心理諮商之間究竟有什麼關係呢？諮商目標：如何能夠協助有人際與情緒困擾的個體，達到兼顧個人需要滿足與人際的合諧關係，減少個人在心理或社會不適應；在這樣的目標裡，我想到有幾個重要的元素：個人自我的覺察、關係自我的覺察、自我協調 (個人我與關係我需要之間的彼此協調)。隨著這樣的理念，我進行實證研究，最近的一篇是在本土心理學研究中剛剛刊出來的：「諮商中伴侶關係的自我協調歷程研究（陳秉華、李素芬、林美珣， 2008）」。我選擇伴侶關係，因為這是親密關係，而在這親密關係中，我看到在彼此需要互相的協調性是非常高的，所以在這個研究中，我想探討在親密但有衝突題有三個：諮商中案主主要的自我與關係衝突議題為何？案主的自我協調歷程為何？促進案主在關係中自我協調的條件為何？我的研究對象有四對，25-35歲的異性伴侶（其中一對為夫妻），前來主動求助的皆為女性，但是經邀請伴侶也都願意加入諮商。女性案主及其伴侶學歷都為大學或碩士、女性案主的工作都與輔導有關，我們不是特別挑選，但是我們訊息發佈出去，可能比較容易接觸到與輔導相關的人；伴侶的專業背景則主要為理工學科。另外伴侶關係：一對為夫妻、另外三對分別為：在考慮是否要進入婚姻關係、正在準備結婚、以及經過多次分合、情感關係正陷入僵局。至於諮商的方式：我採用的是合併個人與伴侶諮商，每對案主及其伴侶接受八至十次諮商。其中每位女性案主接受個別諮商各為二至六次不等。諮商師的主要任務，在個別諮商方面：催化案主進行自我探索、自我覺察與澄清確認，協助案主理解個人行為與伴侶互動關係的關連與相互影響性、思考在關係中為滿足自我需要可採取的行動；在伴侶諮商方面：協助伴侶探討關係中的困難、在關係中的溝通與自我表達、增加對彼此的了解、情感的連結、面對衝突與處理。
接下來我向大家簡單報告幾個主要的研究發現：一個是在關係衝突裡面，我們看到幾種，一種是自我需要無法在關係中獲得滿足 (需要被了解、需要有情感的交流分享與照顧)，還有雙方生活態度與信念的差異、個性差異、以及關係外他者的涉入（異性、家人）。在自我衝突方面，看到有三個變項，一個是：關注個是自我表達 vs.抑制自我表達。
接下來看到的是諮商歷程中自我變化的面貌，一個是在「關注自我需要」與「關注對方需要」間來回移轉；另外一個是在個人自我的覺察與表達是持續增加的，面向包括個性或特質、個人獨立自主的心理需要、個人行為反應模式、伴侶因應衝突的模式、在伴侶關係中自我的情緒感受與價值信念、自我與伴侶的期待等；另外一方面在關係自我的覺察溝通與表達，也看到一些變化的特徵，包括：個人對伴侶或關係的情緒感受或價值信念的覺察、對伴侶關係與情感需要的覺察、對伴侶及關係有情感性的溝通表達與分享、在伴侶關係中的情感性自我被關懷與照顧再仔細去看這樣的協調歷程，是一個不斷進展的動態歷程，所以我看到的是隨著諮商進展與伴侶關係的變化，案主的個人性自我與關係性自我不斷相互變化與調整，達到較滿意的自我狀態與關係的維繫。在個人自我與關係自我面向的擴大方面，特別看到的是：原本以關注自我需要為重心的案主，在關係自我的面向上擴大之後（對伴侶表達情感性的關心），伴侶關係得以有進展，其中一對的案例是這樣的，一位女性案主在進入諮商時，她很關心的是，在這段關係裡，她能夠得到什麼，要如何得到滿足，所以當她把焦點放在自己身上時，她對伴侶關係有很大的不滿意，覺得伴侶不能滿足她的心理需要。可是當我們在會談的時候，慢慢談到她在關係自我的面向時，例如幫助她看到，她的行為對伴侶造成的影響，還有伴侶在她行為改變之後，怎麼樣回應她，在回應裡，如何滿足她的需衝突的案主，我們資料裡有一半的案主是這樣的情況，但是隨著諮商的進展，他一方面個人性自我面向上擴大（對個人性自我需要的意識與表達增加），一方面也持續在關係中投入對伴侶的關切，會有利於在個人自我滿足與關係維繫，兩方面都可以有些進展。我們還有一對是這樣的情況，這一對雖然增加個人性自我的覺察、但都堅持個人性自我需要的滿足，缺少持續對伴侶的關注與情感性投入，所以諮商進行到後來時，發現在個人性自我方面，包括對於自我的覺察，對於自我價值觀信念的確認，都會得到較大滿足，但不利於關係的發展。另外也看到案主的自我協調性，會與伴侶的自我協調反應有關。
最後看到在伴侶諮商中促進自我協調的要件，第一個要有個人改變的意願，這在我們諮商過程中是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接下來是對自我與互動關係的覺察，自我的直接溝通與表達、尊重對方、產生有助關係滋養的互動態度與行為、持續改變的行為。回到這樣的自我協調取向，所可以建構的諮商模式，有幾個重點，一個是同時發展個人性與關係性自我，這是諮商的目標，在這目標裡，促進個人自我多面向的覺察與表達、關係自我多面向的覺察與表達，達到促進個人滿足與關係平衡的心理社會狀態。
接下來我們另外在進行一些研究，這研究目前處於資料分析階段，我們進行伴侶關係諮商小團體與成效研究，涉及小團體方案的設計，裡面有相當多時間是讓八對伴侶有自己相處的時間、也有回到大團體裡來討論的，其中一個方案的設談衝突議題，讓每個人進行多元自我的對話，再做伴侶多元自我的互動與相互影響，再看看是否有自我協調與改變。例如我們看到其中有一對夫妻，先生母親很年輕就守寡，先生又是獨子，很想孝順母親，所以希望每個月給母親零用金，但是太太覺得零用金給太多了，會影響他們的生活、以及以後的家庭計畫，所以各不相讓，有很長的時間形成僵局，我們在活動裡，讓先生與太太分別展現多元自我，我也採用楊國樞老師自我四元論的觀念，看到這位先生在多元自我的對話上，一開始是希望能夠好好地孝順母親、不干預母親怎麼使用錢，甚至是自己有多少錢就會盡量給，家庭自我是這位先生在自我結構裡最突出的部分，可是在太太自我結構裡，最突出的是希望能把最好的資源都投注在夫妻關係裡，他們在這兩部分的結構，很明顯是不同的，可是在互動過程中，兩個人都有很明顯的改變，先生在聽到太太有更多不是在抱怨、而是太太對於自己所成立家庭的關心、以及希望好好經營小家庭，先生聽到了太太這方面自我的敘述之後，開始願意去調整原先的自我結構（把孝順母親放在第一位），另外很有趣的是，在平行過程中，看到太太改變自己的自我結構，開始出現對於先生母親的關心，她用的方式正是這個先生自己做不到的，這位先生說，他能想到孝順母親的方式就是給母親錢，因為長久以來先生與母親的關係很疏離，太太卻表達出對母親的關心，所以太太也調整自我結構，彼此在自己的自我、與相互的關係上做出協調，結束的時候，是他們兩個人都可以接受的方式，這是我們目前的研究、以及有趣的現象，先跟洪莉竹教授
我接下來要報告的主題是：「從文化衝突的觀點看諮商員倫理困境與決策歷程」。我會有這樣的研究脈絡，與我個人開始學習諮商、到在諮商裡遇到文化衝擊的經驗有關，我是從個人的文化衝擊經驗發展，我的經驗是我研究的起點，研究過程又重整了我個人的經驗，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我對個人的思考歷程與研究主題只會做簡單的介紹，我會把焦點放在我所做的研究，分享研究發現、以及我因為這些研究發現，所引發的後續思考與實踐。我用了 Pedersen(1995)對個體文化衝突經驗的描述可做為個人經驗的註腳，包含五個階段，不過這個我就不交代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再找書看。一開始我是念國文系的，所以接觸到心理諮商專業，只能用驚豔來形容，且勇於投入，屬於蜜月期。不過蜜月期沒有多久，我在學習諮商的過程就有很多挫折與困惑，例如：我常常被問，我怎麼有這麼多「非理性信念」？我怎麼這麼習慣「控制」情緒？我發言時別人就會說我太大頭腦，我不發言時，別人就會認為我太防衛，可是他們說我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發言，只是我常常決定不發言，每次最後大家都要問我「妳怎麼了？」。另外，我的個性是往前看的，所以我剛開始學諮商時，對於諮商常常要花很多力氣去探索過去，有很多很多的困惑，我會覺得探索過去是改變的必經路程嗎？尤其我在學校工作，學生經常要解決眼前的問題，我沒有時間去討論過去的事情，尤其每次
很困惑，可是當我把問題提出來的時候，我的朋友都沒有問題，只有我有問題，我就會覺得我是不是不適合學諮商？
還好我遇到一位很好的指導教授，陳秉華老師帶著我用文化的眼光看我的經驗，所以在重新整合階段裡，我進行了一篇對我個人來說很重要的研究，我去探討「臺灣諮商輔導人員在學習諮商過程中文化議題的衝擊與統整」，在進行研究過程中，我也從黃光國老師這邊受益很多，黃老師是我博士論文的口委，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開始接受本土心理學的討論活動，有很多的學習。我們發現台灣的諮商輔導人員在過程裡，確實會有文化信念衝突，包括人性觀、人我觀、自我觀、諮商觀、文化觀，換句話說，諮商知識的學習與我們的環境，確實是有一些觀點並不完全一致，我們也發現有很多諮商人員在學習諮商的過程裡，他們是經過一些過程來反省文化議題，包括從一開始從來不覺察文化的影響力、到文化衝擊經驗促發諮商員的文化意識、到開始有些衝突、以及採取一些調整的行動，經過那樣的討論之後，慢慢地有文化的概念，從文化的觀點，瞭解諮商過程中的經驗是有價值的，後續我又參與了陳老師的國科會研究計畫：「心理諮商人員對於家暴問題的理解與文化脈絡關係」，這樣的研究過程，對於我後續獨立出來發展我的研究，是很重要的思考基礎，慢慢地累積幾年之後，我開始確定，諮商裡是有文化價值議題的，所以當我在思考、或是實務工作時，我就越來越關注諮商中的文化議題，但是文化的概念狹義來看好像只是種族的差異而已，可是我們同樣在華人地區，我們發現即使不是種族差異，依然有諮商專業與某些情境脈絡的差異，所以我就開始把文化價值議題的關注擴大，關注情境脈絡對於諮商實務的影響，所以我接下來做兩篇研究，包括「從華人社會的關係取向觀點來看學校輔導人員的專業倫理困境」、與「學校輔導人員倫理決定歷程研究」。非常有趣的是，當我們在看學校輔導人員的困境時，確實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輔導人員是在諮商專業脈絡、與學校教育場域之間拉扯與平衡，也就是當他們帶著諮商專業的觀點、進入學校場域時，有些時候發現倫理守則的答案、與實際現象是不符合的，所以有很多模糊與灰色地帶，也發現當我們對學校同事說，我們要遵守專業倫理，很多人覺得很奇怪的。簡單的例子：保密，當主任請你把紀錄送上來，你說因為要保密所以不行，好一點的主任會說：「保什麼密啊？如果個案有緊急狀況的話，學校要知道才能支援啊。」有些主任可能會講：「保密就是你有做沒做，我們都不知道囉！」所以雖然在諮商中，保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在那樣的場域之中，他們並不能理解這種價值的必要性，所以換句話說，如果有些人做了違反專業倫理的事，人員是很難改變的，這在我下一篇論文裡會說明，因為這涉及到華人關係的議題。
為什麼會有倫理困境？當然是因為當事人的特性，學校裡有很多未成年的當事人，而我們華人的父母監護權非常受到重視，所以如果學校意見與家長意見不合時，家長意見會越來越被看重，涉及社區資源的問題。另一個就是教師角色特性，這些中學輔導人員有時候認定自己是諮商人員，可是別人不這樣認定，所以
的過程。另外一個就是學校場域裡的特性，我會在另一篇文章裡交代。
有了困境就會需要因應，我們也看到學校輔導人員的因應，是在堅持專業倫理、與安身學校場域之間權衡，我們看到很多權衡的現象，例如因應策略，他們經常會不斷因應學校政策、學校資源與角色互動狀況來調整處理倫理問題的方式。有時較堅持倫理規範，有時持續溝通或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範圍內維護倫理規範，有些人員則選擇遵照學校政策行事。這些如何考量呢？包括重視建立良好關係、重視當事人的權益福祉、考量個人權益（尤其與法律責任有關時）、強調角色責任、輔導人員大部分會兼顧多方需求、依據不同對象而有不同因應方式。例如導師、家長、以及個案可能有不同的期待，所以這些輔導人員想要努力照顧大家的需求，因此要依照不同對象而有不同因應方式。所以各位可以發現權衡與調整是相當重要的動態歷程。
接下來我用文化動態的觀點，來看學校輔導人員的專業倫理困境，我用關係與角色的觀點來看，學校輔導人員在學校與學生的關係，他們師生關係、與輔導關係不易區分、課堂關係與諮商關係相互影響、雙重關係對價值觀具有影響；與家長的關係很有趣，通常老師和家長容易維持好關係是在學生表現良好時，可是如果我們需要家長來參與改變孩子的困難，建立合作關係是不易的。另外有趣的是，學校包括行政人員，會依據家長背景與態度決定互動方式，也就是說如果家長掌握比較多資源、或是比較強勢，學校的態度會比較尊重、比較小心；但是如所以是動態的歷程。另外與老師的關係，有些輔導人員與教師之間存在緊張關係，工作關係與私人關係是相互影響的，影響合作關係的建立，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不斷被強調。另外是與其他同事的關係，例如與同事、或是主管，放在平行關係裡，大部分會採取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方式，這就是我剛才前面說的，為什麼有些時候當我們覺得當同事倫理規範遵守不嚴謹時，我們可能會選擇不干涉；另外比較是從屬關係時，比較會依照主管的決策行事。總體來說，在關係向度裡，輔導人員強調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性，良好的私人關係對合作友善的工作關係是相互影響的，他們很強調平日就要「打好關係」，如：給予方便、施以小惠等，大部分輔導人員都會強調表達尊重，不要去侵犯他人的職權與權威，就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有時候我們只是從專業的角度給別人建議，但是如果別人覺得被侵犯，關係就會破壞了。另外，輔導人員會評估自己與他人的權力差距，拿捏行為分寸，這是非常有趣味的，例如在學校行政系統裡看得見的權力結構，像是校長、輔導主任、輔導老師，這樣的權力結構很明顯，可是也有一些隱含的權力結構，例如學務處與輔導室，表面上看起來是同事，但是輔導室又常常是學校處室裡最弱勢的，所以哪一個主任可能可以在學校裡得到最多的資源，或是得到主管更多的信任，這就是權力結構。然後我們也看到有些家長是有權力的，另外學校裡一個有趣的議題是資深者對於資淺者，資深者是具有權力的，所以這些輔導人員在環境裡被教育，一定要搞清楚，依據權力高低拿捏分寸，大部分人面度；面對權力較小者，多採告知、說服、教導策略。
以學校輔導人員在學校場域遭逢的角色來說，可分為教師的角色、與輔導者的角色；另外是專業角色與行政角色，我多講一下第二個，這邊經常會覺得很困難的是，身為助人角色時，我們會比較重視個案福祉，但是在學校裡面，我們也要重視其他學生福祉，要考量學校整體利益、重視相關責任歸屬，這經常是學校輔導情境、特別是角色定位時，要服務誰、哪一位要被優先地關注，我們會發現在這裡經常會以大局為重、集體利益先於個體利益、重視角色職責。
接下來我要報告的是輔導人員倫理決定歷程研究的一些發現。其中這兩篇是我自己的研究，一篇是我與我的研究生所做的軍中諮商心理師的倫理衝突，在學校輔導人員考量的因素裡，他們經常會在「案主福祉」與「輔導人員權責」之間權衡；在「專業判斷」與「關係建立」之間兼顧；以及在「輔導諮商專業」與「其他專業」之間協調。例如在學校裡，學校老師認為心理諮商是專業，但是行政主管認為行政領導是專業，學校老師認為教學是專業，所以當不同專業用不同的專業精神與理念在對話的時候，可能就會有些衝突。在研究裡我們發現，學校輔導人員倫理決定歷程裡，我覺得有兩個特別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我們經常問受訪者，你如何做出這個決定的？他們通常無法說明如何做出決定，只會說他們是如何做的，很多都是靠經驗的，換句話說，怎麼堅持專業倫理、又要安身學校場域，兩者之間的權衡，書上並沒有特別指導原則，大部分人是在實務中摸索、累積經
為並不遵守諮商倫理規範，所以他們通常是獨自進行這個抉擇歷程，沒有人討論，因為總覺得沒辦法遵守專業倫理規範時，內心感到掙扎與不安，擔心違反倫理規範或受同業指責，不敢與他人討論，甚至有些輔導人員生氣倫理規範造成種種限制，強調倫理規範不適用於學校，減低在現場的心理衝擊與壓力。
在軍中諮商師倫理決定歷程方面，脈絡特性我就不說了，我們發現軍中諮商師的倫理決定過程，也是在組織中的角色位移與生存擺放，一直在拿捏角色，不要距離專業太遠，然後又可以在場域裡不至於被排斥、能夠活下去；另一個是在適應組織角色期待與專業堅持中想辦法維持平衡。經過這些研究之後，我有很深刻的思考，如果我們面對實務場時，完全只用諮商專業的困境思考時，是會有限制、且會有傷害的，其中一個限制是：我們很容易把諮商專業價值觀放在最優先考量的位置、而忽略實務場域既有的特性與價值信念；第二個限制是，讓遭遇到倫理困境的實務工作者產生自我責備的心情，打擊專業信心、或放棄對諮商專業的堅持或投入；第三個限制：減低實務工作者討論與對話的意願、害怕被認為不夠「專業」、害怕被責備或看輕，所以他們可能選擇只和親近的人討論、而無法在正式的場合中、大家一起來討論，因此失去深入探討個人價值信念及決策歷程的機會。
這樣一路過來，我自己在看諮商員倫理困境與決策歷程的時候，我越來越重視諮商專業中的多元文化議題、是有必要的、是需要被關心的，什麼是當事人的
什麼樣諮商師的行為是恰當或是不恰當的，也不能只用倫理規範的單一角度來做評量，而是要放在情境脈絡來理解。我自己面臨這些困境時，因為這樣的思考之後，我非常鼓勵任何的困境都可以拿來台面上討論，而且也應該被討論，往往反映了這個專業在實務工作場中，確實本來就有文化價值的差異，是我們需要共同對話、找出解決之道的。
我在這個脈絡下，未來有一些研究方向，我一直對於當事人福祉很有興趣，我想瞭解諮商人員對當事人福祉的詮釋與行動。這樣的研究會在未來的一兩年試著去進行，也看看這些文化價值觀在諮商師決策歷程中如何影響、以及如何運作。
賈紅鶯教授
在座各位老師大家好，我聽了前面幾位老師這麼豐富的研究之後，覺得我這一篇是比較從我個人的跨文化經驗、督導經驗中，經過多年來反省的報告，是我此時此刻的思考，但也醞釀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對於文化的啟蒙要感謝陳秉華老師，我博士論文寫完之後，一直在從事家族治療的研究，從碩士班到博士班、從理論到實務。我在四、五年前，離開大學的工作，到英國進行家族治療的實務學習，當時我住在多元文化學舍，這裡有六十幾個國家，這麼多的孩子都是我們社區的孩子，其中有兩個是我的。有時候我們會好奇，當我們把這群孩子帶到這個環境中，似乎沒有很大的文化界線，他們很容易彼此融入、交談、對話，但是大依德戰後在英國所開的醫院那邊申請家族治療的學程，因為醫院非常實務取向，所以當我申請時，他們規定在當地一定要有份工作，我當時才剛到英國，語言又不夠好，所以我第一年光是為了找工作地方、就很辛苦，我很感謝的就是後來找到了倫敦最好的家族治療機構，我是屬於 Asian Service，服務亞洲文化的族群，這裡有從孟加拉、香港、台灣等地方的人，我算是少數中的少數，英國的華人主要是香港人，少數族群中又會有很大的文化差異，我要學習跟他們溝通、學習跟他們工作。這一張是我同學的照片，有不同國家的精神科醫師，我老師是從法國過去的，白頭髮這一位是在英國實務工作期刊的編輯，在那裡的學習讓我大開眼界，我是唯一的華人，與他們有很不一樣的背景，我其實是處在一個非常多元文化衝突的過程中。
我的諮商學習歷程，是從個人個別諮商、到關係的家族治療，從理論、技巧到文化、一直到現在的脈絡。在我跨文化學習的過程中，我經常面臨的痛苦與困難時：我面對不同文化、不同語言的個案，如何展開治療性的對話，他們來自很多不同的國家，有很多到英國的新移民，有從瑞典、孟加拉，我每次都會感覺到語言的限制，但是要如何與他們展開治療性的對話，就很困擾我，我要克服語言的障礙，但是又覺得語言的障礙不是那麼容易可以彌補起來的，我四十歲才出國，對我來說，語言是很難彌補的，但我必須產生有效的諮商，對我是很大的挑戰。但是這些個案幫助我跨過這個過程，我也很難與大家分享，但是我記得有一文都不好，還有一個協同治療師，是說他們國家的語言，我們就在翻譯之中進行。我記得有一次做完治療之後，有一個從挪威來的精神科醫師與我握手，他說非常高興看到我治療，我當時也嚇一跳、覺得非常地感動，因為那個機構在英國非常有名，所以有很多歐洲人會去參訪，我很出乎意料之外，竟然有人從單面鏡後面看我治療，那次治療對我來說是一個相當大的高峰經驗。
接著我們來看文化衝突的反思，我一直在文化衝突裡，但我必須找到可以對話的空間，我就在想，不同文化之間真的會有衝突嗎？我的確找到一些方法，我還沒有完全整理出來、讓我能夠完全跨越語言的障礙，到底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會出現衝突；而又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不會出現衝突？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很感謝在訓練過程中老師給我的第一份作業，要我們訪問、觀察與自己文化不同的家庭，我當時真是傻眼了，因為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也很害怕，後來我就找到一個從尼伯爾到英國的博士班學生，他是我孩子的家長，有一次我看他在路上和孟加拉人、身上有披著紗的人做了一個動作，我覺得非常地好奇，開始引發我對於多元文化的好奇，有一次我找到機會就問他是否可以訪問他，後來到他家裡訪問他，有一次我就問了當初的動作是什麼意思，結果他說是「你好」，我就問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他說尼伯爾是印度教興起的地方，釋迦摩尼就是從那裡出來的，我當時就覺得很震驚，其實我在寺廟裡就經常看到這樣的動作，可是當我在英國那個西方的文化脈絡之下，竟然不認識那樣的動作了，後來我寫了
那個作業的報告，叫「My Eyes Blind My Sight」，老師給了我非常高的分數，很多年後，我認為當時是讓我瞭解什麼是「社會建構的 reality」，我發現我以為不知道的事情，原來是知道的；我以為我知道的，可能是我不知道的，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在社會建構中的 reality，需要不斷地對話才能理解。
我從社會建構的角度，似乎更能找到如何去面對文化衝突、安身立命的位子，我就簡單地說什麼是社會建構理論，它是對既得利益知識批判的角度、著眼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知識經由社會歷程而維持、知識與社會行動(權力)並行、反對基本論(Anti-essentialism)、質問真實論(Questioning realism)、知識的歷史與文化特殊性、語言對思考的先入為主(pre-condition)、語言是一種社會行動的形式、以互動與社會應用為焦點、對焦於過程。我們看到傳統心理學比較會用語言來表達內在，我們假設先有一個存在、我們再用語言來表達。語言是社會行動的一種形式，語言不是消極表達思想工具，而是帶出主動的行動結果。所以如果沒有語言的話，是不存在的，這是有名的語言學家說的，語言提供了一個建構我們世界的方式，語言不是全透明的的中介 (Burr,2005)。語言並不是表達思想，而是建構了思想，把觀點帶給我們，語言成為思考的先見，例如坊間很多代罪羔羊、三角關係，這是我們見了之後馬上就能耳熟能詳的解釋。很多先生都很怕太太去參加工作坊，一參加工作坊馬上就看得出來，很快就會把語言帶進家裡，另外還有過動兒等。我們在社會建構論裡，覺得語言的意義不是固定的，是持續可開放、辯論的、是暫時的，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來看，對於什麼是人、什麼是認同，我類，生理與心理是分開並且相關的，我們就會問：憂鬱症是生理疾病或心理疾病？但是這個問題到現在還是很難回答。我們也會看想法(thoughts)、感覺(feelings)與行為(behaviour)的分類，你看我們有很多這樣的分類，認為語言就是在那裡了，但是有學者認為，在某些文化和語言，這些分類是不存在的，例如 Ifaluk沒有字可以翻譯成＂emotion＂( Lutz，1982)。
所以我就經常在反思，任何一個心理治療理論對個案都有既定語言建構人、健康、自我，而這些是真的適合我們的個案嗎？一旦帶著這些既定的專業理論看個案產生的影響為何？到底諮商員帶著專業術語如何影響到諮商的用語？這些問題我都還在思考中、還沒有答案。如果從社會建構的觀點來看，所謂的人格，不是基本存在的本質，而是經由語言建構我們經驗的一種方式，所謂的人總是被不同的意義建構，我們所存在的世界不同的語言理解所謂的人(personhood)。所以人格不是超越情境而穩定的特質，我們想的、感覺的不同依據我們和誰在一起、我們在做什麼。所以自我是語言與社會互動的產物，自我是持續的變動，持續地因應個人和誰在一起，在什麼情況，做什麼事而異。所謂的意義(meaning)從來不會是固定的，字、句、詩、書、笑話，在不同的時間，從脈絡到脈絡，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會改變他們的意義。所以語言不是一個眾所同意固定的符號系統，而是一個變異性的、非同意的與潛在衝突的領域。談到衝突時，語言也不可避免地處理到權力的關係。後建構論便以語言為主要可以挑戰以及改變的地方。假如我們的生活被語言賦予結構與意義，假如意義不是固定而是持續改變的，那麼我們的經驗也會持續地對許多可能性的意義與建構開放著，經由語言對「自我」以及「他人」的另類建構是社會建構的基本精神。
有一個受暴婦女找我做家族治療，他轉介過來時，診斷上是智能障礙，後來我對他做了將近二十次的治療之後，我有一個想法：我要把她取名為「特種好媽媽」，因為她原先是做特種行業的。語言的意義從不固著的、總是開放詢問、質疑總是暫時的。有一次我們在討論精神疾病的孩子可不可以結婚，他說精神疾病的女兒是可以結婚，當場很多人是不贊成的。另外還有一次，大學部學生在上我課的時候，他說：「老師，我發現語言真的可以治病耶！」這真的很深得我心。
我在花蓮有一個好處，就是花蓮本身有很多不同文化的人，我學生在實習的時候，帶一位原著民的高中生，在督導的時候，他其實是很慘痛的，後來他寫了這篇東西，我覺得蠻感人的，他說：「身為原住民族群的阿美族，部落中會有一特殊的組織讓族人們自由的選擇加入與否，組織中有絕對的階級制度，負責著部落中的傳統文化事項，例如砍木蓋屋、捕魚、祭祖以及各項祭典等等，每樣都必須要全組織中的人們動員起來，由上階層的頭目和長老指派下階層的青壯年勞動，每項準備工作總是讓組織中的青年們可以忙的三天三夜都沒時間睡覺，不論是多辛苦的工作絕對是同階層的人一起行動，大伙一起工作、一起吃東西、一起享樂也一起受罰。組織中對於階級的制度非常的重視，對於在上位者必須絕對的尊重與服從，對於上位者的命令必須遵守、看見長輩把煙拿出就一定要趕緊把火織採取自由選擇的態度，但是族人們對於一個家庭中是否有男性加入組織卻是非常的重視，家中至少必須要有一個男性加入組織並且代代皆有傳人，才代表此家族夠資格成為部落中的一員，這是原住民對自己部落認同與文化傳承的堅持與表現。儘管貓和老虎同屬於貓科，但卻是兩種如此不同的生物，就像我和這個阿美族的孩子，雖然一起生活在花蓮這塊土地上、呼吸著一樣的空氣、說著相同的語言，但是要能夠真正的了解他們卻是如此的困難。過去我對於原住民文化從來都沒有接觸過，所以當個案和我分享著他們部落中的文化和習俗時，我就像劉佬佬進大觀園一樣，對每一項都感到新奇且不可思議，也就是這樣的一句『不可思議喔!』正好突顯出我的錯誤。」他因為在個案回答的過程中，他覺得很不可思議，所以講了這一句話。「當個案跟我說他為了要滿足家人的期望，不得不捨棄自己的第一志願－花工，來念花中，為了要固全父親的面子不得不加入部落中的組織，組織中的階級制度、賞罰分明、文化產業、部落節慶等等都讓我感到驚訝，甚至是不可思議，但是在我這些驚訝與不可思議的同時我卻忽略了原住民們對於自己文化獨特性的失落與認同感。因為父親對於自己部落文化的堅持讓出身原住民的孩子也理所當然的承接這樣的堅持，對於這個孩子來說，原住民身分帶給他的究竟是什麼？是負擔還是光榮？是低落的自尊還是自我的認同？或許都是也或許都不是，因為現在的我仍然是如此的渺小，對於不同的文化所知仍然是如此的微薄，所以沒有辦法給出一個答案。」
課輔，他叫學生寫作業，但是個案和三個姊妹卻亂成一團，我問「家裡的環境是怎樣的？」他說是「黏答答的地、沒有書桌的客廳」。我又問：「看到她們的家，你怎麼想？」，他說：「這哪裡是個家！」，我問他：「你認為什麼才是家？」，他回答：「我小時候家裡至少有桌子」，在督導後他說：「我只想把她帶離那個家，忘了那是她最熟悉的家」。他是從個人的觀點，看到家庭、以及所在的脈絡。到底不同文化之間如何對話呢？我有兩個大學生在個案報告裡，做了一個原住民家庭、與平地國中生的課輔，有一個學生就和這一對孩子在一起三年的時間，我覺得他們是真的做人類學的研究。你們有看過「尋找夢奇地」的電影嗎？裡面描述一個原住民國中女生與一個平地國中男生之間的美麗夢奇地，這是我學生課堂報告的標題：「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keep your mind wide.」以下是他寫那兩個孩子的故事：「打掃時間，兩人從來不會放過，因為這是玩的時間阿！乘一乘喜歡和女生聊天玩遊戲，不喜歡流汗、打架，對他來說乾乾淨淨最舒服了，聊八卦更是開心。蟑螂也不覺得這有什麼特別，他就是朋友阿，管他是不是男生。不過有位老師來了，看到乘一乘的行為，說「你這樣有點娘捏」開玩笑似的語氣，以為這樣能和學生較好，乘一乘狀似不在意，類似的情形卻接連發生，蟑螂很夠義氣的說「是哪個老師，我幫你打他，乘一乘哪會娘，他一點都不娘」。放學後，急驚風的蟑螂在還沒下課就收好書包，像似聽到槍聲就跑的姿態，哪管老師講什麼。慢郎中的乘一乘在下課鐘聲後，才開始一樣一樣排整齊收到書包裡，從容不
段會很壁壘分明的，一個是平地人、另一個是山地人，但是他們的情誼，則是克服了文化的千瘡百孔，你說文化有沒有衝突？在這個案例裡是沒有衝突、而且是很感人的情誼。
我覺得現有諮商訓練的反思裡，在我督導的過程裡，似乎我們重視個人內在 (intra)過於關係、人際間的(interpersonal)脈絡；重視感覺的同理多於生活世界的探索(exploring)；截斷式 (cut off)的介入過於生活脈絡的連結。我們很多學生會很想問更深入的問題，但是我問他這個孩子日子怎麼過的？早上怎麼出門的，他們都不知道。我們如果同意楊國樞老師、黃光國老師這麼多年對所謂華人文化的觀察，華人是不是在意關係主義、家族主義、集體主義？而我們所受心理治療的訓練，是從人本主義、個體分離、個人主義而來的。但是很有趣的是，我覺得在我們的諮商訓練當中，我們的關係常常不見了，這裡有一個個案，BB是國一生，父親在外地工作生母在他又年離家，現與奶奶與父親同居人住，最近頻頻出現跳樓意圖……，學校輔導介入是轉學→轉學…… >安置，最後轉到我這裡來安置，孩子的離家、跳樓是想要回到關係，希望爸爸能夠回來，但是我們現行的諮商，卻是把個人從關係截斷。許多新手諮商員堅持諮商的理論、原則，但是忽略個案目前生活真實的需要。
另外這是林淑蓉老師在人類學研究裡，觀察精神療養院的病患，她說：「患者的情緒在這種論述脈絡下(精神醫學的分析與治療架構)是以『去個人化』、『去隊理解患者所展演的情緒之主軸，作為精神醫療建構『醫療事實』的主要依據。」過去泛文化心理學情緒視為「心理生物結構」 (psychobiological structure)的產物，具有泛文化普同的特質，文化層面的「情緒經驗」與「情緒表達」則是次要因素；但是晚近文化建構論者的情緒研究企圖擺脫本質論觀點，強調情緒與社會、文化意義之關係(Abu-Lughod and Lutz,1990; Kirkpatrick and white,1985; Lutz,1988; Lutz and White,1986)。所以情緒是文化建構的產物，特定的文化有其獨特的表達情緒語言與行動，並建構出不同的情緒範疇與意義，以強調情緒的文化力量 (Geertz,1973;Lutz,1988;M.Rosaldo,1988; R. Rosaldo,1989)。Jenkins (1991)認為，不同文化表達的情緒不但出現了程度的差異，其情緒展演的內涵及詮釋意義也有所不同。
我的學生常常最後問的是「感覺」的問句，例如：當你與家人在一起的時候，感覺像什麼？（ Hill）、你的感覺如何？（ Corey），那真的是很複雜，很難想像，他們會很難去想像、去表達。這些是我要學生票選十大諮商名言，包括「我現在比較能了解，為何每當你和我談話覺得焦慮時，你總把話題轉到性的議題。你有注意到這點嗎？（ Hill）」、這句是我很喜歡的：「假如你的眼淚會說話，他正在告訴你什麼?」這是很感人肺腑的，但是這個問題提出來以後，個案應該很難回答，有時候諮商員不斷地要個案說自己對同學的抱怨，鼓勵個案感覺要說出來，不要壓抑，但我們聽錄音帶時，發現個案卻從哽咽到慢慢的把哭泣的聲音收起來，有
這是我另一個督導的人，在督導過程中，他發現一直不斷同理與情感反應，他很著急，不知道同理之外，他還可以做什麼。他說：「從今天的個別督導裡，最讓我感到欣喜與感激的部份是督導發現了我所慣用的諮商模式，雖然我有感覺不論進行了多少次的晤談，每次的晤談都是一樣的，不論是我還是當事人，但今天的個督卻讓我清楚的意識到自己只是不斷的在同理當事人，同理是我的諮商模式！更重要的是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同理是最保守和安全的，直到今天我也才驚覺到不斷同理的結果很有可能會變成支持、維持當事人的困擾行為和想法來源！」所以每次他都是來這邊取暖。接下來，這是我試著把會對個案講的話說出來，「你會希望我們的晤談結束之後你的困擾還是繼續嗎？」、「下個學期當我不能在這兒繼續陪著你的時候，你有困擾的話你會怎樣？」、「在什麼時候你會把自己的需要擺在第一位？又什麼時候你會把別人的感受擺在自己的前頭？」，這些問話不同於單純的只是同理，這是一種幫助當事人與我一起「加深」的方式，讓當事人去想想他想怎麼辦、他能怎麼辦？讓他試著離開「逆來順受」的位置。我很高興有這樣的領悟，讓他知道他可以在不同的時候有不同的態度、做法和選擇，事情不是總是一個樣子，而自己也不是總是只有一個方法可以選擇；雖然這樣的問話我尚未嘗試過，但卻有希望可以達成我想幫助當事人產生些許改變的目的，不是只有同理，不是只有一起逃避。
我自己在做家族治療、又在諮商的學程當中，所以未來我的研究或是訓練，別諮商裡，事實上在做家族治療的時候，不是只有家庭在一起，對個人而言，只要是有運用到那樣的系統脈絡思維，就可以來做，所以我要看的是，是不是能夠啟發學生從更多元的發展關係脈絡的語言，從分析到對話、從個人到脈絡、從已知到未知、從確定到好奇，這是關係脈絡的語言層次。其實任何一個人，都會在這些脈絡裡，事實上在一個個案裡，是不是能夠把這些脈絡都放進來，其實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是不是在思考時，能夠有這些不同脈絡的思維。我們會想瞭解，什麼情況是可以對話？什麼情況個案覺得談的是沒有用的話？如何找到讓個案覺得有用的語言？就像行醫最難的地方不是在於知道自己會看什麼病，而是知道什麼是自己不會看的，我的那些新手諮商員有進步時，都是知道自己做不到什麼。所以諮商語言是要效忠理論是個案的語言？案主的語言是在怎樣的社會脈絡？諮商員如何覺察到個案文化的語言？何謂對話？不同文化之間如何對話？諮商員與案主之間的語言是怎麼被建構出來的？我希望諮商員能夠更進入那個脈絡，找到夢奇地，看我們如何找到不同文化之間衝突的那一座橋。這一句話是捷克的學者講的，「Learn a new language and get a new soul」，當你學習一種新的語言，你就進入另一種心靈的深處。
最後，你們能不能說明這一幅畫是什麼意思？看起來像什麼？大家猜猜看，有人說「曼陀羅」，不是；「井裡觀天」，不是，這是我在六十幾個國家的社群裡，從樹下看整個公園的天空，這要說明的是，我們所站的位子，決定了我們所看到
賴念華教授
大家好，我先自首一下，來做個誠實調查。我今天沒有準備報告投影片，大家一定會有一些遐想，但是如果我講了第二個理由，我沒有投影片是因為我把檔案放在家裡，因為我兒子生病從國外回來、接受住院治療，他晚上睡不著，所以我們要跟他講話，於是我也精神不濟，出門時就忘了帶檔案。我講了這個理由你們有沒有比較諒解我？（觀眾點頭），這就是文化。
在我們的文化裡，有很多東西需要調整，如果我帶出一個理由是來自於我的家人、並且生病了，這個理由就會讓你們覺得要對我同情一點，不應該對我有苛求，因為我看大家都在點頭，所以應該有得到大家一點點的諒解。
我想要談的是從文化觀點談諮商師在介入策略中如何做調整。我想大家都知道，諮商心理師在接受訓練的過程裡，我們接受的是西方的一套概念，當我們進入工作場域時，就會覺得怎麼不能工作了，我今天就會帶著進入危機系統案家的概念模式，看過程中如何透過文化的觀點、重新調整介入的策略。
第一個部分是，在文化當中，關注位階，尤其當我是大學老師的時候，案家在看我時，眼光是不同的，所以我如何運用權力位階工作、同時尊重的過程。第一個部分是：在我們諮商中，到底是「專家」？或是「平等」角色的呈現，我們
常要求在諮商關係中要平等，但是案家並不一定是用平等的眼光看我們，所以為什麼我們不乾脆承認這就是一個事實，我常會提到的就是，如果我們被認定為是一個專家，那麼，我們要如何認定、並且介入才是最有效的，我就接受這個概念。所以第二個部分是：專家究竟要「現身」？或「藏鏡」？的方式，中國人都習慣不現身，覺得現身就會破功、就會沒輒，所以在工作中，我經常是以社工師作為我的緩衝器，是我們的軍探子，讓我們瞭解初步的狀況，有一個成功的可能性，所以怎麼做緩衝器？例如我們都會得到基本資料，案家有一個家長跳樓自殺死亡，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急迫的案家需要幫忙，可是對方不見得認為需要被幫忙，於是我們請社工先進入，我們是在創造最大可能性成功的出現，我們怎麼增加問題的緩衝性，當我準備越多資料，就有越多可能性可以進入。權力是「壓力」但也是「加成肯定」（來自專家的肯定與回應是加倍的），在文化裡，假如我肯定我的案家，案家會覺得「教授這樣說我耶」，也會加倍地珍惜我給他的肯定，所以我非常接受：我們文化中是有權力位階的關係，例如老師和學生，我從來就不會跟學生說我們是平等的，因為我可以當掉學生，學生雖然可以評量我，卻不能把我開除等等，所以位階是不平等的。另外重要的部分就是，我要如何警覺：如何清楚覺知「運用權力」卻「不濫用權力」，這是最痛苦也是最不容易的部分。
我們的介入是以家庭為單位，通常我們知道這個太太很痛苦，可是他通常不會要我們進入，99.9999％都會說不用，我們做九二一、打電話說要介入時，別人說我們是瘋子，因為他們一聽到心理衛生工作者，就會想說「你一定是認為我
人是強者的象徵，被幫助是軟弱的代表，所以我們從小，父母就會告訴我們要自立自強、讓自己站起來，所以文化裡的介入都會覺得是失敗，可是我們又覺得，這個案家是需要幫忙的怎麼辦？我們目前的介入策略都是成功的，如果他們家有孩子，我就會說：「對啊，我知道孩子突然面對一個家人死亡，有時候是很難接受的，可是孩子不會告訴我們，所以媽媽好不好讓我們派一個專業人員到你們家，評估孩子的狀況，然後告訴你這孩子如何幫忙。如果願意的話，我們立刻可以派專業人員進去。」你們猜這個媽媽同不同意？99.9999％的媽媽會同意，因為在文化裡以孩子為重，萬一沒有孩子，我們就要找老人，我們以父母為重，怎麼可以讓老人傷心痛苦，所以我會告訴他們：「對啊，阿公阿媽怎麼面對這樣的事情呢？所以我們派個人去看阿公阿媽的狀況，我們會派專業人員進去」通常家屬也會願意。通常我在介入時，我會希望看到全家，所以我不會只要求太太、或是孩子來就好。我們會說：「因為我們一個禮拜進去一個小時，對你們的瞭解是很有限的，我們評估完會告訴你怎麼去幫助這個孩子，所以你有沒有可能可以讓其他家人都在，讓我們告訴你怎麼幫助孩子或是老人？」通常他們就會答應，所以在這樣的過程裡，我們常常是可以介入的。可是最有趣的是，我們的伴侶關係在華人裡是最薄弱的，親子關係是最強的。
接下來為什麼要做外展的工作，因為我們發現在危機發生時，會來諮商室的人，願意付錢的並不普遍，專業人員來求助的情況最多，因為被訓練要自我覺察，遇到問題要透過專業的方式，但是一般民眾並不是這樣，這時我們就會需要外展工作，一般案家在危機發生時，絕對不會想來尋求協助，忙喪事很累的，所以我們需要外展工作、到府服務，可以遷就案家的需求、現場觀察家庭動力與互動，可以見到全家人，評估如何做介入。
另外關於治療師的自我坦露，我為什麼會放在這地方，因為關係到如何從外人變成自己人，我利用自己的資源，我妹妹是在意外事件中過世，所以我通常會與家人分享突然失去家人的感覺，當我在講這一段時，他們就會覺得我們「同是天涯淪落人」，就立刻把我們當成自家人，一切就會好辦，所以自我坦露能夠建立案家的信賴度，同時透過真實事件的分享，讓我們深層同理真實的感覺，我也相信透過真實事件的分享讓案家感到深層同理，即使我們在諮商裡面閱讀到國外的哀傷輔導裡，也很少提到這些東西。
另外是行動取向的助人方式，我們都很少走出諮商室、或是輔導室的工作模式，如果在國中校園裡，我們知道當學生要進入輔導室時，很怕被同學看到，那是一個標籤，請問各位要做諮商時會不會有這樣的顧慮？如果我們都有，更何況是其他人呢？所以，我們做外展、到府服務的好處就是，他們不需要進入特殊的場域裡、包括醫院，對案家來講，是最容易接納的部分。另外，案家通常很少會告訴我們他很難過，他們會說頭很痛、睡不好、都是講生理的疼痛，不願意講心理的感受與想法，甚至也不願意與你討論這些東西，所以生理病痛的部分是與案家容易聯繫的部分。還有最重要的部分，我們經常說諮商是一段歷程，我們沒辦
在做危機處理，像是九二一時，算命的人生意很好，我們生意都不好，因為算命的人都會直接告訴你要怎麼做，我們就會知道，原來是這樣，所以在過程裡，我們必需很誠實地告訴各位，工作過程中，我們並不避諱告訴個案一些答案。我很快說一下，在案家裡，第一個產生效果的部分就是：我去和孩子工作時，孩子畫的第一張圖就是父親跳樓的圖，可是這孩子的父親跳樓，孩子從來沒有哭過，也從來沒有說過，而且他們家有靈位的，這孩子是唯一的男孩，被要求要祭拜，可是他從來不講話，只是祭拜。第一次見他時，這個媽媽就說：「好吧，老師你可以來兩次。」因為危機處理裡，我們希望能夠比較密集進行，當孩子畫了跳樓的圖像時，他媽媽一看就愣住了。另一個讓媽媽改變的原因是，我們有一次見面時，讓孩子做一些東西，我們就說：「我只和孩子做一個小時，另一個小時需要和媽媽討論、姊姊討論、哥哥討論。」這些討論，最後大家都變成我們的個案，他們在討論裡都非常地認真，因為在我們文化裡，我們都會考慮「他人的利益」，我們創造家庭裡他人的利益是我們最大的福祉，所以在過程中，那個效果很快地讓案家對我們產生信任，我印象很深的是，孩子用紙黏土做爸爸很喜歡吃的東西，放在靈台上，那是孩子失去父親後第一次哭，默默地流淚，只有小學二年級，也是讓母親看到孩子對父親的思念有這麼多。我們其實透過語言的表達是困難的、透過行動的表達是容易的。此外，我們也善用文化的禁忌，通常我們第一次介入時，案家都會告訴我們：「我們家在辦喪事，你們不怕來觸霉頭嗎？」我們都會
只要這時我們願意進入，就會讓他們認為是自己人，所以最糟的時候是最好的介入點。在我們的文化是不談悲傷、不說死亡，所以我們不會強迫案家說自己有多難過，通常他們都在摺蓮花、誦經、拜拜，度過悲傷，這些過程的當中，他們就會一邊跟你講話、會講到重點，講過往的事件。在諮商師裡，我們也不排除做教導，這個案家最感謝我們的地方是，我們和他們談喪禮結束，那是另一個失落的開始，因為就沒有親人會來，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轉換環境，於是告訴他們喪禮辦完後，希望把孩子帶到諮商室，讓孩子重新適應父親已經死亡的生活，重新開始，這時案主通常會願意到諮商室來。很多案家都不知道怎麼辦喪禮，我們就會問，要火葬或是土葬，其實在喪禮當天，最痛苦的部分是火葬要把親人推進去、出來撿骨的那一剎那，可是很多喪家如果沒有做過的話，是不知道這些事情的，這時候小孩子要被派去撿第一根骨頭，還要捧著遺照，這小孩會被嚇死的，這些都是習俗，所以我們就先教導喪家整個歷程是什麼，到時後需要的幫助是什麼。
合作也是集體的形式，助人者是一個團隊，所以我們會有社工、會有危機介入的人，通常案家也是一個團隊，不是單獨工作，通常我們做邀請時，如果是姊姊時，我們都會說：「我們也不確定媽媽和弟弟的狀況，如果你們願意的話，我們會讓你知道怎麼幫媽媽、幫弟弟」，通常我們都會很想幫助別人，唯一不想幫助的人就是自己、不想談的就是自己，所以在這過程中，我們先讓他們幫助別人、最後才來幫助自己，從相互的效益裡、回到自己的功能。我們其實一直在創造家人單獨的利益。像這位案家的媽媽一直抱怨女兒都在外留到很晚才回家，女兒也很痛苦，她不敢早歸回來面對爸爸離開、面對媽媽的傷心不知道怎麼安慰，所以用逃避的方式，在外面哭完才回家。喪家很難討論死亡與悲傷，所以他們就各自用這樣的方式，讓家人容易產生誤解，所以喪禮辦完之後，都在處理他們家人之間的衝突，彼此之間有很多的誤解，從過往經驗帶進來，所以我們會使用很多的reframing和normalizing，幫助他們接受意外事件，讓他們瞭解家人每一個行為都有其意義、幫助家人的部分。
最後提到的是行政系統的部分，在作危機時，我們也架在社會局、或是衛生局的系統之下，就像剛才莉竹老師說的，我們中國人的界線一直都是很模糊的，只要今天是付錢的老闆，就會想知道全貌，但是當我們提供全貌時，案家就大概不會再來了，所以我們就在協商過程裡，與行政系統展開協調，我通常就會回應：「你希望我們幫助案家成功、或是提供報告給你？我也很想給你，可是我給你之後，他們可能就不來了」，我們通常讓行政機關決定，他們為了減少自殺率，通常就會遷就我們。所以就跟行政機關說明，在接下來過程中，我們只會告訴他們什麼，其他部分沒辦法提供。在過程裡，我們是在解決他們的問題，不然自殺率增加時，他們業務就會更煩，所以大多會遷就我們。可是這是必須我們要有效的策略，他們才會有信任。在過程裡，我們也會很誠實地告訴案家，我們今天派進來是誰支付的，也確保我們會保密資料，讓案家相信我們如何在過程中保護他
但是主要就是在文化系統中進行，如果我們一直帶著西方的概念來工作，無論是做危機處理、或是受創婦女，都很難進行，因為在諮商中得到力量之後，回家之後會更挫折，當你告訴她要作自己，她回去會被打得更慘，甚至之後就不來了，所以過程中如何和原有的社會文化協商，是我們實務工作者很重要的一個過程，今天先分享到這裡。
回應一我很高興賴念華老師剛才說的部分，因為在實務工作裡，以職務取向說明您的作法與看法。很多您的作法與看法與我自己在醫院工作、甚至是學校服務時，我覺得非常贊同的，因為有您提出來，我才會知道我做的是對的、才會有把握，像您剛才說對於受暴婦女使用西方那一套諮商的話，回去可能會更慘等等，也有同感，經您一講有茅塞頓開的感覺，這些都很值得再寫下來、或是建立起來，一旦寫下來之後，很多新手就會很有自信地照這個來做下去。另外一提，我覺得您的很多作法與慈濟很像。回應二四位都很努力在自己的專業裡從事實務工作，我的期望很高，希望臨床心理學、諮商心理學從理論層次、到實務層次，都做全面的本土化，首先要在理論上做些工作，目前已經做了一些了，剛才也提到過去我們做基礎研究的粗略概念，我覺念是相當籠統的，所以希望妳們膽子也大一點，不要靠我們的概念，要超越我們原來層次的基本概念，妳們可以成立一個小組，經常有討論，要膽大一點，結果才不會有很大的限制，也就是我對妳們有很大的期望，而且這是很好的一條路，將來成功的話，我們推動本土化研究向前邁進一大步。工商心理學、管理心理學、諮商、臨床心理學、還有教育心理學等，這些都是很大的實務取向的部分，教育心理學的動作比較慢一點，這是大家可以發揮的部分，看過去的中國教育史，從清朝末年民初，我們都是拷貝西方的東西，我發現不光是理工農醫的領域，我們的人文學、社會科學，除了一部份談與傳統關係比較大的社會科學之外，幾乎全面抄西方、美國的東西，最近有些人留歐了，留學英國，我發現忽然對英國有興趣了，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情，留德就比較少，因為語言的關係，我當年在台大就學了三年的德文，但是都忘光光了。我覺得妳們是很有希望的團體，目前組織心理學有鄭伯壎教授他們處理，我比較擔心的是教育心理學，師大是教育心理學的牛耳，在座很多台師大、台北師大的老師，我對教育學也蠻有興趣的，當年也有考取師大的教育研究所，我考第二名，很高分的，但是因為當時的主任叫我好好地留在系上，後來就沒有去了。我覺得這是大有可為的領域，所以看妳們如何在學校諮商輔導、教育心理學方面好好地發揮，甚至是聯合起來討論、互相鼓勵，我個人算是推動本土心理學的老兵、算是退伍軍人，看妳們做得這麼好，感到很安慰。我給一個很簡單的回應，因為剛才賴念華老師講的事情，我覺得蠻有感覺的，楊中芳老師也提過，對華人而言，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用大我來包括小我，我覺得你提到很重要的部分，剛才對華人的引導切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用大我來進入、然後處理小我的問題，我覺得這在華人的概念是很確實的，只是我覺得這和過去華人相關研究討論的結果，未來可以納入再參考。回應四我有一個想法，要怎麼樣做得非常本土化、而不是只參考過去的研究，有本土化的想法或傾向，現在西方也談了很多東西，做一個中西的比較，從對人性的看法開始，把東西差距放大做很大的對比，就可以找出中國人對於心理、以及行為問題的改變、或是改善，不光是那個世代下、不光是個人取向、社會取向，而是深入到你們層次裡面，您對這些理論一定瞭解比我們多，你們現在掌握最多最新的西方理論，也有很多台灣的實務經驗，所以假如你們有小組、有系統的進展思考這個問題，？你們這個小組將來要請外行人加入的話，我是非常樂意的。問題一常常見到四位，但是今天很棒有這個機會可以再這邊聆聽很精彩的報告。剛才聽到四位報告時，對於傳統西方諮商教育的訓練的反省，從反省中提出新的作法、並且融入我們的本土，我想問的是，如果有機會重新檢討諮商教育的話，你們會建議完全放棄西方那一套、重新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一套；或是中學為體、西學
回答一陳秉華教授對我來講，我大概不會丟掉我們所學的西方諮商心理學，因為那在我的視框裡是重要的，而且我也覺得不需要丟掉，但是放回在我們文化脈絡裡，這樣的視框是西方知識沒有提供給我們的，所以我採用的是多元的觀點。洪莉竹教授我比較屬於拓展的概念，當我沒有學諮商時，根本沒有機會回頭看過去國文系的訓練，在生活中的觀點，所以學習諮商時雖然有文化衝擊經驗，但那不完全都是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成長、拓展的功能，西方諮商心理學開啟我另外的生活價值觀，所以我也不會放棄所學的西方知識訓練，但是會想要從這些專業裡、思考如何在使用時進行調整。所以我在做諮商教育訓練時，我會非常鼓勵學生透過不同價值觀的學習、看到自己的價值觀，以致於我們未來可以提供個案較多的選擇性。賴念華教授我自己本身很喜歡心理劇的概念，有所謂的文化傳承，認為每個人生活在自己的文化裡，都有一些文化的綑綁與束縛，如何讓人活得自由與自在，就是要突破原有的困境，我覺得文化有美好的部分、但也有束縛的地方，所以我在工作中，不斷檢討自己和案主的關係，因為我們案主會長大、會受西方文化的衝擊，所以是一個轉動的過程。如果對方覺得有痛苦時，如何讓一個人在過程中創造一個人的愉快，是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所以我舉一個例子，我剛才特別提到權力位階的角色，因為這在我們文化是被強調的，但也因為我們處於這樣的環境，所以特別渴望尊重，當有別人尊重我們、看到我們需要時，我們是很容易上鉤的，這是相對性的，所以當我們閱讀西方討論東方人的文獻時，我都很有意見，覺得他們太簡化我們的文化，在這過程裡，我們巧妙地看到權力，但也提供所謂的尊重與理解，西方很強調尊重，但是權力又是中國文化裡的東西，所以如何在兩者間權宜之下，創造另一個可能性？我經常思考這個問題。在教學中，我會挑戰學生，當我們覺得文化不好時，為什麼會覺得不好？因為我們有時候也受益在其中；但如果他們覺得西方的東西好，我也會問為什麼好，在不斷思辨的過程中，怎麼創造我們都覺得舒服的過程，這是我對心理諮商的信念。賈紅鶯教授我在國內接受訓練一直到博士，出去之後做的是實務的訓練，我在國內是從理論開始，在國外是從文化開始。對我來說，我覺得目前帶領學生時，我會要他們以文化為基礎、理論為輔，兩者是並行的，所以我的大學生就會被我要求到部落裡去做，他們對文化的覺察是非常有潛力的，不像我是在陳老師開發之後、經過這麼多跨文化經驗之後，才反省到。坦白說我以前不太喜歡本土心理學，但是我現在比較知道為什麼要做本土心理學。我覺得剛才楊老師給我們的挑戰太大了，就好像我學生說的，他們覺得這其中並沒有什麼衝突，當我們覺得有衝突時，可能
（本文由顏綵思謄稿，陳秉華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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