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MULO LANDER的“无名氏”案例
分析家的名字是romulo lander
白人女子，单身未婚，外表颇有吸引力，39岁，大学毕业，与我分析一年有余，每周四次分析（从周一到周四），不是远程的
在上周（周四）最后一次会谈里，就像在其他场合下时有发生的那样，她向我表达了极大的厌恶，因为她觉得我在以权威的身份控制她。
在这一年来的分析里，她的转移始终摆荡于正性和负性之间。有时，她觉得我和蔼可亲、能够理解她，给她温暖，关心她所面对的困难，并因此对我传达爱慕之情。但在另外的时间，她则非常心烦意乱，因为她觉得我不仅无法理解她，而且还想控制她。
她再次感到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对我都是没有用的”，因此我对她也是没有用的。
分析者有时会觉得我满脑子都是些先入为主且不可改变的观念，然后强迫她接受我的思想。
她说我的想法根深蒂固，还说我在自己提供的干预中坚持强调的都是同样的事情。
迫于这样的张力，于是在上周四的这次会谈中，我告诉她说，这样的话我是很难帮助她的，因为她会把我所说的一切都看作是来自一个权威分析家，都看作是对她的强加。
我关心的是尽可能地帮助她认识她自己，我跟她说，她应该知道她并没有困在跟我的分析里，我告诉她，她有权去找其他比我更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分析家。
分析者问我是否觉得困在了跟她的关系里，问我是否想单方面地结束分析。我回答她说，事实上我是可以决定结束分析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会给她推荐或转介别的分析家。
然后在下一次，即本周周一的会谈里，分析者迟到了十分钟左右，而她通常都是很准时的。
她为自己的迟到跟我道歉，并解释说是给她家修理厨房的木工突然到访，她只好在出门前协助他干活，所以迟到了
我跟她说：“修厨房似乎很重要”。
分析者告诉我，修厨房确实对她具有特殊的意味。
厨房的设计充满了奇思妙想，是让她引以为傲的事情。
设计师是她的前男友，也是她的未婚夫，他们在九个月前分手了。
现在木工完成了厨房的装修，而每当她看到厨房的家具，她都会想到自己的未婚夫
说到这里，分析者哭了起来，我在此回应她说：“缺席的在场”
过了一会，她跟我说自己从来都没想过她的未婚夫看不到这完成的厨房，然后她又无奈地加了一句：“这就是生活”
分析者然后说道，她不想把今天的分析时间拿来讲厨房。她觉得自己更想说的是“我们彼此的不理解”，也就是说，她想说说跟我的关系问题，还有上次会谈给她带来的强烈冲击，这几天来她几乎无时无刻不被上次的分析所占据。
她说道，翻过这一页去干其他的事情在我来说肯定是很容易的，她还估计我很平静地度过了周末的假期。但是在她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这个事情一直卡在她脑海里，让她停不下来去想它。它就好像一个固着的念头，导致她产生了巨大的不安。
分析者说，她想要能够澄清一下，在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更主要的是，她想要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没有能力去理解她。
我问她，当她说我不理解她的时候，她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她回答道，她知道我非常清楚有关她的一切事情，而这让她非常苦恼，说我在寻找的都是我已经知道的东西。
现在，分析过了一年，她不清楚我是否还有意愿去探索。她发觉我对所有的事情都形成了一种预设的观念。
就此会谈的这个时候，我分析室里的电话突然响了，答录机自动接听。
于是我把自己用于记录的纸折了一角，用来记录来电内容，以便事后处理
当电话铃不响后，分析者一直保持沉默。我问她在想些什么。她回答说她在想被我折起来的那页纸。
然后她继续沉默，我又问她那页纸让她想到什么。
她认为我在读那张纸上的信息（对我而言，这意味着分析者觉得我不是在关注她）
我跟她说：“我所做的就是记录我们在讨论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然后我问她我做记录是否会影响到她。她告诉我说记录一点也不妨碍到她。
分析者说道：“现在我痴迷于母性的观念，因为我马上就40岁了”，然后她轻声哭了起来
她是如此渴望生一个孩子，以至于她又一次想到了人工授精。她说自己已经想过很多次人工受孕了
假如她找不到丈夫，她就会诉诸于人工授精。接着她又哭起来了
她说如果没有配偶陪在身边，独自去经历从人工授精到分娩的整个过程，肯定是非常艰难的。
她的生物钟告诉她说，她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年纪再大就生不了了
她很想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孩子。
她跟我说，她觉得我对此有着预设的观念。她觉得我知道她并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孩子，她觉得我会告诉她：她是不想生孩子的，但是她的态度是可接受的和好的，因为如果她不生孩子的话，她就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她自己身上，但是那样的话，我肯定会嘲笑她。
她继续说，我会告诉她“我们不应该把孩子扔到这个世界上，不应该去当孩子的供应商”
可是，她的这番话，让我假定自己会跟她说的一切都对她不起作用。
我告诉分析者说，她所需要的是知道，知道她自己是否想要一个孩子，但是她却保护自己免于知道，防止自己知道，因此，她才觉得我会迫使她去相信她刚才说过的那番话。
然后她澄清道：“好吧，我理解，我知道我在决定自己性取向的问题上让你烦心了，你会叫谁来迫使我去明确自己的性取向呢？但是我记得，你们【这里是复数的You】都非常清楚地说过，我们必须接受我们自己的性取向”我问她：你在这里用到的“你们”是指谁呢？
她回答道：“我指的是你，还有乔伊斯麦孤独的讲座，因为她在那里说的和你在文章里写的”。你说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你还在你的文章里写道，一旦我们接纳了自己的性取向，我们就会增进自己的创造性和智识的有效性。关于性取向问题，你还写道，我们必须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作出选择，我们只能选择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异性恋。我可不同意你在这里的观点。我说我可以两者都是。在这点上你曾经告诉过我，实际上只可能选择一种性取向。
分析者继续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如果我处在异性恋的位置上，我会觉得自己也属于同性恋，反之亦然。”
分析者在此沉默了一会，然后继续说道：“真相是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能生育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我想要是我所是。你说我的功能完全靠着‘全或无’的法则，孤注一掷。而我觉得，我仍旧是在解决自己的基本问题：我的生活，我的性取向，还有我想要成为一个母亲的欲望”
分析者继续说了一大堆话：“在我参加麦孤独的公开讲座时，我感到她是在对我讲，好像她就在描述我的生活，我的那些最最隐私的事情。我得去经历自己的现实；我得找到我自己，是我所是。你们【复数】说这会让我受益，但我可不同意，因为这么做的话我就得抱持信念，而我却经不起任何失败了。最近，我就体验过我上次异性恋的恋爱关系的失败。这个失败让我失去了拥有丈夫和孩子的可能。拥有一个孩子，将会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起自己曾经流产过，是跟很久以前的男朋友。当时我并不想要孩子，那会我还没准备好。这些年来，我想要孩子的欲望忽来忽去的。瞧，我给了你一个例子。这就是我感受到的。我得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才能相应地作出行动。我想生孩子，不可能只是为了去满足社会的要求。我想知道。不过，我确信你已经得出了你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你不理解我”。
分析者沉默了一下，又继续说：“每当有人告诉我他们结婚生子了，我都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渴望感,渴望用的是英文的longing，分析者的母语非英语
我问她“憧憬”（英文longing）是什么意思。她说那是一种乡愁的感觉，一种在等待的乡愁。“我无法在这里自由地言说这个，因为你会告诉我说那是我的防御，要么就是我想要实现一个社会性的欲望。在这里，我无法跟你一起进行自由的探索”。
分析者沉默片刻，说：“你看，假如我从根儿上是同性恋，那么我又为何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欲望，想要结婚，想要一个丈夫呢？于是，我就不想听到你的解释，也不想听你说那是我的防御，于是我所做的，就是什么也不跟你说。我不想被你的任何话说服。但是，我得承认，你并没有立刻就试图说服我，不过当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心里给我下了结论。你会说我所说的都是蠢话，而这就是你说服我的企图”。
分析者沉默了一会，然后说她今天的表现不好，她说：“我一直在试探你。我让你经受很多测试，看看你会不会失败，但是在这么做的时候，我却伤害了我自己。因为当我让你经受这些测试的时候，我便发觉它们证明了我的观点，你已经得出了结论，于是我便中了圈套”
分析者中招了，分析家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干预，跟分析者说：“通过这些测试，你便给予了自己以改变”
分析者说道：“我的这些测试证明了你已经给我下了结论”。我问道：“为什么需要测试我呢？”她答道：“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的”。我跟她说，“但你为什么不直接问我呢？”分析者沉默了片刻后说道：“在我先前的分析里【分析者此前曾在国外做过三年的分析】，我认识到向分析家提问并得到一个答案是不可能的”。我所有的试探，都是想知道你实际的诊断是什么”。我问她：“是什么呢？”，她回答说：“我不知道，不过首先我想知道的是你对我的性欲的诊断。但是我得承认，知道这个对我来说太可怕了，听到我自己说这一切让我烦透了，让你去经受这些考验也让我心烦意乱。我听到自己在说，而那声音听起来就如同是我的母亲在说，就好像我变成了我的母亲。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不想变得像她那样”。这个session就停在这里了。
以下是由LANDER叙述的分析者的个人历史情况
分析者的父母在婚姻中生有4个孩子，分析者是其中最小的孩子和唯一的女儿，在她前面有3个哥哥。父母在她3岁时离婚。父亲再婚，然后又生了3个孩子。父亲始终保持着跟两个家庭的联系，并始终承担着他的经济责任。母亲出身卑微，而且带有暴力倾向，常常用皮带抽打她的孩子们，惩罚孩子。母亲怕人，有些社会退缩，而根据分析者的说法，母亲严重伤害了她的所有孩子。分析者说她的母亲“是一个可恶的间谍”，说她在暗中监视着一切。关于父亲，分析者说他是一个旅行推销员，而且从根本上是一个缺席的父亲。她说她的父亲是无法去爱的；他从来不把爱给给予任何人。她确信自己的父亲是不爱她的。分析者只记得小时候唯一有一次，父亲向她表示过一些爱意。这是一段生动的记忆，令人难忘地铭记在她的心间。有一天，父亲看到她流鼻涕，然后跟她说：“姑娘，你得擦擦鼻涕啊”。这个对话的片段于是便烙进了她的记忆，作为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唯一的“爱的证据”。当她想要想起她的父亲曾经是爱她的时候，她就会想起父亲的这句话。除此之外，她都深信她的父亲是不爱她的。父母双方都健在，并且过着各自独立的生活。她与父母都保持着一个有距离的关系，她很少去探望她的父母和手足。但是，她却愿意去看望侄子和侄女，她很爱他们。
分析者是一个十分知性的女人，她曾经独自在几个国家生活过。她受过优良的大学教育，同时有着出色的智力表现。在青春期之后，她开始了一段深度的同性恋爱情，并且开始了性生活，这种同性恋伴侣间的性生活让她获得了一种彻底的性经验，达到高潮的满足。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又跟四个年纪稍大的女人保持性关系，她认为这些女人都拥有一些好的品质。起初，她让她们来诱惑她，满足于自己是被别人所欲望的，满足于自己对她们而言是重要的。在这些年里，直到她36岁为止，她说她都不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女同的可能性。她说那只不过是一场“爱情游戏”，尤其是因为在那几年里她发生了两段强烈的异性恋关系——她爱上了充分的性交和高潮体验。她跟这两个男人都体验到充分的高潮满足，她说自己“被阴茎所吸引”并且开始喜欢阴茎。她还表达了自己能够同时爱上男人和女人。
在她同第一个男人的恋爱关系中，她的男朋友因为移情别恋，在跟她保持了三年关系之后离开了她。在另一段恋爱里，她的男人想要跟她结婚，但因为他是一个伊朗穆斯林，所以必须返回自己的祖国。分析者认为女人在伊朗的地位并不是让她特别满意的，所以她决定不陪未婚夫回国。最近的一次，是她又跟一个男人展开了一段激情的性爱关系。这段关系强烈但转瞬即逝，在她开始找我做分析的三个月前便结束了。在开始分析后，她又以一种迷恋的方式激情地爱上了一个跟她一般大年纪的美丽女子，她对其展开攻势，这是第一个让她能够主动去诱惑和勾搭的女人。这段关系始终保持着主动。她的分析能够帮助她发现她跟这个新伴侣发展“控制关系”的重复倾向，这种“控制”使她俩的关系始终处在破裂的威胁之下。
主诉与转移的建立
分析者先前曾在国外做过三年的分析，而她再次寻求分析的原因，是因为她觉得有些问题，防止了她去保持稳定的恋爱关系。她想走入婚姻，总之是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而且要有同居的可能。在她的个人分析期间，她表现出了一种倾向去建立某种类型的客体关系，在其中她特别关注于别人应该怎么做或者别人应该怎么想。别人在她日常生活里的往返去留都明显带有这种客体关系的特征。就好像是她在控制别人，但她又不是强迫症，而她的控制也不是那种强迫症式的严格的控制。她对这些相遇和错失的相遇有一种奇怪的解读，亦即她的“爱情测试”：“如果她爱我，她就不会像这样离我而去”；“如果她爱我，她当时就会给我打电话”；“如果她爱我，她就会第一个想到我”，诸如此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分析者对客体关系的解读导致她产生了一种要求，亦即要求跟她的爱恋对象进行对质，在这样的客体关系里，她都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把自己置于不被爱的位置。这个问题阻碍了她先前关系的稳定性，而且在转移中又重复于我们的分析。起初，分析者的转移是温暖和正向的，然后，分析者便开始对我迟到几分钟，或者我的钟表快了，或者我的电话响了等这样的事情表达出强烈的愤恨和不满。再后来，分析者又开始抱怨我进行干预和解释的方式。最终，转移发生了一个改变，她开始把我所说的一切都感受为是我对她的强加或是控制她的企图。
合格的倾听者
当这样的转移到达最大强度的时候，我发觉自己便被逼近了墙角。任何我说的话，都被她感受为一种强加。我被看作是一个权威，一个暴君式的分析家。这让我感到不舒服，而我又无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甚至于让我产生了愿意结束这个分析的想法。我觉得自己无法帮助这个分析者，觉得这个分析的情境是无法解决的，我把它称之为一个“分析的僵局”。在我看来，分析的僵局是分析双方都以其自身的无意识机制参与其中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会导致分析的停滞。我让分析者了解她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的分析，如果她希望这么做的话。但是我拒绝接受我自己也想结束分析。让我惊讶的是，在我提出结案讨论和转介分析家的时候，她也拒绝结束我们的分析。因此，在我看来，在无意识隐意的层面上，我们俩人都不愿把分析带向结束。这样的一个洞见给了我很大的帮助，让我决定写下这个个案，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发现了一些我已经知道但却拒绝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被否认的知道。当我理解到一些东西，并由理由就此提供解释的时候，我的分析者会愈发地抵制我的解释，同时指责我是权威和暴君。于是，我便决定停止我的解释，而仅仅卷入对她专注的倾听，只用“悬浮注意”来工作，或是仅仅作出一些非常简短的干预，只让她知道我还在那，我还醒着，我还在专注地听她。分析者没有停止言说。她谈到了很多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通常都会唤起我的解释，但是我却让自己保持沉默。我的烦恼消失了。我渐渐明白，她根本不想听我说话，她想要的是让我不断地去倾听她。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以这样的方式来工作。偶尔，在她就一些主题进行分析工作的时候，她也会问问我的意见，我以简单明确的解释来回应她，其中有些她赞同，有些则反对，但是她不再感到我是在把解释强加于她。这里的重点在于她请求我的干预，这种请求把她摆在了一个接纳的位置上，让她可以听到我要说的东西。当她处在这样一种接纳状态的时候，知道的主体便是她而不是我，我不再被看作是把解释强加给她，因为她能自己权衡我的解释，因为她“知道”。在此期间，我都保持倾听。这不是一个“宣泄疗法”，也不是一个需要“抱持”的心理崩溃的状态，而是一种需要，需要一个合格的倾听者的在场，需要让分析家听到她在修通的东西，需要分析家不去打断她。
阳具他者的残暴
我理解到，在这个特殊的治疗或分析的过程里，困难发生在一种非常特殊的转移被建立的时刻，我曾将其称作“阳具他者的残暴”。我们知道，所有转移都开始于拉康意义上的“假设知道的主体”的建立。分析者寻求分析家的帮助，假设分析家能够减轻她的焦虑和痛苦。这种现象便在转移中给分析家赋予了一种在他者之上的权力或力量，以帮助分析者，这种权力或力量构成了让先前温暖的正性转移得以发生的基础，也即分析者创造了一种跟所爱客体的无意识的关系。负性转移则相反，指的是与“被恨的他者”的无意识联结。在转移中，客体从被爱走向了被恨。但是这个分析者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她既不恨我，也没有感到我对她的恨意。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里的情况不是一个简单的负性转移。因为只有当她感到我在控制她或是欺压她的时候，她才觉得恨我。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现在，发生了什么让我觉察到自己是在控制她呢？这意味着，在转移中，我有权力知道关于她的一切，有权力知道她内在进行的事情，知道她需要什么，知道她应该或不该做什么。她把这个控制性的客体安置在转移中当然是有一个无意识的目的的。我以为，她这么做是为了能够反抗这个客体，也就是说，反抗我在转移中作为对象a的假装背后的那个想象的人物。从她的童年历史来看，我们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个强大且危险的人物，总是用皮带抽打孩子以示惩罚，分析者说她的母亲是一个在暗中窥视一切的“间谍”，也就是说，在分析者建构的幻想中，母亲是一个“知道一切的人”。我认为，分析者在转移中按照这样一个角色，恰恰是为了对抗她，反抗她，为了肯定她自己，也是为了（在虚构中）对母亲获得一个转移的胜利。
我的分析者决不是想要结束她的分析。恰恰相反，她需要的是继续这种控制性的转移关系，以能够便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她的母亲并获得对自身的肯定。她把我说的一切都看作是对她的强加，而我对这种现象的那些解释之所以无效，就是因为我的解释都陷入了这个控制她的客体的位置。我所说的一切都被她体验成是来自于阳具的他者，在这里是阳具的母亲，也就是说，是一个控制性的客体，因此无论我作何解释，只要我在转移中处在这个控制她的客体的位置上，我的解释就是没有效果的，而且甚至会强化她的这种转移，把我看作是一个控制的、残暴的阳具的他者。
悬浮注意
我以为，我面对这个分析僵局的策略还算是幸运的，亦即在维持这个对控制性客体的转移性假装的同时保持沉默。对分析者而言，我继续在转移中作为这个残暴的控制性客体，但是却缄默不语。她没有任何特殊的理由来反对我，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两者曾感到的那种恼火便渐渐被平息了。对我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理解使我改变了自己的分析的立场，同时允许我把自己仅仅置于一个均匀悬浮注意的位置，而不让自己认同于她转移给我的那个客体的假装（残暴的控制的客体）。因而，我便能够同这个分析者维持一种非对称的关系。我曾凭经验以为，在这例分析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被归入我们所谓的“分析的僵局”的概念之下，我们知道，这个僵局并不总是导致分析的终结，因为它是可以被翻转的。
