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enda Major
Cheryl R. Kaiser
Shannon K. McCoy
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
歧视对象的可能性的感知,可以让个人获得一种对自尊心的保护。被拒绝参加某一课程的原因可能被受试者认为是性别主义,也可能是受试者的要求的正当性(deservingness),还有可能是其他纯粹的外界因素。无论何种性别,如果受试者认为自己被拒绝的原因是性别主义,他们的自责程度就比较轻,会更少地把被拒绝归因于内在原因,而且期望这一类受试者比认为是由于自己的问题而被拒绝的受试者遭受更轻的抑郁。另外,如果把被拒绝一事归因于歧视而非自身原因的受试人数越多,就期望他们会经历更少的抑郁情绪。这些结果推进了我们对于何时、由于何种原因偏见归因能够保护良好情绪状态的理解。
摘要:本文检验了这样一种假说,即当人们在面对负面结果的时候,对成为被污名(stigma)
关键词:归因;歧视;偏见;自尊;认为自己是某种偏见的对象——譬如由于性别、种族、性取向、或是外貌而导致的偏见——有着怎样的心理后果?当然,现在已经有了充足的证据表明,成为被歧视的对象,与幸福(well-being)程度的降低是有着密切联系的(Major, Quinton and McCoy, 2002进行了评述)。另外,相关的研究也发现,那些自认为是某种普遍的歧视的对象的人,幸福程度也比那些不这样认为的人要弱。例如,自认为是被歧视对象,对女性(Kobrynowicz and Branscombe, 1997)和男同性恋者(Diaz, Ayala, Bein, Henne and Marin, 2001)来说,与抑郁程度正相关;对女性(Schmitt, Branscombe, Kobrynowicz and Owen, 2002)和非裔美国人(Branscombe, Schmitt and Harvey, 1999)来说,与低自尊程度正相关。(关于对偏见的感受对情感影响的来源,请参阅Kaiser, Major and McCoy待版书稿、McCoy et al., 2002、McCoy and Major待版书稿中的讨论。)
Crocker and Major (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进一步大胆地提出了一个挑战性的假设,即,当污名(stigmized)群体遭遇到负面结果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有被当做是歧视对象的可能性同样也给予了他们一种保护自尊的方法(另见Dion, 1975、Dion and Earn, 1975)。依据Kelly (1973)的折扣(discounting)理论,他们假说,如果可以把偏见当做是一种说得过去的造成负面结果的外部原因,污名群体就会给他们自身在造成负面结果的原因中所占的地位打个折扣。另外,Crocker and Major (1989)假说,由于偏见来自于自身以外,相对于将结果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整体性的原因,比如说缺乏能力(613页)”,将负面结果归因于偏见能够保护情感和自尊。他们的假说基于情感定位(emotion positing)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将负面事件归因于自身以外的原因能够保护情感以及自尊,而归因于需要自己负责的内部原因,例如自己的要求的正当性(deservingness),则会导致负面情感和低自尊(例如,Abramson, Seligman and Teasdale, 1978、Weiner, 1985)。
最近,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2002b)挑战了Crocker and Major将偏见归因描述为外部归因的观点。他们坚称,因为一个人作为群体成员的身份是自性(self)的一个方面,因此偏见归因包含有强烈的内部因素。另外,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2002b)也提出了对歧视归隐能够保护自尊这一假说的商榷。他们辩称,由于歧视归因威胁到了自性——以及人的社会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歧视归因实际上会增强,而非减弱污名群体的负面情感(affect)。最后,Schmitt and Branscombe宣称,相对于低社会地位人群而言,歧视归因对高社会地位人群的伤害更少;这是由于歧视对于二者来说意义是不同的,对后者要更为温和。
在对他们的假说的一个检验当中,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进行了两个实验:在实验中被试者被要求想象,有一名教授拒绝了他们旁听一个封闭式课程的请求。在一组条件下(全拒情景),被试者得知那名教授是个“怪人”,所有人的旁听的请求都没有获准。在第二组条件下,被试者得知,那名教授是“性别主义者”,不让任何一个被试者的同性旁听,却准许了10名性别不同于被试者的学生的请求(偏见的情景)。实验者评定了被试者对歧视、个人原因(内部原因)、教授的原因(外部原因)这几大因素在他们被拒绝一事中起到的作用大小。除此之外,在第二个研究中,被试者指明了他们可能遭受到的12种情感,如沮丧、由于、愤怒、惨痛(cruel)等的强弱程度。
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的论断相一致,偏见归因的确具有内部成分,相对全拒情景,在内团体(ingroup)被拒绝的情境中,在被试者在两个实验中均把更多原因归诸内部因素。然而,与Crock and Major (1989)的论断一致,在第一个实验中,被试者对外部因素的归因的程度在偏见情景和全拒情景中一样高。在第二个实验中,相对于每个人都被拒绝的情况,被试者在内团体被拒绝的情境下甚至更加关注外部因素。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 实验2)同样发现,处在被描述为“偏见”的情境中的女性,比那些处在被描述为“全拒”情境中的女性,报告了更普遍的负面情感。因此,如果女性由于歧视被拒绝,就会比由于纯外部因素被拒绝报告出更强的负面情感。Schmitt and Branscombe并没有在男性中观察到这一现象。
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的研究证明了偏见归因同时包含内部和外部两种成分,对于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另外,他们发现了,对于女性来说,如果把被拒绝归因于偏见,其感受就会比将被拒绝归因于纯外部因素(例如,教授是一个“怪人”)更差。然而,Schmitt and Btranscombe的研究未能对Crocker and Major的主要理论假设进行充分检验。合理的检验应当要求(一)对歧视致拒和要求正当性(例如,缺乏能力)所导致的拒绝所造成的情绪效果进行比较;(二)将歧视致拒所造成的对自尊相关情绪(例如,抑郁、忧郁)的冲击与对其他方向上的情绪(例如,愤怒、惨痛)的冲击分开检查。
Crocker and Major的折扣假说并不要求歧视归因是纯粹外部的。实际上,这一假说假定歧视归因比个人要求正当性的归因更为外部。结果,将被拒绝归因于歧视就应当比归因于内在的、未定的、整体性的因素,如缺乏能力等,痛苦程度应当更轻。这是自我妨碍(self-handicapping)(例如,Jones and Berglas, 1978)和借口行为(Schlenker, Pontari and Christopher, 2001)——这两种行为在能够在某些情况下使自尊受到保护(Snyder and Higgins, 1988)——的基本依据。Schmitt and Bramscombe对歧视归因和外部归因的比较颇有趣味,却并没有对折扣价说作出检验。合适的检验要求对歧视归因与要求正当性归因所导致的情绪后果进行区分。
Crocker and Major(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的理论分析同样为关注愤怒、敌意一类的情绪。实际上,他们描述了歧视归因对于污名群体的自尊相关情绪——例如,自轻(worthlessness)、抑郁、伤心、羞耻等——的意义。他们预测,歧视归因能够保护自尊免于被拒绝或是失败的伤害;而他们并未预测,歧视归因能够保护污名群体免于愤怒、焦虑。确然,在他们最初对于自己的折扣价说的检验中,他们区分了不同的情感类型。Crocker, Voelkl, Testa and Major (1991,实验1) 给接受过性别主义者评价和非性别主义者评价的女性提供了12项情绪词汇。这12项情绪词汇从多种情感形容词量表(Multiple Affect Affective Check List, MAACL)(Zuckerman, Lubin, Vogel and Valerius, 1964)中的抑郁、焦虑、敌意分表中选取。被性别主义者负面评价的女性,显著地表现出比被非性别主义者负面评价的女性遭受了更少的抑郁情绪;但是,她们却并没有显著地因此遭受到更少的敌意或是焦虑情绪。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实验2) 采用了与Crocker et al.(1991,研究1)相同的12种情绪词汇,但却是在综合了全部12种词汇的基础上进行的对结果的报告。在现在的研究中,我们进行了对歧视致拒相比于要求正当性致拒对于情绪的不同意义的检验,并在实验中中区分了抑郁类情绪(抑郁、自轻)、敌意(愤怒、疯狂)、焦虑(恐惧、担忧)。
抑郁等自我取向的情绪与敌意等其他取向的情绪的区分是特别重要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感受到不公正与愤怒的情绪反应是相关的(参见Miller, 2001的评述)。愤怒也是人们感受到成为被歧视对象后的常见情绪反应(Swim, Hyers, Cohen and Ferguson, 2001)。因此,我们可以期望,把被拒绝归咎于歧视的人会与那些把被拒绝归咎于能力缺乏或是一个“怪人”的人同样生气,或是更加生气。一些有关偏见的研究指出了将自我取向的情感与其他取向的情感区分开来的重要性(例如,Devine, Monteith, Zuwerink and Elliot, 1991;Vorauer and Kumhyr, 2001)。举例来说,Vorauer and Kumhyr (2001)发现了,和偏见心理较重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相比于那些和偏见心理较轻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只会经受较严重的自尊相关的负面感觉,而不会经受更严重的其他取向的负面感觉。很重要的一点是,与偏见严重的白人搭档的原住民被试并未发现他们是被歧视的对象。这一研究提示我们,当目标经历过偏见行为,却并未把这些行为归于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把负面行为归咎于个人。总而言之,该实验的目标在于利用与Schmitt and Branscombe (2002a)相同的范式来对Crocker and Major (1989; Major and Crocker, 1993)的折扣价说作一充分检验。
区分内部事因与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